官員“教父心態”幾時休？

喧囂一時的中國“兩會”今天就要全部結束了。同往年一樣，本屆“兩會”照例是長袖善舞的各級各類官員們的秀場。為著各自的目的，他們紛紛不失時機的抓住機會，極盡表演之能事。因而他們的一言一行，是最吸引眼球的元素，格外受到媒體和輿論的關注。雖然，多年的為官之道與親身經歷深深教育了中國官員，讓他們懂得了，在越來越講究依法治國的今天，尤其是在至少表面上需要體現法制精神和現代政治文明符號的兩會舞臺上，他們應該如何謹小慎微、小心翼翼的應對兩會代表委員、公共媒體和社會輿論。故而，官員們相較平常層出不窮的雷人語言在兩會上少了很多。然而俗話說，“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官員們在謹小慎微的狀態環境下說出來的話，即便少了很多雷人的因子，但字里行間仍然或多或少滲透出他們日常的素質作風品行操守理念道德等等的蛛絲馬跡，讓人們看到并讀懂他們的為官之道與內心世界。　　

不妨隨手舉幾個例子。　　

納入我們視野并且揮之不去的當屬李榮融。這位任上為維護“國資委——壟斷國企”這一利害攸關的既得利益同盟而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不死不已、死而后已的前國資委主任，面對輿論強烈質疑中國壟斷企業利用政策霸占全民資源、而后又在發改委、國資委雙重呵護下肆意盤剝人民以自肥，質疑壟斷企業高管靠政策坐擁暴利卻自高身價公然鯨吞全民資源的理法依據時，居然睜眼瞎話為壟斷高管辯護說：“他們會賺錢啊”。這種欺世盜名的彌天大謊，不啻是把中國13億人都當傻子欺哄，實在讓人瞠目結舌、悲憤莫名又莫能誰何。　　

其次是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先生。這位中國金融壟斷行業的頭號利益代言人，面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社會輿論強烈質疑中國銀行業通過享有政策性高利差和亂收費而獲取暴利并自肥的合理性時，竟然以一種不容爭辯否認的語氣訓斥我們說：“銀行暴利說法過分”。　　

第三位是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先生。面對輿論質疑天價茅臺加劇中國官場奢靡腐敗之風時，這位坐鎮一方、手握政柄的封疆大吏，在鎂光燈和鏡頭前拋出的回應可謂石破天驚。栗先生聲稱：“政府采購茅臺屬市場行為無可非議”。公款吃喝“不能上茅臺酒，我們也不反對。但不上茅臺酒，上一瓶進口的拉菲，會比茅臺酒價格高得多。”栗戰書驚世之言所隱含的言下之意顯然是：不僅公款吃喝理所當然的，而且官員們喝天價茅臺已經夠節約的了。話到了這個份兒上，栗先生已不僅全然忘記了自己一貫標榜的“人民公仆”身份，而且大有挑戰侮辱正義、法制以及公理的基本智商之嫌了。人們不禁要問：莫非官員們公款吃喝是應該的必須的？莫非官員們公款吃喝就一定要喝酒？莫非官員們喝酒非茅臺就一定要是拉菲？莫非……？！　　

第四位是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馬馼女士。面對代表、委員、媒體和輿論一再追問“中國有多少裸官”時，這位主抓中國官員風紀政紀的反腐敗核心人物，居然不慌不忙、一臉輕松、輕描淡寫的說：“恐怕現在還難以拿出統計數據。”馬馼女士一問三不知狀態下的淡定自如不以為意，當真是驚世駭俗，折射出她根本就沒有也不想把她的瀆職失職當一回事。　　

第五位是昨天冒出來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大會發言人、人大外事委主任、前中國外交部長、駐美大使李肇星。有鑒于近年來中國外交日益軟弱無能無所作為，淪為事實上的抗議外交、妥協外交、求和外交、割土外交、讓步外交時，兩會之際民間批評抗議聲討聲浪迄未間斷。李肇星先生竟然大言不慚地教訓我們說：“不能簡單地用‘軟’和‘硬’來界定中國外交。”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不能說中國的官員們不懂說話不知道自己的職責任務所在，他們十分清楚自己到底在說什么、干什么；不能說中國的官員們不懂法、不要法制、拒絕民主。事實上，在“兩會”這種堂而皇的神圣場所，他們念起法制“三字經”來沒有一個不是口沫飛濺口若懸河的。我們尤其不能說中國的官員們智商很低。在中國舉世無雙的獨特政治生態環境下，即便是最低級的科級干部，他們都不是常人，都有其聰明、精明等過人之處，遑論居廟堂之高地位顯赫的省部級高官。但是，在“兩會”的神圣殿堂，在鎂光燈和鏡頭的真實記錄中，面對社會輿情強烈關注、強烈質疑、強烈反對、強烈憤慨的許許多多的人和事，官員們個個居然能夠一臉淡定若無其事地信口雌黃、指鹿為馬、顛倒黑白、自吹自擂、演戲作秀、輕描淡寫、避重就輕、狡辯抵賴和睜眼說瞎話，與其說他們是在公然侮辱和挑戰國人的智商，倒不如說，他們的種種奇談怪論，其實正是他們固有的形象素質、真情真性、為官心態、行為作風、施政理念、道德操守等在不經意間的自然流露。通俗說就是，他們一向習慣了被擁護、被贊成、被吹捧，習慣了一支筆、一句話、一言堂，習慣了謊言、狡辯和掩蓋，習慣了自己無與倫比的話語權和輿論掌控力，習慣了指導民眾和輿論說什么話和如何說話，習慣性地以為自己就是真理和真相的化身，習慣性的以為他說什么就是什么老百姓必須而且只能信什么。因此，即便是在“兩會”這一彰顯中國法治精神和政治民主形式的最高舞臺上，當面對代表、面對委員、面對民眾、面對輿論時，他們依舊以為自己是來做報告的，而不是來報告的；依舊以為自己是來定調的，而不是來聽取的；依舊以為自己是來發指示的，而不是來接受質詢的；依舊以為自己是來聽贊歌的，而不是來直面批評的；依舊以為自己還可以居高臨下頤指氣使，而不必畢恭畢敬戰戰兢兢老老實實俯首貼耳。一句話，他們因為習慣了日常的高高在上唯我獨尊作威作福為所欲為，習慣了把老百姓當智力未開的孩童和傻子隨意欺騙糊弄，以至于當面對最高國家機關組成人員的人大代表們時，他們依然故態復萌我行我素，自覺不自覺的以其一貫不變的不可一世的“教父心態”俯視人民、傲視人民、教育人民、指導人民、訓斥人民。　　

于是，我們終于能夠理解前述五位高官以及更多官員面對兩會代表委員和社會輿論的質疑聲所發表的種種石破天驚的語言了。李榮融先生說中國壟斷企業高管高薪是“因為他們會賺錢”，既是在極力維護呵護“國資委——壟斷企業”這個龐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同時也暴露出他妄想一言九鼎左右輿論控制輿論的“教父心態”。周小川先生所謂“銀行暴利說法過分”的說法，與李榮融先生如出一轍，不必贅述。栗戰書先生說公款吃喝理所當然而且非茅臺即拉菲，既揭露了公款吃喝的無底黑洞，也反映出栗先生對民間強烈反對公款吃喝等腐敗之風不以為意、不以為然的態度，無疑也是一種十足的教民、牧民心態，難見一丁半點公仆的影子。馬馼女士對自己嚴重瀆職失職所表現出的一臉輕松和淡定，既暴露了中紀委、監察部“政治花瓶”的客觀本質，暴露了中國各級各類反貪機構中數以十萬計公務員尸位素餐無所事事毫不作為的客觀事實，暴露了馬馼女士同樣根深蒂固的“教父心態”，那就是：你老百姓關注裸官反對裸官是一回事，我中紀委監察部愛管不管是我的事，我作不作為你們老百姓根本管不著！至于李肇星先生所謂“不能簡單地用‘軟’和‘硬’來界定中國外交”的荒唐言論，則更是一種視外交為自己專長和獨享，愚民不得與聞的傲慢與妄自尊大，是典型的“外交教父”心態主導下的壟斷和獨霸中國外交事務決策權、話語權欲望的自然流露。難怪中國外交屢屢妥協投降丟土失地喪權辱國毫無作為，有由然也。　　

話說回來，嚴格意義上，官員欲當人民教父、好當人民教父也未嘗不可。但前提是，官員們應該夠專業、夠敬業、夠能力、夠水平、夠業績、夠稱職。然而現實是，中國官員們能夠夠得上這些“夠”的，實在是少之又少鳳毛麟角。而他們之所以欲當教父、好當教父，本質上只是他們一貫傲慢霸道、哄瞞欺騙、為所欲為、胡作非為本性的原生態自然流露。這就必然從另一個層面揭示出中國“兩會”的政治本質——純屬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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