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導權”理論是意大利共產黨領袖、思想家葛蘭西在獄中反思歐洲共產主義運動時提出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他從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現實入手，指出由于資產階級掌握了文化領導權，獲得了維護、鞏固政權的合法途徑，社會主義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須首先奪取文化領導權。其有效途徑，就是以“有機知識分子”為中介，通過“陣地戰”策略對人民群眾進行教育。[1]所謂“有機知識分子”，指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協調的、在意識形態建構中起積極作用的知識分子。對于肩負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無產階級來說，必須造就新型的、為本階級服務的“有機知識分子”，即“知識分子有機化”。“文化領導權”理論產生于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特定歷史語境下，在內涵上根本有別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并與中國革命的歷史課題存在明顯不相吻合之處，但考慮到這一理論提出的和平斗爭背景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背景有相似之處，且此概念有較強的闡釋能力，同時對“文化領導權”意義的認識和覺醒也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2]，因此筆者認為在相關研究中引入“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是適宜的。

　　考察毛澤東1942年5月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關于“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等思想，筆者發現，其本質在于在確立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指導地位的目標下，以規范革命文藝發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識分子文藝家的小資產階級屬性，使其徹底“無產階級化”，造就黨的“有機知識分子”，進而奪取中國革命的“文化領導權”，并以其為中介，宣傳、教育和組織人民，接受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造就取得全國勝利的政治基礎。如果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敏感地觸及了“文化領導權”的命題，那么，結合延安整風運動和確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歷史實踐，《講話》則從整頓文藝隊伍、使知識分子有機化以及確立黨對文藝工作的政治領導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文化領導權的藍圖和操作手冊。

　　一、抗戰以前知識分子隊伍的思想狀況及列寧文藝思想的啟發

　　五四時期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造就了中國共產黨。在早期中共黨內，尤其是黨的領導機構和領袖人物中間，非工農階級的知識分子的精英化色彩和啟蒙思想占據主流。此后，一方面所謂“代表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領導人的“機會主義”錯誤逐漸受到批評和組織排斥，中共六大又過分強化了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加上土地革命時期以軍事工作為中心的客觀實際，使知識分子在黨內逐步邊緣化，造成了黨內長期排斥和厭惡知識分子的歷史狀況，使白區的革命文藝斗爭處于隔離和孤立的狀態。另一方面，“革命文學家”深受五四“文學革命”之全盤西化思想影響，之后轉而認同“蘇俄之西方”，盡管在作品中帶有馬克思主義色彩，但并未徹底完成無產階級化的思想轉變。對此，郭沫若后來說：“《女神》的序詩上，我說‘我是個無產階級者’，又說‘我愿意成個共產主義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戲，實際上連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概念都還沒有認識明白?！盵3]周揚也承認：“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以前，盡管我寫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我沒有認識到自己還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是個共產主義者，經過整風以后我才認識到這一點?！盵4]他們在白區的文學實踐“帶有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致特色，即精英性、空想性和抽象性，而歸結到一點，就是理論上的意義遠遠大于實踐的意義。這跟十年后延安時代揚棄了理論教條、把馬克思主義原則轉化為可操作的實踐化、組織化文學模式，有本質的區別”[5]。以上兩方面，造成了毛澤東在《講話》中所說的“文武兩個戰線的隔斷”、革命文藝與革命發展不相適應及知識分子游離于黨的領導之外等不可忽視的現實。

　　而要動員和發展全民族的抗戰，壯大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以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將那些游離于外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充分無產階級化。對此，毛澤東在1939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時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盵6]毛澤東對“真正的革命者”的界定，確立了知識分子與革命之間的關系，也夯實了之后《講話》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直接來源于列寧。毛澤東在《講話》中明確指出：“列寧還在1905年就已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盵7]他所引用的這一觀點，來源于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報》發表的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瞿秋白、博古等中共早期理論家都翻譯過這篇文章。1942年5月14日，根據毛澤東提議并由博古翻譯，《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發表。[8]

　　列寧在《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中不但論證了無產階級文藝“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基本觀點，而且明確了文藝附屬于政治的、“工具論”的“螺絲釘”理論，以強烈的政治組織力和強制力，實現其文藝政治化、知識分子有機化的政治目標。這些理論被毛澤東接受，成為在延安整風時期整合革命力量、建立文化領導權進而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思想武器。

　　二、知識分子自由主義的挑戰和確立“文化領導權”的歷史契機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局面帶來了國內政治氣氛的相對安寧，為中共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隨著日軍進犯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失守，大批文化精英流離失所，在陜甘寧邊區民主氣氛的感召下紛紛涌入延安，成為當時社會文化生態的一大特征。與國統區和大后方政治文化專制下的文化凋敝相對比，延安被認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為全國文化的活躍的心臟”[9]。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彼嵝腰h和軍隊注意克服恐懼和排斥知識分子的心理的同時，還富有預見地提出對知識分子加以“教育”、“磨練”，“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在長期斗爭中逐漸克服他們的弱點，使他們革命化和群眾化，使他們同老黨員老干部融洽起來，使他們同工農黨員融洽起來”。并進而指出“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分子的幫助。”[10]

　　中共的民主政治和對知識分子的禮遇，使延安和根據地的文化生活格外活躍。大量的文藝社團和刊物紛紛涌現，各種藝術創作活動如火如荼，然而其作品卻由于精英意識和脫離根據地斗爭實際難以被工農兵大眾接受。來自國統區的知識分子文藝家在創作實踐和政治參與上表現出個人主義的追求。如1942年2月張諤、華君武、蔡若虹舉辦的諷刺畫展，3月《解放日報》發表的丁玲《三八節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還是雜文時代》、王實味《野百合花》以及墻報“輕騎隊”、“矢與的”，均充滿了個人主義色彩，同時還表現出排斥黨的領導的自由主義傾向。1938年3月，初來延安的蕭軍在一次宴會上，發言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認為“把文藝的水平降低了”。在隨后遭到不點名批評后，蕭軍中途退席。

　　這樣的現象引起了中共的嚴重注意，認為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對團結不利”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延安的學習和檢查工作時，毛澤東說到延安文藝界的情況：現在必須糾正平均主義和極端民主等問題。文藝界對整風是抵抗的，現在我們進行全黨的整風運動，文藝界的黨員也應如此，《解放日報》要考試，乘此機會討論黨的文藝政策。因此，在整風運動的背景下重新厘定黨的文藝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就成為毛澤東當時的思考重心。這一思考，直接指向了造就為本階級服務的“有機知識分子”進而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政治目標。1945年4月20日，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我們黨內歷次發生的思想上的主觀主義，政治上的‘左’右傾，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等項現象，無論其是否形成了路線，掌握了領導，顯然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無產階級的表現。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將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進其無產階級化，是完全必要的?！?/p>

　　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知識分子有機化”的完成

　　在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努力中，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是一個重要節點。

　　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毛澤東提議的。毛澤東曾談到他當時的思路：黨中央關于知識分子的政策已經有了，但是對于文學藝術工作，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很好的決定。要讓文藝家與在黨政軍經工作的同志相結合。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正式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擬就作家的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

　　為了開好這個座談會，毛澤東集中精力做調查研究工作，“僅4月間，他找文藝家們談話或給他們寫信，有文字記載的，就有一二十起”。“根據一些當事者的回憶，毛主席約去談話的文藝家有丁玲、艾青、蕭軍、舒群、劉白羽、歐陽山、草明、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多人?！?/p>

　　有關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過程、觀點、理論，本文不再贅述。這里著重討論的是，何以以精英自詡的文藝家們在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后就“繳械投降”了呢？或曰毛澤東的“文化領導權”是如何建立的呢？

　　為了把未經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藝家納入毛澤東思想指導的軌道，毛澤東在《講話》中首先預設了一個邏輯前提即在中國民族革命斗爭中有文武兩條戰線和文武兩支軍隊，其中的文化軍隊與拿槍的軍隊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并且幫助了中國革命。但是兩支軍隊“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要使兩者完全結合起來”，就“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根據這個“文藝政治化”、“文藝方面軍化”的邏輯，知識分子文藝家就必須做黨的事業的“工具”和“螺絲釘”。

　　在這個邏輯前提下，毛澤東從容地展開思想論證：從文藝為工農兵大眾服務，到如何為工農兵大眾服務；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以及與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系；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文藝界整風問題。邏輯緊密，層層遞進，絲絲入扣。

　　事實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期間，由于中共領導人的民主作風和對知識分子文藝家的寬待，明顯存在著與會者之間的思想交鋒。歐陽山回憶：雖然毛澤東的講話清楚地指出了正確方向，但接受并不是毫無障礙和矛盾的，那意味著“我過去心愛的歐化語言和歐化風格也必須重新接受新的農民和新的農民干部的考驗。很顯然，由于他們的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提得很高，所以我的文學創作跟他們的閱讀愛好就存在著很大的距離。這樣子我就不得不面臨著一種選擇：是保持我原來的風格，使他們無法接受我的作品呢？還是改變我自己風格使我的作品盡量做到使他們喜聞樂見呢？”草明則承認：“當時，馬列主義水平不高，頭腦里懷有不少小資產階級情感的我，實在搞不清這些問題，即使有些認為不對的，也不能從理論上加以剖析。”

　　然而，這些思想上的抵觸和不理解卻在此后的整風運動中逐步消除，接受直至真誠的擁護成為知識分子文藝家真實的思想感情。個性耿介的蕭軍亦在45年后的回憶中表示出心悅誠服：“毛主席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么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抓準了。……事實證明，從那以后，大家都照著《講話》的方向、道路和目標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藝座談會以后，延安以及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廣大文藝工作者努力同工農兵結合，一切為了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尤其在文藝創作和戲劇活動方面，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大家都搶著下農村，上前線，進工廠，很快寫出許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丁玲也曾表示：“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提到許多重大問題、根本問題，也提到寫光明與寫黑暗的問題。每個問題都談得那樣透徹、明確、周全，我感到十分親切、中肯。我雖然沒有深入細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誠懇地用《講話》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從舊社會沾染的污垢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風運動中痛痛快快洗一個澡，然后輕裝上陣，以利再戰。當時在文抗整個機關，每個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氣，每天開會，互相啟發，交換批評，和風細雨，實事求是地檢查自己，這一段嚴肅、緊張、痛苦、愉快的學習經歷，將永遠留在人們記憶中，成為一生中幸福的一頁?！彼€自我檢討說：“在整頓三風中，我學習得不夠好，但我自己開始有點恍然大悟，我把過去很多想不通的問題，漸漸都想明白了，大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厮葸^去的所有的煩悶，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顧慮和錯誤，就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到自己的軀殼隨水流去的感覺，一種翻然而悟、憬然而懼的感覺。我知道，這最多也不過是正確認識的開端，我應該牢牢拿住這鑰匙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走下去。前邊還有九九八十一難在等著呢?！?/p>

　　這種“翻然而悟”、“憬然而懼”是如何實現的呢？

　　《解放日報》文藝版的改組，標志著文藝界整風的開始。自此，文藝界和黨內其他部門一樣，在中央的統一安排下，經歷了整頓作風、檢查思想、審查干部和清理隊伍等階段。起初，文藝界整風被定性為“思想問題”。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導他們自覺地而不是勉強地和工農打成一片。少數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這是思想問題，不能勉強，不能用粗暴的態度。我們的總方針是爭取文學家、藝術家中的大多數人和工農結合，使得他們看中低級的東西，看中普通的文藝工作者。”但隨著康生的介入，審干和搶救運動采取了專政式手法，對知識分子文藝家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后來甚至還發生了王實味悲劇。雖然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對搶救運動過分之處“賠禮”，但思想問題的政治化，客觀上催化了知識分子文藝家的轉變。

　　事實層面的邏輯也使知識分子文藝家不得不服膺黨的領導。一則比起在上海等大城市主要靠個人寫作的稿費生活，在延安，他們享受著供給制的生活保障；二則這些知識分子文藝家從感情上早已歸屬黨的隊伍，很多人本身就是共產黨員。雖然“文藝工具論”與他們內心的個人主義價值追求相抵觸，與他們認同的文藝創作規律仍有矛盾之處，但生活保障和組織歸屬帶來了思想的認同。

　　《講話》對知識分子文藝家最大的觸動，還在于毛澤東通過展開倫理層面的論辯，將知識分子文藝家置于道德困境，從而成功地解構了他們的精英心態，使之心悅誠服地做工農兵大眾的小學生和黨的文藝戰線的忠誠戰士。

　　民本思想是中國知識分子文化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下，“文藝大眾化”、“為工農兵服務”就具有了無可疑義的道德優先權。毛澤東抓住這一點，切中肯綮地論述說：“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毛澤東巧妙地將知識分子文藝家內心“化大眾”的偉大使命轉換為“大眾化”的現實任務，使知識分子文藝家失去了高高在上的心理根據。毛澤東以自己為例指出：原來，“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干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至此，毛澤東以雄辯的思想論證、有力的事實邏輯和巧妙的道德追問，消除了知識分子文藝家內心個人主義思想的抵抗，完成了知識分子有機化的塑造過程，從而在決定意義上完成了建立中國共產黨文化領導權的關鍵一步。

　　《講話》的發表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整合“文化軍隊”以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關鍵步驟。積中國共產黨人20余年的革命實踐和理論探索之功，通過延安整風運動之思想整合和組織整合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也因為《講話》提出并建立的“文化領導權”思想而更加完備和深刻?！吨v話》不僅在文化方面整合了革命隊伍、凈化了思想、造就了建立新中國的文化隊伍，而且塑造了此后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方式及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方向和獨特面貌。

注釋：

　　[1]參見任潔：《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研究》，《東岳論叢》2008年第3期。

　　[2]毛澤東“文化領導權”問題的覺醒，表現在他對五四運動前后文化革命的反思上：“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后，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后，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于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泵珴蓶|：《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頁。

　　[3]《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頁。

　　[4]周揚：《與趙浩生談歷史功過（節選）》，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頁。

　　[5]李潔非、楊劼：《解讀延安——文學、知識分子和文化》，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頁。

　　[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59—560頁。

　　[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頁。

　　[8]參見黎辛：《博古與〈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翻譯》，《文藝理論與批評》1998年第1期。

　　[9]《歡迎科學藝術人才》，《解放日報》1941年6月10日。

　　[10]《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18、619、620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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