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低潮期，公共媒體被資產階級喉舌把控的時代，各國以往共產主義運動被資產階級肆意篡改抹黑，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戰爭也在文藝作品中被篡改，但或是弱化其反動性，或者敢大肆宣揚其存在正義性和必要性。

　　2.電影中以阿甘這一人物涉及南北戰爭、越南戰爭和美國反戰風潮，通過對電影情節的設計，弱化了美國實際存在的嚴重種族歧視，宣傳了其在越戰中的表現，甚至將其設計為遺世孤立的跑步者，但其公司反倒在此期間茁壯成長。種種正反巧合的存在，使得他似乎參與越南戰爭但是悲情英雄，不參與反戰風潮反倒是潔身自好，不參與公司運營壓迫剝削無產階級便能獲得資本擴張，電影情節的夸張離奇，滿足了部分觀眾的快感，更重要的是達到了電影創作者的反動宣傳目的。

　　3.在文藝作品中，故事情節可以被創作者所控制，或者正確的表達出事物的實際矛盾，以指導未來的正確發展方向；或者歪曲事實，以表現其反動倒退目的。

　　阿甘正傳是如此的急需火爆，所以他就這么粉墨登場在世界文藝的傀儡戲上，肆意馳騁于中國的文化大地，而被附庸風雅之人捧上神壇。

　　試問，我們能從阿甘正傳中看到什么？他是憑借出色的敘事而出名的嗎？然而實際上它的敘事是如此的平庸，所講的故事也不過是爛俗的“草根白癡經過努力奮斗抱得美人歸而取得幸福人生”的俗套情節，我們甚至無法從中看到什么出色的視聽語言，但是它就是火了。甚至它的立意也是虛偽而淺薄的“Family is everything”、“Love is everything”、“努力就能成功”的可笑論調。在幾十年后的今天，這種如法炮制的如阿甘正傳般的工業廉價產物早已被人厭惡，厭膩，甚至于惡搞，如同在今天被噴爛的“家人俠”在當時卻可見一斑。

　　事實上，若要剖析阿甘正傳火的原因，則必然不能忽略其背后的原因，和影片真正所傳遞的東西——在這里筆者將用碎片式的強調，來向觀眾赤裸裸地展示它。

　　阿甘正傳的團隊是聰明的。他們有一個很狡猾的方法，就是在宣揚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意識形態時，使任何一個有悖于美國“普世價值”而不為世人所接受的觀念，在這里成為一種無可辯解的意識形態，或者對事件避重就輕，消解他們的嚴肅性，以促進美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反攻倒算。比如我們在開場，就看到我們的編劇先生用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把種族歧視這個在世界（尤其是美國）象征著恐怖，腥風血雨與壓迫（在這里，在世界的歷史上，任何一種恐怖的詞匯都形容不了種族歧視的可怕）的東西給消解掉了。這種消解體現在福瑞斯特甘與一個著名3K黨領袖內森·貝福德·福瑞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同名上，這位“英雄人物”在皮特堡屠殺了黑人俘虜，成為了南北戰爭中南方邦聯的風流人物，并且在戰后出任3K黨的頭目——在這里，我們看到象征著屠殺、恐怖與滅絕的種族歧視在這部宣揚美國資產階級反動意識形態的影片中，完全被剝奪掉其本身的意義，而寄生在這么一個象征著“善良，忠誠”的主角之上。就此，整部影片作為一個令人作嘔的反動意識形態的灌輸，對歷史的扭曲開始了。

　　再比如越南戰爭。越南戰爭，作為一個近現代史中極其殘酷而血腥的戰爭在美國揚名，并且被許多越南老兵，甚至是當代的美國民眾所排斥。而對越南戰爭的血腥與殘酷的消解，毫無疑問地有利于美國對越南戰爭宣傳的需要。所以在這里我們看到制作團隊對越南戰爭的殘酷與血腥，只在珍妮和阿甘臨別時提了一句，之后就變成了烘托人物與電影情節的副產品。在這里，越南戰爭的血腥與殘酷只出現在阿甘征途的背景板，與上尉殘缺的雙腿上，但是編劇對此卻有意不提并且讓觀眾忽略。并且他們真的成功了——在這里，越南戰爭的殘酷與血腥，被徹底的剝奪了他們的存在本身與其象征意義，而淪為了電影的背景板。

　　更加狡猾的是，由于作者沒有地方宣揚越南戰爭的合理性，他們選擇在反對越南戰爭的群體著手——那就是用他們最骯臟，最卑鄙，最狡猾的手段把和平反戰人士給篡改扭曲成吸毒喝酒暴力成性的“墮落”左翼人士，狠狠地污蔑了左翼人士。將嬉皮士作為一個復雜的群體給臉譜化，將左翼人士刻板印象化——在這里，凡是信仰馬克思毛主席切格瓦拉，反對越南戰爭的人都是這種人，因為這種人質疑資本主義的道德并且與其背道而馳——在這里，他們的反思與質疑被扭曲成了“叛逆”、“不道德”，卻毫不提資本主義的道德在壓迫無產階級的原因，并以此來造成對當代社會反思與質疑的人的一種恐嚇。在這里，左翼人士們，被剝奪了其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嚴肅意義上的人的權利，而僅僅作為一個單面的臉譜的刻板印象的東西。在這里他們被徹底的剝奪掉了擁有他們完整性的權利并且被加以恨意，側面的去承認資本主義象征秩序與越南戰爭的合法性。而群眾們很可能接受了這個意識形態。在這里，意識形態的灌輸被體現的淋漓盡致。而我們對資本主義象征秩序的態度——“為何不得不反思資本主義”將在之后講解。

　　我們總以為批判舊的社會就是所謂“社會批判”、“社會價值”、“人文價值”，而殊不知真正的社會批判性是勇于向當時的世界的社會象征秩序進行挑戰與批判的才是社會價值的，社會批判的，因此也是具有人文價值的——而對世界社會象征秩序的批判進行批判的，就是對世界社會象征秩序進行妥協的——這哪里是社會批判，哪里具有社會價值，人文價值？

　　而這樣還不徹底，我們的制作組就這么設計了一個情節——珍妮融入了這些群體之中，她“墮落“了，阿甘追求珍妮，可是珍妮卻被另外一個嬉皮士吸引上了，阿甘被狠狠的橫刀奪愛，并以此建構起對這些群體的恨意，因為我們看到制作組很明顯的以阿甘的視角，并且讓我們去共情阿甘。

　　因此，在這里，阿甘正傳的人物塑造堪稱是爛俗的，即使是再輕點也是平庸的。因為在這里他墮入了一種好萊塢爆米花電影的人物塑造，就是臉譜化、單面化，而只有主角被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他肆意的剝奪了其他人物的完整性與其作為嚴肅意義上的真正的人的權利，即使是他所愛的珍妮，也只是作為一個供他享樂的物而存在。珍妮被阿甘玩弄著，并且在阿甘對她人物走向的主宰之下對阿甘妥協——任何人物都是如此，在整部電影的環境之中，阿甘儼然是大寫的主體，儼然是作為主宰一般的存在。這也是為什么阿甘正傳中要讓主角口述塑造故事的原因。而這種敘述方式也極容易給觀眾一種幻象。這就是個人英雄主義。

　　因此，由于這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給我們的灌輸，我們這些活在當代的人再也不會愛人，我們的愛人也僅僅是愛物，在我們眼里我們僅僅是像阿甘一樣愛物，與物打交道，但是現實不是電影，就這么，在客觀環境對個體這么一個渺小的物的主宰之下，我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與恐懼之中。

　　阿甘正傳灌輸著“Family is everything”、“Love is everything”、“努力就能成功”的意識形態，并為此創造一種幻想、一種景觀，家庭，愛，“成功“，他們被剝奪了他們在社會之中的情境，他們被剝奪掉了他們具體的意義而純粹浮現在紙面上，這種形而上的語言邏輯就這么侵略了我們的腦袋。

　　資本主義對語言的入侵便是如此——比如奧威爾式語言、省略句法、連字符等用法試圖用將對立面拼貼進同一個句子、結構的方式來調和沖突，如“和平是戰爭”、“無害的放射性塵埃”、“工人正在追求導彈的和諧”，卻并不解釋內在邏輯的自相矛盾。這類語言滿足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商業和政治結合的需要，經過不斷地重復，將受限定的意義植入讀者和聽眾頭腦之中。語言失去了作為認知中介的價值，而只被用于對不可置疑的事實的認可。社會科學被實證主義所左右，成為維護既存現實的工具。研究者將被研究者的陳述操作化，將被研究者所使用的含糊概念還原為和他私人生活相關的特定所指，切斷了特殊事例與總體的聯系。研究者通過孤立化、原子化地對事例進行治療性地分析，可以將威脅到現存制度合理性的事例轉化成偶發的、可以解決的問題，將人們遭遇的普遍困境還原成某個個體的具體處境，以此達成更完善的社會控制。語言的形而上掩蓋了社會的實質。

　　事實上，但凡真正的將這些詞匯賦予他們本身的意義與其語境——真正將他們從虛空之中放下而放入他們本身所處的環境之中——社會環境，我們就能看到他們的真面目——愛在當代資本主義已經被異化成了交易，成為了物與物的交易，這種愛被剝奪了兩個人在真正世界上的共存，剝奪了真正尊重他人本身的真正實質，而變成了物與物的金錢至上的交易。家庭被變成了剝削與被剝削的地位關系。在這里，社會存在主宰了家庭的權利，家庭作為獨立于集體大生產之外的私有制環境之下的，他們被賦予了嚴重的父權地位——即父權一方對家庭權利的宰割，而“努力就能成功”這種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分工與剝削體系之中被狠狠的碾碎。

　　這才是現狀——我們作為無產階級，被剝奪了自由發展的權利，剝奪了作為完整的人的權利。我們在被壓榨，我們在被壓迫，我們在被剝削之中榨干了自己的血汗而變成一個機器，就如電影里面阿甘之外的人物。

　　回到阿甘正傳，當我們剖析了阿甘正傳之后，我們就知道為什么他能夠被如此追捧的原因，就是他順應了資本主義的需要，資產階級急于用這樣的電影來給觀眾們制造幻象，急于用這樣拙劣虛偽的電影來給觀眾灌輸他們的意識形態，急于在國際共運受挫之后進行一場徹底的反攻倒算。

　　阿甘正傳是如此的急需火爆，所以他就這么粉墨登場在世界文藝的傀儡戲上，肆意馳騁于中國的文化大地，而被附庸風雅之人捧上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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