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等人為何這樣低能？

作者：王世保

毋庸置疑，象茅于軾、厲以寧和張維迎這樣的中國經濟學文士都是高智商的，但是當他們把唯理的經濟學理論用于解決一些現實的經濟問題時，其開出的處方往往是為世人所詬病或不齒。高智低能的現象讓這些赫赫有名的經濟學文士在國人心中的形象大大受損，也使得他們遭到多數國人的批駁和辱罵。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現象呢？我認為既與這個群體盲目地推崇市場經濟理論而食洋不化有關，也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唯理特征有關。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在成型過程中汲取了大量的數學知識，并將其作為推理和論證的基本工具。現代數學知識在經濟學中的基礎地位決定了其唯理的特征，即這些依靠數學知識推演出來的經濟學理論多是一種純理性的經濟分析模型。這些經典的經濟分析模型所具有的理性建構特征使得這些理論只能對一些現實的經濟問題進行抽象和孤立的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一些唯理的經濟政策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經濟事件的發生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要涉及到政治、文化、風俗習慣，乃至倫理等等諸多非理性和非經濟的因素，這些因素的存在往往導致單純地利用唯理的經濟分析模型難以解決現實中被主觀定性的“經濟問題”。如果撇開那些非經濟非理性的因素，僅僅從經濟分析模型中推演出那些純理性的解決方案；那么這些方案看似合理，一旦付諸實施就會導致事與愿違的結果。我們的經濟學家永遠不要忘記：那些經典的經濟分析模型永遠都是理性建構的產物，它們在人類的自我世界里才是合乎邏輯的，才是正確的。

我可以用茅于軾飽受批評和攻擊的幾條言論來對上述論斷做出進一步地印證。茅于軾本人是一個堅定的市場主義崇拜者，而支撐市場主義的經典的經濟分析模型就是供求規律。這個市場供求規律就像由伽利略開創的奠定近代物理學理論的自由落體理論一樣，只是一種純粹理性的產物。我們知道自由落體理論只有在人造的真空環境里才能得到完全一致的驗證，但是在我們呼吸的空氣中，一個掉落的物體就要受到流動的空氣的影響，于是自由落體運動就變成了扭曲的不規則落體運動。物理學如此，經濟學理論也是如此。但茅于軾老先生對市場主義的堅定信奉，讓他往往忽視經濟問題中的那些非理性非經濟因素的存在，以致于弄出一些讓世人恥笑的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來。

略舉幾例，就可以讓世人看清這些純粹的經濟學文士在解決一些問題時的理性幼稚病：

第一個例子：中國不用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國際糧食貿易可以為中國提供源源不斷的糧食。

如果單從市場經濟的供求分析模型來看，茅于軾的這種判斷完全是沒有問題的。但糧食作為一種維持人類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其在國際上的貿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是一種可以利用的政治問題。如果象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國際糧食貿易來達到某種政治企圖時，這樣的糧食供求規律就不會再起作用，那么我們就會看到中國即使有錢在國際上也買不到糧食或者糧價大幅攀升的現象出現。

第二個例子：大幅提高春運期間的火車票價格，可以解決買票難的問題，并能維護乘客的利益。

茅于軾的這種論調也是從純粹的市場供求分析得出的。只要把票價提高，買票的人數就少了；買票的人數少了，乘客乘車就不那么擁擠，于是其利益也就得到維護。但這里完全忽視了一個非理性非經濟的因素，也就是春節回家過年是中國人的習慣，哪怕千金難求一票，在這種回家過年欲望的驅動下，也要去購票回家。于是，這種非理性因素導致供求分析得出的結果必然錯誤，那就是即使春運期間的火車票價格提高了，回去過年的人數照樣不會減少。與以前相比，由于火車票價格提高，再加上擁擠，那么乘客的利益就會受到雙倍的損失。

第三個例子：廉租房應該只設置公共廁所，就能阻止富人與窮人爭租廉租房

茅于軾的這種建議也是建立在富人購置廉租房只是用來自己居住的理性假設的基礎上的。依據茅的判斷，富人不會去爭購這種降低自己身份或者使用不方便的無廁廉租房，所以窮人就可以有充足的廉租房用來廉價租住。但他卻忽視了富人購置這些廉租房還有其他一些用途，即這些廉租房可以租用下來進行二次出租。二次出租必然會抬高窮人租房的價格，而且租用的這些高價廉租房與以前那些低價的相比還沒有廁所，窮人的利益也進一步受損。

對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盲崇與這些理論的唯理特征使得這些所謂的精英人士在面臨現實的“經濟問題”時往往表現得低能。事實上，這些“高智低能”的經濟學文士自身也是受害者，這就是唯理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塑造出來的必然是一種純理性的理論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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