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胡德平，您拿啥否定文革
　　
　　針對最近一段時間中國意識形態方面的某些趨向，胡德平在《聯合早報》載文稱，要《堅守住“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內容很多，不一一啰嗦，只想問胡德平先生這樣一個問題，您拿什么否定文革，是靠權力呢，還是以事實為依據？如果是靠您手中的權力，那讓人無話可說，如果是講道理，那不妨跟您商榷一下。
　　
　　想徹底否定文革其實是很簡單的事情，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論依據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只要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判斷的確是錯的，換言之中國并沒有復辟資本主義，那么即便沒有胡德平的強烈主張，文革也就自然而然的被否定了。反之，無論你的嘴多大，你的權力多大，你也否定不了。
　　
　　但愿胡德平先生能夠尊重這個基本事實。退一步說，反毛是你的自由，但否定文革嗎，還是少說為佳，否則徒留笑柄，因為人家毛澤東并沒有錯判，三十年的社會實踐無一不證明，人家的的確確的判斷對了，中國確實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和現實性，黨內也的確有那么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不然胡德平先生又何以能夠如此大張旗鼓的為資本主義唱贊歌呢？
　　
　　人們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不同，這是客觀存在，不同的利益關系和價值取向對文革肯定會有不同的認知和表達，但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作為文革的反對派，你可以反對文革，說文革如果如果不好，畢竟你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你們有什么權力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錯了呢？否則不啻于蔣介石說共產黨替窮人打江山、打土豪分田地是錯誤的。
　　
　　從哲學的角度研究，否定來自于事物自身，而是不是來自外部，比方說人的自我否定，不是由別人強加的，而是個體自覺或不自覺的行為，現在的我對昨天的我產生了懷疑，進而否定之，而不是來自你或者他的否定。打個比方說，我們有權力反對美國在黃海軍演，但我們卻不能說美國政府是錯的，因為美國政府只為自己國家的利益服務，從美國國家的自身利益考慮，美國在黃海軍演絕對是正確的。
　　
　　就筆者的觀點看，要想客觀的評價文革，一是要超越自身的立場，不要帶著私人恩怨和情緒講話。二是要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也就是各說各話，允許有不同的表達。再進一步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雖然是文革的受害者，但必須承認人家是準確的發動了文革，也是準確的把你們打成了走資派。同理，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曾經是文革的受益者，但必須承認文革的確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造成了身心傷害。
　　
　　就從這件事而言，真得敬佩人家茅于軾先生，人家從來不說反右錯了，人家說：“我是準確的被打成了右派，我當時就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謂光明磊落。可笑的是，其余那些人，至今還穿著馬甲，既要資本主義復辟的紅利，又要正人君子的美名，敢情把天下人都當成傻瓜了。最后引用一句劍芒的名言，民主人士當婊子，但不要立牌坊。劍芒雖壞，但壞的可愛，壞的誠實。
　　
　　唯理性反思文革才能避免文革
　　
　　關于文革的爭論，目前正呈燎原之勢在網上鋪開，全面否定派盡管抓住文革中出現的某些負面問題大做文章，卻無法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證明當初否定文革的那份決議是正確的，那份《決議》至今還可以公開查閱，它是這樣給文革定性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對于文革的起因，《決議》主要強調了兩點：一是說大躍進之后共產風浮夸風這些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并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二是說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歸結起來，就是認為毛澤東判斷失誤，一是看走了眼，錯誤的認為黨內潛伏著勢力強大的資產階級派系；二是過分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危險性；三是錯誤的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黨內和國內依然會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這對某些人來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這兩話為筆者所加）。這份《決議》的唯一可取之處是，它沒有把文革歸咎為毛劉的權力之爭，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為后來者客觀評價這份《決議》和通過這項《決議》的那些人留下了回旋的空間。
　　
　　然而經過三十年的沉淀和社會實踐檢驗，越來越多的人，不在認同這份《決議》的觀點和邏輯，因為我們顯然已經發現，文革的發生絕非《決議》分析的那么簡單，它的出現既有深刻的歷史和文化原因，也有復雜的現實和政治原因。從歷史和文化層面分析，第一、幾千年的中國社會，一以貫之的推崇特權和法權思想，尤其是在儒家學說完成了對中國社會生活的掌控之后，特權和法權觀念在中國社會無限制并無限的膨脹，把民權的空間全部擠壓掉了。并不否認，特權和法權是歷史和世界現象，但其他國家遠不像中國這么嚴重，嚴重到不顧民眾死活的程度。古代的中國繁華富庶舉世公認，科技實力也是世界一流，可是由于特權和法權的肆虐，無論科技進步帶來的物質成果還是地緣及資源優勢，并沒有改變民眾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待遇，絕大多數民眾尤其是農民只能勉強糊口。好多年以前，西方人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有高達70%的人，體內缺乏分解肉、奶等長鏈蛋白質分子的酶，這等于在變相的告訴我們，在長達幾千年時間里，中國人由于動物蛋白攝入太少，導致分解動物蛋白的功能退化了，有些人甚至完全消失了，喝完鮮牛奶就鬧肚子。這項研究在政治層面的意義是，古代中國的平民百姓，是不折不扣的“草民”，基本沒有肉食供應。
　　
　　在歐洲歷史上，俄羅斯底層社會受到的盤剝最為苛刻，然而我們卻發現，無論是二月革命還是十月革命，俄國農民普遍不支持甚至反對，所以如此，顯然說明沙俄時代的農民，生活水準很高，故而農民整體缺乏革命的沖動。可悲的是，中國的儒家知識分子們，常常以此作為攻擊中國革命的理由，卻對中國農民當時的生存狀況避而不。中國跟俄羅斯的情況正好相反，產業工人革命的欲望低，但農民革命的欲望強烈，因為農民受到的剝削壓迫較產業工人更為嚴重，當年的《申報》上說，“農民頭上三把刀，租米重、利息高、苛捐雜稅如牛毛。”相比中國農民，沙皇時代的俄國農民，可謂輕搖薄役，那么歐洲其他國家的農民，其經濟和政治待遇，不知要比中國農民好多少倍。這些區別，中國的儒家知識分子，從來沒人提，卻一味的指責革命殘酷。一個村子里，就一家花天酒地，其他人家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不革命才是真正的殘酷，中國革命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有完全的正當性和正義性，不容指責。
　　
　　革命從政治層面講，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從社會學層面剖析，就是反對法權和特權的運動，毫無權力的人起來造反，砸碎封建的法權和特權，推翻法權和特權階層的統治。這個行動天然合理，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主宰的中國社會，法權和特權階層肆無忌憚的虐待底層社會而不知收斂，用暴力剝奪他們的治權不僅僅是合理沖撞、正當防衛，更嚴格的說就是緊急避險。美國憲法上講：人有免于饑餓的權利。中國的特權和法權階層，不給民眾這項權利，那么民眾除了選擇暴力維權，別無他途。劉軍寧說：“從憲法的角度講，任何暴力革命都是非法的”，我們不妨問他一句：如果憲法本身不主張公平呢，比如憲法不許罷工，不允許饑餓的人去超市搶一塊活命的面包，那么劉軍寧先生該如之奈何呢？講接軌，最好全面一點，別有選擇的接軌，否則不是別有用心，就是自以為是其實啥也不是。
　　
　　并不否認，跟世間所有的事物一樣，文革有很多負面東西，但別忘了中國的特殊國情，面對這樣的國情，矯枉則必須過正，不過正，特權和法權階層，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被否定，而從最近三十年的社會實踐看，文革不是左了，是左的還不夠，假如文革能像法國大革命那樣徹底，那樣血雨腥風，就算有些人眷戀特權和法權，想想當年那可怕的后果，也會望而卻步的。世間的公平和正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秀才們在報紙是吵架吵出來的，而是靠流血和犧牲換來的。縱觀西方社會的近代和現代史，說到底就是一部血火交織的階級斗爭史，前人殘忍的殺戮和大面積的死亡，為后人換來了和平共處和階級間理性的妥協。就西方的歷史經驗教訓剖析，1949年，中國只是實現了民族獨立，而中國社會反封建的任務依然艱巨。長個眼睛的就能看懂，今天的中國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現代資本主義，而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被主流學者和主流意識形態描述的美輪美奐的改革，用最準確的語言描述，兩個字就能概括：還俗。
　　
　　回歸到過去的狀態，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世界在前進，人類在進步，包括資本主義體系內的某些國家，都已經或逐漸的在拋棄特權和法權制度，而中國社會卻往回走，一步回到解放前。在這個歷史性的空前的大倒退中，儒家知識分子扮演了最不光彩、最可恥、最卑鄙的角色。面對這樣一個無恥貪婪殘暴到無以復加的知識群體，文革之于中國實在是很有必要，每隔七八年搞一次，可能太頻繁，但每隔三十年搞一次，絕對不會錯。中國的儒家知識分子類似一群豬，記吃不記打，要讓他們徹底長記性，一般的教化手段根本不管用，最正確的辦法就是文革，多打上他們幾次，直到打的他們一想搞特權和法權就會心有余悸為止。用道家的眼光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就是在演繹一出《農夫和蛇》的丑劇，當年曾經被工農同情和保護的右派知識分子，反過手來以后，不是報恩，而是恩將仇報，必欲置工農于死地而后快。俗話說，怕什么來什么，無論哪些人想否定文革，第二次文革照樣不可避免，引爆文革的原因不在文革本身，在于儒家知識分子。
　　
　　第二、世間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和突然的，都有其必然出現的歷史和社會原因，文革也一樣，即便沒有毛澤東，也同樣有人會發動文革，因為歷史已經到了那個節點，這不是以哪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無論有哪些人對此表示反對，至少他要承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特權與文革具有因果關系，特權是因，文革是果。值得可笑的是，最近幾年，儒家知識分子秉持封建地主階級的一貫立場，大肆妖魔化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但要害是，你們能避免周而復始血沃中原的農民起義才算真正的聰明。一個巴掌拍不響，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要想切實避免歷史上王朝更替的悲劇，正確的選擇不是妖魔化農民起義，而是要從自己身上找準原因，從心里放棄法權和特權意識，從觀念里清除毫無人性的儒家思想。辯證的講，妖魔化文革，不但不能防止第二次文革的出現，恰恰相反，只能加快第二次文革發生的步伐。一句話，不能理性的反思文革，就不可能避免文革。
　　
　　海德格爾講：任何事物的發生，至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原因，然而中國儒家知識分子，卻總是把板子打到別人身上，把自己打扮成毫無瑕疵的圣人、完人。但其實，在儒家思想主導中國社會生活的千余年歷史上，儒家也就培養出了兩個道德上的完人，一個是諸葛亮，一個是周恩來，但嚴格的講，諸葛亮是道家為體，儒家為用，至于周恩來，70%還是受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研究儒家思想和儒家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貢獻，實在是乏善可陳，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蓄意制造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它鼓勵縱欲，鼓吹特權社會，鼓吹特權和法權意識，鼓勵殘暴的剝削壓迫，鼓勵肆無忌憚的虐待底層社會和婦女，它蔑視勞動者，詆毀體力勞動，但不從事生產卻坐享其成，它反對技術革命，大搞奴化教育，施行愚民政策，它不愛人民卻強迫人民愛他們，縱觀歷史上的大儒，絕大多數都是奸佞，諸如王莽、蔡京、秦檜，包括東林黨那一班人，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毀掉大明朝的不是嚴嵩，也不是李自成，而是東林黨，在他們誅殺異己獨尊儒術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大明朝的滅亡。崇禎臨上吊前的反思就是對儒家知識分子的控訴：文官各個可殺。東林黨人的子孫，后來都賣身投靠了滿清，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今天的某二代。
　　
　　分析諸子百家，對中國社會貢獻最大的是道家，在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情況下，努力推動著科技革命和技術進步，道家構建起了完整的中醫學理論，在儒家為權利和利益爭斗的你死我活的時候，道家在民間默默的從事著治病救人的善舉，道家創立的軍事理論，國術、經絡理論至今倍受世界推崇，一句話，古代中國的發明創造，幾乎都來自道家。道家跟儒家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道家主張節用，主張和諧、主張科技救國，主張萬物相齊人人平等，主張清心寡欲，正因此，道家培養了數不清的既實用新型又清廉自愛的優秀人物。這不但是道家能被底層民眾熱愛的原因，也是道家被儒家邊緣化卻能昌盛不衰的原因。而儒家給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貢獻又有幾多呢？實在看不出儒家知識分子有什么正面價值，看得見的和讓中國人能體驗到的，是儒家知識分子整人害人的本領實在高強，他們不干正事，身無寸功，所以就靠整人往上爬，或密謀與密室，或策動與朝堂，搖唇鼓舌，咬文嚼字，用別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試問天下，這樣的文化，要其何用，這樣的知識分子，不該批判嗎？
　　
　　筆者不想談論產生文革的現實和政治原因，僅就歷史和文化原因研究，文革沒錯，既然儒家知識分子無力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中國社會和諧與公平的重任，就有絕對的理由讓他們離開權力寶座，如果不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就要強迫他們退出歷史舞臺。今天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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