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何新老家伙”公眾號發的一篇短文《 何新雜記：關于封建制度的反思 》。該文的主要意思是：三十多年前何新認為我國的封建制度僅存在于兩周，自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封建制度即不復存在了，現在他“反思”認為上述觀點是“錯誤認知”，認為中華歷史上，從周代到滿清這將近三千年的時間里，都是實行的“封建制度”。

　　何新先生此文，讓筆者想到“改開”以來關于“封建”概念的爭論，這爭論大致是：西元1949年以后，我國史學界流行“五種社會形態”論，認為“人類歷史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的歷史也符合這“五種社會形態”，其中我國的“封建社會”是從戰國時期直到滿清覆滅，持續了兩千多年。“改開”后，一些學者對上述說法進行了質疑乃至否定，認為我國只有周代是“封建社會”，從秦朝開始就不是“封建社會”了。

　　應該說，上述有關“封建”概念的爭論主要是學術性的，但也有某些勢力懷著政治性目的混雜其間，其主要企圖是：由于中共革命的重要口號之一是“反封建”，革命勝利（包括“反封建”勝利）后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這符合“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中“封建社會”之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認定），通過否定戰國之后的兩千多年是“封建社會”，就否定了中共革命的正當性和新中國推行社會主義的正當性。

　　雖然如此，筆者仍然認同我國秦朝以前有封建制、秦朝建立以后沒有封建制的觀點，并認為現在應該辨析糾正“封建”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國古代對“封建”概念有著專門的表述，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比較全面的表述當屬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所說的：“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此話大意是：周王據有天下后，把土地分給各路諸侯，分別賜給他們公、侯、伯、子、男五種等級的爵位，讓他們各自建立諸侯國——這就是所謂“封土建國”，是封建制的本義。我國自秦朝取消封建制、實行郡縣制以后，“百代都行秦政法”（毛主席《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雖然西漢以后各朝代都有封爵位、賜土地的做法，但在法規層面上都只是名號和享受，而不是有行政權的封建諸侯國，更談不上有整個社會領域的“封建制”。所以，“五種社會形態”論將我國秦漢以后兩千多年的中央統一政治經濟形態稱為“封建社會”，是不對的。何新老先生上述的“反思”，恐怕是回到誤區了。

　　有研究者稱，最早用“封建”這個中國古代名詞來翻譯西方feudalism 的是倭人，曾經擔任清朝駐倭國外交官的黃遵憲首先在自己的詩文中把它當作西方“新名詞”進行引用。（筆者對feudalism的來歷有個分析，見文后。）倭人擅用“封建”一詞對譯feudalism，荒謬不足為訓。由于歷史的局限性，清末我國一些介紹西方的學者（比如梁啟超、嚴復）接受了這種對譯，而“五四新文化”以后，許多致力于愛國、救國的革命者（比如陳獨秀等）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把我國戰國之后的歷史納入“封建社會”，并把他們認為阻礙我國社會發展、必須廢除的傳統政治、經濟、文化都斥為“封建”，比如“封建道德”、“封建禮教”、“封建思想”、“封建迷信”、“封建軍閥”等等，以至“封建”成了“舊的”、“傳統的”、“腐朽的”、“僵化的”、“保守的”、“落后的”代名詞，中共革命基本上以此為號召。應該說，中共革命把“反封建”作為革命的口號，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現實必要性，為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但是，把戰國之后兩千多年的中央統一郡縣制稱為“封建”，終究還是違背了中華歷史事實，并且隱含著將中華文明置于大部分是虛構偽造的西方“文明”敘述框架之中的弊病，這弊病潛藏著全盤西化的崇洋禍患。中共革命歷史事實表明，全盤西化的崇洋禍患不僅來自“右”派，也來自某些“左”派，毛主席當年推動延安整風運動，批判黨內“言必稱希臘”的風習，就是要清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的全盤西化思想流毒。把西人的feudalism說辭附會于中華的“封建”語詞，并將它作為貶斥中華兩千多年文明歷史的話語工具，也許在當時的情況下對革命的動員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到革命勝利、新中國成立后，它的負面作用就越來越顯現了。現在我們國內，在某種層面上崇洋媚外風氣比較嚴重，對全國的團結自信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造成不可忽視的阻礙和威脅，其肇因，不但來自于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右”派公知思想，也與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左”派公知思想有一定關系，而“封建”概念的錯植誤用，就是“左”派公知思想的表現之一。

　　總體來說，中華文化是人類唯一真實存在、有序發展、記載詳實的高貴優秀文化，但這并不是說它沒有不好的方面。對此，應該像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提出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們當然要批判中華文化中的某些不好的屬于糟粕的方面，但是，把中華文化整體貶斥為“封建文化”，把中華兩千多年中央統一郡縣制貶斥為“封建社會”，則是極為荒謬、極其有害的。我以為，應該把一般指稱傳統文化中落后方面的語匯，比如“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之類，改為“糟粕思想”、“糟粕文化”。總之，應該讓“封建”這個詞語回復其本來含義。

　　也許有人會說，中華語詞發展中有許多脫離最初本義的現象，“封建”一詞脫離古代本義并無不當；再則，現在大部分國人已經習慣于稱中國古代為“封建社會”，要改變稱呼的話，有違大家的習慣心理，多此一舉，沒有必要。

　　乍一聽來，這樣的說法似乎也不無道理。但問題在于，漢字漢語雖然隨著時代發展會產生脫離本義的引申之義，但是引申之義與本義還是有著可以理解的一定聯系的，像現在所謂的“封建”一詞這樣附會西人說辭并且與本義風馬牛不相及的情況，是絕無僅有的。更主要的是，如果一個名詞使得我們頭腦混亂，妨礙我們對事情真相的認識，影響我們對自己優秀文化的尊崇，那么這個名詞的使用就不僅僅是名詞本身的事情，就不能不對這個名詞的使用抱質疑的態度了，就必須考慮一下正名的必要性了。而像現行“封建”詞語這般隱含著崇洋西化、貶低自身文化思維的情況，尤其不可等閑視之。從這個意義上說，名詞不僅僅是符號，本身就有其實質性的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辨析、糾正“封建”概念的問題，是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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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杜車別著《中國歷史停滯嗎？——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探討》第七章《封建社會以及戰國后直到明末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問題》，西元2019年6月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題外話：

　　按照筆者在網上搜尋所得的說法，‌‌feudalism的“詞根”是feudal，而這“詞根”來源于“中世紀拉丁語”feudalis，它與feudum相關，意思是“封地”。這類解說西人語詞來源的說法從何而來？是不是像漢字漢語那樣有豐富多樣的傳承有序的古代字書典籍（比如《說文解字》等）的記載材料為據？從筆者搜尋的結果，看不到這方面的實證，其來源令人懷疑。

　　從feudum這個詞的發音來看，筆者判斷它是按照漢語的“封土”轉音而成，它的“封地”含義也印證了這一點。近年來，學者文行先生通過研究，認為西方的文字主要是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以漢字漢語為范本新造出來的，“以文字而論，西方文明不過400年”。（參看文行先生文章《 19世紀初西方看不懂<圣經> 》）這個feudum的來歷，或許正是印證文行先生的研究結論的例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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