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議程在某種程度上始終是一個騙局,是權力政治的遮羞布。有放松金融監管,但也有大規模的政府救助。有“自由貿易”,但也有對大農業和化石燃料行業的大規模補貼。在全球范圍內,這導致制定了維護殖民貿易模式的規則,即發展中國家生產商品,發達經濟體主導高附加值產業。
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斥責那些甚至考慮采取同樣做法的發展中國家,而現在,美國向某些行業提供巨額補貼——實質上是無視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的做法已經讓人們看清了這是一場騙局。誠然,美國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綠色轉型。然而,它的行動表明,強國不僅在制定規則方面發揮著不成比例的作用,而且在規則變得不方便時也會蔑視它們,因為它們知道其他人對此無能為力。
與此同時,窮國別無選擇,只能遵守規則,不管后果如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由于WTO關于知識產權的規則阻礙了疫苗的全面共享,估計有130萬人不必要地死亡。這些規則被強制執行,而不是暫停執行,因為一些富裕國家選擇將制藥利潤置于一切之上。
令人擔憂的是,一個沒有規則、受“叢林法則”支配的世界,可能比一個基于有缺陷的經濟原則的規則的世界更糟糕,因為這些規則使不公平的權力動態永久化,并且執行不均衡。正因如此,正如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和我所主張的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治理架構,其基礎是使我們的全球體系發揮作用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規則。我們需要狹義的協議來推進共同的目標,并確保某種程度上的公平競爭環境。只有在先進經濟體承諾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并提供相應資金的情況下,才允許它們為綠色轉型等狹義目標提供補貼。
法治在全球和各國國內一樣重要,但法律的類型也很重要。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需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在一系列問題上與它們合作。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承認,我們也在與獨裁政府競爭,以贏得他們的民心。按照我們目前的游戲規則,我們一直在輸。
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人們認識到在其支持下建立的一些機構正在失敗,以及新的地緣政治現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全球化和支撐全球化的規則的重要機會。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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