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文于1952年出版，豎版繁體不方便閱讀。在這里感謝微信公眾號-紅色不該遺忘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進行簡化所做的工作。

　　原文共十章，每次發表兩章，分五次發完，今天發表第七、八章。

　　目錄

　　第七章•進行思想改造的一些經驗

　　干部應該怎樣帶頭暴露思想

　　領導同志應該怎樣幫助干部進行思想改造？

　　思想改造中怎樣充分發揮互助組的作用

　　組織領導上的經驗

　　工作方法的經驗

　　典型推廣的經驗

　　關于思想改造的幾個問題

　　第八章•思想改造的典型范例

　　劃清敵我界限

　　徹底改造思想，爭取無愧于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

　　回國一年來

　　我對好人的看法

　　我初步認識了錯誤

　　我過去對蘇聯、國民黨、共產黨的看法

　　第七章•進行思想改造的一些經驗

　　干部應該怎樣帶頭暴露思想

　　在思想改造學習中，有些干部為了起帶頭作用，竟然在小組上亂暴露些不是自己的思想，想由此啟發同學們能大膽暴露思想。譬如有一位干部，他在小組討論會上”暴露思想”說：“我覺得資產階級家庭很可愛。”（事實上，他在三反、五反中立場都很堅定。）這引起該組同學的很大反感，覺得他簡直在騙人，甚至個別落后同學在會后說：“你想這樣誘騙我們暴露思想嗎？”

　　這些干部，也許他們的動機很好，想完成上級的號召和任務（要干部們帶頭暴露思想），可是，他們這樣亂暴露一些不是自己的思想的做法，卻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會產生兩種有害的影響：一、是使同學對干部不信任，甚至會產生隔膜；二、是使同學對暴露思想產生錯覺，形成反常的心理。

　　暴露思想對于思想改造是起很大作用的，只有同學們大膽暴露思想，我們才可能充分估計“敵情”，分好類型，對癥下藥，針對各種不同的思想加以深刻的批判。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無的放矢”，而能真正解決同學的問題，使同學有所提高，正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而可以給我們的思想斗爭以有力的保證。

　　但是，正如思想改造是自覺性的過程一樣，暴露思想也完全是自覺自愿的。一個人的思想改造好壞決定于他有無決心，而有無決心主要表現就在于他是否能大膽暴露思想。所以，一個真正愿意在運動中改造和提高自己的同學，就必須毫無顧慮的暴露思想，這樣才可以跨上思想改造的下一步：批判錯誤思想，逐步建立起正確的思想。

　　那么，在暴露思想過程中，我們是不是完全抹煞了同學的幫助和干部的帶頭作用呢？不是這樣的，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干部為了帶頭暴露思想，而胡亂捏造一套的偏向；至于干部們在思想改造學習中，帶頭暴露自己真實的思想問題，藉以啟發和推動同學暴露思想，我們不但不反對，而且還應加以表揚和提倡。

　　這是因為暴露思想的過程，是一個痛苦的自我斗爭過程。有許多同學往往因為一時思想搞不通，就將問題憋在肚子里，背起思想包袱整天非常痛苦，而當他打通了思想，消除了顧慮，大膽暴露思想后，就仍舊非常輕松愉快。所以，在暴露思想過程中，應做到“上級領導，干部啟發，同學幫助”，使大家在顧慮消除，認識提高的基礎上愉快的暴露思想。

　　領導同志應該怎樣幫助干部進行思想改造？

　　隨著思想改造運動的展開，一般在職的知識分子干部，通過“劃清地主、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思想界限”的學習，暴露了本身所存在的自私自利、腐朽墮落的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而且也認識到它的危害性，從而迫切的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上、生活上、學習上得到改造和提高。這是很好的。但是，另一方面，領導同志既然掌握了這些情況，又該怎樣著手進行幫助呢？我想提出下面一些意見，供作參考：

　　今天，許多知識分子雖然參加了革命，雖也懂得了一套革命的理論，但是要把這些理論貫徹到實際工作上去，卻仍然是一樁難事。因此領導同志應該針對這種情況，注意通過許多實際的例子來解釋和說明每一個問題，而且在使對方懂得這個問題以后，要立即指出怎樣貫徹到行動中去。例如：一個資產階級的子女，了解了”五反”運動的意義后，卻又放不下“感情”的包袱去檢舉他違法的父親，那么，領導同志就要不厭其煩的以各種方式啟發他，告訴他馬六珂的模范行為，王康年的罪惡勾當。從而說明兩者對人民對國家的利害關系，然后再幫助他想辦法，出主意，指出怎樣與他父親作斗爭的具體步驟。

　　如果在理論教育的同時，不抓緊實際，根據上述辦法，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貫徹到行動中去，則對于被教育的同志，就得不到真正的幫助。而這種理論，也就變成為吊在半空中的教條，一無用處。

　　另外，要大膽放手讓知識分子干部去參加實際的工作與斗爭，讓他們從實際工作中去體驗、了解理論的實際性。因為，知識分子在沒有碰到具體繁雜的工作任務的時候，他們能把學的一套理論背得頭頭是道，有條不紊；但一遇著工作與斗爭，馬上就會手忙腳亂，不知所措，甚至于錯誤百出。所以，領導同志應該在這方面給予鍛煉的機會，大膽放手的讓他們去干，不要害怕他們干不好或者容易出錯，就索性不讓動了。這樣，不但對于改造知識分子沒有幫助，就是對于我們日益發展著的事業來說，也是莫大的損害，因為一切正確的行動和正確的事情，很多都是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經驗，從克服錯誤中誕生的。只有這樣，理論貫徹于實際，反過來從實際中汲取養料，豐富理論，那么，就能真正符合“學用一致”的原則。

　　我們既然明白了理論與實際的重大關系，那么，第二步就應該是怎樣去著手誘導知識分子參加實際工作與斗爭的問題了。

　　知識分子在沒有經過一定程度的鍛煉與考驗之前，他們對于自己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自由思想，保持的非常牢靠，他們以個人利益，個人興趣作為選擇工作的標準與出發點。因此，阻礙了他們的進步與認知，不能服從組織的指示和領導。所以領導同志在分配工作時，應該注意這一點，假使不與原則問題有沖突或者對于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沒有發生矛盾，可以根據各種情況，給以適當的照顧。當然，這里應該指出，照顧并不是等于要遷就落后思想，而是要落后思想因此而得到逐步的克服和改造。

　　因為每一樁有利于國家建設的事情，不管他的大小如何，只要一經參加，身體力行，就一定會從中都得到教育。我們永遠也不能這樣設想：一朝一夕，用“蛇吃黃鱔——硬拼”的辦法，不經過任何細致的、復雜的、大的、小的斗爭手段，一下子就企圖將一切存在從舊社會出身的知識分子腦子里的錯誤思想全部肅清，企圖一下子把知識分子的社會的惡習都清洗的一干二凈，而不是按照可能和必要的情況作適當的處理。那毫無疑問一定會碰壁。

　　除了上述的以外，末了，關于態度問題，也應該時時刻刻注意。知識分子愛面子的問題，是根深蒂固的，沒有辦法可以通過幾個運動就把它全部肅清。因此，一個問題的判斷、解決，或者做出決定的時候，領導同志應該注意自己的態度，正確估計每個人的水平與覺悟程度。隨時隨地檢査自己的態度適當與否。如不這樣，相反，“采取急性的、粗暴的、強迫命令的態度”，則“徒勞無益”，反而會把事情弄糟。

　　總之，通過這樣一個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運動，所暴露出的一切缺點，除了知識分子本身應該主觀努力，下定決心改造以外，對于領導同志來說，也應負責幫助改造的重大責任。

　　思想改造中怎樣充分發揮互助組的作用

　　思想改造的基本學習方法雖然是依靠自我的思想斗爭，但組織互助小組，相互幫助啟發，也是不可缺少的學習方式之一，互助組的基本特點是能夠及時解決問題，打開思想檢査中的具體障礙，推動學習進展，故在某種意義上說比小組會還能起作用。互助小組的具體組織是以原有學習小組為基礎，分別以三、四人結成一組（平時互相較熟悉的），其中必須適當配備一定的骨干力量（包括認知較高、有決心改造的同志），推選互助組長一人領導全組。

　　在過去的各次學習中，我們亦組織了互助組，雖然一般的取得了若干成績，但缺點也很多，主要原因在于思想問題，而不是組織與方式上的問題，過去大家對學習是不夠主動關心的，自己不肯做充分的準備，因此互助就沒有基礎，所以在召開互助組時，大家都很勉強，往往就流于形式，甚至被認為是一種負擔，但事實上互助組是能發揮很大的作用，通過最近所進行的思想檢査，就能充分體驗到互助組是可以發揮以下作用的：

　　一、經常交流自我檢査的經驗，及時集中，在互助組中加以研究后具體指導大家自我檢査的深入展開，他立即提出要求互助組幫助解決，于是由已經找出主導思想正進行全面檢査的同學，介紹他如何從三反中所暴露的事實，具體分析當時的思想活動，找出自己的思想本質，再推廣全面檢査，抓住關鍵問題（如學習觀點、工作態度、生活作風等）進行深入分析挖掘，肯定自己的主導思想，具體地提供了檢査的方法和范圍，幫助他們打開了局面，使得檢査能夠深入展開。

　　二、相互監督，及時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掃除思想檢査中的一切障礙；例如有一位同學在自我檢査中，不肯自覺的開動腦筋，只想依賴別人的幫助，當時互助組的同學就提出批評，指出思想改造必須經過自己的艱苦思想勞動，而相互幫助是必須在自覺檢査的基礎上才能生效。有一位同學，因為在深入挖掘思想根源時怕痛，想放棄思想斗爭，同學們就及時提醒他、告訴他這些丑惡的思想行為的危害性，今天為了祖國，也為了自己，必須下決心改造自己，鼓勵他繼續深入挖掘思想根源。

　　三、相互提供具體事實、幫助回憶思想活動；因為互助組的同學平時相互了解較深，能隨時提供檢査內容，幫助回憶當時思想活動，例如有一位同學經常借人家的錢不還，他認為自己沒有想到不還是由于自己糊涂，沒有具體的思想活動，可是同學們就提出事實說明他對金錢根本不糊涂，因為人家借了他的錢，為什么又計時討還，而從沒忘記過呢？同學又進一步幫助他回憶，發現當時是明知道錢借了要還，但他覺得有些同學好欺負，不還也無所謂，這種惡劣的思想活動，還不是損人利己的思想？

　　在前一階段為什么我們互助組能發揮這樣大的作用呢，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

　　一、我們每個同學思想上都明確了搞好互助組的關鍵在于相互幫助，相互監督，徹底批判了過去個人主義的態度，以及單純以為搞好了互助組只是組長的事情的錯誤想法，這樣就明確了在檢査過程中，有困難有問題要主動的提出要求幫助，同時有經驗有心的也必須主動的提出來幫助大家。

　　二、明確互助組的內容與目的。互助不僅是在于幫助別人分析批評，而更重要的是在于相互提供事實，幫助回憶思想活動，交流學習經驗，防止走彎路或者鉆牛角尖，相互督促，及時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推動學習進展。

　　三、互助組組長要明確主動組織互助的任務。互助原是依靠同學自覺的要求，但互助組組長也必須主動的關心同學，經常了解同學的學習情況，及時發現問題，主動的組織互助、幫助解決。

　　組織領導上的經驗

　　（一）選擇聯系思想的具體人物，進行分析討論。因為一般的理論武器不夠，也不善于運用階級分析，如果沒有一般性的具體事例，來具體分析討論，一方面會流于細枝末節龐雜，不易集中領導；另一方面也容易流于空洞地教條地夸夸其談；或是簡單地下了結論，把一切都歸到“個人主義”中去，不能解決問題。于是我們找了四個系，統一的布置了典型討論梅貽琦（注：清華大學原校長）問題。因為分學委會對如何討論梅貽琦的問題，先有了準備，而且事例本身，也很引起興趣，于是大家討論便比較熱烈。有的說：“梅貽琦在抗日時期把清華南遷，是有民族立場。”有的說：“梅貽琦有買辦思想，沒有民族立場。”于是展開了爭辯，而且還同時暴露了不少問題。有的說：“當時愛國有兩條路，一條是走革命的道路，一條是我們和梅走的工業救國的道路，雖然今天失敗了，但也不失為愛國之道。”有的說：“梅的離開清華是一念之錯。”各組所暴露的問題也比較集中。有了這些問題，分學委會也就有可能分析情況，提出大家共同模糊的問題，引導大家進行深入進一步的討論，而且用理論武裝干部頭腦也就比較方便。

　　（二）首長帶頭依靠積極分子。自學委會成立以后，首先校委會重視了這一工作，具體解決了大家業務過重的困難，而且成立以系主任為首的學習小組。各系主任普遍都是重視這一工作的，雖然一方面，覺得對學習的領導工作沒有經驗，另外一方面則完全肯定了這個思想領導的工作是系里行政首長責無旁貸的任務，大部分都認識到如果不能好好的領導思想改造工作，也將很難領導今后的系務，進行思想改造是展開系內一切工作的關鍵，因為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系主任是積極主動進行工作，如數學系系主任段學復先生對于這個新的任務進行了很多鉆研，創造了開“片兒會”進行醞釀的經驗，自己帶頭充分自學，小組會前召集小組長積極分子會研究如何領導小組會，并號召和強調自學，保證了小組會的領導。兩次小組會都親自領導正副小組長進行總結和寫了近千字的情況報告，總結了開會的經驗、教訓和問題。我們的系主任是非常重視這次學習任務的，而且由于他們的帶頭保證了全校學習能較好的進行。

　　在這次學習運動中，各系涌現了很多積極分子。他們熱烈地響應周總理和錢副部長的號召，深切體會到學習改造的重要性。他們迫切要求改造自己而認真自學，主動地推動了學習運動的展開。據經濟、外交、航空等七系的初步調査：一百四十六位教師中除開絕大部分都已經認真學習外，有六十四位教師還能主動的影響別人，這是很大一支推動學習進步的力量。各系的正副小組長一般都能團結和依靠這些學習特別積極的分子，展開工作，而且還邀請他們參加核心會，來培養他們，使他們能夠較深刻的進行批判，提出問題進行討論，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在會前主動連串地進行醞釀，使會上發言能起一定的啟發作用，同時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中的困難，使他們一直保持著飽滿的工作情緒。

　　工作方法的經驗

　　（一）以學習領導學習：干部思想水平低，暴露的問題不能解決。有的說：“蔣介石也有民族立場。”有的說：“資產階級是想剝削人民，沒有民族立場。”有的說：“只要有民族意識，就有民族立場。”這些混亂思想，辦公室干部自己也沒有把握，于是找了參考文件學習，先行討論，得出比較正確的意見，然后召開干部會討論學習，再召開核心會領導積極分子學習討論。這樣做事比較吃力一些，但水平低，非得這樣不可。

　　（二）自學組織及輔助問題：第一次小組會后，發現思想武器不夠，就趕緊布置了文件，鉛印分發。后來開干部會時發現文件并未很好自學，于是特別大力組織了自學、強調動腦筋深入思索。第二次小組會時極大多數同志都自學了文件，有的反映說：“文件里句句都說進了我的心坎里。”有的說：“以前這些文件也都看過，可是都未注意，這次看來，觸目驚心。”過去小組展開漫談，言之無物，不解決問題。這次有八系自學后展開漫談，討論熱烈，有的談了三小時，有的提了十幾條問題。存在的問題是自學需要領導和幫助，一般人只瀏覽文件，不好好思索是得益不多的。有的把自己過去的歷史和文件表面地比一比，不掌握精神。我們為了對自學更有效，曾組織了三、五人集體自學，可是有些人，反對集體自學。不集體自學，一檢査又沒有很好的自學。如何來輔導個別自學，我們還沒有很好的經驗。

　　（三）學習的領導核心：我們各系是由小組長（系主任）一人，副小組長二人（其中一人是工會小組長）和工會小組學習干事，組成領導核心，來領導各系學習。現在用外文系做例子，來說明我們是如何運用領導核心來領導學習的：

　　外文系的學習核心會，討論的內容是很事務的。開了一個半點鐘會，一個點鐘談的都是開會的技術問題，如星期五下午開會呢，還是晚上開會呢？又談到誰當主席呢，李湘崇還是吳達元？學委會的學習提綱發到每個人手里，大家不細看。談起自我批評，紛紛提出我們系里進行自我批評時可能性大呢？還是進行批評可能性大。辯論了好久，得不出結論。最后吃晚飯時間到了，匆匆決定把重點放在談立場問題了，核心會就此結束。

　　在這樣的核心領導下，第一次小組學習會就開不好了。小組會花了半個點鐘，做了事務性的報告疑問。楊業治先生，羅大剛先生都談了關于”審干”的情況。李邵鵬先生談北大學習中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情況。其余的干部有的一言不發，有的只努力為群眾解釋這次學習不是審干。談到大家快疲倦的時候，已經過了兩個點鐘。等到要談核心會所不值得討論重心時，已經到了要散會的時候了。

　　第二次分學委會的小組長工作會議上，提出以學習領導學習的口號。首先小組長從上次失敗經驗中體會到了這句話的重要性。檢討上一次小組會的工作以后，第二核心會就把全部時間放在按照學委會發下的學習提綱進行了學習。在詳細的討論梅貽琦的問題時，發現大部分干部容易一下子就說梅貽琦喪失民族立場，把他否定了。有的干部則設法多多提出懷疑，使問題能夠反復討論。這樣就明白了梅貽琦如何一步步走上喪失民族立場的過程，不是一下子加個帽子就完了。于是核心會提出了一個口號：”小組會上不讓下結論”，如果有人一下子就下結論，就提出反面的問題來問。其次，在核心會上每一個干部都共同體會到自學的重要性，于是就大力動員群眾自學。又次，為了避免會上冷場，干部在事先做了醞釀工作，找思想上動得快的人在會上先談，使他們在會上發言能夠有準備。最后，為了發言普遍，決定把小組分成兩起開會。

　　（四）按照以上共同明確的工作精神，干部分頭做了醞釀，首先動員了積極分子，于是第二次小組會發言就非常普遍熱烈。小組會中群眾初步從梅貽琦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比較深入的了解了“民族立場不是空的”。大家有了收獲，小組會的討論，也完成了任務。

　　典型推廣的經驗

　　第一次我們集中領導了四個小組，先討論了梅貽琦的問題，發現有兩組在討論時，很快的否定了梅貽琦，給他加了“買辦立場”，“沒有民族立場”等幾頂帽子，結果很難討論下去，思想問題既未暴露，也未解決。有一系花了很多時間，談了梅貽琦的歷史材料，似乎想替梅貽琦下結論。在第二次全面展開討論梅貽琦的時候，我們吸取了典型經驗，立刻印發文件，組織自學，給予武器，而且強調分析討論，不應該立即下結論，同時強調并非替梅貽琦蓋棺定論，無需糾纏在歷史事實上去。結果第二次小組會討論普遍熱烈，也暴露了問題。因之我們感到典型推廣的經驗，的確幫助了我們的工作，是值得介紹的。（摘自清華大學教師學習委員會工作報告）

　　關于思想改造的幾個問題

　　（一）如何貫徹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路線的問題：思想改造，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極其細致，極其復雜，極其艱苦的。但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國家建設的主要工作之一，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問題是在于思想改造的路線和政策的運用，運用的正確與否是決定成敗的主要關鍵。通過這次思想改造，我們更進一步體會了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確和知識分子改造的可能。

　　對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要實事求是，穩步前進，在現有基礎上步步提高，既不能拖延不進，又不能操之過急。學委會首先要心中有數，對全體教職員的思想情況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從發展上了解大家思想的過去和現在，而后根據思想發展規律與各方面的條件，明確學習目的，比較科學的預計到學習所能達到的目標。這次學習的時間只有兩個月，過去兩年多來學習的不夠踏實，我們的骨干又少，在這種情形下思想改造要達到什么目的是很重要的問題。如果要求過高，脫離現實，使大家失去思想改造的信心和勇氣，在方式上必然操之過急。北師教職員的思想情況相當復雜，錯誤思想很多，馬上要求完全克服是不可能的，所以這次思想改造能夠使每個人都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開始來認識自己、批判自己，并明確今后努力的方向，這已經是很大的收獲。

　　在工作的開展上，要依靠積極分子，團結中間分子，爭取落后分子。因為積極分子的階級立場比較穩，不但自己穩，而且還能夠分析問題，幫助別人，所以必須依靠積極分子將正確的政策和路線貫徹到群眾中去。并為了掌握思想情況，我們必須依靠他們匯報情況，及時研究分析，將學委會的精神貫徹到每一個人。在這次學習中，積極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積極分子要善于團結中間分子，必須使中間分子團結在積極分子的周圍，才能形成思想改造的運動。因為中間分子是多數，我們的政策和路線只有為多數中間分子所擁護的時候才能變成物質的力量。但是對中間分子不能當作積極分子來依靠，因為他們雖然愿意改造，但立場比較不穩，觀點比較模糊，進步成分在思想中還不穩固，常常動搖，只有在積極分子的領導下才能作戰。在目前，大多數的教職員是愿意進步的，落后的只是少數，而且，有時與中間的思想相近，所以對落后分子還是可以爭取改造的，至少在形式方面要求他們堅持制度，隨著大家一起學習。

　　（二）關于小組的領導和培養典型問題：小組是學委會的基礎組織，是承上啟下的，反映情況，貫徹政策路線的中心環節，也是學習成敗的主要關鍵，因而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我們應當充分重視小組的領導。而小組領導的好壞，又取決于小組長的人選。當這次學習展開以后，學委會發現語文組組長對于領導改組政治學習進行思想改造的能力不足，立即把語文組與史地組合并，另派選政治水平較高，作風正派，學習積極的教員擔任組長，這樣就鼓舞了大家學習的信心，結果使得文史組的學習取得了很大的收獲。小組長要善于根據學委會的決議和指示，靈活掌握整個小組的情況，有計劃、有步驟、有目的地與每位組員進行單獨談話，幫助他在全面的自我檢査中，找出思想主流。但在普遍幫助，全面推動的情況下，小組長還要有重點的使用力量，注意典型的培養，突破一點，帶動全局。

　　在典型的選擇上，對于政治上有問題（被管制分子），而學習努力，要求進步的教員，我們是表示歡迎的。在小組會上，這些人往往發言積極，起相當的鼓勵作用，這些都是好的。但我們在小組的領導上不能依靠這些人，做典型來培養。否則，在政治上就要犯錯誤，在群眾中會產生不好的影響。此外，凡是政治歷史比較清白，作風正派，在群眾中有一定威信，而且代表某種思想類型，又在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中學習積極的教職員，都可以選做典型來培養。所以我們在典型的選擇上，不單純決定于主觀的愿望，而是結合從一般群眾學習的發展中來選擇。

　　對于典型的培養，從學委會的領導到小組長，都是采取了極其誠懇、極其認真、極其耐心和具體幫助的態度。對文史組王明遠先生一貫自高自大、自稱英雄、打擊別人、“玩世不恭”、講起書來“滿天飛”，做起工作挺高興。在這次學習之初，自以為過去做過思想檢査，沒什么學頭，大家政治水平低，解決不了他的問題。小組長針對他的這種思想情況幾次找他單獨談話，說明政治上的進步是永無止境的，思想改造主要依靠自己，大家政治水平低，只要真誠互助，還是能夠解決問題的。之后，他開始重視了這次學習，但在初步的自我檢討中，他圍繞著“個人主義”、“主觀主義”、“客觀主義”、“自由主義”轉圈子，不肯深入檢査“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于是小組長發動小組組員，又多次找他單獨談話，反復啟發，終于幫助他抓住了“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主流。在他未正式在小組會上做自我檢討的前夕，小組長到他宿舍，幫助分析，談至深夜，使他徹底從思想上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因而感動的流下淚來，一夜失眠。

　　我們不是為培養典型而培養典型，（即只使典型起帶頭模范作用）而是一面從培養中來發揮典型的帶頭模范作用，一面又從帶頭模范作用中，來豐富和提高典型。如當文史組趙景賢先生學習有了一定收獲，開始形成典型的時候，學委會及時的提拔他擔任副小組長，這樣不僅大大鼓舞和帶動了大家的學習，而且從工作中也可以提高自己。

　　（三）關于聯系實際的問題：只讀文件，不聯系思想與工作的實際，是教條主義的學習；只聯系實際忽視文件的精神，也不能把實際問題提高到原則上去，是經驗主義的學習。學習開始，我們偏重閱讀文件，這是必要的。但學習了兩周以后，還有人對學習目的不大明確。有的人說：“錢副部長的報告就是兩小時就讀完了，怎么能夠學習兩個月呢？”有的人說：“我一向生活單純，除了當學生，當先生，沒什么可聯系的。”第五、六周，我們強調聯系實際，又忽視文件，形成了雞零狗碎的談事實，找不出主要思想問題，也不能以工人階級觀點分析問題。例如有的說“脾氣不好”，有的說“想存幾個錢，這是個人主義”。很少人依據文件的精神來檢査自己。所以聯系實際如果不結合文件，就缺乏理論指導，不能掌握思想改造的武器，學習提不高，思想也是改造不好的。總之，我們要把學習文件與聯系實際很好的結合起來，不能分離，也不能偏廢。

　　其次，在聯系實際方面，我們對封建、買辦等反動思想，應該采取打擊肅清的態度；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與改良主義，應該采取批評的態度。但是，反動思想與錯誤思想雖然有區別，也有連帶關系，因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錯誤是直接間接在三個敵人思想影響之下形成的。事實證明，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比較深刻時，很自然的就聯系到反動階級的思想根源。在學習開始，大家只在“客觀主義”、“個人主義”、“純業務觀點”、“超政治”等方面兜圈子，只從教學以及生活方面談起，總是不能深入，不能與政治思想聯系，后來，經過啟發，結合散打運動與政治立場檢査時，發現“個人主義”、“超政治”的思想與反動思想有很多聯系。許多自命“正人君子”的人，在敵偽時代替日本帝國主義宣傳“大東亞共榮圈”、“同文同種”，在蔣匪幫統治時期講授“中國之命運”與“共產共妻”。這樣，一方面聯系的多，一方面對錯誤思想的批判也就更加深刻。

　　（四）批評與自我批評中的幾個小問題：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工人階級革命的武器，正確運用這一武器頗不容易，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運用這種武器時不“左”就右。最初，大家對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認識總是消極的，不肯暴露自己，互相間的批評不是“然而”、“但是”，就是“雞毛蒜皮”，像“豬玀”一樣互不發生關系，大家一團和氣。領導上需要反復講解，反復啟發，才不致使批評與自我批評流于形式。既經展開以后，又容易產生另外一種偏向，挑毛病、硬擠，領導上要及時掌握、糾正。其次，批評不要簡單生硬的質問或提問題，要講清道理，耐心幫助別人分析問題，這樣不僅對方容易接受，提意見的人也因批評別人而鍛煉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所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當然主要的還是依靠自覺的自我批評。

　　（五）領導上要深入群眾：掌握每一階段的思想發展情況，及時啟發，及時總結，層層深入，逐步提高。因為思想發展不是形象的，而是非常細致的，由量變到質變的復雜過程。我們必須及時了解情況，研究情況，思想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由領導上做一次承上啟下的報告，肯定以往成績和缺點并指出目前存在的問題與今后的方向，才能使思想改造運動步步上升。

　　例如當大家不愿聯系實際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講清為什么要聯系實際的問題，一方面用學校具體生動的例子啟發大家聯系實際。當批評與自我批評停留在自我批評的階段，互相不提意見的時候，我們就講明批評與自我批評必須結合。只有自我批評而沒有批評，等于一顆種子雖然有生長的可能性，但沒有土壤、水分、陽光、溫度等外在的條件，這種可能性是不能成為現實的。

　　（六）集中學習必須與經常學習相結合：工作不斷提高，客觀要求不斷增加，教職員的思想是教育工作的主要動力，必須徹底改造才能滿足客觀需要。但改造的方式必須是日常學習與集中學習兩種方式結合起來。日常學習一般的偏重理論，結合自己的工作比較零碎，不深刻，所以這樣的學習必須與有準備、有領導、有步驟、有系統的聯系實際的集中學習相結合；但如果忽視了經常的政治學習，必然形成冒進。這次集中學習因為平時的政治學習基礎不夠（例如在學習中發現還有人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搞不清楚），多少有點冒進的現象，冒進的改造思想是不可能的。不過，只是強調日常學習，發展到一定時間，再提高一步就比較困難。這次學習是一種思想檢査，把大家的思想檢閱一下，找出主要的思想問題，指出克服的辦法與努力的方向，使得工作前進一步，我們認為這就是很大的收獲。根據我校教職員的情況，集中學習的時間不能太長，因為大家的工作很忙，我們又希望在不影響教學工作的情況下進行學習，時間過長，要求過高，超過大家的思想水平太高，一定會搞出偏向。這次學習兩個月，經驗不足，準備不夠，多少有些浪費。所以我們的意見是一年一次，每次一個月，時間長了會產生厭倦，繞圈子的毛病。

　　（七）鞏固學習成績：在這次學習中，一般的都有很大的收獲，解決了“為誰服務”的問題，徹底批判了“超政治”的思想，能夠用階級觀點分析問題，進一步掌握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在教學思想，教學態度與團結等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但這次學習只是思想改造的開始，為了把這次學習的收獲鞏固下去，大家針對自己的主要缺點打出了個人規約，作為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并根據個人的規約，定期檢査，修訂補充，把批評與自我批評貫徹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摘自北師學委會：北京市師范教職員的思想改造是怎樣進行的）

　　第八章•思想改造的典型范例

　　劃清敵我界限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

　　我是一個中年的教育工作者。解放以前，我并沒有走上革命的知識分子的道路，這就是說，我既未站在革命的方面，當然是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兩年多以來的各種學習機會，使我逐漸認識到：我盡管可以找到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來解釋并企圖辨白我的過去，事實上那只是一些不相干的理由而已，唯有從政治上、思想上著手，才能真正明確自己過去一直是站在什么立場。譬如關于我曾投奔胡宗南的一段歷史，我曾以“更直接的去了解國共矛盾所在”一類超階級的話來說明投奔的動機，并以沒有做過重要的官、沒有為非做惡以及最后還是離開胡宗南等理由來辯白自己。今天看起來，這都是自欺欺人的借口，至少也是沒有勇氣對舊思想做正面斗爭的表現，應該說我那時的主導思想是反人民的統治階級思想，我對共產黨的看法恐怕不僅僅是單純的懷疑它而已，我的行動表現著要替反動統治撐腰、要加強它的力量、要讓人民更馴服，進而來削弱或更進一步消減革命的力量。至于其他種種表現，如在官場中表現出學者的架子、一時不計較官職的高下、不胡作非為••••••那都是些細枝末節的瑣事，純粹為了博得上司的青睞，根本談不上清高純潔。正因為當時主要支配著我的是反人民思想，我就無疑也站在反人民的立場。抗戰勝利后，我雖然離開了胡宗南，回到大學來教書，但我的反人民思想卻并沒有完全消失，它還繼續在不同的方式下支配著我做了不少間接直接的危害到人民利益的行動。舉幾個顯著的例子來說，我曾先后為反動的“世界日報”和“天津國民日報”經常寫過社論，我也曾參加過“社會經濟研究會”所主辦的“新路周刊”的編輯工作，我又曾與北大清華的教授為應偽東北政委會之邀請，分批前往被解放軍包圍的潘陽去“講學”。不錯，盡管今天檢査出來，我當年所寫的和講的多半是些無關痛癢的東西，我不但沒有從我口里和筆下說出討好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話來，反而時常諷刺它，我不但沒有直接罵過共產黨，反而有時還以“天快亮了”一類的話暗示共產黨的即將到來，但老實說，這些都并非基本的。同樣的我寫社論、編刊物、去東北“講學”，事實上的的確確也解決了我當時極其窘困的生活問題，但這也并非基本的。基本的問題是：我對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并無深厚的感情，對無惡不作的蔣匪政權并無不共戴天的仇恨，對陰謀奴役中國的美帝國主義竟然毫無一點認識。由于反人民思想當時還在我腦子里作祟，就注定我站在反人民的立場，有意無意的替蔣匪政權捧了場，也有意無意地為司徒雷登、馬歇爾之流做了喉舌。這可以見得，我雖然回到大學當了表面上似乎是“清高”的教授，我的頭腦里卻依舊充滿著一大堆不干凈的東西，它們在具體問題上還是起了主要的作用，竟至到了北京圍城之時，我還好像對共產黨存著觀望的態度。

　　最初我曾經以為，那樣的檢討過去，對自己是有失公平的，即當我在革命大學寫思想總結而對過去作那樣的檢討時，我也還覺得痛苦。在參加這次學習運動以后，由于同志們的啟發和我自己的反復思考，我這才完全信服，只有如此地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照妖鏡”，才能把過去真正的自己看的清清楚楚。我之所以曾經以為對自己有失公平，因為自從我到北大以后，我滿以為我發表過不少文章諷刺蔣匪政權、辯護學生愛國主義運動，我也竟至收到過被迫害的威脅。這些事看起來似乎是我的光明的一面，但當我們在學習運動中清算自己的反人民思想時，我難道應該拿這些事來遮蓋所有其他牽連到基本立場問題的行動嗎？我想是不應該的。直到解放為止，我還一直以英美“民主”在課堂里向青年學生們灌輸，我還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后來跑到解放區去的學生同我來討論英國工黨“社會主義”的時候，他指出英國工黨所實行的是假社會主義，我勸他不要那么快就接受馬克思主義，來對什么事下肯定的結論，我這等于要他走我所走的中間路線，要他不去革命，至少暫時再等一等。結果青年人還是走了，我則繼續徘徊，這還不顯然說明我當時站在什么立場嗎？我們的學習既然是為了自我改造，我們就不必找一些片段的事跡來表揚我們的過去，更不應該強調動機或者企圖以局部來說明全部。人民對于我們今天業已經走上革命的道路的知識分子自有正確的評價，如果我們自己硬要說我們過去差不多就是今天這樣，那么改造思想一定會無法進行下去。我現在已經體會到：嚴格檢査并認清過去的立場是今天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的前提，在思想戰場上，原諒自己就是掩護敵人。

　　事實證明，殲滅思想敵人不是一件立竿見影的事情。一般的說，我們知識分子，由于革命形勢的發展，很快地就能在理論上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這不等于說我們的思想問題就已經完全獲得解決，事實表現出來的是：我們的立場經常在搖擺。最近在北京大學有些小組對胡適的討論中，就反映出了一些思想情況：有的說：“胡適在學術上是圣人”，有的說：“胡適今天回到中國來還可以起很大作用”，有的說：“胡適風度好”……這很明顯地是思想上不分敵我在具體的胡適問題上的表現。這種思想情況當然也能影響許多其他的事情。據說有一位教師自己承認在政治上已完全失敗，他今天但求在政治上可以“及格”，至于他的業務和教學則一向是站得住的。我覺得這樣想是完全不正確的。所謂政治上失敗應該是指反人民思想為革命思想所敗，而所謂但求在政治上可以“及格”，應該是指今天又不打算徹底肅清反人民的思想，他的業務和教學在過去的反動統治之下是站住了，今天難道還可以允許這樣的包含反人民思想的業務和教學繼續站住嗎？人民教育是一定要排斥他們的。這是教學方面。其次，在聘請教師方面，北京大學至今尚有忽視政治條件、強調在外國資產階級大學里的“學術”成就來作衡量標準的傾向，我所知道的法學院三系都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別的學院大概也不能免。我想這也是把學術和政治對立起來的不正確的看法，形成這種看法的基本原因就是敵我思想界限模糊，因而不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來處理問題，這樣的做法難道能把北京大學改造成人民的大學，擔負起為國家培養大批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級建設人才的巨大任務嗎？我想是不可能的。以上是就教學和聘請教師兩方面所舉出的例子，來說明如果拖延劃清敵我界限或對劃清敵我界限缺乏警惕，我們就會做錯事情。

　　總之，我們都是從舊社會中來的知識分子，我們今天還不可能完全沒有反人民思想的殘余。我認為在這次學習運動中，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止是謙虛一點的問題，而應該首先是認真一點的問題。我們必須認真地通過劃清敵我界限、從而肅清反人民思想，來改造自己的思想，只有當我們有決心認真的把自己鍛煉成人民的教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師時，我們才能成功地擔負起為國家培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青年干部的任務。縱容反人民思想就是對人民不負責，也就當然失去了人民教師的最起碼的品質。（摘自樓邦彥：劃清敵我界限，改造自己的思想）

　　徹底改造思想，爭取無愧于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

　　舉幾個例子來檢査我的個人主義：在成都時和一些同事辦過補習班（小學店）賺錢，開學時，見面就問“生意如何？”，為著分款方式，大家爭得面紅耳赤，我總是站在前線，自稱主持正義，按勞計酬，說得頭頭是道，其實是為自己謀利益。南京解放以后，我為了爭住好的房子，散布一些主張，表面上，振振有詞，公平合理，暗地里是制造糾紛，擴大事件，反正自己不落空就好。為了這件事曾引起若干同志的不團結，并且使得住宅問題越來越復雜，我應負一部分責任。去年夏天上海某校邀我去任教，事少薪高，我打算到那里以后，少說話多讀書，過安穩生活，為此我還假公濟私去上海接洽過一次，這思想一直到上階段“三反”學習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時才打消。去年我的大女兒參干，是共產黨教育她的結果，我雖然已經認識到新時代中，子女是屬于祖國的，可是舊思想還是存在的，因此，我的情緒很波動，既不鼓勵她，也不阻止她，當她錄取時，我只勉強的說一聲贊成。我的個人主義也表現在急躁一方面，自以為是，自信很深，不愿傾聽別人的意見。在上一階段學習時，我擔任小組長，認為有些同志不進步，我不多多采用啟發互助的方式，而是打擊他們的情緒，用自己的意見壓倒這些同志的意見，自以為比他們知道的多些，借此抬高自己，我沒有好好地向他們學習，大大地影響這些同志的自覺性。校內“三反”運動后，當別人對我有意見時，由于我的落后意識，我不接受進步的一面，而接受舊的意識，我怕別人說我出風頭，處處考慮個人得失，動搖不定，常想退縮，甚至有反正拿這么多錢，何必多做事的極端的庸俗雇傭觀點。歸根結底，我對革命工作沒有熱情，這是個人主義的集中體現。

　　個人主義向上爬的思想是我一切思想作風的根，這和工人階級大公無私的思想是極端違背的。不放棄個人主義就不能走向集體主義，就不能發揮力量，就不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不能完成人民教師為國家培養干部的任務。個人主義的危害性是很大的。今后我唯有加強學習，爭取徹底改造，才能無愧于人民教師的光榮稱號。（摘自葉南薰：初步檢査我的政治思想）

　　回國一年來

　　回國一年多，在許多進步朋友的幫助下，我雖然有了某些進步，但在思想上還有不少嚴重的缺陷，例如：

　　（一）口頭說要犧牲一切為人民服務，但我實際上還計較名利，計較工作崗位的好壞，不安心工作，并且有將技術“恩賜”給祖國的觀點。例如我到東北各處礦場參觀，人家客客氣氣的稱我為“教授”、“專家”，我也就自高自大的以“專家”自居、不知虛心學習。在學校對同事對同行亦是自命不凡。

　　（二）口頭上批判美國，但實際上卻時常想著美國對我的“待遇”、實驗室等等，對蘇聯先進經驗不肯虛心服氣地去學習。

　　（三）口頭上說要虛心搞好業務，但實際上我有著一種優越感，覺得我自己有一套新東西。我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是脫離實際的，可是還強調“不曉得是個怎樣聯系法”。

　　（四）口頭上說要學習政治，但實際上我總覺得政治學習妨礙我的業務，將政治和業務嚴重的對立了起來。

　　我越仔細檢査，越感到不寒而栗。

　　因為我是小資產階級中較有地位的，我的自私自利向上爬的思想要是繼續發展，一有機會，就會以個人立場去代替民族、階級以及人民立場。

　　因為我已經是所謂“高級知識分子”，我的優越感和純技術觀點如果繼續發展，一有機會，就會不分敵我的做反動派的幫兇或者間諜。

　　因為我是留美學生，我的崇美思想要是不根除，一有機會，就會不自覺地做了買辦階級或者帝國主義的走狗。

　　何況我現在是站在教育崗位上，負有為人民祖國訓練建設干部的任務！

　　我過去雖然沒有爬到人民頭上，但也已經騎在人民脖子上了。現在要爬下來同人民站平，并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

　　自我改造的方法就是學習，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我要學習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要使得理論結合實際、業務結合政治，要學習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作為今后工作的指導。

　　擺在我面前的抗美援朝、增產節約工作、改革學制、改革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等具體工作都將給我們以考驗。

　　兩年來祖國建設的輝煌成就，英勇的志愿軍的感召，讓我體驗到新民主主義的優越性，使我消除了舊知識分子所特有的悲觀和傷感。我要改造自己，充滿信心地隨著共產黨前進。（摘自胡為柏：我迫切需要學習和改造）

　　我對好人的看法

　　在這一個多月的學習中，經過自己的思索，同志們的幫助和文件的啟發，特別是有一句話對我深有啟發：“離開階級關系而來談善惡，是弄不清楚的，如果不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就不能判斷某人的好壞如何。”使我對“好人”這個稱號開始發生了疑問：“我是哪個階級的人呢？哪個階級的人說我是好人呢？站在哪個階級的立場判斷我是好人呢？”我初步的分析有這幾種人：

　　一、反動統治者說我不錯。他們當然最喜歡甘心附和，全心全意為他們效力的人。不得已而求其次，不反對他們，安分守己，努力工作的人，也是他們所希望的。我過去不問政治，熱心教書，正適合了他們的要求。我消極的支持了他們的反動政權，積極地為他們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奴才，鞏固了他們的統治。我雖然不是國民黨員，我的行動卻對他很忠實。在解放的前夕，我還打算逃跑呢！在它的大勢已去，崩潰在即的時候，我要和它同進退，反動統治者對于這樣忠誠于自己的人，是不會不嘉許的，當然說我是好人。

　　二、特務和違法者說我是好人。我聽了許多特務的言論，不予爭辯；看見特務的行動，不加干涉；特務被人民擯棄，我對他還表示同情，給他以安慰；特務被政府逮捕，我曲于解釋，找理由加以原諒。像我這樣的態度，對特務的活動，是起了很大幫助的，特務當然說我是好人，還有違犯政府法令的犯罪分子，我也一律寬容。我看到他們的不法活動，不加以制止，不予揭發，使他們得以繼續侵犯人民的權力與利益，賺到大批的金錢，過他們富余的生活，這些違法者當然也說我是好人。

　　三、和我相差不多的“好人”，或者仍然有我這樣好人思想參與的人，說我是好人。他們判斷某人的好壞，和我差不多，同樣是離開了階級而談善惡好壞，志同道合，同病相憐，當然他們也會說我是好人。

　　根據以上的話，可以正確得出結論：我是反動統治階級所認為的好人：只有“自覺與不自覺地”站在反動派立場來衡量我，才會認為我是好人。

　　誰是真正的好人呢？在朝鮮的有著無比的勇氣“冒著敵人的炮火”，英勇殺敵，保衛了祖國和人民安全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英雄們，是真正的好人——如崔建國、如郭忠田……。在工廠，在田野，努力鉆研技術，提高生產效力，為國家為人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生產了更多的糧食，和原料的工農勞動模范們，是真正的好人——如趙國有，如曲耀離……。

　　就我們教育工作者來講，關心國家比關心自己的家庭還重，關心人民比關心自己的父母妻子還重，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業務，不斷的提高自己，正確地有效地教導學生，給國家造就大批的優秀干部人才，是真正的好人。（摘自蘇芝宇：我過去和現在對”好人”的看法）

　　我初步認識了錯誤

　　我左手抓著教條主義，右手抱著經驗主義——粗粗看來，這兩件“法寶”似乎是矛盾的。

　　但，如果我從我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片面性、分裂性這些特點上來看，從我一方面脫離實際、一方面死抱著純技術觀點這些特點來看，則出現在我身上的這些現象不僅不是矛盾，而且是有機的統一的，必然的。

　　從這里就揭發我的創造思想和方法的階級本質——小資產階級的本質，同時也證實了：在文藝領域中，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毒素主要是通過小資產階級來起發酵作用的。

　　為什么我一直負載著這些思想毒菌毫不自覺呢？根本的問題在于：我首先對電影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一向沒有正確地加以解決。

　　在解放之前，我們的作品的觀眾對象主要是城市中的小市民。我們作品中的不滿現實的——所謂進步的一面曾經鼓舞過他們，但是我們作品中落后的也是主要的一面（包括了上述的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殘余思想的成分），也由于得到他們的欣賞稱道，而日益根深蒂固。在解放初期，我從理論上認識了文藝要為了工農兵，但我認為電影可能不同一點。因為電影需要繁雜的機械設備，而在當時（我指是1950年），全國六七百家電影院大多都集中在大城市，移動放映隊還是很少，因此，我認為城市小市民仍舊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對象。電影要為工農兵，還要等一會兒。于是，我滿足于這個分析，口頭上是接受了工農兵的方面，而在實際上是抗拒著的，依舊堅持電影為小市民服務的道路。因此，我當時在行動上是留戀于私營電影公司的崗位，在思想上是拖延思想改造。我就牢牢的站在自己的錯誤觀點上絕不動搖！

　　在以上一系列的看法沒有明確之前，我只記得我是跟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迫害戰斗過來的，是跟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迫害戰斗過來的，是幫助過小市民曾進步的。我們經過了艱苦奮斗，贏得了勝利。而我卻把勝利之所以獲得，不正確地看作是依靠了我的所謂“進步立場”和兩件法寶，它們也將為我今后的創作——工農兵電影的創作——開辟道路。這兩件法寶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盔甲，就此把我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保護的原封不動，必要時只要加以點點滴滴的“改良”，就可以打扮為無產階級的模樣，跟觀眾見面。

　　在這一系列的看法沒有明確之前，我從來沒有想象過我的思想系統基本上是屬于資產階級的，我的文藝思想早已為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所腐蝕，與城市小市民的落后思想同流合污。我從來沒有想象到我是在電影領域中抗拒了毛主席的文藝方向。我沒有嚴肅地認真地想過：如果這種種毒思想不加以徹底的清算，不經過思想改造，必然會發生錯誤，做出對人民不利的作品來。

　　因此，要解決我的創作思想上的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我對革命的態度問題，我必須首先痛切地改造自己，緊密地和勞動群眾結合，從一個階級改變到另一個階級，才能夠爭取做一個及格的人民電影工作者。

　　為此，我必須從頭開始，老老實實地、恭恭敬敬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消滅我身上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以及其他非工人階級的思想。

　　為此，我必須全心全意地開始真正地投入火熱的實際斗爭中去。向勞動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學習，從實踐中改造自己！

　　初步認識錯誤只是可能改正錯誤的第一步。在實踐中改正錯誤的路程很長、很艱苦。但，我有決心走下去。希望同志們多多幫助我。（鄭君里：我必須痛切的改造自己）

　　我過去對蘇聯、國民黨、共產黨的看法

　　我因為親美崇美恐美，接受美國的謬論，也就仇視蘇聯。加以對蘇聯與沙俄分不清，認為“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我迷信美國宣傳，不相信蘇聯能應用原子能，因此對蘇聯所禁用原子彈維護和平的建議，我都予以曲解。我輕信“蘇聯雖然有經濟平等，但是沒有政治自由。”我從美國制作的電影“鐵幕”中，我從美帝國主義宣傳“我得到了自由”的文章中，來“了解”蘇聯。三年來中國人民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生產建設突飛猛進，人民民主自由的真正情況教育了我，我才慢慢認識到我過去是敵友不分的。

　　由于我出身封建家庭，受帝國主義教育，我是擁護蔣匪和國民黨反動派并且反對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的。一九二七年，蔣匪背叛革命，正因為他不反帝，符合我的口味，所以我贊成他。“九一八”時，反動派不抗日，我相信國民黨的話“攘外必先安內”。將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認作“流寇”“游而不擊”，最好將軍隊交給蔣介石。反動派雖然日益腐敗，我常發牢騷，但仍然希望它改好，從來不認為這是它的階級本質，永遠改不好的。孔匪宋匪貪污腐敗，傅匪常年罵他們，我以為勇敢，敢于罵，其實是唱雙簧。總之我死心塌地擁護反動派統治。從來未曾相信革命和偉大的勞動人民的力量。

　　正因為我思想上是站在反動派一邊的，所以我在行動上也就做了危害人民的事。一九三二年曾在偽軍政部兵工專門學校講課，那班學生，畢業后在反動派的兵工廠內做武器，必然危害了革命。在成都時我鼓勵學生們參加反動的青年軍和遠征軍，還發動理學院的家屬義賣，以所得購買禮物歡送青年投入反動派的軍隊，斷送青年，危害革命。“五.二零”時，我在校門口勸阻學生參加游行，勸說學生上課，表面上怕學生受傷，實際上是同情反動派，維護反動統治。我在物理系師生座談會上談所謂的“科學救國”，希望學生不要參加學運，事后本校教員發宣言勸學生上課，我是起草人之一。又南京各大學教授也有宣言，有人來邀請我簽名，我也簽了名。但是不愿意把名字放在頭一個登在報上，那是因為我不愿再表面上擁護反動統治。后來報上未將我的名字登出來，我就很高興。我貌似學者，青年相信我，因此危害更甚。

　　在解放前夕，淮海戰役時，我心中很著急，國民黨軍隊為什么不能會師？我希望遷校，曾寫信問嶺南大學有無地方。解放時無可奈何的等待著共產黨來。直等到解放后很久我還有些問題搞不通。我思想上搞不通的一個問題要算民主集中制。解放初期，我對選舉制度老是搞不通。為什么選舉多少人，就提那么多的人。提名至少也應當加一倍啊。學生會邀請我講民主集中制，我搞不通不肯講，也未積極研究，更未在實踐中學習。解放初期人民代表會議不經過選舉我也不懂，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后，我才悟出道理來。

　　總之由于我眼中的重視個人利益，所以親美崇美，更由于我出身封建家庭，受帝國主義教育，因此反蘇、反共、反人民。從小就想留學，向上爬，甘心投向帝國主義，喪失民族立場。解放后，我仍然站在過去的立場，還死命的維護美帝國主義和他的犬馬，造成教育事業的損失，人民的損失。

　　一年多以來，個人主義于工作的危害性就很大。我在行政上怕得罪人，不能堅持原則抱敷衍態度，工作上常犯急躁、退縮、依賴等毛病，于是不積極開動腦筋。審干運動中，我沒有發揮作用，第一次講話沒力氣，輕輕講，因為自己的兒子未曾報名所以有顧慮；第二次兒子報了名是受共青團的教育，也不是我動員的。這都是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定要將他根除，否則工作是不會搞得好的。我更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之下，群眾的幫助下努力改造，拿工人階級立場來衡量自己，努力工作，以贖愆尤。（摘自李方訓：批判我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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