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拜登和布林肯,沒有給老胡面子。
這使得胡錫進,以及那些跟他一樣對民主黨政府懷有曖昧情愫的中國“精英”,由期待轉為郁悶,又由郁悶轉為憤怒——無能為力的憤怒。
期待階段,是“勸善”;郁悶階段,是低沉的抱怨;憤怒階段,則是“罵娘”。
這不:老胡一反“軟”態,“硬”得不得了,直接宣稱美國是要“搞死”中國:
“美國的對華敵視螺旋式上升,‘搞死中國’的極端企圖越來越主導它的整個對華政策。”
且不說老胡對美國戰略企圖的判斷是否準確(是“搞死你”,還是“讓你聽話”?),老胡接下來這句話才讓人詫異:
“中美誰對誰錯,這一價值判斷完全取決于立場。中美對立是一個互動體系,雞生蛋蛋生雞,歷史的裁判只會認結果、并用結果指導溯源。”
翻譯一下就是:
“中美之間其實沒有誰對誰錯。……”
哈哈!
和稀泥到一定地步,就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在代表“精英”們講話,還是在給他們“精英”制造自我混亂、招黑、砸場子。
好一個“中美之間無對錯”——在老胡稍微聰明點兒,稍微要點臉的同行看來,這種論調,都是不可接受的!!!
什么叫“中美誰對誰錯,這一價值判斷完全取決于立場”??
就是說:站在中國立場上看,中國對、美國錯;站在美國立場上看,美國對、中國錯。
因此老胡的意思是:爭論“誰對誰錯”,沒有意義。
不錯——“不爭論”。深得真傳。
問題是:換做美國人,能想象他們,作出如此無原則、無氣節的市儈表態嗎?美國人會“大度”地宣稱,其實中國也“沒有什么錯”嗎??美國人在意識形態上向來很清楚:美國代表所謂“自由民主”,中國則“不自由不民主”,所以美國對、中國錯。中國的臣妾主義者,即胡錫進之流,卻幻想什么能夠跟美國人拋開意識形態、“務實”合作。
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改開”,只能讓中國變得更像美國和西方(更資本主義),否則就不對,就是在犯錯。中國的臣妾主義者,卻試圖模糊“改開”的資社性質,既要在行動上“融入世界(融入美西方)”,又要自稱“走自己的路”。不管你是革命派還是反動派,總得講點原則,總得堅定,總得有政治氣節。可惜,中國的臣妾主義者不是這樣的。他們,總是試圖騎墻,試圖討巧,試圖走第三條道路。如此別扭、小氣、庸俗、油膩的政策,怎能長久取信于民,怎能堂堂正正與美西方競爭,怎能贏得對手的尊重??
按當下最流行的觀點看,這種和稀泥言論,又豈符合反美民族主義的敘事和要求呢???所以我們說:莫談社資,就算只按反美民族主義的標準打分,他老胡,都不及格。他遠不是什么“強硬”民族主義者,而恰恰是軟弱的、模糊原則的、毫無氣節的、丟人現眼的民族主義者。
呵呵!就憑他這樣的“精英”,就憑這種“精英”的帶領,還想跟美國“冷戰”??不趴下就謝天謝地啦!!!
更重要的問題是:中美之間,真的“沒有對錯”嗎???
如果拉開歷史的距離來看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給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
到底需不需要徹底清算近代以來,西方資產階級對全世界、對東方,包括對中國犯下的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等等的罪行???在這種事關中國,事關所有亞非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利益和感情的問題上,需不需要“論個對錯”??難道真的可以像胡錫進這樣,自作聰明地采取什么“不爭論”態度嗎??
像這種大是大非性質的問題,豈可以“不爭論”了事呢?!
不錯,近代以來西方資產階級,確實也創造了文明。但創造文明,和犯下罪行,是不矛盾的,是不沖突的。只有蠢人才會把這兩者看成絕不相容的。不能因為他們創造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文明,就否定他們的罪行,就替曾經騎在我們頭上作威作福的侵略者、殖民者、帝國主義者洗白。
對資產階級創造的文明,我們應當批判地、革命地繼承,用更高級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明取代之;對他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們必須堅決予以揭露,予以批判,予以清算,而決不能像“二戰”后美帝庇護日本右翼勢力那樣對待西方反動派。——這才應該是我們的正確態度、正確做法。
當然,老胡所謂“中美無對錯”,主要是指在今天的中美競爭中。只不過,我們不能像老胡一樣短視,我們應當用歷史觀點看問題。
那么,在當下的中美競爭中,中美之間有沒有“對錯”可言呢?
這就涉及對中美之爭性質的評價,也涉及對所謂“中國崛起”的性質的評價。即,中美之爭,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競爭?中國崛起,又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崛起?
實際上,后者決定前者。即,中國崛起的性質,決定中美之爭的性質;因為美國老早就“崛起”了,而且是作為一個“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
新中國是個什么性質的國家?
毛主席在創立它的時候,它就是個“左派國家”。共產黨領導就是“左派領導”,新中國就是“左派國家”——事情在一開始就是如此,沒有什么好討論的。因此,新中國的正體性和建國精神在于無產階級領導,在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也是符合人類社會進步趨勢的。
如果有什么力量,把我們變右了,而且還要逼著我們進一步往右轉,那就是說:新中國內部的異己力量要逐步使這個“左派國家”的內容與形式分離,使它的內容及實質變成右的,而只在形式上保留一個左的外殼,甚至到某個時候要把這個左的外殼也掙脫掉。如果是這樣,那么,中美之爭,就必然變成兩個右派國家之間的競爭,變成“資資競爭”而非“社資競爭”。如果是這樣,那么,中美之爭的偉大歷史意義,必將大大減弱。
如果是左派國家與右派國家,即進步派與保守派、革命派與反動派、社會主義模式與資本主義模式之間的競爭,那么,我們在競爭中就會處于由歷史必然性所決定的無比正確、無比偉大、無比光榮、無比主動的地位。而如果因為新中國內部某些保守頑固勢力的拖累,中美之爭變成一種“資資競爭”,而不是“社資競爭”,那么,很不幸,恐怕就真的像胡錫進這個庸人所講的(庸人的話也未必不對)那樣,實際上沒有誰對誰錯,“扯不清的淡就別去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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