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二番”的陷阱（節選）　　

                     ---毛主席逝世三十三周年祭

          上個世紀的一九六五年，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總理代表中國人民向世人宣告了到本世紀末，我國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是我國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遏制我國發展而對我國采取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的嚴峻形勢下，為了維護民族獨立，實現民族發展，完成民族復興的唯一正確選擇，這也是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心愿。億萬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意氣風發，團結一心，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忘我地進行著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國人長久以來的強國夢就要實現了。

可惜好景不長，當毛主席逝世后，一伙內心陰暗的家伙，就為了個人的恩怨，出于不可告人的陰險目的，抓住一部分國人急于改善個人物質生活的心理，利用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為使整個民族迅速擺脫落后挨打的命運，維護民族獨立，實現民族復興而實行的強國為先的發展戰略使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暫時改善程度不大，而另一部分人，如知識精英、民族資本家和國民黨、滿洲國時期的漢奸買辦洋奴地主等人的物質生活水平還有所下降的事實。采取編造謊言、隱瞞真相的欺騙手段，把先強國，后富民的正確發展戰略歪曲成是失誤，甚至是錯誤，把人民群眾物質生活的暫時困難夸大為“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從而騙取了人民群眾的信任，進而又在黨內斗爭中采用非正當的手段，奪取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在自己掌握了最高權力后，為了急于在世人面前證明自己正確，并掩蓋自己的罪惡，便在大搞“洋躍進”的同時，又把國家的戰略發展目標從實現“四個現代化”，改為實現國民生產總值(GNP)“翻二番”，建設小康社會。從表面上看，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二番”與實現四個現代化好像是一樣的，只是表述形式上的差異。其實不然，四個現代化與國民生產總值這兩個概念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國家發展與國民經濟發展這兩個概念有著巨大的差異。國家發展是總體的發展，國民經濟發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四個現代化體現在國民經濟方面的只有工農業生產總值，而國民經濟生產總值這個概念的范圍遠遠大于工農業生產總值，它既包括農業、工業這兩個第一、第二產業的生產總值，也包括像旅游業、服務業這樣的第三產業的生產總值。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既可以用實現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的方式來完成，也可以用實現其他產業增長的方式來完成；既可以用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來完成，也可以用落后的生產方式來完成，當年大清帝國用落后的手工生產方式完成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大英帝國用先進的現代化生產方式完成的國民生產總值也相差無幾。

在當今世界，現代化的程度是一個國家真實實力的體現，是國家強大的標志，是保障國家安全，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拓展民族生存空間，實現全民族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證。現代化是通過生產力是否發達和生產方式是否先進來體現的，并將最終體現在物質成果上。.如農業現代化的標志主要體現在農業機械、水利化、科學種田、科學養殖、使用優選優育的種子和化肥、農藥等，這樣既能把廣大的農民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并減少農業勞動力使之轉化為工業勞動力，又能大幅度提高產品產量及產品質量，從而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和為工業生產提供原料；工業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形成以重工業為基干的，具有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重工業能為與人民生活、國家安全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國防事業提供足夠的生產設備、原材料及武器裝備，輕工業能提供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費必需品；國防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擁有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軍事科技、軍工生產體系，先進的武器裝備以及一支掌握、駕馭現代化武器裝備和作戰方法的軍隊；科學技術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科研創新體制和擁有一支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研人員隊伍以及培養、教育人才的完整的國民教育體系。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其他的方式都無法實現，從世界上發達國家已走過的路來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是買不來的，更不會有人送給你一個現代化，能買來的只能是高消費這個生活的現代化，其他的即使能買來一部分也是靠不住的，而且只能是個比較的現代化。當年大清帝國買來的比較現代化的北洋艦隊，因為沒有現代化的工業作支撐和真正掌握現代化武器裝備的軍隊的駕馭，甲午一戰，便灰飛煙滅。國民生產總值可以用多種途徑來實現，并最終體現在統計數字上。這個數字靠農業、工業這樣的對增強國家實力、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第一、第二產業能創造，用旅游、服務、網絡這樣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第三產業能創造，甚至不但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且還會使社會道德淪喪、人民精神頹廢的像博彩、走私、色情、販毒這樣的“第五、第六、第七”產業也能創造。在當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中就不知道包含有多少這樣的成分？體彩、福彩為GDP增長做出的貢獻何止是幾十億；缺乏正確引導和有效管理的網絡產業在創造了大量GDP的同時，也正在毀掉我們的下一代；在某些地區，歌廳、桑拿創造的收入幾乎成了主要的稅源；陜西省咸陽縣，足療竟成了支柱產業。如果不去考究國民生產總值的成份，單純地追求國民生產總值的數量，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依然盛行有效的當今世界里是極其有害的，甚至是極其危險的。伊拉克當年靠出賣石油天然氣創造的原本不低的GDP在美英聯軍的打擊下，徹底的“屁”了。當年鴉片戰爭時，大清帝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大英帝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相差無幾，但大清帝國靠畜力、手工這樣落后的生產方式創造出的以“棉、茶，絲、布、瓷”為主要成分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大英帝國用現代化的先進的生產方式創造出的以“鋼鐵、機械、軍火，造船”為主要成份的國民生產總值的作用根本無法相比。整個鴉片戰爭期間，大清帝國數量龐大的國民生產總值未能為反侵略戰爭提供一枝鋼槍。“棉、茶、絲、布、瓷”的國民生產總值難敵“鋼鐵、機械、軍火、造船”的國民生產總值，因此，割地賠款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英國人節衣縮食創造出的鋼鐵、機械、軍艦、槍炮為他們贏回了可以改善生活的棉、茶、絲、布、瓷，而中國人原本為實現生活富裕所創造的棉、茶、絲、布、瓷，卻因無力保住，只得送人，自己還得過緊日子，還得餓肚子。歷史的經驗和殘酷的現實證明了，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采取的寧可讓人民忍受暫時的生活困難，也要強國為先的發展戰略是無比正確的。現代化是強國的必然途徑，放棄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以單純的經濟建設為中心，把實現國民生產產值“翻二番”，改善人民生活,“少數人先富起來”，實現生活富裕作為國家根本的發展戰略，無異于是在中國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在中華民族通向未來的道路上挖下的一個巨大的陷阱。

以前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歷來是先進遏制后進，強者欺壓弱者，這不是什么文化上的差異，而是一種生物性的本能，只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形勢的改變，手法有所變換而已。在舊殖民時代，發達國家靠的是武力赤裸裸地從落后國家和地區直接掠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原眾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紛紛覺醒，民族獨立、民族自決，民族解放的要求日益高漲，并以各種方式爭得了民族獨立。以新中國的成立為標志，世界原有的殖民體系被打破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意識了到再像從前那樣靠赤裸裸的武力掠取的方式行不通了，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便轉而在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的基礎上推行經濟的全球化、一體化，在全世界范圍內行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條和經濟運行體系，因為其有幾百年來發展的先行之利和殖民掠奪所帶來的雄厚資本以及技術蓄積，必能置身于這個產業鏈條的高端，然后再憑借其強大國力所帶來的話語權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運行規則，從而掌控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和走向并從中獲取高額的利潤。幾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成功地將原來的武力掠奪轉化成了資本和技術掠奪。原蘇聯為了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相抗衡，并利于自己的發展，也在其控制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搞了個“經互會”。這樣，在當時的世界上就出現了兩個分別以美蘇兩家為主的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其他眾多的落后國家無論是加入到哪個經濟體系中，都會因為缺少技術和資金而只能置身于產業鏈條中的低端，受產業鏈條高端的控制、剝削和壓榨。西方國家為誘使更多的落后國家加入到它們的經濟體系中，為了顯示它們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優越，有意加以選擇地扶持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使其成為樣板（如亞洲的四小龍），以便引誘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到它們的經濟體系中。一些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在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這個動機的驅使下，為獲取經濟建設的技術和資金，也心甘情愿地加入到了西方世界的經濟體系中。而對于可能威脅或潛在威脅這個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國家，西方國家則采用一切可能采用的方法對其進行遏制和打壓，如對新中國和前蘇聯進行的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以及和平演變的做法就是出于這樣的目的。這所有的一切，從表面上看好像是意識形態之爭，其實還是在于民族生存與發展的這個根本利益。今天的俄羅斯已經徹底地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轉而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仍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壓的事實就是最好的證明。不同的國情決定了每個國家在發展途徑上的不同選擇，單純地發展經濟，尤其是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搞資源出口、出口加工這種粗放型經濟、依附型經濟的發展模式，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相對資源較少的國家來說肯定是行不通的。廣袤的國土、眾多的人口、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決定了統一的中國作不成一個依附型的國家，就是你主動想去依附人家，人家也不會接納，只會處心積慮地削弱你，遏制你，甚至肢解你，就是不會真心實意的幫助你，即使你像傳說中的那只向狐貍求愛的獅子那樣，為了讓狐貍打消顧慮、為了向狐貍表示真摯的愛意，自己拔掉牙齒，掰斷利爪，人家也不會放心。自我封閉發展的速度肯定不如象能夠獲得外部援助那樣發展的速度快，獲得外部援助的最好辦法就是根據自身的條件適時加入到國際經濟循環中，這個適時就是看自己在加入到國際經濟循環中后，能夠處在一種什么樣的位子上。新中國成立時，工業生產能力在世界上排名僅占第二十六位，連比利時這樣的蕞爾小國都不如，科技實力更弱，幾乎是等于零。以這樣的國力去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其結果可想而知，那就只能是為發達國家做褲子、刷盤子、打零工、賣苦力。這樣的結果都是幸運的，弄不好就會落個家破人亡的下場。就像一只被餓狼咬傷的羊，為了存活下去，只能先躲藏在荒漠的深山中，忍饑挨餓，待傷愈恢復了奔跑能力之后，再回到水草豐美的大草原上，如果在傷愈之前，因急于貪食就回到餓狼出沒的草原上，那就只能是餓狼的口中餐了。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清楚地知道自己國家的實力，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和世界政治、經濟向一體化，全球化方向發展的趨勢。新中國成立時，列強靠不平等條約強加于中國身上的經濟規則在中國社會經濟上制造的傷口還在流血，為了止住流血，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毅然廢除了列強強加于中國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改變了這種規則，退出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體系。在西方國家對我進行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妄圖逼我就范的情況下，以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意志彌補了物質力量方面的不足，戰勝了威脅，捍衛了國家的利益。同時為獲得有利于國家發展的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對外主動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內則帶領自己國家的人民，發揚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遵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全力進行現代化建設，后來又在蘇聯暴露出試圖對我國進行控制的野心時，為避免淪為蘇聯的農業衛星國，主動選擇了與蘇聯分手。在全力進行自身建設的同時，又用深刻的政治影響、先進的革命理論、高超的斗爭藝術、強大的精神鼓勵、無私的物質援助、廣泛的道義支持，指導、幫助一些尚處于西方發達國家殖民統治下的亞非拉國家的人民成功地推翻了西方的殖民統治，建立起獨立的國家，從而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和經濟格局，為新中國贏得了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并打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進行的封堵，于一九七一年重返聯合國，以嶄新的姿態重新走入國際社會。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到一九七六年，新中國的工業品產量已占世界排名第七位。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并形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就在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時候，一些喪失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騙子，卻在發展建設的過程中暗中推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爬行主義，他們的行為理所當然的遭到毛澤東和工農群眾的反對，予以批判和壓制。這些人因而對毛澤東和工農群眾心懷不滿，腹藏仇恨，在自己當政后，便瘋狂地進行階級報復、民族報復，肆意詆毀毛澤東，殘酷地迫害工農群眾，進行反攻倒算。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正確，當初遭到毛澤東和工農群眾的批評和壓制是受了不白之冤，便否定國家全面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用“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入租船”的指導方針來指導單純的經濟建設。其急于單純地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眼前生活的目的，一是想讓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用“憶苦思甜”的方法，不顧國家整體實力極大提高的事實，只根據自己前后生活狀況的對比，來判斷哪個發展路線正確，然后以售其奸；二是要把中華民族領向死亡之路，這樣，他和他的子孫后代才能安心地去作漢奸。為了否定毛澤東制定的戰略發展路線、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毛澤東本人，這伙騙子采用篡改歷史，隱瞞真相，混淆是非的卑鄙手段，把當時由于實行強國為先的發展戰略而使人民生活暫時改善程度不大的原因歸結為發展路線的錯誤；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的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誣之為我國主動的“閉關自守”。這種顛倒黑白的做法實在是人所不齒。難道新中國還要遵守那些不平等的條約不成，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做法以及新中國所顯現出來的巨大發展潛力，使那些一貫奴役其他國家人民的西方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對新中國心懷仇恨，并且感到恐懼，所以才對我們進行孤立、封鎖和威脅，這其中的責任并不在我們。為防止敵對國家對我國政權進行滲透、顛覆、破壞，嚴守國門是必然的選擇。退一步說，就是我們對西方國家敞開國門，加入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體系，對我國的經濟建設又能帶來什么樣的益處。當年，西方列強不就是以不平等條約才強行把大清帝國、中華民國拉入到他們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嗎？那個時候我們確實全面開放了，被迫加入到了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殖民經濟體系中了，這又給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帶來的是什么樣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后，以當時的經濟實力，承認并遵守那些不平等條約，去參加國際經濟循環，只能走上一條為發達國家打工、資源出口這樣依附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樣的經濟模式和那些不平等的條約就會向抽血機一樣抽干中國社會經濟的血。舊中國經濟凋弊，人民生活困苦不就是那些不平等條約強迫我們加入國際經濟體系才造成的嗎？大清帝國閉關自守，人民還能亨用到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經濟的成果。鴉片戰爭失敗，被迫打開國門，納入到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殖民經濟體系，受惠的只是少數的洋奴、買辦和漢奸，而廣大的勞動人民卻因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經濟被西方現代化的工業經濟沖擊的七零八落而陷入更加痛苦不堪的地步。其實對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建設新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騙子們是能看到的，對毛澤東制定的“四個現代化”發展戰略的正確性，騙子也是知道的，只是不能承認，如果承認了就等于承認毛澤東的正確和承認當初自己暗中推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和爬行主義是錯誤的，承認了自己當時受到的批判和壓制是罪有應得。如此一來，又何能翻案？又如何能把中華民族引向死亡？

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帶給不同國家的結果是不同的，它同一個工廠一樣也是有著不同的內部分工的，在這個經濟循環中，發達國家投入的是技術和資金，成了老板和管理者，所以能夠剝削他人；落后國家只有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可供投入，于是就成了工人，只好受他人剝削。只出勞動力暫時受點剝削還不算什么，而自然資源一旦用盡，后果則不堪設想。太平洋上有個叫“瑙魯”的國家，人口只有一萬多，其國土上覆蓋了厚厚的一層鳥糞，這個國家靠出賣鳥糞賺回大量的外匯，搞起社會高福利，人民很富裕，也沒有人想到去學知識、學技術。現如今，該國的鳥糞已出售殆盡，斷了生活來源，該國準備在澳大利亞買塊土地舉國搬遷過去，去為澳大利亞打工。瑙魯在資源用盡時，因其只有一萬多人口還有處可去，假如換成是中國，十幾億人口又能到哪里去?所以加入國際經濟循環一定要根據自己國家的實力，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時機。在國力衰弱時，應像躲到深山里養傷的羊那樣，用堅強的國家意志守住自己的國門，急速地建設自己的現代工業，發展自己的科技事業，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工業化。待工業、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工業化完成后再加入到全球化、一體化中來促進消費經濟的發展，以消費他人資源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生活。在還沒有打造好自己的工業體系和科技體系，完成工業化之前，無限制的用出賣無法再生的資源換回生活消費品的方法來改善目前的生活，就是對民族的犯罪、對子孫后代的犯罪，這樣做的結果，無異于整個民族是在自殺。改革開放之初，為換取外匯，改善生活，我國就開始大量出口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這樣，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暫時有了提高，一部分人也先富了起來，但是，整個民族卻從此喪失了發展的后勁。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就說這種行為是“吃祖宗飯，造子孫孽”。客觀地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生活確實是不算富裕，但是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這生活的暫時困難還要看對誰來說，如何如何與過去進行對比了。社會草根階級的生活與一九四九年、一九三九年相比肯定是全面有所提高，三年困難時期的“代食品”也比日本鬼子“配給”的橡子面、“混合面”強得多；社會精英們的生活水平真的是有所下降，因為在毛澤東時代，它們再也過不上那種靠剝削人、欺騙人才能過上的奢靡生活。對于曾經出現過的人民生活的暫時困難，那也決不是毛澤東制定的發展路線和方針造成的，而是歷史問題的遺留和當時嚴峻的國際形勢強加給我們的。新中國成立時，國弱民窮，而當時嚴峻的國際環境又逼迫我們不得不把國防建設放在首位，以防止挨打。國防建設的基礎是重工業，重工業建設的耗資大、周期長，由于新中國無法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用殖民掠奪、戰爭掠奪的方式來完成支撐工業化建設所需的原始資本積累，我們勒緊褲帶急于實現工業化的目的就是防止別人來掠奪，又豈能去掠奪別人。因此新中國實現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只能從國內積累，這就要求全體人民必須緊衣縮食，無私奉獻，以一、二代人的艱苦和付出換來子孫萬代的平安幸福，前人載樹后人乘涼的道理，人人都懂。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國人民咬緊牙關，勒緊褲帶，艱苦奮斗，全力追趕，僅用短短二十九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和日本用幾百年、上百年時間才走完的發展歷程，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就要破繭成蝶，展翅高飛了。可偏偏在這時，毛澤東去世了，黨內和國內的健康力量遭到了清洗和鎮壓，中國民族的歷史走向從此拐了一個彎。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了一些損失經濟的話，那也是國防建設、實現現代化的緊迫性與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意識、貪婪的個人欲望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從這一點上看，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過程。完成工業革命，必須首先完成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培養現代化的人才。靠那些只會“之、呼、者、也”的所謂的知識分子，中國是不可能完成工業革命的。長期以來，一部分國人在自己自足的小生產的滋養下和儒家“中庸”思想的熏陶下，養成了兩個共同的毛病，一是短視，沒有戰略眼光，只顧眼前利益，沒有長遠打算，對潛在的危險更是渾然不覺；二是極端利己主義，總以為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砸不到自己。國家是大家的或是皇帝的，國家興亡與我無關，無論誰來統治，只要讓我納稅吃糧就行。因此中國歷史上才有了如此多的挨打記錄，才產生了大量的漢奸。其實“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國的滋味實在是用語言難以表達的，今天中國仍然健在的一部分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對作亡國奴的滋味一定會記憶猶新的。中日甲午戰爭，大清帝國戰敗了，雖然只是戰區個人民慘遭了殺戮，旅順口全城的二萬多人被殺的只剩三十六人。但戰敗后兩億三千萬兩白銀的賠款和贖款，當時的中國人有誰沒攤到，這給中國人的生活帶來的又是什么？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有許多，但不知日本明治天皇帶頭節食、皇后捐出了自己僅有的幾件金首飾來籌款造軍艦、買軍艦與大清帝國的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了一個供自己享用的花園的行為，是不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日本人自愿節衣縮食是為了國家的強盛，中國人被迫節衣縮食是為了支付賠款和贖款，這是多么大的反差。為了國家的發展、為了民族的未來、為了子孫后代永遠的平安幸福，暫時勒幾天肚子，過幾天緊日子就喊冤叫屈，這樣的民族不挨打還有誰挨打？前幾年看過一部片名叫《啊，野麥嶺》的日本電影，片中一群面黃肌瘦，衣衫藍縷的紡織女工在聽到廠主說國家用她們紡出的絲換回的軍艦、大炮在對馬海峽打敗了俄國艦隊時歡呼雀躍的場景令我至今記憶猶新。今天我們在羨慕日本的繁榮富裕時，當我們怪我們的先人不爭氣時，有沒有想過，我們留給子孫后代的又是什么？

二十多年前，改革開放開始了，當我們對西方發達國家打開國門時，普通人民群眾開始能夠更多的看到外面的世界，一部分國人在騙子的誘導下，沒有看到我們國家在整體實力上已接近發達國家的事實，卻只看到個人消費生活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沒有看到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仍處于普遍貧困的狀態，卻只看到幾個老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的繁榮富裕；只看到他們的繁榮富裕，卻不了解他們靠侵略和掠奪才實現了全民族繁榮富裕真正原因。在沒有認清個人富裕與國家工業化程度之間關系實質的情況下，在沒有看到我國仍面臨著嚴重的潛在危脅的情況下，“記吃不記打”的老毛病就又犯了，只是急于要求改善個人的眼前生活，國家實力的強弱好像與他們無關。騙子便在所謂符民心、順民意的幌子下改變了國家的發展戰略，從“四個現代化”的全面發展轉為單純的發展經濟，以盡快改善個人生活。由此國家的發展戰略便緊緊圍繞著以滿足個人消費為重點的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來進行，以礦產資源尤其是具有戰略價值的稀土資源和貴重金屬資源以及森林資源的大量出口換回彩電、冰箱、洗衣機、高檔服裝、高檔化妝品、小轎車等高檔生活消費品的大量進口，其生產線被大量引進、重復引進、盲目引進，凡是能引進的通通引進，甚至連洋垃圾都被引了進來。于是滿足人們生活的消費品日益多了起來，各種限量供應的票證消失了，中國的經濟出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改善生活的愿望得到了滿足，于是謳歌改革開放，譴責，甚至是咒罵毛澤東的聲音越發的多了起來，中國從此就走上了一條背離了現代化的發展之路。可是好景不長，當人們還沉浸在生活水平暫時得到提高的興奮中時，因大量進口高檔生活消費品，大量引進、重復引進、盲目引進高檔生活消費品的生產線，毛澤東時代高積累留下來的家底很快被揮霍一空，于是各種限量供應的票證走了，國庫券來了。當靠發行國庫券的辦法也無法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行時，通貨膨脹也隨之而至。由于人們的私欲已被無限制地釋放了出來，再重新走艱苦奮斗的老路已不可能，而且那樣一來，也暴露出了騙子的丑惡真面目。于是“發展是個硬道理”變成了“掙錢是個硬道理”。掙錢成了我們整個民族的首選，國家以減少對國防、科研、教育以及包括重工業在內的基礎產業投資的辦法來籌集消費資金，凡不能立即產生經濟效益的在建的科研項目、工業項目、國防事業項目紛紛下馬，科研單位、教育單位全面推向市場，“自找自吃”，軍工企業轉產民品，為國民經濟的增長作貢獻。同時在“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全國大興經商辦企業之風，各級政府機關、科研部門、大專院校、工礦企業紛紛興辦“第三產業”，“官倒”、“私倒”蓬勃而出，甚至連被喻為國之長城的人民軍隊也喜滋滋的興辦起了養殖業、加工業、運輸業，甚至參與起走私等犯罪活動。中國人民解放軍由舉世公認的最能打仗的戰斗隊變成了世人皆知的最能賺錢的生產隊。革命戰爭時期，為減輕人民的負擔，擴大我黨、我軍的影響，喚醒更多的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毛澤東要求工農紅軍、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不但要成為一支戰斗隊，而且要成為一支宣傳隊、一支生產隊，這也成為我軍的光榮傳統。騙子只記住我軍是生產隊了，忘記了我軍更是戰斗隊，主要的職責是打仗，是保衛國家安全。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騙子在我國新的現代工業體系、科技創新體系還沒有完全徹底地打造好，原有的又被其嚴重破壞的情況下，為了討好外國主子，便主動跑到國際上與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接鬼”，對外國產品全面開放市場，討好地制定包括壓低勞動力價格、降低稅收等各種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但卻對事關國家經濟命脈的國營企業實行“斷奶”的政策，使之無力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任由外國企業，外資企業將自己的民族工業紛紛打倒。天真地希望能“以市場換技術”、“以勞動力換外匯”。眾所周知，當初的國營企業為了減輕國家的負擔都承擔了一部分政府的職責，從而背上了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而且在原計劃經濟體制時，企業的所有剩余都被當作利潤上交給了國家，企業本身很少有自己的技術積累和資金積累，在外資、外國產品蜂擁而至的情況下，企業因國家放任不管，而靠自身又無力完成產業升級，只能破產倒閉。國企改革“四大步”的前三步：“放權讓利”、“政企分開的承包經營”、“股份制”，其實就是國家回避自己職責行為的一種托辭，其結果只能導致國有資產流失、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貪官污吏橫生。現代化的獨立的工業體系是現代化國家的脊梁，這種自己打斷自己脊梁的做法不是出色的漢奸都做不到。那時的中國，制造百萬富翁的速度比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期都快，內里的人都清楚，這并不是中國人突然長了掙錢的本領，而是瓜分國家資產，搜刮民脂民膏的功勞。                    

以單純的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作為國家戰略發展的中心對于騙子來說是有多種好處的，一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效益、見到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從而在人民群眾中樹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二是單純的發展經濟，以GDP的多少來衡量發展速度快慢的做法可以有多種途徑去實現。發展第一，第二產業的投資大，見效慢，影響改善人民生活，容易受記吃不記打的那些人的詬病，既然用發展投資小，見效快第三產業或無需投資的其他產業也能實現經濟增長，那何必勞心費力的去發展第一，第二產業，只要專心去發展第三產業就足夠了。騙子是沒有趕超世界工業，科技先進水平的能力和志氣的，有的只是趕超世界先進生活水平的貪婪私欲。于是第三產業在中國就如雨后春筍般的蓬勃而出了，賓館、酒店、高爾夫球場、歌廳、桑拿遍地開花，伴隨著這些高消費服務產業的興起，“三陪”產業也隨之出現了，但因為這類行業的檔次太高，一般人消費不起，所以貪官污吏和少數先富裕起來的人成了消費的主體。在這種奢靡生活的影響下，在“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個政策的誘惑下，大部分普通的中國人也都產生了幻覺，都以為自己是能先富起來的那部分少數人，于是人們萬眾一心地開始了向錢看，并理直氣壯地喊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掙錢成了人生的唯一追求。但靠正常渠道掙錢也不是很容易的，而貪污受賄、敲詐勒索、瓜分國有資產也是需要條件和能力的，普通人并不具備，但每個人又都希望自己能成為先富起來的少數人，不甘心自己淪落為先窮下去的多數人，于是拐買婦女兒童、賣淫、販毒等新中國成立后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已消滅的社會丑惡現象又死灰復燃了，假貨的制造和販賣也蓬勃興起，盜竊、搶劫、綁票、強迫婦女賣淫、強買強賣、搶劫銀行運鈔車等一切圍繞著金錢所發生的刑事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愈演愈烈，并發展成了有組織的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在“無論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這種典型而無恥的實用主義哲學的教唆下，人們對事物已不看重過程和性質，而只看重結果，無論采用什么手段，掙來錢的就是英雄好漢。流氓頭子、黑社會首領成了“大哥”，就連古今中外對有修養的姑娘的那充滿溫馨，寓意文雅、高貴、浪漫的稱呼-----“小姐”，如今都成了賣淫婦女的代名詞，自由競爭所帶來的爾虞我詐終于導致了人們是非善惡觀念的改變并引發了社會道德的全面下滑。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競爭已從經濟領域向全社會各領域展開，并日益加劇，多數人在這場競爭中敗下陣來，不但沒有成為先富起來的少數人，而且淪為先窮下去的多數人。由于金錢萬能的信仰已被整個社會所接受，這些人的現實生活在金錢萬能的社會里處處碰壁，其靈魂也在金錢萬能的現實社會里再也找不到寄托，一部分只好求助于宗教這個虛無的世界，于是各種宗教異常的興盛起來，不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合法的宗教再次興盛，就連“法輪功”、“中功”這類狗屁不同的邪教都應運而生并為許多人所接受。在工業生產領域，在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名義下，國家把國營企業改為國有企業，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的政策，放棄了直接經營權，實行承包經營制。所謂的為了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而實行的承包制，其實只調動了承包人的積極性，廣大職工由于從原先企業的主人變成了純粹的被雇傭者，參與管理企業的權力被剝奪，自身權益又得不到保護，生產積極性根本不可能提高，如果說表面上有點提高，那也是在金錢的驅使下和下崗失業的威脅下產生的。由于承包者拿走了利潤，只把成本和消耗留給了企業，從而造成了原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大面積虧損，紛紛破產倒閉，這是當年盛極一時的“窮廟富方丈”現象的成因。這些企業的承包者為獲取更大的個人所得，不惜采用讓一部分工人下崗、加大在崗工人勞動強度辦法來降低生產成本，實現所謂的“減員增效”。對經營不善，效益不好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各級政府不去分析經營不善、效益不好的原因，不去追究管理者、承包者侵占、貪污、揮霍國有資產的責任，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推卸責任地以轉制的名義一賣了之。許多的企業承包者受此政策的啟發，在經營自己所承包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的過程中，故意造成效益不好，然后從國家手中將企業買到自己的手里，變成自己的產業，自己也從原來的國家企業干部變成了資本家，這些人為追求更大的利潤，幾乎是到了極限程度地加大工人的勞動定額，提高勞動強度，減少工人的數量，從而造成工人大量失業。這樣的改革，受惠的只是政府和企業的領導層，受害的卻是人數眾多的社會草根階級。為解決就業等基本的民生問題，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國家只有靠制訂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企業的進入和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為了能使外資企業長期留住和私營企業長期發展，就在打著軟環境建設的幌子下放松了對這些企業的監管，其實也不敢監管。同時更由于一些貪官污吏與黑心資本家、企業承包人互相勾結，權錢交易，充當保護傘，實際上是根本沒有監管。而資本家在追求最大利潤這個動機的驅使下，必然要采用各種非法手段來榨取工人的血汗，根本顧不上工人的死活，因此在這種企業里打工的工人比舊上海的“包身工”都不如。一九九三年，深圳一家名為“致麗”的港資玩具廠發生火災，由于工廠實行封閉式的管理，職工宿舍嚴密的如同監獄，窗戶外密布鐵柵欄，樓梯內層層安裝鐵門，火災發生時，在宿舍休息的女工無路逃生，致使八十余名女工被燒死，一百余名女工被燒傷；二OO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山西呂梁縣孟南莊煤礦礦難，造成六十二名礦工死亡，十人失蹤；二OO三年四月十六日，湖南省婁底市“七一”煤礦發生礦難，造成十六名礦工死亡；二OO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黑龍江省七臺河市東風煤礦發生礦難，造成一百四十人死亡、九人下落不明；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富源縣昌源煤礦發生瓦斯爆炸，三十二名礦工命喪井底，像這種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的“羊吃人”的現象在當今的中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僅在各類媒體上暴光過的，就連專業人士都無法統計清楚。今天的中國，有關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不能說不夠完善，執法執紀的隊伍不能說不夠強大，但血汗工廠，殺人煤窯卻依然存在。從媒體公布的湖南省郴州市宜章縣漿水鄉漿水村榮福煤礦、云南玉溪等多處煤礦的情況以及被中紀委查處的原湖南省郴州市紀委書記曾錦春的情況看，這些血汗工廠，殺人煤窯的形成與存在，完全是黑心資本家與腐敗官員相互勾結造成的，以至于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李毅中說：“由于有政府做后臺，礦主他就膽大妄為啊”。這與掃黃越掃越黃，打黑越打越黑，反腐越反越腐是同樣的道理，顯然已經不是制度層面的問題了。

如果把全民族共同富裕作為選擇條件的話，那么個人消費與國家現代化程度之間就產生了深刻的關系，現代化程度越高，生產同樣產品的勞動力投入的就越少，因此勞動力的價格也就越高。但不同的勞動者之間的素質是不同的，因此也就決定了勞動力價格的不同。勞動者素質的培養一小部分取決于勞動者自身，但更主要的是取決于他所處的社會教育環境和實踐環境。毛澤東時代，為了使我們不再挨打，為了使我們這個民族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澤東決定寧可勒緊褲帶，也要研制“兩彈一星”，當時擔綱研制任務的錢學森，鄧稼先等人都只是掌握了理論上的知識，“兩彈一星”誰都沒有參與研制過，就連實物都沒有見過，但就是因為國家下定了研制的決心，全力為“兩彈一星”的研制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條件。在這種環境和條件下，錢學森，鄧稼先等人不但成功地為國家研制出了“兩彈一星”，也使自己也成了國際上頂級的大師。改革開放之后，由于國家減少了對科研項目的投入（從改革前的年平均百分之一點三降為百分之零點六），致使大批的科研項目紛紛下馬，大批的科研人員無所事事 ，造成素質普遍下降，而且這樣的做法也逼迫得科研部門不得不“自找自吃”。科研人員在科研領域里是如魚得水，但與以投機取巧見長的小商小販相比則相形見絀，于是就出現了在“尊重知識，尊重科學”的年代里“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這樣新的“人間喜劇”。對于一般的勞動者國家則只顧引導他們“下海經商”，無人再去關心他們如何提高勞動技能了，結果造成了勞動者素質的普遍下降。如果說騙子一點也沒有關心勞動者技能的提高可能是冤枉它了，改革開放之后，服裝裁剪學校、美容美發學校、足療培訓班倒是辦了不少，有的地方甚至辦起了“小姐培訓班”。說改革開放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我一百個贊成，這個失誤中既有對人們思想道德方面教育的失誤，更有科學知識、技術知識方面教育的失誤，其中，以改善人民生活為借口減少對科研領域、教育領域的投入，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幌子將國營企業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從而破壞了科學技術人員進行科學研究、技術學習的良好環境是最大的失誤，是造成了今天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滯后，重新拉大了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距離的罪魁禍首。沒有自主創新，不掌握核心技術，其后果是難以想象的。今天我們龐大的GDP中有多少利潤被外商拿走，真正屬于我們的又有多少。而且這龐大的GDP中，其成分又大多是由采礦業、房地產、煙、酒和紡織、服裝、鞋帽、玩具等行業創造的，基礎產業、現代工業產業和高科技產業還遠沒有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國民經濟的主要增長點。年產五百六十多萬量的轎車行業沒有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就是因為我國的轎車行業幾乎完全是與外資合作的產業，轎車行業所產生的利潤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的緣故。外商拿走了利潤，留給我們的只是空洞而龐大的GDP.。這與甲午戰爭時，大清帝國數量龐大的由“棉、麻、絲、布、瓷”構成的GDP被小日本數量雖小但卻是以“鋼鐵、機械、軍艦、大炮”為主的GDP打得落花流水的情形頗有些相似。二次大戰前，斯大林就曾說過：“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二OO五年溫家寶總理和出席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江蘇代表們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說“我聽到一個例子，感到非常痛心，我們出口的DVD一臺大約四十美圓，但是要交二十一美圓的專利費；我們的藥品，人離不開啊，可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國外的專利；我們的數控機床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外國專利，我們的汽車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合資企業或者國外品牌。”總理都感到痛心，可見事態不容樂觀。消耗著中國的資源，污染著中國的環境，再加上中國工人付出的大量血汗，而所創造出的利潤卻大部分被外國人拿走了，這是放棄自力更生、自主創新，“以市場換技術、以勞動力換外匯”的改革模式的必然結果。如今國外資金、國外技術對我國社會經濟的掌控程度也許只有高層業內人士清楚，一般人不得而知，但從上述數字分析，程度不會太低，一旦產生波動，對我國的經濟將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就是沒有發生波動，一臺四十美圓的DVD就要交二十一美圓的專利費，中國社會經濟的血每年要有多少流到國外。前段時間，我國商務部長薄熙來訪問美國，在回答美國商業界、企業界對中美貿易逆差問題的詰問時，薄熙來委屈地說：“中國向美國出口八億件襯衫才能換回就一架波音飛機”。是的，二十多年來，大部分中國人只想著如何去“打工換外匯”了，決策者們只想著如何“以市場換技術”了，根本沒有想到如何去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沒有想到如何進行自主創新。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人還只會洗盤子，做褲子，就連毛澤東時代所學的那些科學技術知識也因為失去了實踐環境、實踐對象而基本忘光了。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八億件襯衫，要有多少個中國工人在流水線上辛勤工作多少個小時，需要消耗多少中國的自然資源才能完成。或許這家生產襯衣的工廠還就是美國商人的，那么美國商人拿走的是利潤，給中國留下的是GDP。美國造一架飛機，在現代化的生產條件下是需要不了幾個工人的。八億件襯衫的利潤被眾多的生產者分享，每人能得多少，一架同等價值的飛機所產生的利潤，被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均攤，每人又是多少，這樣簡單的問題，任何人都能算明白。八億件襯衫中包含了多少中國工人的血汗。當美國工人拿著豐厚的報酬興高采烈地去旅游，去購物，甚至減肥去創造GDP時，中國的工人卻數著微薄的薪水盤算著如何去交納昂貴的房租和孩子的學費，是否能改善一下生活。

今天有的人聽到媒體上公布說我們的年GDP有二十幾萬億人民幣，外匯儲備有一萬二千億美元，高興得不得了，以為改革開發的發展戰略是多么的正確。但你可知道，在這組數字的背后還有一組數字。據世界銀行公布：“二OO三年，中國的GDP占世界GDP的百分之三點九，但石油、煤炭、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都分別占世界消耗量的百分之七點四、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四十。創造同樣的GDP，中國的能源消耗量是美國的四點三倍、淡水消耗量的八倍、污水排放量的十五倍。

高消費的現代化生活必須有屬于自己的高度發達的現代工業、現代科技作支撐，否則，實現全民族共同富裕就只能是一句空話。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帶領全中國人們在消滅剝削的前提下實現共同富裕。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剝削更不是社會主義。我們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為了消滅剝削，實現社會的公平合理，但要實現強國富民還必須通過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從世界上幾個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看，實現強國富民首先必須普及教育，以提高全體人民的素質，因為人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建國依始，新中國便掃除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以凈化人的思想，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人民，提高人的思想覺悟，同時還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掃盲運動和普及義務教育，通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覺悟和科學文化知識來提高建設現代化的積極性、主動性和能力。由于黨和國家采取的這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措施，經過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國的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方面的現代化建設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已到了臨界點，只要全體人民再過幾天苦日子、再做出一些努力，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就能實現了，可是隨著毛澤東的逝世，中國的四個現代化事業也就此夭折了。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安徽省風陽縣小崗生產隊，嚴俊昌、嚴立華等十八個社員以能吃飽飯的理由分掉了集體所有的財產，自行包產到戶。嚴俊昌等人的行為為騙子否定毛澤東制定的發展路線提供了所謂的群眾支持，為騙子撒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這個彌天大謊提供了所謂的事實依據，為所謂的改革開放找到了借口。一九七九年，小崗生產隊的糧食產量有正式記載的是十三點三萬斤，比以前翻了四倍。以此為契機，以包產到戶為核心內容的農村改革在中國農村迅速推開，到一九八四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人民公社消亡了。二OO六年，中國農村改革發源地的小崗村又宣布將土地集中到村里，“重走集體路”，其行為真是耐人尋味。《南方周末》報的記者徐楠到小崗村采訪寫下了題為《嚴俊昌 ；分和之間的人生》的報道，在報道中有這樣一個結論；真正讓糧食產量暴增的，還是“化肥”和雜交稻。小麥的平均畝產從一百多斤上升到八百多斤，水稻的平均畝產更躥到一千多斤。從這篇報道中不難看出，真正能使糧食產量暴增的還是化肥和雜交稻這些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嚴俊昌等人在包產到戶之后，沒有添置任何生產設備，就使糧食產量增加了四倍，生產力得不到提高而生產效率卻提高四倍，說明嚴俊昌等人是靠提高生產積極性來提高生產效率的，這個生產積極性的提高是靠滿足私有意識刺激的。小崗村“分”與“和”的事實說明，私有制和小生產是實現不了真正富裕的，實現真正的富裕只有靠現代化，而在我們這個人口多，底子薄的后起國家要想實現現代化就只有依靠集體的力量。一九七八年距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已整整二十九年了，集體經濟制度也已實行二十年了，二十幾年的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道德、集體主義教育對嚴俊昌等人根本沒起作用，集體所有制下，嚴俊昌等人缺少生產的積極性；私有制下的承包經營，嚴俊昌等人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這一點證明了毛澤東“人的世界觀的改造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判斷是多么的正確，也說明了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中國人如不徹底拋棄極端利己主義，真正樹立起社會公共精神和民族整體意識，中華民族不但實現不了真正的共同富裕，而且挨打還是遲早的事。隨著改革由農村轉向城市，中國沿著背離現代化方向的邪路越走越遠了。由于人們放縱私欲而刺激起來的消費欲望越來越高，正常的消費生產已無法滿足人們的消費欲望。騙子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只好采用大量減少了對科研、教育、國防以及國營企業的資金投入的辦法來增加消費資金，從而滿足這部分人的消費欲望。這個辦法終于導致了科研事業日益萎縮，教育事業越發落后，國防事業日漸衰弱，國營企業大批倒閉。更為可恥的是，為了掩蓋自己的謊言，騙子竟用停撥經費的陰損手段將凝結著新中國幾代航空人心血的，承載著中國人強國夢想，體現了新中國工業、科技和經濟實力的，事關我國航空工業及其他相關產業發展的，事關國家戰略安全的大型飛機“運十”餓死在了搖籃里。今天許多人在分析騙子們扼殺“運十”的原因時一致認為：世人都知道，大型飛機制造業處于一個國家的知識經濟產業的首位，是一個國家的科技實力、工業實力、經濟實力的體現，大型飛機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都大于“兩彈一星”，研究和制造的難度也不亞于“兩彈一星”。就是在如今，世界上也只有美、俄、歐盟三家能夠研制。“運十”飛機的研制成功，表明了我國基礎工業中的化工、電子、冶金、機械、復合材料等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標志著當時我國的科技實力、工業實力已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實力也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實現已是指日可待了。對于大型飛機的寓意，騙子也是知道的。“運十”飛機的研制成功，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但惟獨讓騙子感到膽戰心驚，因為“運十”飛機是一九七O年立項，一九七八年完成全部設計，一九八O年完成制造并首飛成功。“運十”的研制，大部分就是在騙子所說的“動亂”和“徘徊”的年代里完成的，騙子之所以能上臺，就是靠撒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和其后兩年的“兩個凡是”使“國民經濟徘徊不前”的這個彌天大謊，才欺騙了大部分國人。如今這個等于展示國家強大實力、展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巨大成果的“大家伙”在全國人民眼前飛來飛去，騙子撒下的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兩個凡是”使“國民經濟徘徊不前”的這個彌天大謊豈不是很快就要被揭穿，一旦騙子的丑惡嘴臉暴露于世，其下場可想而知。因此寧可置國家發展、人民利益、民族未來于不顧，也要將“運十”扼殺，至于如何扼殺，騙子自有其陰損的招法，既然內心的這個真實理由說不出口，干脆我就不用理由，借改革之名停撥經費，直接將“運十”餓死就算了。不僅“運十”，當年被騙子扼殺的科研項目，工業在建項目，國防在建項目還有許多，如“秦嶺”飛機發動機的國產化項目、渦扇6、渦扇8飛機發動機、殲9戰斗機、強5強擊機、我國首型重型直升機直七、青藏鐵路、高速列車、電子計算機項目等，尤其是事關國家安全的軍事戰略項目被扼殺的最多，其中海軍項目有十一項，空軍項目有三十一項，二炮最多有四十五項。騙子出于一己私利，為圓自己的彌天大謊，竟置民族大義于不顧，采用種種卑鄙手段扼殺了眾多的事關我國工業、國防、科技現代化發展的項目，同時也扼殺了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可能有人會說，“文革”把國民經濟搞得“瀕臨崩潰邊緣”，國家沒有錢支撐這些項目的建設。這不純粹是胡說八道嗎？“文革”都把國民經濟搞得“瀕臨崩潰邊緣”了，當時的國家還有錢進行這些項目的建設。而“文革”結束了，改革了、開放了，“洋躍進”了，國家已經走上了“正軌”，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時候，反倒沒有錢了，使這些項目下馬了。真的是沒有錢嗎？在下馬這些項目同時的一九八二年，國家又是從那里搞到從法國引進“海豚”、“小羚羊”、“松鼠”直升機等所需的十九億多美元的巨資呢？今天有一些小騙子們還在為大騙子招魂，為大騙子扼殺“運十”的陰謀遮掩，說：“運十”是仿波音“707”的產品，出生時就已落后，安全沒有保障，沒有市場銷路，所以才停下來。“運十”與同期的波音飛機相比確是落后，但落后是先進的開始，技術只有從低價向高級發展、從落后向先進邁進，先進技術是在落后技術不斷積累的基礎上產生的。沒有讀過小學、中學，到大學里旁聽幾天就能畢業，那不是做夢嗎？以為向洋人叫幾聲爸爸就可以從人家那里得到先進技術和繼承人家百萬家產的，只能是騙子和傻子。研制“運十”，培養鍛煉了我國航空科研人員隊伍，奠定了我國大飛機項目的基礎，只要堅持不懈的努力、不斷的發展、不斷的創新，中國的航空事業終歸是能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還有一些小騙子說“運十”是被美國麥道飛機制造公司扼殺的。“運十”研制成功后，美國為占領中國的民用飛市場，由麥道飛機制造公司出面，以極其優惠的條件提出與中國航空工業部門合作，聯合組裝麥道—82大型噴氣式客機。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國麥道飛機制造公司與中國上海航空公司在合作生產麥道大型噴氣式客機的協議上簽字，隨后“運十”的生產線被拆除。從那時起中國的民用飛機市場就完全被美國、歐盟兩大航空工業巨頭所壟斷了，截止到現在，中國用于購買美、歐客機的資金已達六百多億美元。當年能夠拍板決定“運十”停產，與麥道公司合作的會是什么人？外因只有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沒有我們自己內部的決策人決定停產“運十”，美國的麥道公司能扼殺得了“運十”嗎？小騙子們的說法正好證明了大騙子真不愧是出色的漢奸。大、小騙子們難道不知道嗎？大型飛機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民用客運領域，在貨運領域的作用也很大，尤其是在保障國家安全的軍事領域，大型飛機的作用更明顯，戰略性的運輸機、預警機、轟炸機、加油機只能是在大型飛機的基礎上研制出來。當年，如果在“運十”的基礎上研制出的運輸機、預警機、轟炸機在性能上肯定比美國、蘇聯的落后，但最起碼也使我國也有了一定的自衛反擊能力，不至于在強敵壓境時赤手空拳，無法以對。當年騙子以為只要對美國奴顏婢膝，便能討得一點殘羹剩飯，豈不料一片真心事主的奴才之心卻沒有被主子接受，殘羹剩飯沒討來，反而挨了幾個響亮的耳光。直到“殲十”成軍前，護衛我國領海領空的，還只有從破落戶俄羅斯那里買來的，已經不是很先進的“蘇27”、“蘇30”飛機，“現代級”軍艦和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殲7、殲8及轟6”了，至于保障國家安全所必需的、體現戰略進攻和戰略反擊能力的大型運輸機、預警機、加油機、轟炸機，卻因騙子扼殺了“運十”，并放棄了大型飛機的研制，至今也沒有研制出來。在扼殺了自己的軍事科研、軍工建設項目后，為滿足國家安全對大飛機的需求，騙子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引進上，可是騙子跑遍全世界，向大多數洋人叫遍了干爸、親爹之后也未能引進來。放棄了自己的現代化事業，騙子“洋奴”的本來面目就徹底地完全暴露出來了，對外向發達國家搖尾乞憐，全面開放國內市場，制定各種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商和外資，甚至給外商以超國民待遇；對內則采取給科研機構和國營企業“斷奶”的政策，不進行科研創新，不扶持企業進行產業升級，任由國營企業破產倒閉，然后以轉制的名義低價出售給個人或外商，造成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以至于江澤民總書記在一九九九年驚呼；“不加區分，不加限制地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為吸引外商、外資，騙子極力壓低國內勞動力價格、降低稅收，希求以“市場換技術”、以“勞力換外匯”，制造虛假繁榮，繼續欺騙國人，中國從此走上了為發達國家打工的道路。由于無力開發核心技術，只能吃以前的老本，因此技術含量稍高的產品與發達國家的距離越拉越大，造成出口困難，影響了經濟的正常運行。于是，騙子們又只好回頭繼續在國內普通人民群眾身上打主義，提出“拉動內需”。但普通百姓們早已被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早已被騙子為討好外商、討好帝國主義而強行制定的低工資制度榨干了血汗，無力再為騙子們制造的“虛火經濟”去拉動“內需”。騙子便把貪婪的眼睛盯到毛澤東留給中國人民的、普通百姓賴以生存的、最后能體現一點社會公平的醫療、住房、教育這三項基本社會福利事業上。不顧人民的死活、冷暖和民族的未來，強力推行改革，實行住房貨幣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不顧我們這代人的冷暖、死活，我們認可付出，教育可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未來，變了味的義務教育、高額的教育收費將多少貧困家庭的子女擋在了學校的大門之外。騙子的做法真可謂是喪心病狂。中國人用自己的血汗，用祖先留下的、前輩們流血拼命才保護下來的資源供發達國家的消費者享樂：用破壞自己生存環境的高昂代價為發達國家打工，辛辛苦苦掙來的幾個打工錢卻又養肥了大量的貪官污吏，有限的財富增長大多落入它們的手中，許多普通百姓又重新過上了饑寒交迫的生活。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翻二番”的結果怎樣？你去看看那些血汗工廠、殺人煤窯；看看被污染的河流、大地和天空；看看那些每天要在流水線上與機器賽跑十幾個小時的童工、女工；看看那些失業的工人、失地的農民、失學的學生；看看那些無錢治療死在醫院里的病人；看看那些身陷淫窟的少女；看看那些為養家糊口而賤賣自身的妓女；看看那些無錢為孩子交納高額學費而自殺的父親、母親，你就會明白，中國在背離現代化的邪路上已經走了多遠，“翻二番”的陷阱有多深。

改革開放已過去二十多年了，“先富論”實現了一半，那就是少數人通過貪污受賄、敲詐盤剝，瓜分毛澤東時代全民族緊衣縮食積累下來的國有資產的手段，確實實現了富裕，但大多數沒有貪污受賄條件、沒有敲詐盤剝能力、沒有瓜分國有資產資格的人卻沒有富裕起來，更有一部分人陷入了絕對貧困之中，淪為了弱勢群體。幸虧后來的領路人發現“翻二番”是個陷阱，領著我們繞了過去。但直至今天，中國仍有一億二千多萬人的生活需要國家扶助，二千多萬人還生活在絕對貧困中。前幾年有一首歌流行過幾天，歌詞大意是：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作主站起來，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新時代。電視里在播這首歌的時候還配上了三代領導人的畫面，讓人一看就知道是歌頌三代領導人的歌曲，但這首歌的歌詞寫的不全對，最起碼不全面，毛澤東使我們不挨打了，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所以我們歌頌他；xxx只是讓少數人富起來了，這部分人理應歌頌它，但xxx還使一部分工人失了業，一部分農民失了地，差點就沒餓死。這肯定是事實，否則現在國家還有制定并實施“低保”政策的必要嗎？這些差點就沒餓死的失業工人、失地農民怎么唱這首歌，也唱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他們若這樣唱，還不讓人笑掉大牙呀，差點就餓死了，還唱富起來呢。

僅僅這些表面的問題還不能完全反應出“翻二番”這個陷阱的深度和廣度，單純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翻二番”所帶來的危害也遠不止上述這些。在“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這個歪理邪說的鼓惑下，在私有觀念的驅使下，出現了全民族共同向錢看，金錢萬能成了整個民族共同的信仰。人們為了追逐金錢開始了不擇手段，權力尋租和瓜分國有資產成了最直接有效的途徑，其結果是導致了腐敗的大量產生。在顯失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和沒有有效制約下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終于導致了社會道德的全面淪喪。如今腐敗已深入到了社會的每個角落，每個毛孔，每個細胞，是造成社會不公和失去正義的一個主要根源，已經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其實出現一些腐敗分子并不可怕，出現一些腐敗也不可怕，怕的是今天腐敗已經由普遍化轉為了普通化，怕的是如今全社會對腐敗的默認、參與。從群眾對反腐敗的冷漠態度上就能看出，群眾對反腐敗的信心并不大，由此也折射出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程度。改革開放不久就開始出現腐敗了，當時全社會無不對腐敗深惡痛絕，并與之抗爭。但抗爭失敗了，全社會只有默認。隨著腐敗程度的不斷加大和向全社會各個領域的不斷擴散，人們逐漸接受了腐敗，后來又因腐敗確能給人帶來一定的方便，從而到現在形成了多數人參與腐敗，這些是腐敗之所以產生并長期存在的廣泛的社會基礎。但是參與腐敗需要一定的成本，那些已徹底淪為弱勢群體的人因沒有參與腐敗的成本，就只能望腐敗興嘆了。但他們中何嘗不有人盼望著更加的腐敗，從而引起更深刻的社會變革，自己或許能像涅槃的鳳凰那樣在浴火中獲得重生。二OO六年，中紀委公布有九萬七千二百六十名黨員干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其中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的有三千五百三十人。今天的中國，各種法律、法規不能說不健全，黨和國家反腐的決心和力度不能說不大，但是仍有如此眾多的黨員干部前赴后繼地加入到腐敗分子的行列，矢志不渝地誓將腐敗進行到底。貪污受賄、生活腐化墮落問題是中國歷朝歷代政府都感到困擾的一個嚴重問題。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曾制定法律，規定凡貪污紋銀六十兩以上的官員，一律處死，并剝皮實草，制成標本立在原工作單位以警示后任官員。但就是如此嚴厲的法律規定仍沒有遏制住明朝官員的貪污受賄。二OO七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秘書長干以勝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的腐敗問題決不是由社會制度造成的”。從歷史上朱元璋如此嚴厲的反腐規定到如今黨和國家如此大的反腐力度都沒有杜絕貪污受賄和腐化墮落問題，看起來貪污腐化還真不是制度問題造成的，那腐敗問題的產生就只能從腐敗分子的主觀世界里去找原因了。人的主觀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毛澤東曾說過：“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生產實踐中得來的。”根據這個判斷，根據作用與反作用的原理，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良的社會教育、不良的社會環境、不良的社會實踐才是產生腐敗分子的根本原因。社會教育的內容、社會環境的形成，社會實踐的方向無不取決于我們的文化，所以說腐敗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這是單純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翻二番”作為國家整個發展方向，而忽視其他方面的發展，尤其文化的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思想、道德、科學等，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文化是指狹義的文化。文化氛圍對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就是一個人對人生、對世界、對個人價值的認識，決定這個認識的就是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人們在內心世界里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和對某種主張、主義以及個人的極度相信和尊重，是對既定目標的追求。改革開放之初，有些人驚呼“信仰危機”，其實這是不正確的，改革開放并沒有使人們的信仰產生危機，而只是使人們的信仰發生了改變，從原來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變成了信仰“金錢萬能論”，直至信仰鬼神，從原來對共產主義的追求變成了對金錢的追逐。堅定的信仰必將帶來對人生目標的堅定追求。改革開放后，在“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個歪理邪說的啟發下，人們明白了，財富不是無盡的，中國的財富今后也不再屬于全體中國人所共有，如果你成不了先富起來的少數人，那你就必定會淪落為先窮下去的多數人。以前中國人真是窮怕了，在毛澤東時代以前，中國人辛辛苦苦創造、積攢的那點財富不是讓外國人搶走了，就是讓外國人給毀了。在毛澤東時代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倒是沒有再讓外國人搶走，也沒有再讓外國人毀掉，但毛澤東為了讓這些財富生息、增殖，為了讓全體人民人人得以享用，為了使所有中國人的子孫后代都還有財富可以享用，不但制定各種措施限制那些在共同創造財富過程中貢獻大的人過多的獲取財富，還以艱苦樸素為號召、以樹立艱苦樸素典型榜樣為引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人生追求的思想教育，在人民群眾心中建立起一個足以對抗世俗權力誘惑、足以對抗金錢財富誘惑的價值體系；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建立起一個權力與金錢相脫離的社會制度體系。改革開放的政策，取消了對人們追求財富的外部限制；以發家致富、實現個人價值取代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從而改變了人們的信仰追求，又在心理上誘發了人們貪婪的欲望。中國人在內心世界里曾經建立起來的、足以對抗世俗權力誘惑、對抗金錢財富誘惑的價值體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世俗權力、對金錢、對財富的堅定而執著的追求；中國人曾經建立的、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人生最高目標的、權力與金錢相脫離的社會制度改變了，取而代之的是權力與金錢緊密結合的社會制度，權錢交易從此產生了。當年共產黨人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后繼，對敵人的嚴刑拷打、砍頭、槍殺、活埋，毫不畏懼，就是因為他們心中有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如今腐敗分子們為了能早日發家致富，為了自己子孫后代的幸福，大肆貪污受賄、敲詐勒索、瓜分國有資產、權錢交易同樣是前仆后繼，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槍斃，就是因為它們心中也有著相信金錢萬能的堅定信仰。因此反腐反了十幾年，卻是越反越腐。其實對于腐敗所造成的社會危害和僅憑目前的法律與制度等措施能否真正地解決腐敗，真正地實現社會的公平，腐敗分子們遠比其他人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他們正是看清了在缺少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中自由競爭的殘酷，才擔心自己的子孫后代在缺少公平、公正的社會環境中靠自由競爭不能生存下去，腐敗分子才利用現有的條件來拼命聚斂錢財以為自己子孫的未來生活創造優裕的條件。腐敗所造成的后果有很多，而且是極其嚴重的，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葬送掉了毛澤東帶領中國人好不容易才樹立起來的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好不容易才找回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如今腐敗卻輕松地就使一些人改變了信仰、改變了人生觀、價值觀，使一些人又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因此弱化了民族的凝聚力，也使許多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失去了希望，紛紛向國外移民。于是才有了幾百名中國婦女集體向日本人賣春的“珠海事件”、才有了幾百名中國工人集體給韓國女老板下跪事件、才有了幾十名中國人因偷渡被悶死的“多佛爾慘案”、才有了馬來西亞侮華事件、才有了屢禁不止的偷渡事件。當年毛澤東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全體中國人，包括海外的游子們都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身上看到了我們民族的希望，許多像錢學森那樣的海外游子拋棄了自己奮斗多年才獲得的優裕的生活條件和偌大的家業毅然回國參加祖國的現代化建設，為我們民族的復興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今卻有這么多的中國人爭先恐后地往國外跑，覺得作個寄人籬下的三等公民都比在自己的國家強，這前后的反差是多么的巨大。今天產生如此嚴重的腐敗問題并引發社會道德淪喪，其中既有“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個歪理邪說的誘惑，也有騙子卑鄙的個人道德品質的影響。一個正確的領導，既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質，更要有對未來事物發展的科學預見能力，這個預見，要建立在豐富的閱歷、淵博的學識基礎之上，再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調查研究、縝密的分析判斷，從而得出合乎客觀規律的結論，而不能是主觀臆測。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回答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向；抗日戰爭初期的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寫出了《論持久戰》，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爭我們必然獲勝的結局，極大地鼓舞了中國抗日軍民的士氣。對于領導，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曾形象的比喻說“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而騙子騙人雖有術，治國卻無謀，只有搞陰謀詭計才是它的拿手好戲，而其個人的道德品質更是卑鄙低下。國家的發展戰略，事關人民生活，事關國家發展，事關民族命運，但騙子卻不管這些，不管前景如何，只要能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對于騙子來說就是勝利。在玩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陰謀手段，，以解放思想，實行民主的招牌與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勢力結成統一戰線來清除和鎮壓了黨和國家的健康力量，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當清除和鎮壓了黨和國家的健康力量，否定了毛澤東、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將各路妖魔釋放出來之后，在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逼宮”時，騙子卻又茫然了，于是只好又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令箭，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當年，在與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的較量中，騙子還真不是對手，其雖懷揣詭計，但卻腹無良謀，更沒有自己的明確主張，幾個回合的交手，騙子便敗下陣來，眼見要陷于沒頂之災，不得不又祭起了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走社會主義道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法寶，不得不委屈的“反了紅旗打紅旗”，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打退了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物的進攻。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科學、是真理，騙子掌握它是為了欺騙人民，打擊異己。而一旦人們真正地掌握了它，就會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就會看穿騙子的真面目。為了能長久的欺騙人民群眾，最好的辦法就是愚民，使人們喪失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放棄對真理、對科學的向往和探求，而一心只想著發家致富，改善生活。于是騙子在抓緊時間埋頭搞經濟建設的名義下，禁止人們對真理、對科學的探求，開始實行新的愚民政策。為了往邪路上引導人民，騙子在向人民群眾強行灌輸“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無恥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同時，還用會掙錢，能發家致富的“能人”，取代了為國家、為民族做出過無私奉獻的英雄作為人們學習的榜樣，并以關愛生命、提倡人性化這個堂煌的借口，譏諷那些為關愛他人生命、為國家、為民族而獻出自己生命的英雄行為，于是賴寧被趕出了教室；狼牙山五壯士被攆出了某地的中小學課本。對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因騙子自己無能力去創造可以充實人們靈魂的精神財富。為了填補人們的精神空白，在任由西方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思想文化對中國人民思想不斷侵蝕的情況下，騙子又搬回了早在“五四”時期就被中國有識之士所唾棄的腐朽沒落的儒家學說并冠以國學的桂冠來麻痹、欺騙人民群眾。中國的歷史上有個規律，自西漢以后，凡是靠耍陰謀、搞政變上臺的人在篡權成功后，都必然會搞尊孔復古這一套把戲，都搬出儒家學說這一劑最好的精神鴉片來侵蝕中國人的血性，麻痹中國人的神經。王莽篡漢，建立“新”朝后，全面復古，大搞復“周禮”、尊孔孟；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篡周自立，在建立“宋”朝后，為使自己的不是通過正當途徑得來的江山社稷能夠永久的傳之下去，趙匡胤及其繼任者同樣大肆尊孔，規定《四書》、《五經》為太學的必修課，并把儒家學說不斷發展，終于結出“理學”這個更為腐朽的“碩果”；袁世凱在篡奪清室、竊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立即發布《通令尊崇孔圣文》，又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里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在全國掀起尊孔復古的逆流。在騙子的影響、誘導、授意和親自操作下，中國的政治舞臺上開始到處充斥著陰謀與黑暗，陽光下的法律規定早已不及黑暗中潛規則。政治的本身是需要是謀略的，這個謀略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陽謀”。道德品質高尚的人所制定并實施的謀略是陽謀，而道德品質卑鄙低下的人設計、耍弄的手段必定是陰謀。政治是必須講道德的，有道德的人從事政治是政治家，沒有道德的人從事政治就是政客，就是政治流氓。印度的圣雄甘地說過；“有七樣東西可以毀滅我們，第一就是沒有道德觀的政治”。作為一個掌握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人，其對社會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中國出了這樣一個沒有基本的道德觀念，已經喪盡天良的最高領導人，社會道德不淪喪那就怪了。

“翻二番”的這個陷阱給我們中華民族造成的傷害無疑是特別巨大的，好在如今黨中央已經看清楚了“翻二番”這個陷阱的危害，改弦更張，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下，帶領我們繞過了陷阱，從單純的經濟建設向全面的、科學的發展邁進，中國通往現代化的道路變得通暢了。今天黨中央在不斷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時也做出了深刻反思，找出了產生腐敗的根本原因，制定出了更加完善的、能有效防止腐敗產生的強力措施，解決腐敗的問題已是指日可待了，中國真正實現現代化的日子不會太遙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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