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人禍的背后　　

馬躍　　

2008年以后，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多變的形勢，中國進入多事之秋。重大惡性事件頻仍，從2-15雪災、3-14西藏暴亂、4-28火車相撞到5-12地震，以及6-28貴州甕安事件，7-19云南孟連群體性事件，7-21昆明公交車連環爆炸案。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每年發生幾起重大事件，本來沒有什么可驚奇的，但可怕的地方在于，這些重大惡性事件的間隔時間變短，頻率加快。在未來的歲月之中，重大惡性事件是否會從每月一起變成每月兩起或者三起？讓人實在不敢想象。　　

這些事件中，有些與人類活動無關，比如地震，不管這個地球上有無人類，地震總是要發生的，但有些明顯與人類活動有關，包括地震所引起的次生災害，如泥石流及山體滑坡。為什么這些惡性事件集中發生在公元2008年以后的中國？在這些天災人禍的背后，是否隱藏著更加可怕的因素？本人認為，這些事件之所以湊在這個時間和這個空間，與下面三個因素直接有關。　　

一是連續幾十年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引起生態環境的重大變化，已經達到生態環境可以容忍的某種限度。　　

中國有幾千年文明的歷史。正因如此，生態環境到了非常脆弱的程度。遠古時期，黃河不是黃的，而是清的。因為農業的早熟，過度開墾，戰爭，宮廷建設，民居，墳墓，風俗習慣，關中和中原地區本來稀疏的森林逐漸被砍伐殆盡，植被被破壞了，造成大規模水土流失，黃河變黃。隋朝以前，中國經濟的重心依然在西北地區，那里曾是最繁華的地方。后來土地沙漠化了，許多文明古國淹沒在沙漠之中。這是農業文明對環境的破壞。從隋朝開始，中國經濟的重心就轉移到江南地區。從此，糧食不能自給的北方無法離開南方。大運河的主要功能是把南方的糧食運到西北地區。隨著江南地區的開發，其生態環境也在被破壞的過程之中。同樣地，農業過度開發會造成森林和植被的破壞以及水土的流失，長江正在變成第二條黃河。　　

近代以來，隨著工業文明的引進，使本已脆弱的生態環境更是雪上加霜。經過上百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幾十年的艱苦努力使中國迅速成為工業大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使全世界的資本朝中國轉移，使全世界的工廠蜂擁到中國，特別是江南及沿海這些地區。從理論上說，這些工廠不管辦在任何地方，都對地球環境帶來影響。但這些工廠辦在中國，必然對中國的資源、能源和環境帶來直接影響。工業文明對環境的破壞更加嚴重。隨著工廠的聚集，人口的聚集，城市的聚集，南方在經濟繁榮的同時，生態環境達到某種限度，各種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已經超過北方，超過貧困地區。　　

對中國這樣的落后國家來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對于那些資源稀少、生態環境已經脆弱無比的地區來說，發展未必就是硬道理。對這些地區來說，投資越大，發展速度越快，人口越多，不僅發展不起來，而且使這些地區的環境更加惡化，資源更加稀缺，人們更加貧困。好心所辦出來的不是好事，而是壞事。　　

黨的十七大提出了轉變發展方式的思想，提出主體功能區建設的思想，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思想，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思想，都是非常有見地的。把這些思想貫徹落實在行動上，對于保護好我們的家園，對于減少各種自然災害發生的次數，減輕自然災害的強度，都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二是原始的資本積累，不管在任何國家，總是表現出一定的殘酷性和野蠻性。在中國，也許更加嚴重。　　

從歷史的定位上說，我們依然處于原始的資本積累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大量貧苦的農民蜂擁到城市和工廠門口，以最低的報酬獲取工作崗位。這個時期最有利于資本的成長和壯大。因為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因為勞動者之間的殘酷競爭，資本處于優勢地位，處于強權地位。從理論上說，資本與勞動都可以相互選擇，但實際上，資本因為其稀缺而顯得身份高貴，勞動因為數量過大而給了資本無限選擇的機會。　　

中國不僅是人口大國，而且是農業人口大國。我們面臨幾億農民急于朝城市轉移的特殊形勢，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特大規模。對于資本來說，沒有比勞動力更好找的東西了，勞動力成為最低賤的商品。在這個歷史時期，其他國家也存在資本欺壓勞動的現象，但在中國，用毛澤東的話說，工人階級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更加嚴重。在勞動面前，資本達到為所欲為的程度。當然，資本家以為中國工人不會反抗，以為那些被剝奪了資源的工人農民不會反抗，所以就加重這種壓迫與剝削的強度。但是，我們知道，壓迫與反抗總是相伴隨的。于是，勞動與資本的矛盾，資本與工人農民之間爭奪各種資源的矛盾，這些沖突往往就以群體性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　　

因為資源的稀缺，因為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因為中國底層社會所特有的那種水滸氣和三國氣，資本在成長過程中，總是與暴力及強權結合在一起。這種暴力資本已經滲透到交通運輸、休閑娛樂、房地產開發、礦山開采等各行各業之中。強權、暴力與資本的結合，使某些民間資本顯露出更加可怕與猙獰的面孔，形成豪強勢力的復辟，由此加劇暴力資本與暴力資本之間、資本與勞動之間、資本與大眾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政府的職能應當是扶助弱勢，抑制強勢，達到社會的均衡。但實際上，政府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總是喜歡強強聯合，權力與資本聯合。政府鼓勵和放任資本的作為，甚至亂作為，在資本搞亂天下的同時，企圖通過控制大眾，使大眾修煉到無限忍受的境界。當然，通過途徑來實現天下大治，這是不可能的。　　

三是經濟體制改革單兵突進，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政府權力太大，缺乏制約，造成官民關系和干群關系緊張。　　

1953年以后，我們從蘇聯引進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全面管制的社會體制，計劃分配的經濟體制，高度統一的新聞文化體制。這種體制在推進國家工業化、實現社會一體化，促使國家走向強大等方面都起到積極作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在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了改革，解放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的發展道路。　　

與經濟體制改革比較起來，政治改革推進的速度相對較慢。隨著“四大”的取消和以階級斗爭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運動的終止，政府的權力不僅沒有削弱，而且處于不斷加強的過程之中。政府的權力太大，并且沒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制約政府的權力。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工人下崗、城市建設中的拆遷補償、城市與廠礦建設中的征收農民土地等這三大信訪熱點問題都與政府的權力有關，都是政府與人民、干部與群眾關系的表現，甚至說就是政府行為造成的問題。　　

與西方政府比較起來，中國政府的權力太大。市、縣甚至鄉鎮領導的權力超過美國總統在國內的權力。美國總統沒有權力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這些權力，他可以想拆遷哪道街就可以拆遷哪道街嗎？不可以。他可以想賣掉哪個國有企業就可以賣掉它嗎？不可以。他可以想征收哪個村莊的土地就可以征收并且可以為政府轉手謀取暴利嗎？更不可以。但是，我們的各級領導，甚至鄉鎮領導可以行使這些權力，并且可以在沒有任何制約的情況下，在受到獎勵的情況下，行使這些權力，使部分公民財產毀于一旦，使一批又一批工人和農民陷入重新尋找工作崗位的境地。　　

在中國歷史上，作為最高權力的皇權是對付各級官員胡亂作為的主要制約力量。隨著皇帝制度的消失，作為人格化的最終所有者和最終責任主體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抽象的沉默無語的觀念上的國家。同時，歷史上官場最干凈的時期總是暴君執政的時期。在缺乏民主資源的社會里，暴君執政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必要的約束力量。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對待各級干部的問題上顯得過于仁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采取了縱容和放任的態度。放任地方領導任意行使權力，哪怕造成嚴重的官民沖突而不受追究。全國那么多地方領導，每天都有可能惹出麻煩。治國必先治官。如果不能把各級官員控制住，如果放任他們搞亂天下，如果僅僅壓制民眾，不讓民眾亂說亂動，企圖通過這種方式來治理天下，達到穩定與和諧，這同樣是不可能的。　　

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了，綜合國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同時，人民群眾的怨氣越來越大了。從這些重大惡性事件之中，我們分明看到了那一股又一股的民間怨氣，正在集結、升騰、聚合、轉化。人民群眾在呼喚各級領導干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領導者，特別是高層領導者，不能僅僅滿足于治標，更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治本上來。也許因為年齡問題，因為任期制問題，誰都不想去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因，甚至想把這些更加復雜的問題留給下屆政府。但是，如果重大惡性事件發生的頻率繼續加快，各級領導和搶險人員就會在東西南北中各個戰場上疲于奔命，總有一屆政府要承擔最終后果。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不解決問題產生的原因，同樣的問題必然會在不同的地方反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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