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的最后見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究竟如何?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究竟是個什么樣子呢？對于這個問題，毛主席去世之后的三十多年來一直是眾說紛紜的。某些號稱精英的人把它描繪成漆黑一團，絕對多數普通中國人則認為它一遍光明。
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到底是個什么樣子呢？我們可以再次看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和《“我熱愛中國”----在斯諾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兩本書。 1969 至1970年，斯諾夫婦在中國訪問考察了5個多月，到過中國的許多地方和單位，接觸了方方面面的社會成員。前一本書是他們這次訪問考察后，發表在意大利《時代》周刊（共6篇）和美國《生活》雜志（1篇）文章的匯編。后一本書則是斯諾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所寫的記述“斯諾生命的最后日子”的文章。兩書皆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出版。由于原書內容豐富，在許多方面都記述得很詳盡，因此不可能一一地加以引述。這里，只從兩書中各引述幾個極小的片段，算是管中窺豹吧。雖然是極小的幾個片段，然而人們仍然可以從中窺見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面貌。
對于所摘錄的斯諾夫婦文章的這些片段，本來還想作一些歸納和說明，以便加深讀者的印象和理解。但仔細一想，原文已經記述得相當的透徹鮮明，如果再對它作任何的歸納和說明都將是畫蛇添足。因此，就只是把它原汁原味地提供給讀者。
《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在城市里，農民和知識分子越來越難區分，像街道是干凈整齊的一樣，這兩種人都是干凈整齊的。
“人們純樸自然，言談行動彬彬有禮。今天，群眾都更多地受到教育；幾乎所有的兒童都上學；在很多工廠里，工人都是中學畢業生。由于在過去二十年里栽了許多樹，城市變得漂亮起來；對農業的全面改造正改變著農村的舊面貌。
“中國顯然是從未有過地富裕起來，但不是個人富裕。
“ 人們的營養豐富，身體健康，衣著合身；每周六天工作、參加政治活動或學習技術。空閑的時候，人們如果不去挖地道或修防空洞，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或者是同朋友去游泳。人們偶爾也有一些擔心的事，但擔心的不是食品價格的上漲，醫藥費用或稅收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們不知道什么是借債和典當，不必擔心折磨過他們的父母的饑餓和貧困。人們看到的報紙和雜志登的首先是政治和鼓舞人的消息，現在沒有一個中國人是不關心政治的。另一方面，人們不必因這樣的消息而感到擔心：犯罪行為、經濟危機、污辱、種族騷亂、婚姻丑事、吸毒、腐敗行為、對富人的階級性的妒忌等等。正如一個觀察家所說的那樣，中國是 ‘道德的淵藪’。
“工廠工人的醫療費用是由他們的組織支付的。醫藥的售價比起西方國家的售價來簡直可以說是不必花錢，避孕藥是免費供應的。農村醫療更是簡單,病人可以直接住院治療,只需要家屬簽字就可以."而這絕對不是虛構的,本人76年時候曾經生病,心臟和腹腔的疾病,如果按照現在的醫療費用不上百萬也應該好幾十萬,對于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只有等死;但是毛澤東領導的政府免費治療了我,所以我得以生存到現在,我沒有理由不去相信外國作者筆下的毛澤東時代.
從一九六O年以來，大部分流行病和傳染病已被消滅或被控制住了。由于群眾的合作，在完全消除了賣淫現象之后，性病已經絕跡。小兒麻痹癥、麻疹、傷寒等疾病也已經用疫苗和一些衛生措施預防住了。蒼蠅和蚊子差不多絕跡了。這些都是真的。”
《“ 我熱愛中國”----在斯諾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中國婦女的活動和地位的變化，不論在深度上或規模上都使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相形遜色，這種變化所帶來的法律上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大大地改善了中國婦女的地位。這種急劇的變化----也就是婦女被認為對未來是有貢獻的，有選擇婚姻的自由，選擇生育子女的自由，有養育子女的能力----意味著無數婦女的健康、保障、尊嚴和自信。
“ 目見耳聞的一切使我深刻了解到生與死、體面與羞恥、凍餒與溫飽之間的不同：吃不飽飯與無家可歸的人已不再看到；時疫已不再流行；苛捐雜稅、貧困無依已絕了跡；犯罪行為大大減少；沒有吸毒現象；人人都能享受公費醫療；國民教育在不到二十年內幾乎消滅了文盲。這一切，這種物質上的收獲固然使人印象深刻，但是對我來說，印象更加深刻的是中國人民的精神，他們的那種社會制度灌輸和實行為人民服務的意識，推動和動員男女老幼：活潑、有朝氣、又有自尊心，家庭生活親密無間，但又不自私自利，兒童和成人打成一片，尊重和關心別人，大大地降低了以個人----我----為中心的意識。特別令人注目的是個人在政治上積極參加集體學習，把中國人民培養成一種積極活躍的、關心公益的、不斷發揮作用的公民。”
這就是美國作者斯諾及其夫人筆下的中國，這就是斯諾通過親身長時間的訪問和考察后所記錄下來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這跟某些“反毛精英”們所長期渲染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其他方方面面都是漆黑一團的中國是絕然不同的。
由此看來，從新中國成立到毛澤東逝世，在這同一期間和同一塊土地上存在著兩個相互對立的中國：一個是美國友好人士斯諾筆下的中國，一個是某些“反毛精英”們口中和筆下的中國。
那么，在這樣兩絕然相反的兩個中國中，我們究竟應該相信哪一個呢？換句話說，斯諾筆下的中國和“反毛精英”們口中和筆下的中國究竟哪一個才符合當時中國的真實情況呢？
我們當然應該相信斯諾筆下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了，也就是說，斯諾夫婦筆下的中國才符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真實情況。因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全世界一切文明的國度里，也無論是在中國人民正在為反對內外敵人進行艱苦斗爭的歲月里，還是在新中國已經成立的時代，斯諾作為一名有世界影響的記者，一向是以客觀公正而著稱的。他的新聞作品的客觀公正的品質，既得到了中國人民的公認，也得到了全世界一切主持公道和正義的人們的公認。對此，甚至于包括中國人民的敵人在內也不能加以否認。而中國的那些“反毛精英”們，雖然猖獗于一時，卻根本就沒有那樣的公信度；他們口中和筆下的那些言論不過是他們的信口雌黃而已。既然是信口雌黃，誰又會相信他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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