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應當回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來　　

——《百名省部級高官貪腐之路》讀后感　　

《中國剪報》今年第16期摘發了《法制日報.法制周末》2月8日刊載的《百名省部級高官貪腐之路》一文。在網上搜得全文附后。我們就此發點議論。　　

      1、三十年改革實踐證明了什么？　　

實踐有階級性，真理有階級性，實踐結果的評判有階級性，沒有什么超階級的真理檢驗標準。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的真理，當年有人打著抽象“檢驗”的旗號，用資產階級的真理論否定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無產階級真理和實踐，代之以走資派的理論與實踐。理論上是荒謬的，實踐上是失敗的。現在老百姓日益看清楚了。毛澤東時期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堅持公有制，社教，整風，抓意識形態領域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基本掃除了貪官。一些所謂思想解放的人，打著“撥亂返正”的旗號，恢復資本主義實踐，復活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搞右傾翻案，恢復私有制，恢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鼓吹以私利為核心的積極性，大批馬列主義，大興孔孟之道，返回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之“正”），才導致貪官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局面。一個少有貪官，一個貪官叢生，檢驗結果，是非曲直，不是很清楚嗎？　　

實踐檢驗結果的另一主要方面是經濟，當初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接軌，搞商品輸出的所謂兩頭在外的特區經濟（想重復四小龍的資本主義殖民道路），結果不過是內地財富、內地勞動力向特區的無償轉移。這種有資源，有勞動力的內地不發展，大搬家到特區畸形發展，是違背經濟常識的（從未見陳云等表態支持）。它造成人為旳空前的交通緊張（應當叫交通大動亂）和交通資源、勞動力的空前勞頓和浪費，對農民工等勞動力的大掠奪。這是對生產力的大破壞。　　

鄧小平死后，朱镕基后期，溫家寶總理時期，先后提出了振興中西部、振興東北等正確口號，經濟發展才有所好轉。這是向毛主席在大躍進中就已明確的兩條腿走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正確指導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復歸而取得的進步。所以，近幾年經濟上某些方面的好轉，不是所謂改革開放的成就，而是毛澤東思想的成就。　　

鄧小平、所謂改革派們，評價經濟成果的錯誤觀點之一是見物不見人，說什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完全是錯誤的。　　

馬列主義應當如何看待生產力中人和物兩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毛主席當年對“四個第一”的批示就明確了這一點。人的因素第一，勞動者才是第一生產力。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目標就是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束縛，解放勞動者（第一的生產力）。這種解放有活生生的事實作證：勞動者三結合進革委會掌權，工人與干部工資基本平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干部參加勞動，五七指示，斗批改，都是為了縮小和消滅三大差別，實現勞動者（第一生產力）的解放。　　

單純把物的增加當作生產力的解放，這是混淆視聽的資產階級理論。追求物的增長不僅社會主義者，而且一切剝削階級也是需要的。但他們的生產目的不同，社會主義者是為了最大限度滿足勞動者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剝削階級是要從物的增長中更多掠奪勞動者的剩余價值。這種物的增長必是增加勞動時間、加大勞動強度等等資產階級法權壓迫、剝削的結果，而不是勞動者（第一生產力）解放的表現。　　

這些年勞動者創造的財富某些方面、一定程度是增加了，但很多是在重新淪為雇傭奴隸的條件下（私有制的非主人地位，靠買賣勞動力生存，受資本主義競爭關系束縛，就業、工資毫無保障等等）創造的。這些難道是對生產力（首先是勞動者）的解放？　　

人大權力機關，政府機關，各種管理機構中工人、農民參加管理，參加監督的比例越來越小，工農與管理者的工資差距日益擴大，貪官是不合法的剝削者，高薪管理者是合法的剝削者，勞動者處在雙重剝削的重壓之下，何談解放？　　

2、現在的反貪與毛澤東時期反貪有著本質的區別。　　

毛澤東時期的反貪是在反剝削基礎上的反貪 （反瀆職），剝削階級統治者反貪只是為了鞏固剝削制度（不反剝削）。現在的宣傳機器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反貪與封建社會的反貪混為一談，電視劇號召人們向封建皇帝（如朱元璋，宣傳朱元璋如何從老百姓利益出發反貪）、封建官僚學習，根本不提他們維護剝削統治的本質，對沒有馬列理論武裝的一般觀眾進行誤導。現在的反貪也是維護資本剝削的反貪。　　

     3、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決定一切。 　　

現在反貪為什么反貪成效很小，越反越多。原因是一方面反貪，另一方面卻堅持著產生貪污的理論、路線和政策。這就是好比自己提著頭發想離開地球，永遠無法實現。貪污從政治上、法律上講是一種瀆職行為，深刻地講，有其思想根源、經濟根源。毛澤東時期經常抓斗私批修，教育干部一切為人民服務，不斷地肅清貪污的思想根源；經濟上嚴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組織上經常整風，極大消除了貪污的思想根源、經濟根源。　　

而所謂改革開放以后，理論上宣傳一切關心個人利益基礎上的積極性。經濟政策的核心就是一個私字：恢復私有制，大樹迎合和保護私有觀念的典型（如小港村）。經濟上擴大差別，擴大資產階級法權。這都是有意無意教育人們私字掛帥，一切為了個人利益。當年維護公有，不熱衷于私有化就是思想不解放，鼓吹為私積極性，就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才能提拔，才能當官，為官貪者怎么會不越來越多？　　

附錄：　　

百名省部級高官貪腐之路　　

　2012年02月08日　09:56　　

作者：田國良　　

來源：法治周末　　

2012年是中央制定的反腐敗"五年規劃"的收官之年。在這一年初始，回望25年來的100起省部級以上高官腐敗案，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總結案件特征，剖析制度弊端，為未來的反腐敗工作提供借鑒。　　

法治周末特約撰稿 田國良　　

2012年，是中央制定的反腐敗“五年規劃”———《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實施的最后一年。今年1月8日至11日，召開了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評估“五年規劃”的成果，部署中央反腐敗的新戰略，是此次全會的主要議題。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腐敗與反腐敗始終是一個熱點問題。30年來，官員腐敗的數量不斷增加，層級不斷提高。據不完全統計，貪腐且受到法律制裁的副省(部)級(含“享受副部級待遇”)以上官員已有百人。　　

腐敗遍及公共權力領域　　

據統計，我國內地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受到法律制裁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分布于除西藏外的其他各省、市、自治區，涉及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部門到司法機關，再到壟斷性國有企業等各個系統，幾乎涵蓋所有公共權力領域。　　

整體看來，經濟發達地區，高官腐敗案發率相對高于欠發達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但也有例外，像廣西、貴州，經濟相對落后，高官腐敗卻并不太落后)；中央企業、銀行金融系統、鐵道系統、公安司法系統以及食品藥品監管部門，高官腐敗案例也相對較多。這表明，誰掌控的公共權力資源多，公共權力運作的空間大，腐敗的幾率就越大。　　

數據表明，腐敗高官開始犯罪時的平均年齡約51歲，最小的36歲，最大的65歲。其中，大多數腐敗高官是在50歲到60歲這個年齡段開始犯罪的。　　

案發前，這些高官都有顯赫頭銜，包括地方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一把手7人、省政協主席5人、省委副書記3人、中央國家機關的部長2人、副部長3人。　　

雖然是副省部級以上的高官犯案，但法律并沒有為他們網開一面。縱觀百名腐敗高官，除3人自殺和外逃，7人待判決外，其余90人的量刑情況是：死刑6人，死緩26人，無期徒刑16人，這三項刑罰約占53%。另有42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涉案金額與日俱增　　

上世紀90年代前期，每年宣判的高官腐敗案件也就是1至2起，個別年份空白，而從1997年開始，逐漸趨上升之勢，2010年達到峰值(12例)。這說明，高官腐敗案例的判決數量在呈逐年上升態勢。　　

不僅如此，高官貪腐的涉案金額也在不斷增加。所選案例中，除7例尚未判決、4例沒有涉案金額記錄或者涉案金額不在計算范圍之內，其余89例共涉案金額約77699萬元，平均每例約873萬元。　　

上世紀80年代2例，1例受賄2萬多元，另1例沒有涉案金額紀錄；上世紀90年代15例，共涉案金額約366萬元，平均每例約24萬元，其中最高涉案金額55萬元；本世紀83例，其中3例沒有涉案金額記錄(或者涉案金額不在計算范圍內)，7例尚未宣判，其余73例，共涉案金額約77331萬元，平均每例約1059萬元，其中最高涉案金額達到19573萬元。　　

腐敗高官常犯十宗罪　　

腐敗高官的犯罪內容大致可歸納為十個方面。　　

具體包括：一，通過幫人辦理各種證件、爭取各種計劃指標而受賄；二，通過工程項目營私舞弊而受賄；三，通過幫助企業解決資金問題而受賄；四，通過土地、房產暗箱操作而受賄；五，幫助公司違規運營而受賄；六，組織人事腐敗，如通過幫助升職、留任、調動工作、就業等而受賄；七，庇護犯罪，如通過庇護經濟犯罪，幫助走私或違規進口，干涉有關案件的辦理，為律師謀利等而受賄；八，貪污挪用公款公物；九，濫用職權，如，支持開設“博彩”項目、支持和縱容違規經營、武斷決策引進項目失敗，造成國家財產嚴重損失等；十，權色交易，如包養情婦、重婚等。　　

河南省原副省長呂德彬是因家庭變故而演變為雇兇殺人，由此成為唯一因普通刑事犯罪，不牽涉權錢交易而被處以死刑的高官。　　

上世紀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期，高官腐敗涉案面相對單一，而且主要局限于經濟領域。當時，商品經濟剛起步，實行價格“雙軌制”，腐敗高官利用計劃內行政審批權，“走后門”、“批條子”，搞“權力尋租”活動。1987年宣判的兩個案例，一個幫人辦理香港單程通行證而受賄；一個為報答“紅顏”而為公司貨物走私開綠燈。上世紀90年代初宣判的兩個案例，一個幫助農民聯系水利工程和辦理采金人員指標而受賄；一個收人錢物后，幫人辦理計劃外運煤手續。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高官腐敗向權力集中、資金密集、利潤豐厚、競爭激烈的經濟領域各個層面延伸，涉及違規貸款、房地產開發、工程建設、股票上市以及產品審批等事項。　　

到了本世紀，高官腐敗的霉菌開始觸及司法、組織人事領域。如麥崇楷、丁鑫發、吳振漢、鄭少東案，都和案件查處有關；韓桂芝、徐國健、侯武杰、王昭耀、荊福生、龐家鈺案，就有“買官賣官”的味道。　　

高官腐敗“窩案”頻發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腐敗高官大都以“個體戶”的形式單干，后來，則開始出現“集體腐敗”，并且，陸續挖出了一系列所謂“窩案”。　　

如1995年王寶森的自殺，同時牽出北京的另外3名高官(陳希同、鐵英、黃紀誠)；海南的3名副省級干部(韋澤芳、辛業江、孟慶平)都是在1996年同時落網；廣西的徐炳松、成克杰案都是在1998年和1999年前后被揭發。　　

本世紀初宣判的沈陽原市長慕綏新案就與馬向東(沈陽市原常務副市長)案糾纏一起，被稱為“慕馬案”。“慕馬案”涉案人員100多人，其中，黨政“一把手”就有17人。　　

與“慕馬案”同時出現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判刑，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福建省原省委副書記石兆彬深陷其中。　　

2005年判刑的韓桂芝，曾多年擔任省委組織部長、省委副書記，后來當了省政協主席，掌控較大的人事任免權。以她為主的“黑龍江買官窩案”，牽扯大小官員百余人，其中副省級干部6人、地廳級干部30多人。　　

2008年宣判的陳良宇，是“上海社保基金窩案”的主角，該案也牽涉國家統計局局長邱曉華和上海的一批官員。　　

腐敗高官的“兩面性”　　

一些腐敗高官往往表現出“兩面性”，在他們的人生歷程和從政旅途，并不全是陰暗面。許多腐敗高官也曾有過陽光的青少年時代。　　

胡長清，1968年3月入伍，第二年就入了黨，很快被提干。　　

陳希同，18歲從四川來北平上大學，解放前夕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剛解放就入了黨。　　

許運鴻，臨上大學前，虔誠地跪在鄉親們門前，含淚立下誓言：日后要是做下對不起鄉親們的事，就戴高帽子游鄉謝罪。　　

慕綏新，身高1.8米，會拉小提琴，當過大學樂隊指揮，清華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工廠，在分配到工廠的應屆大學生中，屬于佼佼者。　　

李嘉廷，作為一個彝族山村孩子，憑著勤奮和毅力，20歲時考上清華大學。　　

一些腐敗高官也曾有過“昔日輝煌”，甚至表現出非凡“才干”。　　

如王寶森，記憶力強。一次，一位中央領導視察北京工作，王寶森跟隨，無論什么數字，張口就能說出來，從不看筆記本，因而受到表揚。　　

陳希同，“文革”前曾任縣委副書記，“文革”后期重新從公社革委副主任干起，后來當了北京市主要領導。1983年3月25日，《人民日報》曾發表新華社記者題為《北京市新市長陳希同》的報道，說“代表們醞釀北京市市長候選人時，對他這幾年在北京市領導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有著深刻的印象”。　　

慕綏新，1997年底擔任沈陽市市長后，領導修建百里環城公路和水上帶狀公園，為市容增色不少。這一年，沈陽市民對政府的滿意率達到94.7%，1999年，沈陽市獲得聯合國頒發的“人居獎”。　　

王昭耀，長時間分管安徽農業和農村工作，我國農業改革的很多做法，像農村稅費改革，都是先在安徽試點，而王昭耀是其積極推動者。2003年3月9日，新華網曾特邀王昭耀就“三農”問題與網友交流。　　

劉志華，曾被海外留學生稱為“明星市長”，他對于中關村科技園區的建立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003年，他擔任北京市抗“非典”總指揮，帶領幾千人七天七夜建成了小湯山定點醫院。　　

耐人尋味的是，一些腐敗高官曾經說了許多“反腐”的話，干了許多“廉潔”的事，甚至贏得“好評”。　　

胡長清在“三講”民意測評時，“優秀”率居然很高，得到了“政治上堅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評語。　　

1997年12月，沈陽市換屆選舉，新當選的市長慕綏新帶領市政府一班人宣誓：“依法從政，廉潔奉公，牢記宗旨，報效人民。”宣誓的話音剛落，人大代表們全體起立，為之歡呼。　　

韓桂芝在會上會下常念反腐倡廉經。她曾任省監察廳副廳長，反腐是她的本職，后來又長期兼任省預防職務犯罪領導小組組長。馬德犯案以后，黑龍江開展“兩風”(黨風和工作作風)建設，2003年5月22日，她到伊春檢查“兩風”建設落實情況，要求吸取“馬德案”教訓。　　

　1990年4月23日　的《人民日報》發表一篇報道：《父母“失”去一個兒子，群眾得到一個公仆———“面疙瘩”區長軼事》，說的是時任上海市黃埔區區長陳良宇，父親讓他幫助索取“文革”期間被沒收的私人房產，他置之度外，母親患膽結石，他無暇探望，經常在區政府食堂以一碗“面疙瘩”打發肚子，為此，群眾送了一個“面疙瘩區長”的外號。　　

許多腐敗高官，時而“天使”，時而“魔鬼”，以假象蒙人，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對上對下，兩幅面孔。　　

部分官員信奉神靈　　

一些腐敗高官不信馬列信菩薩，妄想有神靈護佑，事情就不會敗露。　　

叢福奎就比較典型，為了“謀官位、保健康、保平安”，他皈依佛門，取法號“妙全”，四處求神拜佛，每月初一、十五、他都要燒香、念經，他把個人命運和政治前途完全寄托于“大師”的預測和“老佛爺”的恩典。　　

韓桂芝也喜歡燒香禮佛。她隱隱覺得，自己輝煌騰達，應該有佛祖的庇佑。她曾經在家里特意騰出一個房間，專門設計了佛龕，供奉泥、瓷、金三種佛像。哈爾濱有個最大的寺院，叫極樂寺，是她常去的地方。她還經常借出差、開會的機會，朝拜名剎古廟。她曾經給普陀山寺院捐了一筆善款。在北京被審查期間，她還常常對著墻壁祈禱：“佛啊，你為什么不保佑我！”　　

宋晨光也迷信“風水師”、“氣功大師”，遇到官場事務，甚至靠算卦提供依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次，一位中央高級領導入住宜春錦繡山莊，退房后，宋晨光立即命令把守房間，不得整理，不準任何人進入。隨即，他匆匆趕到，入住該房，直至次日出門。后來他吐露心跡：“我要沾沾官氣。”　　

在選拔領導干部時，大家總是希望德才兼備，但“德”是無形的，只是反映在一個領導干部的內心世界和言行之中，無法像智商鑒定一樣去測量。　　

很少有人承認自己“缺德”，而且，在許多公開場合，一些腐敗高官十有八九都要表現出自己的“道德高尚”。但是，在一些私密場合，在利益誘惑之下，在關鍵時刻，那些品行品性品格低下者往往容易露出“馬腳”。這種“馬腳”，最容易被周圍人群所識破，而不太容易被上級組織，特別是上級領導所察覺。上級領導看到的往往是其“冠冕堂皇”的一面，甚至被其“伶俐”、“可靠”、“能辦事”、“得心應手”等因素迷蒙了視線。　　

因此，衡量領導干部的“德行”，要多聽廣大群眾的呼聲，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提拔領導干部，應加大群眾的“權重”。什么時候，領導干部的升遷，不是上級領導說了算，而群眾有了更多的話語權，缺德的官員才能被剔除。　　

干部選任制度存在弊端　　

由于“火箭式”提拔，致使少數缺“德”官員“少年得志”，甚至狂妄自大，最終走上犯罪道路。　　

所選案例中，開始任副省部級職務年齡可考者93例，其中最小的39歲，開始任職時不到50歲的35例，約占38%。可見，有相當部分的腐敗高官，在比較年輕時，就走上了較高領導崗位。　　

陳良宇，34歲時才入黨，但是從普通非黨工人到正局級領導職務，不到6年，然后，從正局級再晉升上海市委副書記，也只有6年。　　

杜世成，24歲就當上了縣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32歲擔任縣委書記，不到40歲擔任煙臺市市長，是當時14個沿海開放城市最年輕的市長。　　

孫瑜，1991年9月，還是鎮黨委書記兼鎮長，到1998年1月，就當上了自治區副主席，其間僅僅7年。　　

如陳良宇，從政前期，給人的整體印象還算“低調”，隨著職位的突飛猛進，成為“一方諸侯”后，其“張揚”的一面就逐漸顯露。　　

杜世成，擔任青島市市委書記時，唑唑逼人，曾在大會公開揚言：“你要不聽我的，我就治你。”　　

因此，要盡可能避免“火箭”式提拔，應按照正常程序，遵循干部成長規律，使干部一步一個腳印，一個臺階，腳踏實地，穩步前進。　　

“帶病”提拔干部也是長期存在的體制性問題。　　

分析這百名貪腐高官，開始作案時間可考者91例，其中53例(約占58%)是邊腐敗邊提拔；43例(約占47%)在擔任副省部級職務之前就開始了犯罪。　　

不少學者指出，邊腐敗邊提拔，暴露了我們選拔官員制度的軟肋，其中的關鍵問題是沒有公開透明的程序，缺乏正確的政績評價機制，不僅沒有競爭，而且往往是一把手說了算。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缺失，使得那些腐敗的官員能夠輕而易舉地將巨額來路不明的財產隱瞞起來。　　

因此，對于即將離任或新任的領導干部，其離任審查、審計和個人財產報告事項的核實和信息的公示應該作為重中之重，更加嚴格。這樣，作為“終極反腐”手段，盡量把好最后一道關。　　

我們的體制設計，使“一把手”，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權力很大，有些失控，容易形成“獨立王國”，同時，對“一把手”的監督相對較弱，往往是下級不敢監督，上級無法監督，或者說，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頂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頂不住。　　

有人曾形容：“王書記(時任阜陽市委書記的王懷忠)一聲吼，阜陽1.8萬平方公里土地也要抖三抖；王書記點了頭，事情就好辦；王書記拍了板，就沒有了不同意見；傳說某人和王書記有關系，就被人刮目相看；任用干部，王書記說誰就是誰。”　　

宋晨光在江西省宜春市主政6年，絕對把控人事權，他曾留下這樣的名言：“什么是市委，市委就是我，我就是市委。”其飛揚跋扈可見一斑。　　

慕綏新擔任沈陽市市長時，大家公認他是“黨內個體戶”。他對下級，稍不如意就大聲訓斥：“你他媽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　　

對于“一把手”，一要分權，二要制衡。有學者建議，在黨內將決策、執行、監督三權分給不同部門行使，黨代會決策，黨委執行，紀委監督，這不失為一條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思路。　　

目前，紀委由于受同級黨委(包括黨委書記)的領導和牽制過多，難以有效行使監督職責。因此，應該賦予紀委獨立行使監督職責的權力，讓紀委直接對上級和同級黨代會負責。　　

(作者系中央黨校出版社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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