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5周年的日子頭,大家各抒己見,近年來“陰謀史學”、“顛覆史學”盛行,立場自然各異。然搬運工人也沒閑著,胸有成竹地搬來毛主席的一篇信函,把其中的一句話摘出來,作為標題“蔣介石先生指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 [ 搬運工人 2010-09-05 12:45:49 ]”,搬運公的用意很直白,屬于“陰謀史學”、“顛覆史學”的一種玩法。
但是,搬運公有時候直白得可愛,已經失去理性判斷和分析了。
以信中內容“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分析,應該是自西安事變后,國共合作,一致抗戰開始后,中共派代表出席國民黨六中全會,毛主席給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公介石的賀信。
再進一步閱讀信中內容,基本是這樣的段落:
“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于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于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并施行新階段中之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間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
中心意思只有一個:團結、團結、再團結;抗日、抗日、再抗日。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之后,為團結抗日,共同對敵,是履行了自身的承諾,放下歧見,摒棄前嫌,共同對敵的,借周總理參加國民黨六中全會之機,毛主席給蔣公介石去一封信,表達團結抗日的愿望,鞏固團結抗日的成果,前面說一句客氣話,是對蔣公介石的起碼的禮節和尊重,這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表現出來的以抗日為重,以國家為重的胸懷和度量。難道說你作為抗日同盟者去參加人家的會議,還要寫一封信強調分歧?沒有這樣的邏輯。
草民以為,更深一步的含義,還有把蔣公介石擺在“高處不勝寒”的位置,防止國民黨親日派、投降派在其中破壞,從“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于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等字句可以看出,這種可能性是有的,這種擔心和警惕是必要的。
就拿蔣公介石本人來說,其抗戰的決心是否堅決,其是否真誠與共產黨合作一致對外,是值得關注的。
據秦孝儀所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就在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回到南京,于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于南京與日本川越大使談話:
蔣公介石在回答日本駐華大使川越關于國民黨方面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態度的時候,有如下對話(院長——蔣公介石):
【川 越:近來常見報紙上之記載,謂貴國政府已與中國共產黨妥協,敝國政府對此極為注意,余個人始終相信 院長對共產黨之一貫政策不致變更,蓋張前部長曾迭為余言之也。惟現在各報既有此類記載,究竟現在貴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之關系如何?可否請院長見示。
院 長:敝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之政策,并未有何變更,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都已有明白確實之表示。
川 越:貴國此次三中全會對處置中國共產黨之決議其中附有條件,現聞共產黨已接受,確否?
院 長:余未聞有此消息。
川 越:現在貴國政府仍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確有此項方針否?
院 長:依三中全會之決議,當然不承認中國共產黨,蓋中國共產黨原是土匪。現其性質雖已變更,但敝國政府仍本一貫方針對付之。】
請注意,此事離中日全面開戰的盧溝橋事變僅有4個月時間了,東北全部領土失陷已經六年多了,華北部分領土也已經陷入敵手,西安事變剛過不到半年,蔣公介石的內心還是對共產黨保持“依三中全會之決議,當然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原則,還公開對日本人承諾出來,其“一致對外”、“抗日”的決心可見一斑。
而且,即便在全面抗戰爆發直到汪精衛偽政權成立之時,日本方面一直對蔣公介石存有“拉一把”的用意。根據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約翰•亨特•博伊爾所著,一九七二年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專門有一章“第十四章 ‘為蔣留下的一席盛宴’”,就是指日本人方面的招降計劃,有一道“盛宴”是為蔣公介石準備的。
“(日本)興亞院不斷強調跟重慶實現和解的必要性,這正意味著它為了達到那個目的是不惜犧牲汪的。總之,日本是不會向汪提出最寬大的條件的,那得保留起來,以便將來好跟重慶談判。正如犬養所指出的,跟汪的談判就象舉行一次宴會,但在這個宴會上卻把最精美的菜肴留起來不給已請來的客人(汪)吃,以便為尚未請到的客人(蔣)在將來擺“一席盛宴”時再拿出來”(《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
“汪在報界的支持者早已準備大露一手,為擴大跟重慶的裂隙作出貢獻。上海《南華日報》主筆林柏生剝下蔣政權的偽裝,指出它正在干它稱汪所干的大逆不道的事情,那就是說蔣也在謀求談判和平解決。林斥責道,重慶和汪之間的差別,僅僅在于重慶是偷偷摸摸地追求它的目標,而汪則直接把和平問題公諸于世。”(《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
在這種很微妙的局勢下,為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爭取最大的抗日效果,防止蔣公介石倒向日本人,及時地、隨時地提醒一下蔣公介石的“抗戰領袖”身份,把蔣公介石與“抗戰”二字綁緊,公開說“蔣介石先生指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不等于是給蔣公介石一條繩子,只不過要裝飾上“指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的華彩。
漢奸文人,上海《南華日報》主筆林柏生寫道“自從一九三七年以來,蔣介石將軍不管是否明智,都一直在玩莫斯科的那一套把戲。正因為共黨對于委員長的這種控制,而他們自己則按莫斯科的命令行事,結果使得中國的利益附屬于俄國;所以這才促使汪先生跟重慶決裂。”
看到漢奸們的文字,搬運公應該明白點道理了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陰謀史學”、“顛覆史學”們,也在拿蘇聯說事,跟抗戰時期的漢奸文人一樣,也在玩攪屎棍的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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