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期待已久的張藝謀的新作《狙擊手》，不出意外，擅長“用情”的張藝謀再一次把觀眾弄哭了。
從偏向傷痕的《活著》《紅高粱》，到偏向盛世的2008北京奧運開幕式、2016杭州G20開幕式、2022北京冬奧開幕式，張藝謀在撥動觀眾情緒、利用節奏控制觀眾情感起伏的能力依舊上乘。而這個能力很可能是老謀子吃一輩子、一直吃到退休收山的獨門硬飯碗，我個人很是佩服。
但是，作為一部電影，尤其是一部軍事題材、涉及抗美援朝戰爭的主旋律正劇，若僅僅以“好不好哭”作為唯一準繩、或者以“把觀眾看哭了”作為好評的依據，那就太淺薄了。
軍事題材也可以拍成商業片乃至爆米花電影，要么讓人捧腹大笑、要么弄的影廳里淚聲漣漣，這是美式電影工廠的慣常，我們早就見多了。
只不過，它并不適用于抗美援朝，并不適用于人民解放軍（志愿軍）。
1
蕩氣回腸的抗美援朝戰爭是給中國人民以深刻歷史回響的，觀摩相關題材的作品時，我們必須自問一個問題：這場戰爭的本質是什么？
答案很明晰：是一場毛澤東主席領導的新生人民政權通過一次具象化的與當世最大的階級敵人——美帝國主義的碰撞以及逼迫其傾斜出最大的國力（1951一年美軍用于朝戰軍費支出達600億美元），徹底完整地塑造了一支人民軍隊及這支軍隊背后六億人民的國家認同的階級斗爭戰事。
因而，關乎這場立國之戰的任何一部文藝作品，都應當是給觀者肺腑以政治共鳴、階級回響、軍民同心的情感震動。
說得直白一些：必須要有「我軍政治特色」。
這一點，此前的電視片《功勛》中的李延年片段《能文能武李延年》就表現得極為出彩，不僅直接將人民軍隊的精神領袖——毛主席的照片擺進了軍營、還原了真實歷史場景，而且用極其政治自信的手法（刻畫政委形象）凸出了「政治建軍」的人民軍隊內核?！ ?/p>
黨的槍桿子只是為了創造政權和保衛政權的工具，而非黨的底色——相反，政治才是槍桿子的底色，槍桿子應當受到政治底色的熏染與領導，即“黨指揮槍”。
以這個道理為準，我們可以清晰地將所有軍事題材的文藝作品劃分三六九等與敵我陣營。
將軍事劇拍成政治劇的，顯然是在劇作靈魂和主體格局雙重層面得到升華的文藝翹楚。
但是將政治劇拍成軍事劇、或者單純通過臆想和所謂“情緒渲染”來打造軍事故事的，必然無法給出高分，因為它無法解釋領導軍事力量的政治團體間的差異。
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檔的《長津湖》中，導演組都給出了就戰爭意義而做出的情節解釋——伍千里回到家中又返回戰場，是為了保衛分到土地的父母，是為了保衛新中國政權給予這些民國流民的政治權利?！ ?/p>
而無需爭議的是，只要看過春節檔《狙擊手》的人，在這部張藝謀的影片里都沒有感受到「我軍政治特色」的體現。
張藝謀設計的情節很動容，但是觀眾之所以流淚更多是出于普世情感的催發以及淺層的立場趨附，而非政治共鳴。
2
電影里的最高潮片段，同時卻也是最反我軍作戰形態的：班長劉文武的自殺式襲擊。
說真的，看到劉班長飛身轟炸的鏡頭，我仿佛在看一出美國大片，亦或是日本神風特攻隊的紀錄片，再或是早已見怪不怪的國民黨宣傳系統最喜歡使用的雞血文創手法?！ ?/p>
請記住：毛主席締造的人民軍隊，從沒有“自殺式襲擊”的傳統，特別是在“付出與收益”完全不成正比的情況下，更不可能輕易動用人肉炸彈去奪取一戰一役的勝利。
如毛主席所言：“人，是最重要的。”
《狙擊手》中，在尚未判定偵察兵亮亮身上是否有情報、也尚未判定對面敵方高地的火力部署時，作為最高指戰員的班長劉文武居然先后三次貿然祭出人盾：派出五班全員下入低地結果遭到伏擊、派出胖墩孤身前往結果犧牲、自己攜帶手榴彈前往敵方陣地自殺式襲擊……
前兩次對戰友的不負責任很直觀，暫且不表，我真正想細說的就是第三次的“交換”與“自殺式襲擊”。
美軍利用漢語引誘劉文武交換亮亮，劉文武竟然真的就放下武器同意了敵人的要求——這等于將志愿軍與美帝侵略者放置在了同等的位置上，暗示“美帝是可信的”。
不得不說，這樣的劇本創造非常惡劣?！ ?/p>
要知道，這里不是開城或板門店的談判桌，雙方不是凈身坐下、對目交談的。
這里是荷槍實彈的戰場，而于戰場作戰的目的，正是是為了將不講道理的美軍“被迫講講道理”得退回談判桌上，與中方進行會談。
因而，在戰場之上，美軍的設定就必須是“不講道理、不講信用”的——這，也確實是事實，無需夸大也無需杜撰。
在朝鮮，美國鬼子不僅對我志愿軍行盡各種卑劣騙術，連自己“隊友”南朝鮮軍隊也不止一次在戰場上被他們的美爹當炮灰引誘送死。
甚至，美國鬼子的丑惡嘴臉不僅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更用于談判的停戰區——在開城談判的中立區，美帝曾公然射殺我方開城中立區軍事警察排長，此等行徑，今天的人們知道的有多少？
那位犧牲的我軍排長叫姚慶祥，當時他正在中立區率排巡邏，發現了美韓武裝分隊后，他還制止部下排員不要開槍攻擊“這是中立區，不得開火，他們也不會亂來的”——誰知道，美國人無恥之尤，竟然真就開槍射殺姚慶祥，并重傷戰士王仁元。
姚慶祥犧牲時，年僅24歲。
這件事當時也致使朝鮮停戰談判一度中斷，讓開城談判本就不友好的氣氛繼續降溫。
所以，面對這樣的惡魔對手，《狙擊手》中劉文武“放下槍”、“舉起雙手”的動作實在過于草率和自負，也是張藝謀對戰爭與美軍仍存的萌新式幻想在作祟。
而作為文藝作品，這樣的鏡頭語言更是讓人犯嘔：它在無意間（真的是無意嗎？）拔高了作為法西斯侵略者的美國鬼子的戰場形象，并貶低了我志愿軍的作戰智慧。
忘了毛主席的話嗎：“除了存心欺騙的人們或者十分天真的人們以外，誰也不會相信，一紙條約會使美帝國主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變得稍微規矩些。”
3
緊接著，就是張藝謀導演頗為自得的片段：劉文武飛身躍起，以人肉炸彈的姿態“自殺式襲擊”……
魯迅先生在小說《非攻》中曾有這樣一段描寫：“待到望見南關的城樓了，這才看見街角上聚著十多個人，好像在聽一個人講演講。當墨子走得臨近時，只見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揮，大叫道：‘我們給他們看看宋國的民氣！我們都去死！”’墨子知道，這是自己的學生曹公子（在宋國做高官）的聲音。”
這篇小說寫于1934年，借曹公子之口，魯迅辛辣地諷刺了蔣記國民政府動輒以“我們都去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偽氣魄，去動員他麾下數以百萬計抓來的壯丁為他的軍事獨裁政權送命送死。
同時，“我們都去死”這樣的偽氣魄，實質也是投降主義的變種，即：如果抵抗，我們就只有死；那么，就干脆「不抵抗」吧！
不抵抗政策與低調俱樂部，紛至沓來，緣由于此?！ ?/p>
從東北到華北，從長三角到珠三角，蔣氏一步步丟掉國土、將半個中國拱手送給日本法西斯，卻還依舊以雞血動員，表演給以國聯為首的西方世界看、妄圖博得英美的同情與支援……
直到1938年毛主席的《論持久戰》轟動出爐，才掃盡了中華大地上被國民黨散布的失敗主義情緒，破除了蔣府高層與民國精英名流們所謂“戰必敗，敗必亡”的錯誤論斷。
“我們都去死”，這樣看似悲壯、實則造作且忤史的設計，近年來并不是第一次在主旋律電影中出現了。
2020年“果粉”管虎動用巨資拍攝的電影《八佰》，同樣用人肉炸彈的荒唐橋段，致敬了他心中夢寐的蔣府國軍。
更荒唐的是，沒有任何史料記載四行倉庫戰役中有管虎鏡頭下的人肉炸彈，只有1938年導演應云衛的電影《八百壯士》與1975年蔣經國一手炮制、致敬而就的新《八百壯士》里有跳樓自殺炸敵的劇情。
幾十年后，竟然又被管虎在中國大陸“致敬2.0”，真乃不厭其煩的自我感動。
我軍的歷史上有沒有過戰地自殺攻擊？當然有，而且還很多——但是！我軍的自殺攻擊與國軍的自殺攻擊有著顯著的區別：
① 除了自殺攻擊，已別無其他作戰方法；
?、?若再不進行自殺攻擊，會釀成無法挽回的重大失利；
?、?犧牲自己，可以換來更多同志與戰友的存活。
以這三個標準，我軍軍史上諸多“自殺式攻擊”涌現出的英雄人物如董存瑞、黃草嶺英雄連、《英雄兒女》中的王成等烈士或藝術形象，無比光輝偉岸、充滿了革命英雄主義色彩。
因為他們的自殺式犧牲，并非為了凸顯個人的英雄主義，而是為了集體的革命利益。
對比《狙擊手》、《八佰》等漠視黨委組織領導與集體價值觀念的作品，董存瑞和王成無疑是屬于全體人民與人民軍隊的。
董存瑞和王成無需多言，而黃草嶺英雄連的事跡更可以同《狙擊手》里的劉文武形成強烈對比。
參加過那次戰斗的美軍陸戰一師師長史密斯至死難以釋懷：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么？美軍怎么就會吃了敗仗？
黃草嶺守備英雄連是抗美援朝時期我志愿軍第42軍第124師第370團4連，在黃草嶺戰役中，該連與美軍王牌陸戰一師遭遇，兩天之內打退敵人二十次進攻，以犧牲五十余人的代價殲敵近三百人，致陸戰一師共傷亡兩千余人、被俘三百余人，損失坦克、裝甲車百余輛，各種火炮八十多門，飛機也被擊落兩架、擊傷多架，而不得越雷池一步。
這場守備戰中，該連戰士多次以沖鋒姿態由守轉攻，在炮彈炸起的泥土中一次次爬起來，在前后受敵、彈藥不足的情況下使用石頭、槍托甚至牙齒這樣的原始“武器”同美軍的飛機坦克進行戰斗，最終以巨大戰果（成功阻敵）結束了戰役。
后來，42軍吳瑞林軍長回國報告時，提及這場悲壯的戰斗，毛主席聽了之后連聲動情地說了兩個“好！”
回過頭來再看《狙擊手》。
劉文武直到自殺身亡，張藝謀也沒有告訴他：所謂“一條命值一個連”的亮亮，身上到底有沒有帶回情報？在完全不交代的前提下，便直接拿起導演話筒、開動攝影機，命令作為全班最高指揮員的劉文武掛滿手榴彈向美軍狙擊陣地沖去……
就此，五班失去了一個指戰員，且是以一種根本不應該的方式犧牲。
在戰場上，這種最高指揮官的草率就義，很可能會致使全體作戰部隊的心態崩潰、全部所持陣地被敵人頃刻間摧毀，莫言救回俘虜同志，連己方隊伍的性命都保不住。
這樣的自殺式襲擊被呈現在電影里，只能說是一種典型的“要風月不要倫理”，為了煽情而煽情，為了自殺而自殺。
4
據悉，《狙擊手》里的李文武其人物原型是我軍著名的神射手張桃芳，也是第一代戰斗機飛行員，被譽為“志愿軍神槍手”、“冷槍英雄”、“上甘嶺狙神”，曾榮獲中國人民志愿軍特等功并被授予“二級狙擊英雄”榮譽稱號和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授予的“一級國旗勛章”。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張桃芳曾在三十二天內以436發子彈擊斃214名敵人，創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冷槍殺敵的最高紀錄。
但是，張桃芳同志一直活到了2007年，我不明白為什么張藝謀要給他杜撰一個自殺式襲擊的戲碼？
能和平俘虜（解放）則不要強攻，能強攻則不要自殺，這是“惜人如金”的我軍最重要的作戰倫理之一。
所謂“不計較一城一地，但算計一人一頭”。
需要看到，“自殺文化”這種本質是投降主義、失敗主義的落后軍事情態，從來于國際上都是法西斯侵略者（典型如日本的神風隊、切腹傳統）、于國內則是國民黨軍事獨裁集團的熱衷。
它不僅帶有濃烈的消極情緒，而且充斥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恐怖主義色彩。
與今天世界范圍內大大小小的恐怖組織一樣，這種自殺式襲擊的發動根源是自殺者被背后的統治集團洗腦并利用、同時畏懼“無法完成任務會被處決”的結果。
這也就是為什么國民黨軍營里最熱鬧的地方是槍聲不斷的軍法處，而共產黨軍營里最熱鬧的地方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治教育班。
國民黨的自殺文化是根深蒂固的，這與蔣介石的“鐵血統治”是分不開的。
蔣介石自己在1938年的一次演講中都曾說：“我們補充到前線的士兵，大多數都發揮不出真正的戰斗力量！雖說他們在后方已經經歷了兩到三個月的訓練，但是到了真正的前線，他們的表現跟未曾受過訓練的人沒有區別，可能在一千個人當中，只有不到四百個能夠與敵人作戰。技術不熟，動作極差且沒有精神，這根本不能稱之為軍人！”
問題在于，蔣先生卻不去調查和思考自己手里的「兵」為什么沒有戰斗力？
根據國民黨政府的公布報告顯示，抗日戰爭中期間，國軍一共抓了一千四百零五萬人的壯丁來進行兵力補充——這個數字看起來很龐大，已是幾百萬侵華日軍的數倍，但是實際上的戰斗力卻不是一般的差，超過七成以上都死在了國軍的營帳里。
當時的所謂“壯丁”大多是被強行抓捕的貧苦農民、無業流民，文盲率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營養不良、體格瘦弱。
按理說當兵是比一般老百姓吃的要好，但是當時國軍后勤供應極度匱乏、軍官嚴重貪污克扣，普通的士兵根本吃不飽肚子，尤其是抓來的壯丁。
由于士兵各個體質虛弱，國軍也就只能靠著人數的優勢固守在防線上，進行持續不斷的“自殺式襲擊”，不論是對日軍還是對我軍。
這也就是為什么不論是面對抗戰時日軍的誘惑還是解放戰爭時我軍的政治召喚，國軍的基層士兵們都會成建制的投降（抗戰時我國是反法西斯陣營中唯一一個漢奸數量多于作戰部隊數量的國家），哪怕只是一個白面饅頭，都可以讓國軍的“壯丁”們舉起雙手。
1944年，美國的一位軍醫抽查了國軍的1200名普通士兵，發現其中營養不良的人高達半數以上，魏德邁將軍直接點明：“士兵因為虛弱而無法正常行軍，這樣的狀態根本不可能有效的打仗，而問題的起源在于，他們一直處于半饑餓的狀態。”
進攻，包抄，迂回，這些戰術國軍的士兵根本打不出來，他們能夠做的，只能是在長官的命令下進行自殺式攻擊，將性命白白獻給蔣介石極其反動腐敗的軍政府。
5
從上到下，從下到上，國民黨軍隊的自殺文化不僅流行于基層，同樣是橫亙在高級指揮官心頭的一道刺。
1948年6月，毛主席給東北野戰軍發來：“基本上同意用三個月至四個月時間，攻克長春并爭取殲滅援敵！”
長春攻堅戰打響，譚政在當時東北野戰軍師級以上高級干部會議上做出決定：在對長春實施軍事封鎖的同時，還要開展政治攻勢和經濟斗爭，從而動搖長春城內的國民黨守軍的決心，盡量減少人員傷亡。
這樣的我軍傳統式“以政治戰取代軍事戰”的思路也得到大家一致認可。
6月22日，東北野戰軍進入指定位置，并于三天后正式對長春實施圍城?！ ?/p>
為了統一行動，東北野戰軍還專門成立了對敵斗爭委員會和圍困長春指揮所。在蕭勁光和蕭華的指揮下，解放軍在長春城外方圓五十里的地方形成一個環形封鎖區，筑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封鎖線。
在印制的宣傳單上，我軍稱呼駐守長春城內的國民黨軍為“蔣軍官兵兄弟們”，還告誡他們“天下窮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起義是唯一的出路。”
譚政特別吩咐在前線的圍城部隊，務必要將投誠通行證和宣傳單發放到長春城內的國民黨士兵手中。
由于沒有飛機，我軍沒法進行空投，就做了風箏把宣傳單綁在上面，還有的戰士用弓箭把宣傳單射到敵人的陣地上。
面對此情此景，“守軍”指戰員鄭洞國立刻喊來參謀長說：“馬上給蔣校長發電報，咱們要突圍！”
但是，蔣介石的回電卻讓鄭洞國心如死灰：“長春必須死守，這樣可以分散東北野戰軍的兵力，錦州和沈陽才相對安全！”
9月17日是中秋節，我軍在陣地上唱起了云南小調，故意唱給國軍第60軍的滇軍士兵們聽。
聽著熟悉的家鄉小調，第60軍的士兵們再也按捺不住思鄉之情，趁著夜色紛紛投誠……
此時的長春城里只剩下了鄭洞國和他一直堅守的中央銀行大樓。
在中央銀行大樓的地下室里，他給蔣介石發去了四個字的電報：“來生再見”。
發完電報后，鄭洞國拿槍自殺，但一時間怎么也找不到佩槍……就在這時他的貼身衛兵沖了進來，將他一把抱住、勸說他不要走絕路……
直到今天，國民黨的“自殺遺風”依舊在臺灣島上蔓延。
追求減少傷亡、力爭政治感召，這是我軍的優良解放基因，不僅是針對同血同胞的國民黨，在抗美援朝中同樣針對美帝國主義軍隊。
在朝鮮被我軍俘虜的美軍、韓軍，得到了遠高于我軍自己士兵的優待，“罐頭優先鑿、雪粥優先熬”（雪粥就是雪水摻雜樹葉煮的粥，這對于我軍是最高伙食了），甚至還在戰俘營中給美軍舉辦籃球賽、開設掃盲班教美軍識漢字。
英軍莫尼卡·費爾頓夫人于1952年9月曾到過我軍戰俘營參觀訪問，同英美戰俘們談話、開座談會。在仔細了解了志愿軍戰俘營的情況之后，她感慨地說：“簡直是奇跡！這里真的不是戰俘營，而是學校。”
在朝鮮，源源不斷奔向我軍、放棄侵略立場的外國大兵甚至可以舉辦一場運動會——著名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碧潼戰俘營奧林匹克運動會。
但是在張藝謀的《狙擊手》中，美帝國主義竟然成了感召的一方。
不論是用牛肉罐頭的殘渣勾引朝鮮小男孩，還是用中文誘導我軍班長級指戰員劉文武，都顯得那樣游刃有余、輕快自然……
不覺想問張導：您真的了解朝鮮戰爭嗎？您真的知道在朝鮮（不論是談判桌還是戰場）到底我軍與美軍誰才是掌握主動的一方嗎？
或許就像您不懂當年的東北地下諜戰的真實史實一樣，所以才會把《懸崖之上》明明是農村郊區山林作戰、拍成了東北式上海灘……
跋
贊美五班需要通過美國狙擊手們的夸獎，劉文武自殺的煽情片段也需要通過美國狙擊手們的誘降…而以個人英雄主義來彌補政黨組織能力羸弱的自殺式襲擊又是國民黨遺風之呈現……
一部完全美國人視角、美軍視角的電影，用在抗美援朝的題材上，著實尤為諷刺和尷尬。
看得出來，張藝謀依然對獲得“國際認可”念茲在茲。
然而，縱覽所謂的西方電影節，如歐洲三大電影節：戛納，威尼斯，柏林——個個出自政治，哪有什么春水白蓮。
威尼斯電影節是意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搞的，戛納電影節又是出于反制墨索里尼的目的，柏林電影節則純粹是美國一手出資的政治工具。
當年張藝謀首部戛納獲獎影片、也是傷痕電影之上品《活著》，就是通過對中國極端落后黑暗的扭曲展現，拿到了評委會的認可。
《活著》拿獎時，葛優還成為了第一位三大電影節認可的國際華人影帝——但是沒有人知道，葛優那個影帝的全稱是什么。
它的全稱叫做“基督教人道主義最佳男主角”……結果我們這邊的主流華語媒體全部心照不宣將他省略為“最佳男主角”，意圖掩蓋西方人用政治滲透藝術的小九九。
政治缺位，必然如斷骨失髓。
不論特效爆棚的畫面和節奏拿捏準穩的音樂如何戳人淚腺，它都難以稱得上一部配得上中國人民志愿軍、配得上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的文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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