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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第一卷唯物史觀原理解析——馬克思逝世140周年之際歷史發生學基本理論探究【第四部分】

許光偉 · 2024-03-25 · 來源:政治經濟學研究2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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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和資本主體形象(資本獸)一體兩面。危機整體研究命題在于確立危機史觀的指導性地位:以再生產的主體路徑統一與整合價值剝削的危機、價值形式統治的危機、階級分贓的危機,以資本積累的總形態具象階級者與工藝者的主體矛盾。是為資本獸形象說;是為資本再生產主體危機說;是為《資本論》危機史觀理論解說。

  

《資本論》危機史觀理論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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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資本研究如何去偽存真,是個關鍵。《資本論》無疑是真標準。偉大也要有人懂。《資本論》對危機的具象敘事,有時過于碎片化,令人遺忘掉馬克思對于危機的理論抽象力。澄清歷史問題,比之實際問題更為重要,所謂資本的歷史問題,也就是它的危機問題。這是一個事史,必須知行合一!單單是物的危機遠遠不夠,人的危機乃是源頭。有人指責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種種拖延癥:其實只有了解內情的人才知曉,這根本是《資本論》原理寫作所需——由于牽涉眾多專題,馬克思不得不一一涉獵和光顧它們。《資本論》第一卷是凝練人類史的思想精華的一個處所,也是真理何以成為真理的一個真正的歷史煉獄。馬克思由六冊研究計劃轉向《資本論》決不是要建立一個本體論意義的資本體系學。實際上,任何體系學——無論資本本體論或驕傲自滿的資本邏輯——都是要被打倒的理論對象,也都決不會是馬克思的工作目標。馬克思的《資本論》理想是唯物史觀主體邏輯,他只是希望用這個批判和實踐的歷史手段,去駕馭各種獸形象的資本邏輯,馴服它們,瓦解它們,直至解放由這個體系所內在束縛的勞動力量。

  ——是為資本獸形象說

  ——是為資本再生產主體危機說

  ——是為《資本論》危機史觀的理論解說

  oisum.com/Article/sichao/2024/03/489046.html

  (《關于資本的“主體話術”——資本再生產的歷史主體論》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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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資本論》不是史書的工作規定,則危機必得由邏輯進行推導而出!這顯然不可思議,也絕非馬克思本意。再生產,一般的釋義是生產過程的連續運動和循環結構,對其歷史角色即歷史算法形態的規定性,則關注不夠。但是,就再生產運動已然和《周易》核心要義——元亨利貞——內在對應這一點而論,乃是瓦解了社會再生產四環節的表面聯系,足可見中華思維學的先見之明。有一種議論:

  1. 不同意把《資本論》看成歷史科學。考茨基曾說過,《資本論》本質上是一部歷史著作。個人認為,這是錯誤的。《資本論》開篇,馬克思就說明了: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不是說要研究它的歷史,而是要把握資本主義的本質規定。這必須依靠邏輯。邏輯與歷史相統一,這是研究要達到的目的,而不是研究方法。可以這么說,馬克思的全部文字即是要用邏輯思維,把握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

  2. 勞動范疇——當然是抽象出來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里已經說明了這個思想史過程:從重農學派到斯密。但不能因此說勞動就是抽象勞動,還有勞動二重性呢。

  3. 簡單商品生產,馬克思根本沒考慮過。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序言里說,馬克思從簡單商品生產進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現在看,則是不正確的。《資本論》開篇講的是簡單商品流通,它表現為“直接存在于資產階級社會表面上的東西”,因為這個社會充斥著的就是買賣行為。

  ——但是,批評意見的第一點恰好表明了《資本論》史書書寫的特殊性:邏輯和歷史保持一致性和有機統一,所以,它絕非一般意義的歷史學著作。批評意見的第二點則表明:馬克思的史書書寫是有前提的,即工藝史和自然科學的歷史研究。馬克思當然不會重復已有歷史學家和科學家所做的工作:正是基于這種不重復,《資本論》得以超出既有歷史書成就,得以采用科學形態闡述經濟的社會形態中蘊含的唯物史觀原理。批評意見的第三點,恰恰是說明馬克思史書書寫的最硬標準,即信史標準:求真實而不摻假。簡單商品生產在歷史上決不獨立,其附屬于古代生產方式——奴隸制的、宗法的生產系統。如何能夠準確寫出簡單商品生產的魂靈呢?那就是單純商品生產方式內在的、一以貫之的規定性——同時也是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對接的那種規定性。它無疑就是商品生產方式固有的矛盾性以及這種生產形式所必然帶有的種種經濟性質。

  ——《資本論》史書書寫的統一議題是再生產邏輯,其統一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設若用資本邏輯統一之,則立即陷入“資本話術”。進一步,設若黑格爾邏輯學的概念運動完全占據話術掌控權,則所謂的資本邏輯——所謂“資本本體論、資本現象學、資本解釋學的三位一體”,即深入淪為“唯心史觀的邏輯學話術”。為此需要區分“資本主體”和“再生產的資本主義主體”:一者僅僅是概念——資本話術的概念,一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對象主體。“資本主體”混淆了資本和主體之間的界線,把唯物史觀主體和一般意義的主體質的區別抹殺了。再生產主體必須擁有自己統一的“主體形象”,以統一各個層級的資本主體規定,將其局限于各種特殊性的對象主體意義(如貔貅獸、算法獸、饕餮獸、太極獸)。這個“主體形象”即資本獸!須知,宗法再生產是零散的、不成體系的,唯有資本再生產以其二重化規定(物質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而擁有統一的主體形象。現在可以理解:為什么是主體邏輯支配并統一資本邏輯,而不是——像通常所說的那樣——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事主體,即再生產。于是有再生產主體說。只有堅持以再生產的唯物史觀主體邏輯統一各種資本邏輯,才真正解除了資本話術的理論武裝,資本邏輯還原為資本的生產邏輯(貔貅獸)、危機邏輯(算法獸)以及分贓邏輯(饕餮獸),等等。【注:貔貅是中華神獸。這里借用來說明資本形象的出生地:與其嚴格區分資本貔貅招財貔貅,不若把兩種形象統一起來,把招財貔貅視為資本貔貅的歷史前身。資本是有前史的。資本原始積累是前史的總結果。剩余產品是剩余價值的前史。前史說到底是生產積累史。招財貔貅不過是農業文明對生產積累(生產手段積累)的另一種稱謂,所謂資本的貔貅獸的說法,即是指認工業社會的招財貔貅(一種積累形象的資本生產怪獸)。設若由全社會只有剩余產品,則招財貔貅將越過資本貔貅,而成為共產主義貔貅貔貅在此種意義上,是當仁不讓的瑞獸!資本具有文明使命,其寓意亦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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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是《資本論》貫串自身體系的一根紅線。資本獸和危機是一體兩面的規定:以貔貅獸為危機根(馬克思稱其為資本的絕對生產過剩),以算法獸為危機身(危機使未能實現的剩余價值全部被破壞掉以重新恢復社會生產和消費平衡),以饕餮獸為危機象(馬克思稱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本身),——最后以太極獸為危機的總識。而一旦資本和資本邏輯等同,資本研究也就永恒定格于資本邏輯之上了。資本邏輯似乎天生不是瓦解的邏輯。一旦資本和資本邏輯之間畫上絕對的等號,乃至于資本批判和資本邏輯批判之間畫上等號,“資本邏輯”無可置疑地就被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猶如上帝。西方上帝是資產階級的形而上學世界觀,其意味著,對辯證法的西方舊有思維傳統的歷史斷裂。出乎意料的是,哲學家們對資本研究之形而上學推崇,仍然莫過于資本邏輯這一“新上帝”。并且,似乎資本邏輯只可膜拜,不可推倒。我們有光明的未來!是馬克思主義規定的內在于中國,是在于我們始終能夠發掘中國自身的馬克思主義文明大道!“新上帝”是需要被摒棄的。然而,就在“新上帝”最應當出現的領域——如中國私有化運動,它以問題意識的名義替換為各式實踐方案的現實甄別——美其名曰“以資本邏輯服務于人的邏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可見,最亂不過是資本邏輯。這里心中的“坎”仍然是如何正確對待我國資本發展和資本邏輯的濫觴問題。用一位極為中肯的批評者的話說,“我國民營經濟理論界有一批人,極為忌憚《共產黨宣言》的‘消滅私有制’被,容不得馬克思,至于列寧毛澤東更是所謂‘極左’。只要有人談憲法的‘兩個主體’,就像是對著和尚罵了禿子,驚恐萬狀,大罵‘教條主義’。他們要千方百計閹割馬列毛,閹割憲法和黨章,曲解黨的民營經濟政策,目的是確保私主公輔對憲法形成的現實挑戰。‘廣義價值論’恰恰為他們提供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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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是革命的形式邏輯,又是戰斗的唯物主義,這就是對象主體的唯物史觀工具。只有主體規定,才能驅除理論拜物教,才能從實踐的線索中清理出危機的機理。唯物史觀(作為“大寫的實踐”)存在于《資本論》的規定不是別的什么,正是對象主體。一曰主體理論——存在者的對象運動、對象存在、對象歷史;二曰主體范疇——生產方式運動(對象思維學的歷史支架)、生產方式實體(對象思維學的認識支架)及其歷史世界的事態模式(對象思維學的實踐支架);三曰主體邏輯——以運動為內容、以矛盾為屬性的歷史本位論工作制度(主體范疇的事之用)。

  它的工作語言正是生產一般。對于歷史科學而論,這是將對象重新由研究對象的角度引申出來。這樣可將圖1所反映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事的科學”原理,經由圖2中介,定格為圖3的認知圖式,以總攬下文論述。

  

  1唯物史觀原理主體命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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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再生產階級者之問:由主體階級統治剝削拜物教的結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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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經濟的社會形態(自然歷史過程)統一的研究對象何以練成

  

  作為通史之事,“階級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研究路線的由來。經濟的社會形態是生產方式與經濟基礎的統一。所謂商品兩儀,言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所謂再生產主體,言資本的階級者主體的歷史性狀。然則,主體論實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意義的指示,必須在這些歷史本位的基礎上把握“經濟決定論”(經濟唯物主義)。

  經濟的社會形態科學事件在于以主體范疇引出專業的經濟范疇,又在這個基礎上以主體邏輯引出事的關系邏輯(生產關系本體論)。圖3深刻表明,《資本論》第一卷的主線乃是歷史發生學意義的“生產方式主體論”(以主體危機為特征的資本生產過程的發展),以后派生出社會結構“經濟決定論”(流通論和分配論)。

  

(三)

 

  真假幽靈之戰凸顯區分主體范疇和經濟范疇的必要性。一旦認識到幽靈學之主體用語在科學研究中的實存性,則第一卷認識支架明顯可直接表達為:(1)從商品兩儀邏輯到再生產邏輯,(2)從商品兩儀理論到再生產理論,(3)從商品兩儀范疇到再生產范疇。這就是在危機這個問題上,為什么以資本為思維、以資本為邏輯、以資本為方法,乃至以處于歷史生成中的資本為思維、以資本的自我結構化為邏輯、以立于資本背后的主體范疇為方法。

  關鍵之處在于堅持資本一般對生產一般的“置身其中”,從有機構成的聯系觀點的角度發掘“發展=危機”矛盾規定,以致將資本建立為“對象思維學”(資本一般),建立為“危機學”(生理學—病理學),建立為“歷史生死學”過程。然則,何謂再生產?唯物史觀生產主體的矛盾一般之謂也。在經濟的社會形態意義上:所謂共同體,指示生產主體之宗法關系(社會)對象規定性也;所謂商品兩儀,指示生產主體之財產社會(雛形)對象規定性也;所謂再生產,指示生產主體之算法社會(形態)對象規定性也;所謂計劃生產,指示生產主體之計劃社會對象規定性也。

  可見,“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竟能夠離開并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注:《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5頁。】

  依照《資本論》的考察,走出資本邏輯乃至瓦解資本邏輯,正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要堅持的。《資本論》第1卷的結論是直接宣告了這一結果:“這種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注:《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3-874頁。】

  在理論建制上,唯物史觀屬于生產一般的“歷史身體學”范型,如前所述,它的工作語言則是超出普通語言學范圍的“理論幽靈學”范疇。由是制訂出人類生產彼此更替的時代語言幽靈,分別為共同體(主體)、商品兩儀(主體)、再生產(主體)和計劃生產(主體)。此歷史主體乃“幽靈主體的譜系學”,作為歷史運動序列,凸顯再生產社會(算法社會形態即第二大發展形態)的矛盾類型學(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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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從再生產的主體危機再生產的經濟危機

  接續圖3,研究對象“真假之辨”“美丑之學”意在烘托“是非之論”。以資本工資而論,守護的是A體系,既是階級工資,亦為拜物教收入,以勞動二重性管轄“階級范疇”“拜物教范疇”。反之,新古典工資守護的是B體系,既鼓吹市場工資的自然合理性,亦粉飾拜物教收入的經濟神秘性質,以資產階級物象二重性管轄“市場范疇”“物象范疇”。站在社會主義學術批判角度,A為“是”,B為“非”,這就是A與B經濟學的是非之戰。圖中的“工廠分封”指示使用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生產,“資本分封”則指示貧困積累和資本積累。

  

(四)

 

  這種矛盾揭示《資本論》理論部分的發展主體同樣是危機主體,發展和危機機理并存(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危機),凸顯主體范疇對經濟范疇的空間和事屬的下撥功能。這樣,生產過剩危機作為資本主義危機的特征性規定從而危機方式,應分解為兩個意義項:(1)危機主體——主體范疇,(2)危機形式——經濟范疇。危機主體(資本主義危機的主體范疇)是對“資本惡”對象性規定的全體關系描繪,包括:和發展主體再生產I對應的危機主體Ⅰ(危機的直接生產過程主體)、和再生產Ⅱ對應的危機主體Ⅱ(危機的流通主體)以及和再生產Ⅲ對應的危機主體Ⅲ(危機的市場主體)。從中取出由價值和剩余價值來統一的資本運動“三大主體范疇”的支架分別是:(1)資本工資,(2)資本積累,(3)資本競爭。其繼續突出主體范疇對經濟范疇的領導性,同時,著力強調歷史事態乃是沿著“歷史支架→認識支架”路徑進行功能輸送。

  其中,“資本工資”這一術語意義為:工人階級依照可變資本領取生活資料所有制的階級工資最低額。馬克思在談論“六冊計劃”的綱要設想時明確指出:資本工資的主體范疇是做資本主義工資分析的基礎,“從土地所有制向雇傭勞動的過渡不僅是辯證的過渡,而且也是歷史的過渡,因為現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產物就是雇傭勞動的普遍建立,而這種雇傭勞動就是這一堆討厭的東西的基礎”。為此,在對“資本一般”進行考察時:“假定工資總是等于它的最低額。工資本身的運動,工資最低額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論雇傭勞動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只有這樣,才能在研究每一個別關系時不致老是牽涉到一切問題。”【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頁】

  

(五)

 

  作為認識支架和歷史支架,主體范疇(馬克思稱之為這個一定社會的“主體”)委實引導了馬克思對《資本論》理論綱要的設計。然則,《政治經濟學批判(六冊計劃)》向《資本論》的設計思想轉化整體反映了認識支架和歷史支架的工作合一性。

  也就是說,《資本的生產過程》成為對象主體即再生產的發展主體Ⅰ和危機主體Ⅰ的材料合流,而相應地,《資本的流通過程》成為再生產的發展主體Ⅱ和危機主體Ⅱ的材料合流,乃至《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成為再生產的發展主體Ⅲ和危機主體Ⅲ的材料合流。再生產以幽靈主體資格提升自身為“對象主體”,使得《資本論》理論寫作具有了另一重意義——唯物史觀方法論的作品屬性。即由“資本工資”領屬主體危機——支配主體危機經濟范疇的理論定制活動,相應由“資本積累”領屬經濟危機——支配經濟危機范疇(經濟范疇)的理論定制活動,再由“資本競爭”領屬市場危機——支配各種市場危機范疇的理論定制活動。《資本論》最終呈現的理論目錄充滿著“知識感”,迫使主體范疇沉潛其中,由幽靈、肉身、物象建立范疇秩序。

  結論是,政治經濟學范疇具有兩面性:一面是主體范疇,一面經濟范疇。二者的關系是:主體范疇既總體統轄經濟范疇,又落成于經濟范疇的具體意義系統。對經濟范疇而言,實體僅僅是“結構的幽靈”;對主體范疇而言,實體是主體的運動落成,是“主體幽靈”的歷史產物。實踐行程啟動于主體范疇,由經濟范疇意義承接,復歸于主體規律,生成循環開放的知識定制系統;完整的路線圖是:主體范疇(摹寫資本的發展的歷史趨勢)→由主體范疇支配的經濟范疇的系統組裝(摹寫資本的危機的系統趨勢)→經濟范疇的二重化(主體性范疇+物象性范疇)的背離運動。然則,盡管經濟范疇是理論范疇的基本內容,主體范疇卻決定著理論范疇的性質;換言之,《資本論》中每一經濟行動背后均有經濟范疇與之對應,而無論經濟行動或經濟范疇皆具有非獨立性。

  由是有如下著名的議論:“正統經濟學用預先確定的觀念來解釋社會現實;它也并不從實際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力量出發來解釋這些觀念,包括其自身的概念。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際進程和現實關系作為自己的出發點。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在我們頭腦之外的客觀世界中的確存在著資本主義這樣一個客體……在人類社會里肯定存在著使物質生活條件再生產出來的某種社會系統,而它必然表現為特殊的社會關系。因此,這樣一個前提不是人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所以被稱為科學的,其基礎就在于自己的中心范疇是在資本主義方式中發現的實際社會關系的抽象表現。只要這些關系還存在,這些理論范疇就會起作用……馬克思主義把生產看作是自然力、人的自覺性和社會關系三者的組合,而且這三者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正統經濟學卻只是單一地集中在生產的自然物質方面,而把精神的和社會關系的要素一股腦推給了社會學部門……經濟學變成了形式化的游戲,社會學的抽象則根本不著邊際。這種情況是不能容忍的。對具體的社會經濟體現的分析研究,要求統一的社會科學體系。物的生產離不開一定的社會關系,因為為了進行生產和實行產品分配,人們就要相互發生關系。因此分析物的生產離不開分析社會關系。馬克思第一個發現了這一原理,并隨后為歷史的、唯物的和統一的社會科學奠定了基礎。”【注:霍奇森:《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一種激進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39-40頁。】

  

  

(六)

 

  主體范疇是歷史本位。資本既然成了再生產的社會生產關系,則主體必然以經濟范疇為自己的表現形式。所謂:“范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頁。】

  此處范疇顯然專指專業的經濟范疇,是對一定社會在科學上的規定即主體范疇的表現。其反映“資本惡”對象性的局部關系。繼而,既然主體范疇與經濟范疇是連體的規定,那么在區分的基礎上辯證對接二者,可實現一種秩序(歷史秩序)向另一種秩序(經濟秩序)的過渡,從中確立經濟的社會形態基本理論。在結構發生的社會類型學上,這樣有了資本積累對主體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總構,使其便于在“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由幽靈主體直接化成的社會基本結構)意義項下確定“發展/危機”的共生性。相應地,也就有了資本積累作為“歷史發生學”向“系統發生學”過渡的對各種危機類型予以合并研究的術語范型。“從生產關系中引出交換關系,將空間的構造形式和發展也歸為母子結構,使時間和空間在發展規定上同構,這是它們統一的性質使然。這也是馬克思的一個工作發現。‘這個原理非常簡單,它對于沒有被唯心主義的欺騙束縛住的人來說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個事實不僅對于理論,而且對于實踐都是最革命的結論。’”【注: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302頁。】

  依照這個理論,資本工資不過是反映在資本積累中的“工資惡”范疇,經濟危機又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危機、結構危機、社會危機、系統危機的總表現。由主體而結構顯然構成了主體危機的機理,與之相適應,由結構而系統則是經濟危機的機理,二者之間形成內在承應的工作關系(見圖4)。

  這就根本解決了資本主義危機的認識范型問題:再生產不僅是危機的實踐,同時也是對危機的主體認識。一言以蔽之,再生產危機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的歷史生產范式,資本主義危機既是主體危機也是經濟危機。中心環節是資本。馬克思針對此種意義,做如下交代:“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過程從屬于資本,或者說,這種生產方式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為基礎,而且這種關系是起決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4頁。】

  

(七)

 

  馬克思指出:“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了……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中世紀,甚至資本——不是指純粹的貨幣資本——作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性質。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處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系還占優勢。在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9頁。】

  這就是再生產的發展范式,這就是再生產的危機范式!在這里,“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危機”機理并存同步,徹底瓦解共同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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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資本歷史世界:對危機一般的解說

  圖5真正的主題其實是指向對于“發展 / 危機”機理的共生性探究。【注:關于“價值形式統治場”問題的深入探究,請參閱拙文《〈資本論〉的工資理論邏輯:基于價值形式的統治場論》。】

  圖4向圖5的轉化代表著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落成。由此,可相應有危機譜系學,參見圖5列示的“主體危機→經濟危機→市場危機”。

  

(八)

 

  為了更清楚說明問題,我們可再用圖6與圖5進行相互聯系的對比論述。圖6全方位展示了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對象)”蘊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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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歷史科學事件:由共同體商品(商品兩儀之事)而商品資本(再生產之事)

  什么是科學事件?以對象運動的一和對象思維學為開啟和復歸:“對象的一”開啟“研究對象的三”(研究對象主體、研究對象結構、研究對象內容的理論知識體系),通過對象蘊涵式,運動復歸于“對象的一”。在運動序列上,即由對象發生(始)→對象存在(結構中介)→對象歷史(終)之研究過程,轉向研究對象主體(歷史世界即研究對象主體之始)→研究對象發生結構(統一對象發生和對象歷史的構造)→研究對象內容(對象歷史結果和研究對象主體之終)之敘述過程。

  為此,商品對象性的歷史總結果就構成《商品》獨立寫作的對象。這個寫作對象,借由商品歷史世界,馬克思旨在為讀者提供“系統矛盾的知識學閱讀”。因為唯有站立系統矛盾的最后高度,方可鳥瞰經濟的社會形態全局,由成熟形態向前追溯生產方式矛盾及其歷史認識矛盾,形成從結果敘述的“歷史探究科學講述”體式。

  總體來看,這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維支架和語言支架,以此支持事的蘊涵式。在認識產物上,則是形成關于歷史世界統一性的“時空三維”思想構圖(見圖6右側的示意)。使用價值、價值、價值形式、交換價值、商品拜物教作為經濟的社會形態歷史世界構圖的基本術語,自然是時空三維構圖的歷史支架和認識支架;在表象上,使用價值、價值、價值形式、交換價值、商品拜物教彼此間的矛盾性即“系統矛盾”,其中蘊涵的基本結構矛盾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之間的矛盾。關于交換空間的“虛空間”,馬克思指出:“正像商品的交換價值二重地存在,即作為一定的商品和作為貨幣而存在,同樣,交換行為也分為兩個互相獨立的行為:商品交換貨幣,貨幣交換商品;買和賣。因為買和賣取得了一個在空間上和時間上彼此分離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們的直接同一就終止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7頁。】

  “因此,價格和價值的差別不只是像名和實的差別;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銀為名稱,而是由于價值表現為價格運動的規律。但是它們不斷地不同,從來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況下才一致。商品價格不斷高于或低于商品價值,商品價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價格的上漲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斷決定商品價格;供求從來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下才一致;而生產費用又決定供求的波動。”【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頁。】

  是以為了寫出總認識范疇,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進行了特別書寫,即作為唯物史觀“主體理論”“主體邏輯”“主體范疇”的工作合一,而非僅僅作為理論邏輯。依據這一線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完全殊異于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勞動價值理論,在于它是理解研究對象的理論工具、知識工具。由此生出“有機構成”思維學總工具,其書寫主體的矛盾、結構和知識(如資本有機構成所落成的工作規定,即由價值形式所支持的資本一般的知識主體知識、階級知識、經濟知識)。歷史,思維,語言,乃是《商品》方法論為我們提供的有價值的認識的全部東西。質言之,“就內在統一性而論,這一原理和工具于是成為存在與思維同一性規定的工作具象形式,著眼于提供和勞動社會發展及其生產聯系有關的歷史規律活動的通史道路線索,在性質上歸屬于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注:許光偉:《〈資本論〉有機構成歷史研究的若干基本問題階級與拜物教經濟學原理之一》,《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4期。】

  

(九)

 

  質言之,《資本論》研究對象總體以圖3為照應,其具象的表達結合了圖5和圖6。在內容布局上,《商品》堅持由實空間引出虛空間,同時在線索上安排以“時間場的價值承擔者(或曰價值對象性)”一以貫之,以此真正揭示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象性矛盾,使這個矛盾的發展及其擴展到商品、貨幣、資本三者之間的關系上就好像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這樣做的好處起碼有兩點:一是排開價值物象性對價值實體的影響,使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更加容易落實;二是交換價值和價值彼此混同的問題在這里得到徹底解決,“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即價值形式既是知(認識)、又是行(實踐),從而歷史生動地說明了無論商品或價值,都不是永恒的自然范疇,相反,它們各自證明了自身在發展上的歷史暫時性。

  圖6顯示:任何事物發展都遵循時空運動場的演化矛盾規律,包括虛和實兩個結合運動的方向,經濟的社會形態直至社會科學領域相較自然科學領域而言,發展路線是由“實”轉“虛”。所謂“實”,指的是矛盾作用僅僅發生于時間場(政治經濟學)和實空間(工藝學)之間;繼而所謂“虛”,指的則是矛盾作用發生于時間場(價值運行)和虛空間(價格運行)之間。“實”從來是基礎,“虛”依托于“實”發揮作用。經濟活動虛實出于“陰陽(勞動二重性)”,又與“陰陽對象性(勞動二重性的主體矛盾)”須臾不離。虛空間與實空間的矛盾——所謂世界的“虛實矛盾”(經濟矛盾),其實是階級矛盾的虛化、實踐化。在越來越表面化的沖突運動的循環中,矛盾不是被不斷地消滅,而是恰恰相反,它們不斷地自我累積,這也就有了“虛性經濟”要被“實性經濟”重新替代之歷史可能。

  

(十)

 

  誰言研究對象無蹤?踏對象之蹤也。反過來,只有研究對象才能說清楚、說透徹對象的全部規定性。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于將生產方式確定為經濟的社會形態思維學的對象:包括對象運動(對象發生運動即生產方式的主體邏輯)、對象構造(對象存在的結構即生產方式的實體邏輯)和對象歷史(對象的歷史世界即生產方式的社會史)。然則,《商品》是關于“商品生產方式”,而不是關于“商品”的社會史分析。商品是生產方式的規定,這一點對普通讀者而言,顯得難以理解。其作為主體邏輯和實踐用語,也即成了對象一般(主體知識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以至于生產方式好似就是生產一般。

  在科學事件上,商品是對象和研究對象的統一。如果將圖5和圖6結合起來看,由商品進到勞動力商品,那么商品歷史世界可實現為對象運動與對象存在的統一。再由圖3顯示:在實踐意味上,生產方式不過是生產一般的對象蘊涵式歷史運動指向;在結構路徑上,生產一般降落為生產方式之知識蘊涵式,即理論知識。只有具備雙重蘊涵式,商品才具備生產方式事的指向性資格,直至成為歷史世界事的蘊涵式。生產方式的本位論在于統一自然歷史過程之行、自然歷史過程之知、自然歷史過程之事,統一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

  生產方式首先是對象性規定的運動即“主體”(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其次是社會結構的構造實體,最后才是物質生產的對象性存在——作為“實踐主體”和“實踐客體”(交互作用和彼此矛盾著的主客體)。危機是個認識矛盾,在于主客關系和所有制,根子仍然是主客體間的實踐矛盾。在主客對峙發展階段,資本發動與強化著主體和客體的矛盾,使之上升為由生產方式矛盾支配的社會實踐矛盾,使這個矛盾全面滲透于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社會構造,又把認識矛盾借由結構力量推至矛盾系統。危機仿佛是主觀與客觀的認識矛盾——可以視為“幽靈的有”“物象的無”或反過來的“幽靈的無”“物象的有”,只是由于研究對象知識使然。在研究對象上,危機必然是知識的譜系學,即“幽靈性知識”(自有階級社會以來的主體危機)、“物象性知識”(各種市場危機)及其路線斗爭產物——“肉身性知識”(二元階級斗爭之經濟危機)。換言之,經濟危機作為連結危機內核規定與其外在表現的節點,在一般意義上支配著主體危機和市場危機的認知之戰——它同樣是研究對象主體的“歷史之戰”。

  

(十一)

 

  主體與實體統一而有“歷史世界之事”。現在,我們將時間場的價值視野還原為真正的主體發展規定——勞動力及其商品形態的自然歷史過程。勞動力是唯物主義術語,在算法體制下淪為買賣對象的人類生理學術語。與之不同,勞動方式或人類勞動是歷史唯物主義術語,其分別了不同的歷史生產時期。

  站在剝削的通史視野看,資本工資根源于勞動力商品這一剝削生產工具。作為階級生產制度,資本工資委實是“商品時代”向“勞動力商品時代”歷史開拔的結果。須知在原始共同體時代,人類勞動力和人類勞動無論在內涵或外延上均是同一的。一方面,勞動力不過是勞動技藝的人類學養成,另一方面,勞動則是勞動者活的能力和意志的直接表現;無論是前提或結果,它們在它們自己的共同勞動和生產過程中總是同一的生長運動形式。亦因此,主體危機僅僅針對“共同體的瓦解”。

  主體危機的歷史起點是伴隨共同體瓦解進程的“勞動力和勞動的區分”,宗法的勞動奴化和算法的勞動異化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商品開始作為共同體活動的經常性的實現手段; 這意味著在文明規劃上,宗法社會也必然是算法社會形態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并且這一時代,謀生勞動、剝削勞動業已成為主體范疇的承擔者。對于唯物史觀學說而言,原始共同體被確認為真正的起點,而其所考察的階級范圍則統一為“主體危機時代”。

  依照對唯物史觀的生產的主體命題進行解析的認識結果(見圖1):唯物史觀是關于“物質生產”(即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歷史運動規律探究的學說體系,是以物質資料社會生產為實際的起點引申出對階級問題的通盤考慮,在這當中主體危機毫無疑問是被建立為通史線索了。進一步,直接生產總是支配著再生產,當歷史發展到二者可以合而為一的階段,再生產便取得獨立特征的社會形態命名。

  所謂再生產社會,就在于將出發點直接放置于勞動而非勞動力之上。這樣可以認為,“以勞動塑形為原動的物質生產與再生產就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確認人類社會歷史存在和發展一般基礎,同時,也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最基礎性范式。當然,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生產的思考從一開始就是兩種生產的觀點,即除去物質生產之外,還有人自身的生產,后者在遠古社會中往往居主導性地位。物質生產只是發生附屬的作用。”【注:張一兵:《勞動塑形、關系構式、生產創序與結構筑模》,《哲學研究》2009年第11期。】

  

(十二)

 

  盡管如此,尋找主體危機的實際起點和它的歷史起點仍舊不同。實際起點必須具有實踐模式的可辨識性。為此,簡單勞動者提供了認知標準。“作為一種文明規劃,簡單勞動的規定性蘊藏在商品生產勞動的發展公式中:它將勞動的類的規定性盡皆展示出來,將人類發展的共同性顯露出來,并且作為一種強制,要求社會每一個成員盡可能地去遵守。”【注: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630頁。】

  其運用的唯物史觀思想武器,即是主體邏輯。魯濱遜的勞動、封建徭役的勞動、農奴勞動以及家庭勞動的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和簡單勞動并行發展著,都是“簡單勞動時代”主體規定的培育器。對主體危機而言,主體的不發展或主體的發展形式遭到極大的扭曲是一切“主體危機時代”所共有的特征,為此可以找到它們的共同特征的歷史譜系,即簡單勞動時代、雇傭勞動時代、兩極分化時代。不是人類勞動力的使用,而是社會的簡單勞動力的使用造成了算法意義的主體危機,這樣才有體現在商品生產勞動二重性中的“抽象勞動”,乃至有“體現在勞動力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所謂:“作為技術構成的勞動,勞動力商品的‘具體勞動’(雇傭勞動力的使用)乃是專業勞動或局部勞動;作為價值構成的勞動,勞動力商品的‘抽象勞動’直接是社會簡單勞動。”【注:許光偉:《主體邏輯與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人民主體論的理論主線考察》,《內蒙古社會科學》2023年第3期。】

  這是主體危機的頂峰形態,從而否決這一說法:“認識抽象勞動概念與勞動概念的等同性,必須明確不能將抽象勞動等同于簡單勞動……自人類起源以來,勞動的發展就一直推動著人類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抽象勞動既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概念,更不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概念。”【注:錢津:《抽象勞動與勞動概念辨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年5月25日。】

  

(十三)

 

  其實商品生產勞動作為抽象勞動,就在于指示簡單勞動(當然并非體力勞動)的歷史類型,換言之,簡單勞動乃算法社會形態“主體危機之根”。在某種意義上,算法社會形態即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同義語。

  然則,上述觀點——即錢文——錯誤之處在于,嚴重不理解“既是抽象的又是簡單的”商品生產勞動的文明規劃特性,不了解向著資本主義前進的商品勞動具有“內在的簡單化”的實踐傾向性。其試圖脫開生產一般的對象思維學和唯物史觀主體邏輯工具語境解讀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范疇,結果是,既不了解再生產的主體危機,也不懂得危機發生學的理論,完全喪失把握“簡單勞動(對社會的簡單勞動力的一般使用)——雇傭勞動(必要勞動+剩余勞動)——資本積累的兩極分化勞動(即資本工資制度的落成)”運動序列的歷史辯證思維能力。

  抽象勞動是商品生產方式的階級元,勞動的抽象性是商品生產關系的階級根,絕非普世永恒,亦并非天生具有。最初是“工藝元”(勞動分工)的事項,然后是“階級元”(抽象勞動形成)的矛盾事件發生。最終,“商品生產必須使它們涵括的勞動盡可能地等同,以完成抽象統治。這是以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的根本分野之處。”“簡單勞動的發展實際就是造成該種工作的量的標準。它同時是社會標準。”【注: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631頁。】

  

(十四)

 

  這是拙作《〈資本論〉第一卷唯物史觀原理解析——馬克思逝世140周年之際歷史發生學基本理論探究》(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3年第4期)第四部分內容的推薦閱讀稿(網絡版)。原題名《對象主體與主體危機的機理》。

  《資本論》在傳統教科書式的思政模式下,或許效能已然耗盡,終于要鳳凰涅槃重生了!作者感謝程恩富主編和《政治經濟學研究》編輯部對于《資本論》唯物史觀原理,對于《資本論》這個系列主題寫作的強力學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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