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成賊?豈有此理!
杜清春
作者按:
古往今來,無論中外,人們普遍崇仰愛國者,全盤認同認同愛國主義,從來沒有人對愛國者、愛國主義提出任何異議。然而,當代中國卻有一些“精英人士”跳將出來,針對愛國者和愛國主義發表了許多奇談怪論。他們制造了一個于情于理都荒唐至極的詞匯“愛國賊”大肆攻擊愛國者,又搜羅、炮制了許多“名言”(見附錄一)來質疑愛國主義。
這些謬說怪談本不值一駁,每一露頭便痛遭駁斥。然而,筆者還沒見到誰系統地對其加以批判。于是草成此文,揭發其誤,以正視聽。
近來挑戰國人底線、詆毀愛國者、愛國主義的言論屢見不鮮,這對初入社會、涉世不深的青年人乃至辨別能力不強的國民會造成諸多誤導。為此,我們有必要與那些虛妄之說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這是拋磚引玉之作,希望能有更多正面宣揚愛國主義的好作品問世,以便有力地打擊無恥文人的囂張氣焰,在社會上營造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
一
愛國,是一個人自發的、最起碼的而又無比神圣的情感。其實,愛國本是一個公民應具備的最基本品質,本是一種無可回避的義務。當然,那些出民水火、在危難之際挺身能而出抗擊頑敵、功勛卓著的愛國者——他們一般被冠以“民族英雄”之尊號——往往會成為世人崇仰、思慕、極力謳歌的對象。
是的,那些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總是活在無涯過客的心目之中。古希臘的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埃及阿尤布王朝開 國之 君薩拉丁、法國的圣女貞德都是在世人中間享有崇高威望的偉大人物。
而在我們中國,更是人杰輩出。屈原、祖逖、岳飛、文天祥、戚繼光、鄭成功、鄧世昌、張自忠、楊靖宇……不計其數的前輩英烈以其不朽業績而彪炳史冊,實為民族之棟梁,實為真正之精英,實為萬世之楷模。
作為不畏犧牲的勇敢者,作為愛國精神的最完美詮釋者,作為才德智兼備的理想人物,民族英雄們總是被塑成金身,被請上神壇,接受萬民的膜拜。雖然每個民族在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各領域的發展情況都是迥然有別的,但是他們對本民族英雄人物的態度是驚人一致的——盡管他們也深知自己奉若神明的偶像并非完人。
然而,在據稱富于特色的當今中國,民族英雄則備受非議——要知道,古往今來,極力非難民族英雄的事情只有在當今的盛世中國才發生過。如今,從屈原到鄭成功,從岳飛到史可法,從文天祥到林則徐都受到了來自“精英” ”(在此特指知識精英,即那些居于要津的“專家”“教授”,語出驚人、無視眾生、敢于顛覆傳統是他們的特征——筆者注)們的強烈質疑。
據這些“精英”們說,他們雖然一心“精忠報國“,到頭來保護的卻只是反動統治者的利益。這些“專家”又會論證:那些為國捐軀的志士們的出現減緩了民族融合的進程,是逆歷史潮流而動者。當然,更有甚者,一些“學者”認為其中許多原本毫無爭議的正面人物(岳飛、文天祥等)所進行的不過是“兄弟鬩墻”的無謂戰爭,他們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民族英雄。
與此同時,那些素來惡名昭彰、被眾口一詞指為漢奸的人物卻贏得了這些“飽學之士”的青睞。依其所言,秦檜是一代英明睿智、果決敢當的政治家,洪承疇乃順天應民、功勛卓著的一代豪杰,李鴻章為忍辱負重、勵精圖治的國之棟梁,汪精衛亦是曲線救國、締造和平的風云人物。依其所言,諸多早有定論的反面人物不但不是應該被釘在恥辱柱上的民族罪人,反而是德望過人、濟國利民、獨具個人魅力的真英雄。
總之,在當今那些精英之士那里,傳統視野中的民族英雄業已化身為不夠明智、不識時務、不足為訓的死硬分子,而被天下人唾罵已久的賣國巨奸則被戴上了耀眼的光環,甚至可能取代那些民族英雄而被捧上神壇。
二
當然,那些可愛的精英絕不僅僅是貶抑傳統意義上的民族英雄、抬高千夫所指的漢奸分子,他們還拋出了諸多“理論”來闡述自己對愛國、愛國主義和愛國者的理解。
也許對于愛國這份來自人民內心深處的最自然情感無法進行有力的攻擊,于是他們就對愛國主義和愛國者展開了攻勢,真是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請看他們所認同的的關于愛國主義的言論吧: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塞繆爾•約翰遜);愛國主義就是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和被殺(羅素);愛國主義,一堆隨時可以被野心家所點燃,來照亮他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布羅斯•皮爾斯);我們愛的是為人民謀福利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作犧牲的國家(陳獨秀);有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王朔)。那些沒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愛國的,他們可以為少數而犧牲多數,他們熱愛祖墳的泥土,但是他們對于可以使他們的肉體生機勃勃的精神卻無動于衷,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里的蛆(亨利•大衛•梭羅)。
類似言論還有很多,據說都是出自名人(甚至偉人)之口,看似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既然愛國主義已被全盤否定,那么鼓吹乃至踐行愛國主義思想的愛國者們就更難逃于被口誅筆伐之厄運了。如今,“精英”們已然對那些試圖全面維護民族利益、主張與國際霸權主義勢力作斗爭的那部分國人下了判決書,稱他們是“愛國賊”。他們還煞有介事地給“愛國賊”下了定義:“愛國賊”是指打著愛國旗號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人。
他們精心炮制出這樣一個橫空出世的概念,試圖以此為利器打壓一切愛國人士。
精英人士要么引經據典,要么自話自說,對愛國主義和愛國者做出了符合己意的評判,看來似乎還頗具說服力,不由得人不信服。
可是,筆者對那些“高人”的論斷還是持有保留意見。竊以為,其“高論”似是而非,漏洞百出的,其實是難于立足的。
三
筆者以為,無論是那些讓人莫名其妙的言論,還是那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概念,都是經受不住推敲的。如果我們靜下心來對其進行一番審視,不難發現其荒誕離奇之處。
先就那些非議愛國主義的言論來說,它們雖然好像很有說服力,且據說出自先賢明哲之口,貌似很權威,然而著實是不足以服眾的。
畢竟,那些人在提供這些“名言”時,并沒有告訴讀者其出籠背景,并沒有告訴讀者其確切出處,并沒有告訴讀者其具體所指。為此,我們完全可以對其提出質疑。
首先,這些高論的出處就很令人生疑。
在筆者的印象中,這些精英之士有一大特長——那就是特別善于“發明”。據說,他們已經“發明”了歷史,已經“發明”了真相,甚至已經“發明”了真理。當然,筆者對他們并不感冒,對他們的“發明”也往往一笑置之。
然而,在面對這些以愛國主義為話題的“名言”時,筆者卻沒有等閑視之。筆者很是訝異:那些享有盛名的哲人、作家、學者怎么會發出如此雷人的話語,難道他們當真說過這些話?
于是,筆者在網絡上進行了一番查詢。當然,查詢的結果卻很讓人失望。
筆者初步認定:除極個別以為,這些名言免不了又是精英們的杰作,是他們的重大“發明”。
在上述諸多名言之中,筆者只發現陳獨秀那段話還有出處(發表于1919年6月8日《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見附文),而余者皆查無實據。當然,就是陳獨秀那段話也有可商榷之處,下文將述及。
真不曉得,那些精英為什么要托名他人來推銷自己的“名言”呢?
其實,真理是最樸素的,不須一定出自大人物之口。同時,大人物說出的話也不見得就是真理。
其實,真理是最樸素的,不須一定出自大人物之口。同時,大人物說出的話也不見得就是真理。
如果你們底氣十足,所講道理顛撲不破,又為什么一定要借用名人、哲人、偉人來做包裝呢?
其次,不排除這些“傳話者”牽強附會、斷章取義的可能性。
先生們在列出這些名言的時候,并沒有將原文全篇呈現或將相關的段落摘出來供讀者參考。其實,就算這些話并非偽托,因為沒有特定語境,我們也難以知曉作者的本意。
也許,“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這句話確為塞繆爾•約翰遜所言。但是,約翰遜為什么要說這句話呢?他批判的鋒芒指向了哪里呢?他是在指責愛國主義本身,還是在指責那些盜用愛國主義之名為自己謀私利的政客呢?如果我們不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之內進行分析,確實難以作出明確的判斷。事實上,如果我們在沒有看到原文全篇的情況下就依個別字句下結論大肆批判愛國主義,那么絕對是武斷且缺乏說服力的。
然后,再談一下陳獨秀的那段話——這是本人在眾多“名言”中找到了出處的唯一一例。
如果孤立地看,我們可以認定陳獨秀是堅決反對愛國的。
但是,這段話有被移花接木地嫌疑。我們閱讀原文之后就會發現, “惡國家甚于無國家”這一句始終沒有出現。本人懷疑,這是有人根據個人意愿強行加上去的。
如果閱讀原著,從最后一段往前看,我們可以讀到如下字句:“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這時我們會發現,陳獨秀本人似乎并不反對國人愛國。
再向上看,我們還會讀到這樣的句子:“若防備政府利用國家主義和國民的愛國心,去壓迫別國人,簡直是說夢話。”“我們中國現在不但不能壓迫別人,已經被別人壓迫得幾乎沒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壓迫別人,以為抵抗壓迫自謀生存而愛國,無論什么思想高遠的人,也未必反對。”在這里,我們可以發現——其實陳獨秀絕不反對愛國,在他看來在處于半殖民地狀態下的中國提倡愛國是天經地義的,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片面相信那段“名言”,我們認定陳獨秀堅決反對國人愛國;如果我們通讀全篇,卻發現事實上恰恰相反。
“傳話者”對原文做了手腳,又依己意做了取舍,其實早已曲解了作者的本意。
摘抄杰出人物的只言片語而后又借題發揮對愛國、愛國主義說三道四,這種做法是絕對不地道的!
不惟出處可疑,不惟斷章取義,精英們的這些“高論 ”打擊愛國人士本來就是非常荒唐的。下面,本人要就此發表一番自己的見解。
四
對于那些專門用于攻擊愛國人士而又貌似雄辯的“名言”,本人唯冷笑而已,并不以為然。
在此,筆者要強調兩點:其一,精英們傳揚的部分“高論 ”本身就很有問題;其二,一些話有些道理,但被精英曲解了愿意。
“愛國主義就是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和被殺”,據那些高人說,這是杰的學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特蘭•羅素說過的至理名言。
對此筆者頗覺可疑,因為提供者并沒有告訴我們確切出處,且一代哲人也不會發表如此淺薄而武斷的言論。
首先,這個句子就有語病。“愛國主義”一般被視為一種態度或感情,從從詞性上看是名詞,如果把它與“殺人和被殺”搭配起來,是不符合邏輯的。就這個句子來說,主語應該是一個動詞或動詞性詞組,若說“愛國就是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和被殺”還通,若說“踐行愛國主義就是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和被殺”也可。
此外,難道踐行愛國主義就一定意味著大量人員死于非命?將愛國主義等同于“殺人和被殺”,從邏輯上來看恐怕是非常荒唐的。
如果沒有任何語境提示,我們可以說這個認識是非常狹隘、片面的。我們可以說,愛國的內涵是很廣的,盡職盡責、救死扶傷、遵紀守法、扶危濟困等等都可被視為愛國之舉,難道有如上行為就一定導致人員的傷亡嗎?
就這句“名言”來說,無論從語法角度還是從邏輯關系上來看,都十分欠妥——本人如此定論。
“有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據說此語乃由當代文學名家王朔親口傳出。
本人粗略查閱過王朔語錄,并沒有發現這句話,感覺其出處也是可疑的。
其實,這句話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
我們知道,“法西斯”來自拉丁語(fasces ),本義為“束棒”, 在古羅馬是權力和威信的標志,曾被墨索里尼用于命名自己的反動政黨。而“軍國主義”倒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日文詞匯,我們今天也把日本近現代力主推行侵略擴張政策的反面人物稱為“軍國主義者”。如此說來,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有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軍國主義者,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或“有這么一群人,在意大利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
當然,在邏輯上這句話則是混蛋透頂!居然有人說出這話,實在是令人憤慨!
意大利的法西斯組織、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德國的納粹分子都做了什么,周所周知,筆者不再贅述。
為什么把那些中華愛國人士與它們相提并論?難道他們做了與法西斯、軍國主義者、納粹分子一樣,都是十惡不赦的匪徒?
在我們中國,就百年之內而言——可曾有過“愛國者”走出國門開疆拓土?可曾有過“愛國者”到國外大肆組建集中營?可曾有過“愛國者”對異國人士展開種族滅絕?可曾有過“愛國者”到強占的土地上去搞活體細菌試驗?
志在報國的本國的熱血青年竟然被誣為法西斯分子,不知其中是否保藏有禍心。居然有人說出這話,實在是令人憤慨!
“那些沒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愛國的,他們可以為少數而犧牲多數,他們熱愛祖墳的泥土,但是他們對于可以使他們的肉體生機勃勃的精神卻無動于衷,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里的蛆。”這句話充滿了戾氣,卻鮮見理性的色彩,不過據說卻是由創作了《瓦爾登湖》的19世紀美國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亨利•大衛•梭羅親口說出的警句。
筆者很驚訝,不相信此言會出自那位淡泊名利、著述宏富的名學者之口,于是便查閱了許多相關材料。
結果,筆者根本就沒有在梭羅那里發現這句“名言”的確切出處,就是在《 論公民的不服從》這篇政論文也沒見到這句話。
其實,這句話與梭羅的行文風格就相去甚遠。
“善良是唯一永遠不會失敗的投資。”
“愛就是試圖去將夢中的世界變為現實。”
“充滿自信地追求你的夢想!去過你夢想中的生活。當你讓自己的生活變得簡單,宇宙的法則也會變得簡單。”
這才是梭羅所傳授給世人的箴言,清新、雅致、雋永,既飽含熱情又富于思辨色彩。
“風格就是其本人 ”,本人絕不相信修養良好、思維縝密的大學者梭羅能講出“他們熱愛祖墳的土…… 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里的蛆”這樣近于歇斯底里、帶有明顯罵街性質的惡言惡語。
不只是來路可疑,就是從內容上分析,這句話也是非常荒謬的。
那些愛國者“可以為少數而犧牲多數”?此理實在不通,我們知道真正的愛國者都是通過犧牲自己來為國為民謀福利的。
當然,如此評價賣國者倒還是是千真萬確的。 我們知道,那些賣國賊都是出賣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來為自己謀私利的。
那些愛國者“熱愛祖墳的泥土,但是他們對于可以使他們的肉體生機勃勃的精神卻無動于衷”?因為缺乏具體語境,這段文字有些讓人有些不知所云。但筆者以為,貶愛國者熱愛祖國的土地為“熱愛祖墳的泥土”純屬無知之極。我們知道,土地絕不僅僅是可以埋葬先人,還可以用來耕種,用來為我們提供安居之所。
至于說“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里的蛆”,筆者實在不愿多加評價,因為只要還有一些修養的話,沒有人會如此破口大罵。筆者只想說:愛國主義是一種發自內心的、人人都應具備的崇高情感,曾經在歷史上發揮過重大的進步作用,是不容淺薄之徒妄加評議的。對于愛國主義,筆者在下文還要加以論述。
“愛國主義,一堆隨時可以被野心家所點燃,來照亮他名字的易燃垃圾。”
這句話據說是由美國人安布羅斯•皮爾斯所說。皮爾斯(又譯“比爾斯”)何許人也?乃是上個世紀著名的美國記者兼作家,以《魔鬼辭典》為其代表作。
皮爾斯行文風格如何呢?我們不妨閱讀一番《魔鬼辭典》中的句子:
道歉——為將來的再次冒犯打下伏筆。
幸福——想到別人的悲慘遭遇就涌上心頭的愉快感。
想象——一座貯藏事實的倉庫,為詩人和騙子共同擁有。
犯錯誤——相信我反對的觀點,做我反對的事。
贊美——一種智慧的迷霧,它把自己籠罩的對象擴大化了。
由上述句子,我們可以對皮爾斯的文風窺知一斑。其筆觸有些刻薄,而又不乏機智;有些尖酸,而又不失幽默;有些偏激,而又不無理性。讀過之后,在我們也許會有一陣酸楚油然而生,也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也許會有所領悟。
相較而言,“愛國主義”一句就顯得索然無味。在這句話里,除了赤裸裸的謾罵以外看不到任何機智、幽默、理性的因素,與《魔鬼辭典》中的那些句子在境界、品位、層次上相去甚遠。
除了風格上不一致以外,筆者也沒有發現皮爾斯曾經如是評議的確切證據,于是認定此言為他人托名,不足憑信。
不惟來歷可疑,如果從邏輯上講,此言怕也難以自圓其說。
說愛國主義是垃圾,本為無稽之談,一笑置之可也。
至于說愛國主義“易燃”,更是有失偏頗。筆者以為,至少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愛國主義熱情未必是容易點燃的。就近代中國來說,愛國志士們前仆后繼,甚至為改變中華落后面貌而不惜拋灑一腔熱血,可是華老栓、阿Q、九斤老太們(他們在國民中占絕大多數)的愛國熱情被點燃了嗎? 魯迅 先生說,那時的愛國者在犧牲前曾被看客們團團包圍,而其鮮血又被用來制造人血饅頭。
而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那些精英階層成員中,被點燃得更不是什么愛國主義情緒。我們知道,那時叛國投敵的大小官員、社會名流不計其數,而為首者正是堂堂的國民政府副總裁。此時,高高飄揚的的是寫有“共榮”“和平”等文字的旗幟,上面根本就沒有“愛國”的字樣。
可以說,愛國主義既非垃圾,也不見得易燃。就是野心家,也可能不屑于將其作為工具加以利用。
“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
據說出自塞繆爾•約翰遜的這句話出現頻率較高,而現實中確有人借此來攻擊愛國主義和愛國者。當然,筆者對此是頗不以為然的。
塞繆爾•約翰遜如果確實說過此言,他的用意應當是提醒世人:愛國主義可能被有些政客、野心家或居心不良的人盜用,以便為自己謀私利。
應該說,他的觀點是很有現實意義的。愛國主義如果操縱于某些人人手中,可能會蛻變為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主義。如果我們考察一下二戰時期德、意、日三國,再考察一下當今的美國,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知道,那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是以“保衛祖國”“為民族、國家爭奪生存空間”為名誘騙數以百萬計的平民充當炮灰的。當然,這一情況只出現在傳統意義上的強國,出現在那些致力于奴役外族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
在我們中國,則是中不存在這種情況。正如陳獨秀所說:“我們中國現在不但不能壓迫別人,已經被別人壓迫得幾乎沒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壓迫別人,以為抵抗壓迫自謀生存而愛國,無論什么思想高遠的人,也未必反對。”事實上,近現代乃至當代的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使愛國主義蛻變為沙文主義的土壤。
用這句話來提醒歐美國家民眾提防黷武主義者,應該還是有其現實意義的。但如果誰將其用于攻擊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就只能說他是別有用心了。
另外,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即便是有人曾經盜用愛國主義的名義作惡,也不應成為我們否定、批判、摒棄愛國主義的借口。我們知道,在現實生活中有以親情、友情、愛情之名行詐騙之實的案例并不鮮見。可是,我們是否要以此為由徹底否定且摒棄親情、友情、愛情這些人類最基本的情感呢?
無論如何,愛國主義都是不容詆毀的,都是不容污蔑的,都是不容質疑的。
在我們當今中國,愛國主義傳統仍然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值得我們繼承、宣傳并發揚。
“精英”們炮制出諸如此類的眾多“名言”,借以詆毀愛國者,詆毀愛國主義。這些或托名大家或有據可查的言論看似無懈可擊,其實荒唐透頂,是經受不住推敲的。其中有一些觀點雖也不無道理,卻被那些人斷章取義地用于打壓愛國主義者。其行徑是可鄙的,也應被揭發出來,加以批判。
五
近年來,有一個叫做“愛國賊”的詞匯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世人面前。
據說,“愛國賊”一詞是由現代著名劇作 家陳大悲 先生首先使用的,他的一部獨幕劇就名為《愛國賊》,劇中主角是一個當面斥責某賣國賊無恥行徑的愛國義盜。如今,“精英”們又撿拾起這個原本鮮有人問津的詞匯,自作主張地將其賦予新意,用來指稱那些“打著愛國旗號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人”。而今,諸“精英人士”尤其樂于運用這個詞匯來稱呼那些極力主張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人士,尤其是其中的愛國青年。
其實,如果我們運用現代漢語語法知識對精英們翻出新意的“愛國賊”一詞進行解析,就不難發現其荒唐之所在。
在“精英”的語境中,“愛國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貶義詞。那么,這個字眼能經受得住推敲嗎。
在現代漢語之中,貶義詞可以由貶義成分與貶義成分組合而成(如“奸佞”“諂媚”“兇殘”“魑魅魍魎”等),也可以由貶義成分與中性成分組合而成(如“幫兇”“人渣”“自大”“人面獸心”等),卻難以由貶義成分與褒義成分聯合組成。是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能舉出一個由貶義成分與褒義成分組合成的褒義詞嗎?
就“愛國賊”一詞而言,其構成成分之一“愛國”是偏向褒義的,而另一成分“賊”則是明顯偏向貶義的,如果硬要把二者組合起來要構成一個褒義詞,著實是很荒唐的。畢竟,這完全不合乎漢語語法規范。
在現代漢語詞匯中,也有個別用褒義成分與貶義成分組成新詞的情況,比如“俠盜”、“義妖”等詞語的出現。
當然,這些詞一般都作褒義使用。例如:“俠”指仗義行善鋤強扶弱者,其詞為褒義;“盜”指行竊奪財為非作歹之人,其詞為貶義;而“俠”“盜”聯合構成新詞指身手不凡而又劫富濟貧的羅賓漢式英雄,其詞為褒義。
其實,就 陳大悲 先生的“愛國賊”一詞而言,也是如此。在 陳 先生筆下,那“愛國賊”原本便是一個擁有愛國熱情、富于實干精神、敢于與賣國強盜做殊死斗爭的正面形象。
從語法角度來看, 陳 先生“愛國賊”一詞的使用是準確的,而精英口中的“愛國賊”一詞則很值得商榷。
其實,就是從精英們為“愛國賊”這個詞語所強加的意義來看,其荒謬之處也是不言而喻的。
據說,“愛國賊”就是指那些打著愛國旗號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人,而賣國賊是指那些出賣祖國和人民利益的叛徒。如此說來,則它的內涵就和“賣國賊”非常接近了。
既然也是用來指稱國家和人民的敵人,那么“愛國賊”從本質上說也是賣國賊。從歷史來看,許多臭名昭著的賣國賊也確實是打著“愛國”的幌子來行賣國之實的,秦檜、汪精衛就是其中的典型。
如果依精英下的定義,那秦、汪等傳統意義上的賣國賊就是最典型的“愛國賊”了。
然而,我們卻可以發現這樣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那些精英們在大義凜然地聲討“愛國賊”之時卻從來不曾揭發秦檜、汪精衛諸人。相反,他們還總試圖為這些真正的“愛國賊”翻案。
其實,用于扣帽子的“愛國賊”一詞本無存在之必要,相信其生命力也不會很頑強。
如果對精英們所定義的“愛國賊”這個名詞進行一番解析的話,我們就不難發掘出其荒謬之處。其實,無論是從語法角度來說,還是從內涵上來看,精英話語中的“愛國賊”一詞都是無法立足的,都是不具備說服力的的。
“愛國賊”,一個莫名其妙而又荒誕離奇的偽詞匯。
六
不知何故,部分“精英”人士似乎是以澆滅國人的愛國主義為己任,他們總是嘗試著用最惡毒的話語來詆毀愛國主義。
其實他們這么做是徒勞的——畢竟中華民族擁有良好的愛國主義傳統,國人中的多數都對祖國有著深厚的感情,是不會為宵小之徒所蠱惑的。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我愛這土地》)
在我們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源遠流長,已經滲入國民的血脈之中。古往今來,愛國志士們如潮涌現,在卷帙浩繁的編年史冊中不斷譜寫著不朽華章。
我們知道,屈原、杜甫、陸游這些偉大的文學家胸懷天下,以其如椽巨筆、滿腔赤誠為我們詮釋了愛國的真諦。
我們知道,蒙恬、霍去病、李靖這些杰出的軍事家膽略過人,以雷霆萬鈞之力犁庭掃穴,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我們知道,蘇武、文天祥、夏完淳這些忠貞的志士以身許國,以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氣概,在天地之間譜寫了雄壯的正氣之歌。
愛國主義思想世代傳承,使得民族的凝聚力無比強大;無畏的愛國者們前仆后繼,展現出民族自強不息的靈魂。于是我國始終屹立于世界東方,文明傳承數千載一直沒有中斷。
既然這樣,精英們為什么要拼命污蔑愛國者、詆毀愛國主義呢?
其實,我們應該認識到,那些喪失了愛國立場、為虎作倀的歷史人物絕不會得到好的下場。
秦檜秉持國政,氣焰熏天,卻因為殘害忠良、媚敵賣國而為天下人不齒,終日生活于惶恐之中。他逃脫了壯士施全的正義之劍,卻難逃世間公道,最后因驚嚇過度而一命嗚呼。
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吳三桂等認賊作父、腆顏事敵,為邀寵而肆無忌憚地屠戮同族。可是,最后他們哪個得享善終了呢?非但如此,連他們的子孫也受到株連,性命不保。
汪精衛等一干國府官員無視國人的憤怒聲討,悍然叛國投敵,淪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最后,他們也只能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在歷史上扮演了丑惡而可悲的角色。
失去了愛國立場,就可能走向墮落。而墮落之后,也難逃恢恢之法網。
相較而言,愛國者則往往會因自身功勛及高尚德操而大為受益。生前身后享有盛名不說,他們甚至子孫在現實生活中也經常得到豐厚的酬報——即便是岳飛、于謙這樣蒙冤遇害的民族英雄,他們的子孫也會得到撫恤,甚至在朝居官成為重臣。
以史為鑒,拋開民族大義不談(也許在那些精英的詞典里根本就不收錄“民族大義”這類詞匯),如果僅從個人生死榮辱的角度來看,因失落愛國立場而賣國求榮也是不足取的。
古往今來,無論是何邦何族,沒有不高舉愛國主義大旗以凝聚人心的,沒有不極力表彰愛國者以勉勵同胞見賢思齊的。 愛國,絕對應該是普世價值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內容——如果世間真的有什么“普世價值”的話。
可是,在中國大地上討生活的一些“精英”人士卻發布一些荒誕無稽、令人莫名其妙,而又措辭非常粗鄙的“名言”對愛國主義進行無端攻擊,甚至將愛國人士誣稱為“賊”,大有亟欲除之而后快之意。
其實,這些“名言”或斷章取義,或有悖常理,或邏輯混亂,本來是不值一駁的。
然而,現實中如此言論還有著較大的市場,許多人似乎對這些謬說深信不疑。有鑒于此,筆者撰文斥之以正視聽。
2011年10月20日
附錄一:無厘頭的用于批判愛國主義的“名言”:
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 ---塞繆爾.約翰遜
愛國主義就是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和被殺. ---羅素
愛國主義是超越原則的對地皮的一種專橫的崇拜.---喬治.簡.那森
愛國主義就是讓你確信這個國家比其他所有國家都要出色,只因為你出生在這里.---蕭伯納
愛國主義:一堆隨時可以被野心家所點燃,來照亮他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布羅斯.皮爾斯
當愛國主義涉入認知領域時,應該是一個被扔出門外的混小子.---叔本華
那些沒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愛國的,他們可以為少數而犧牲多數.他們熱愛祖墳的泥土,但是他們對于可以使他們的肉體生機勃勃的精神卻無動于衷.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里的蛆.---亨利.大衛.梭羅
民族主義是我們的亂倫形式,是偶像崇拜,是瘋狂."愛國主義"是我們的迷信崇拜.所謂的"愛國主義"態度將自己的國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義與真理的原則之上.---埃力克.弗羅姆
要讓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要可愛才行.---埃德蒙.伯克
真正的愛國主義不排斥對于其他人愛國主義的理解.---伊麗莎白二世
異議是愛國主義的最高形式.---托馬斯.杰弗遜
有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王朔
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的侵犯.--托馬斯.潘恩
對祖國來說,沒有比對一切都滿意的愛國者更可怕的敵人了.---涅克拉索夫
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國家的權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由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胡適
人權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面子.一個國家如果關起門來都不能維護本國普通公民的權利,他有什么資格在國際舞臺上維護這個國家的權利,它的合法性就會遭到質疑.---張思之
惡國家甚于無國家.我們愛的是為人民謀福利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作犧牲的國家.---陳獨秀
附錄二:陳獨秀的《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
愛國!愛國!這種聲浪,近年以來幾乎吹滿了我們中國的各種社會。就是腐敗官僚野蠻軍人,口頭上也常常掛著愛國的字樣。就是賣國黨也不敢公然說出不必愛國的話。自從山東問題發生,愛國的聲浪更陡然高起十萬八千丈,似乎“愛國”這兩字,竟是天經地義,不容討論的了。
感情和理性,都是人類心靈重要的部分,而且有時兩相沖突。愛國大部分是感情的產物,理性不過占一小部分,有時竟全然不合乎理性(德國和日本的軍人,就是如此)。人類行為,自然是感情沖動的結果。我以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沖動的基礎,那感情才能夠始終熱烈堅固不可搖動。當社會上人人感情熱烈的時候,他們自以為天經地義的盲動,往往失了理性,做出自己不能認識的罪惡(歐戰時法國、英國市民打殺非戰派,就是如此)。這是因為群眾心理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礎,所以群眾的盲動,有時為善,有時也可為惡。因此我要在大家熱心盲從的天經地義之“愛國”聲中,提出理性的討論,問問大家,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若不加以理性的討論,社會上盲從歡呼的愛國,做官的用強力禁止我們愛國,或是下命令勸我們愛國,都不能做我們始終堅持有信仰的行為之動機。
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么。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我們中華民族,自古閉關,獨霸東洋,和歐美日本通商立約以前,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所以愛國思想,在我們普遍的國民根性上,印象十分淺保要想把愛國思想,造成永久的非一時的,和自古列國并立的歐洲民族一樣,恐怕不大容易。
歐洲民族,自古列國并立,國家觀念很深,所以愛國思想成了永久的國民性。近來有一部分思想高遠的人,或是相信個人主義,或是相信世界主義,不但窺破國家是人為的不是自然的,并且眼見耳聞許多對內對外的黑暗罪惡,都是在國家名義之下做出來的。他們既然反對國家,自然不主張愛國的了。在他們眼里看起來,愛國就是害人的別名。所以他們把愛國殺身的志士,都當做迷妄瘋狂。
我們中國人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我們不愛國,和那班思想高遠的人不愛國,絕不是一樣見解。官場阻止國民愛國運動,不用說更和那班思想高遠的人用意不同。我現在雖不能希望我們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的同胞都有高遠思想,我卻不情愿我們同胞長此無教育無知識無團結力。即是相信我們同胞從此有教育有知識有團結力,然后才有資格和各國思想高遠的人共同組織大同世界。
我們中國是貧弱受人壓迫的國家,對內固然造了許多罪惡,“愛國”二字往往可以用做搜刮民財壓迫個人的利器,然后對外一時萬沒有壓迫別人的資格。若防備政府利用國家主義和國民的愛國心,去壓迫別國人,簡直是說夢話。
思想高遠的人反對愛國,乃是可惡野心家利用他壓迫別人。我們中國現在不但不能壓迫別人,已經被別人壓迫得幾乎沒有生存的余地了。并非壓迫別人,以為抵抗壓迫自謀生存而愛國,無論什么思想高遠的人,也未必反對。個人自愛心無論如何發達,只要不傷害他人生存,沒有什么罪惡。
據以上的討論,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
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
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 1919年6月8日 《每周評論》第二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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