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先安內：亡國之策遺臭萬年、陰魂不散

厲保華

日本侵略中國蓄謀已久。1931年夏，為了尋找侵華借口，日本侵略者不斷在東北挑起沖突事件，致使中日矛盾迅速上升。而與此同時，國民黨內部的反蔣派別汪精衛等人又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相抗衡。正忙于第三次圍剿紅軍的蔣介石不得已于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發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通電，指出“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之間不容發之秋，自當以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安內攘外之奮斗”，所以“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7月30日又改為“攘外應先安內”），把矛頭直接指向共產黨和國民黨內部的反蔣勢力，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方針。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繼續強調攘外必先安內。1931年11月30日，在顧維鈞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宣誓就職大會上，蔣介石致《外交為無形之戰爭》的訓詞，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于外者”，第一次正是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議怒潮，加之國民黨內部反蔣派別的進攻，蔣介石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一二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重新上臺，并于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穩住日本，之后，便把攘外必先安內定為國民黨的基本國策。所以，從1931年7月到1936年12月，攘外必先安內成了蔣介石集團內政外交的基本方針。

蔣介石在抗戰中部分消耗異己分子，許多部隊都是幾千幾千的倒下去的，慘不忍睹，蔣介石攘外安內差點把中國葬送了。蔣介石節節敗退這個與他安內肯定有聯系的。消耗掉許多異己分子，國民黨那時蔣介石名為抗日實則消耗掉異己的力量這個是絕對的事實，而這些異己力量都是中國人。蔣介石敗走臺灣關鍵他不得人心，說明蔣介石實在是人神共憤。

蔣介石的錯誤是致命性的。喪失了合作抗日的最好時機，也失去了其政權獲得廣大民眾和中間勢力擁護的機會。其原因，第一、蔣介石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勢力，認為自己能夠在較短地時間內剿滅共產黨。等到時間逐漸地拖下去，蔣中正先生是想脫手都不易得了，已經陷入了剿共、失敗、再剿共、再失敗的惡性循環。第二，蔣介石過低地估計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野心，認為在保持自己政權的前提條件下，日本的侵略野心可以獲得滿足。從而不想再惹日本這個麻煩，而把精力放在對付共產黨和內部異己力量上面。第三，蔣介石過于信任國際力量對日本的制約作用。這一點幾乎犯了和李鴻章一樣的錯誤，總是希望能夠通過國際力量的制約緩解日本的侵略達到不開戰，喪失小部分權益就可以和平解決的目的，對日本的狼子野心沒有充分的認識。蔣介石錯誤地運用了這一政策，反而束縛了自己的手腳，把自己推向了失敗的萬劫不復的深淵。

蔣介石在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策略,反映了其置民族利益于不顧的本質。首先從階級性上看,蔣介石保護的是極少數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并不是保護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在他看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對他的危害小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的威脅是第一位的,日本侵略者的威脅是第二位的,“國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 這就是說,假如日本滅亡了中國,他還可以當日本在中國的代理人,他的利益還可以得到保障,如果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推翻了,他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由此可見,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是由其階級性、由其代表的階級利益決定的。   

其次，從思想上看,蔣介石深受封建君主專制思想的影響。盡管蔣介石曾經追隨孫中山搞過民主、共和,但其內心深處卻是封建專制主義,他建立的政權是封建式的蔣家王朝,他對中國20多年的統治是封建專制統治,他的所作所為無不帶有封建專制的遺風。在這種封建專制思想的驅使下,他絕對不允許他的“臣民”“犯上作亂”。他寧可把民族利益出賣給日本侵略者,也不允許中國人民對他有絲毫的反抗。因為在他看來,日本侵略者是“鄰邦”不是“臣民”,即使有些“不軌”行為,也不會損害他蔣介石這個主子的“顏面”。所以,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在一定意義上是其封建專制思想作怪的表現。

第三．從個人經歷上看,蔣介石多次到過日本,特別是青年時期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對日本的“武士道”、“大和魂”精神特別崇拜,具有很強的“親日”傾向。他說:“我從前向慕日本的傳統精神,亦愛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 1927年蔣介石下野到日本后,與他的老師長岡外史見面時,還寫了“不負師教”四字。就此而言,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也與他的個人經歷、濃厚的“親日”傾向密切相關。在民族危急的形勢下,全國各階層人民普遍的愿望是團結抗日,停止國民黨的剿共政策,然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實際上是先全力擴大內戰，擴大國內的分裂和對立,這樣“攘外”就必然成為難以兌現的空頭支票。所以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一出籠，就遭到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和事實上抵制，包括許多偽軍在內！

今天我們紀念和緬懷千千萬萬國共兩黨攜手抗戰的民族英烈，要把國民黨將領與士兵抗日與蔣介石做一定區分。許多國民黨將領軍閥及其千萬士兵，許多人雖然之前為一己之私割據，但是國難當頭都不遺余力進行抗日，這個與蔣介石的私心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討論歷史的時候往往不要忽略了地方軍閥的概念,國民黨抗日將領和千萬無名英雄士兵死難的概念，正是因為這些有血性的漢子才是抗日的骨干。當時凇滬抗戰上海這里的所謂的雜牌軍川軍滇軍好多都是拿著大刀上去拼命的。國難當頭共赴國難，是應該肯定的，抗日功勞歸到蔣介石一個人頭上是不對的。國民黨消耗大那是事實，可是消耗大并不代表蔣介石有功勞，為國犧牲的是蔣介石的親戚嗎？死的是廣大中華兒女！蔣介石的做法如果予以肯定，那么以后這種靠戰爭消除異己行為不是比比皆是。

單單說實力不濟也不成立。錯誤的指揮加上錯誤的政策才是中國人死傷慘重的直接原因。國家需要的是打勝仗的將軍不是經常吃敗仗的將軍。單單按照死傷慘重的后果來評價說蔣介石抗日居功至尾那是不對的，蔣介石這么多軍隊死亡，帶有瞎指揮和無能的一面。蔣介石攘外安內決策當時確實存在巨大的危害性，差點給日本人蠶食了中國，永遠遭人唾罵！而日本幾十年內一再從中國內戰、兩岸矛盾中挑撥和漁利，至今依然這樣。蔣介石放棄駐扎改造日本的絕好機會，國共先后放棄巨額的戰爭賠款以及幾十萬平方公里領海的喪失，說明國共矛盾、中美矛盾被日本充分利用、步步緊逼，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一個歷史悠久的戰略思想豐富的世界大國和戰勝國，被一個戰敗國玩弄于股掌之中，陷入進退失據的困窘，難得不值得深刻反思嗎？還不猛醒嗎，還在做夢和幻想嗎？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永遠不要低估日本人的野心與奸詐，永遠不要高估日本人的道德和合作誠意!希望今天的一些所謂要人不要重蹈歷史錯誤和覆轍，不要過高期望日本國和日本民族性變好，而一頭熱地推進什么中日友好合作共榮。中國究竟得到了什么好處？如果日本人非要中國提供稀土，那么前提必須是交還中國的琉球群島、釣魚島！中國政府應揚眉吐氣的旗幟鮮明提出這些戰略問題，并廢除少數親日份子操作的喪權辱國的所謂某某共識，全體中國人民并沒有經過同意，也不會同意和承認！用中國國土當禮品去維持人家的走馬燈名角，就是有1億平方公里也不夠送。日本等一些周邊國家在許多問題上一再挑釁、不守信義，我們正好可以廢除錯誤共識，推翻以往的所謂承諾呀。日本有求于中國的越來越多，中國冷處理乃至凍結一切就是戰略主動權。實質分歧存在，面子上的合作不要也罷，徒然捆住自己。

爭取發展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國家的國土領海完整和主權安全，絕不是在國土國海方面做出戰略退讓的借口，自己的國土什么時候成了問題呀？目的與手段不能本末倒置呀。學習不屈不撓的抗日楷模和英雄，長點骨氣和志氣，才會被歷史褒獎，才不會被定為賣國賊!

實力不濟不是“曲線賣國”的借口

——再看汪精衛今昔

華中亢玨

曲線救國一詞產生于抗日戰爭期間，著名的投降理論之一，其后果就是抗日戰爭期間出現“降兵如潮，降將如毛”的局面。抗戰中國民黨軍投靠日本“曲線救國”的將領有：

1.1933年春東北軍騎兵第17旅旅長李守信于綏遠林西率部投靠日軍。李守信原為熱河土匪，東北易幟時投靠東北軍，被委任為騎兵第17旅34團團長。1933年升任旅長不久后即投靠日軍。被日方委任為經林留守司令。9月又改編為察東警備軍，與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作戰，司令官李守信。下轄兩個師又一個炮兵隊。 !
2.1935年綏遠義勇軍司令王英投敵。王英為綏西土匪，長期盤踞綏遠。后任東北軍之師長、察北游擊司令。
3.1938年國民黨中央黨務訓練團軍訓處長劉夷被俘投敵。劉夷為黃埔二期生、劉峙之侄。投敵后任汪偽軍官訓練團團長、軍事參議院參議
4.1939年春第19軍68師副師長蔡雄飛和團長湯家謨于山西離石被俘投敵。蔡雄飛為東北人，早年服務于東北軍，長城抗戰后隨68師轉入晉綏軍。
5.1939年秋軍統忠義救國軍第8支隊支隊長丁錫山率部于淞滬地區投敵。
6.1940年初第1戰區豫北游擊隊總指揮劉昌義率部投敵。劉昌義出身西北軍，曾任東北抗聯第3師師長，后赴河南組織游擊隊抗日。1941年5月第6集團軍獨立第3旅旅長譚松艇率部投敵。
7.1940年春東北挺進軍高參白鳳翔于綏西率所部千余人投敵。白鳳翔原為東北軍騎兵第6師師長，西安事變后擬升任軍長，因張學良南京被扣調任馬占山東北挺進軍高參。
8.1941年2月13日魯蘇皖邊區游擊縱隊副總指揮兼第1路游擊總指揮李長江于蘇北率領所部8個支隊投敵。該部原為地方武裝，抗戰爆發后改編為游擊縱隊。
9.1941年春軍統忠義救國軍一部由蔡鑫元率領在江蘇泰興投敵。
10.1941年4月第33師副師長兼團長潘干丞、魯蘇戰區獨立團團長劉湘圖于蘇北率部投敵　

 附錄：汪精衛投遞賣國的艷電全文。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衛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

       今年4月，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采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自去歲7月蘆溝橋事變突發， 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于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22日關于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  并鄭重聲明日本對于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
      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愿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斗，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并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
      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并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并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后，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聲明，已改變1月16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于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于戰后之休養，努力于現代國家之建設。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責任。今后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于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于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系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
      謹引提議，伏祈采納！
            汪兆銘，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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