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世界，龐大的商品堆積占據著社會景觀中的顯著位置，也意味著財富日益占據社會生活的重要地位，對人們的影響也日益深入。人們渴望得到財富，追求和創造財富的意識也日益凸顯。那么，到底什么是財富?財富由何而來?對人有何意義和價值?在這種情形下，回顧馬克思的財富觀念就成了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理論課題。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發展，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有很多學者對馬克思的財富思想進行過研究和討論，這構成了本文討論馬克思財富觀念的直接前提。在既有的討論中，研究切入的角度各有不同，既有哲學（經濟哲學、歷史哲學）的、人學的，也有（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學的；關注的問題也各有不同，既有宏觀討論財富問題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地位與作用并借此對資產階級社會的“財富幻象”進行歷史哲學解讀的，還有微觀討論馬克思視野中財富的物質內容、社會形式、標準尺度、人學本質及其社會歷史意義的，等等。（參見俞吾金；范寶舟；姚開建；豐子義；劉榮軍；莫凡）這些既有研究成果既有理論意義也有現實價值，筆者會在涉及到的地方隨文論述。如果拋開具體的細節不論，從總的方面來看，他們較少明確指出馬克思討論財富問題的根本，即財富與人自身的關系問題。財富與人自身的關系正是馬克思財富觀念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如果不緊緊抓住這一點，討論即使有其特定的效果，也會流于散漫而失其大旨。本文擬以財富與人自身的關系為軸心，對財富的生產以及財富關系的變化發展做歷史的和邏輯的考察，以明確馬克思的財富觀念及其當代意義。

　　一、最初的財富形式與古代的財富觀念

　　什么是財富?馬克思告訴我們說：“不論財富的社會的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的內容”，而“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9、48頁）這表明，財富總是某種有用的東西即使用價值。這一關于財富的最初規定值得我們注意，它包含著一些真正有意義的東西。

　　首先，“有用”與否，不是某物自身的一個直接規定，而是一個在與人關系中的反思性規定，也就是說，財富在對人的關系中得到最初規定。從問題的實質來說，某物之所以被稱為“有用”進而成為人的“財富”，是因為它以其自身的屬性滿足了人的需要。財富從物質性的角度來看，是人的需要的多樣性而已。人作為主體，天然地有其需要，這是由其身體結構和組織而規定好了的，只要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某種東西都可以成為人的財富。

　　其次，財富與勞動的關系。一方面，財富作為對人有用的東西，作為使用價值，其來源并非只有勞動。有些東西并不是以勞動為中介而成為對人有用的，它們自然而然就是財富，比如馬克思曾說過的空氣、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人類，特別是處在最初發展階段的人類，其最大的財富就是大自然，特別是土地，后者是財富的最初的和最突出的表現形式。洛克在論及財產時就明確地引用過《舊約·詩篇》的詩句——上帝“把地給了世人”，并把“土地和其中的一切”即“土地上所有自然生產的果實和它所養活的獸類”（洛克，第18頁）規定為世人所共有。馬克思曾明確說過，“土地是一個大實驗場，是一個武庫……人類素樸天真地把土地當作共同體的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6頁）

　　另一方面，人所需要的東西更多還是以勞動為中介而獲得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指出，勞動是整個人類生存的根基，它的中斷不僅會改變自然界的存在狀態，而且還會使人的存在、理論和實踐能力進而使人的整個世界發生巨大的變化。（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頁）勞動是財富、使用價值的主要源泉。把兩個方面綜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財富與勞動關系的完整理解，財富作為使用價值是自然與勞動這兩種因素的結合和共同作用的結果和產品。“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57頁）自然界是財富生產的基礎性環節，沒有自然的基礎，財富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創造財富的勞動本身也不過是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而已。

　　當然，說勞動是財富生產的主要源泉并不意味著直接獲取財富的手段只是勞動。比如在社會發展的初期，戰爭就曾經是原始部落獲取財富的主要手段之一。正如馬克思所說：“戰爭就是每一個這種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衛財產，又用以獲得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3頁）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發展了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并指出，財產的獲得既可以是自己勞動的結果，也可以建立在暴力和掠奪的基礎上，還可以通過欺騙和偷竊等手段來獲得。但這一切“決不是必須如此”，“無論如何，財產必須先由勞動生產出來，然后才能被掠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04頁）

　　勞動作為財富生產的主要源泉，意義主要在于如下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都與人自身的本性密切相關。

　　一方面，勞動的產品屬于財富，然而“我們的產品都是反映我們本質的鏡子”，因而“勞動是我真正的、活動的財產”。（馬克思，第184頁）人通過勞動滿足自己的需要，這說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上，105頁）人的需要意味著人的被動性即人對自然的依附性，需要的滿足離不開不依賴于人而存在的對象；與此同時，人作為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的生命力，人能動地作用于外在于自己的對象，使其滿足自己的需要，并使其成為人自己的本質力量的表現和確證，成為表現和反映人之本質的鏡子。“但是，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因而是類存在物”，“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同上，107、57頁）人的滿足自己需要的勞動要經過意識的中介，因而是自由自覺的活動，這也就意味著:勞動的產品作為財富不僅有其物質性的一面，而且有其精神性的一面，財富不僅表現著人的某種需要的滿足，而且也表現著人的某種主動追求。需要和追求并不完全一致，財富能夠滿足人的需要，而人的存在卻并不以需要的滿足為滿足。而且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哪種需要應該得到滿足或者優先得到滿足，在本質上是一個主觀選擇或價值排序問題。無論哪一種情況都體現著人的主動追求，財富與財富的尺度問題在此合二為一，評判財富的尺度因而也就成了財富確立和生產的一個前提和環節。

　　另一方面，不僅勞動的產品而且勞動得以進行的生產工具、生產條件本身也是財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們生活需要的生活資料以及用以獲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工具是“真正的財富”，而且正因其生存的自然必然性而有自身的限度：“這些工具在數目及大小方面既各有限定，財富就可解釋為一個家庭或一個城邦所用的工具的總和。”（亞里士多德，第24頁）馬克思明確指出：“財產最初（在它的亞細亞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形式中）意味著，勞動的（進行生產的）主體（或再生產自身的主體）把自己的生產或再生產的條件看作是自己的東西這樣一種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8頁）按俞吾金的解讀，所謂財產不過是可以從所有制上確定歸屬的財富而已，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或再生產的條件”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工具”。（俞吾金）這是人之社會性的表現。人的勞動要在社會中進行，人在勞動中結成的社會關系是財富轉向財產的關鍵:“如果說，財富的秘密必須通過生產勞動才能索解，那么，財產的秘密就必須通過人們在生產勞動中結成的生產關系才能索解。”（同上）

　　不僅如此，馬克思還進一步強調指出：“他的財產，即他把他的生產的自然前提看作屬于他的，看作他自己的東西這樣一種關系，是以他本身是共同體的天然成員為中介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2頁）這意味著:在勞動主體的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階段，存在著與這一階段相適應的勞動主體之間一定的相互關系和他們對自然的一定關系。這一關系總的來說是依賴性的，既有人對自然的依賴，也有人對人、對共同體的依賴，而這種依賴關系在最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在這種依賴關系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同上，第107頁）這一狀況也就同時決定了古代財富觀念的兩個特點：一是“崇高性”，即它總是以人自身為生產的目的，生產勞動的產品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是為了“私人享受”；二是“狹隘性”，作為生產目的的人總是處在“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同上，第479頁）也就是說，這種崇高的財富觀念的基礎從一開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隨著這種局限的消除和生產的發展，財富形式和財富觀念也就隨之發生變化。

　　二、財富形式的轉變與現代世界財產關系

　　的辯證性

　　人不會以某一需要的滿足而停止產生新的需要。正如馬克思所說，需要的滿足又引起了新的需要。生產發展的一般趨勢和必然規律就在于:生產的發展必然要揚棄必要的需要而走向原來表現為“奢侈”的需要，在進一步的生產發展中，這種“奢侈”的需要也變為必要的了。歷史就是如此這般走過來的，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出現了許多新的東西，它們一起改變了財富的形式、關系以及人們的財富觀念。

　　“財富的最初的自然發生的形式，是剩余或過剩的形式……剩余的產品變成可以交換的產品即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21頁）交換先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的邊界上，在不同共同體的接觸點上零星地出現，然后在共同體內部的團體和個人之間依次展開，最終發展為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運行機制。隨著交換的范圍和規模的擴大，原來充當交換手段的某種產品或勞動本身就愈發變得不合適了，這就要求有一種獨立于每個人的特有生產之外的一般交換手段的出現。這就是貨幣作為一般財富的出現。貨幣不僅是價值尺度，也不僅是交換手段，它還有第三種規定，“貨幣在這個規定上包含了前兩種規定，就是說，既包含充當尺度的規定，又包含充當一般交換手段并從而實現商品價格的規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4頁）第三種規定上的貨幣就是一般財富，或稱為作為財富之物質代表的貨幣。這帶來財富意義的巨大變化:與特殊商品只是表現了財富的尚未實現的觀念形式或者只表現財富的一個極其個別化的方面不同，貨幣既是一般財富的形式，又是財富的內容本身，因為它“既作為財富特殊存在方式的抽象，又作為財富總體”（同上，第173頁）而存在。也就是說，就商品的自然規定性來說，它只是因為和它所滿足的某種特殊需要的關系才成為財富，而且只是一種供使用和消費的財富，并且是這種財富的一個極其特殊的方面。但貨幣與此不同，它可以滿足任何需要，因為它可以換取任何需要的對象，不再和任何特殊性有本質上的聯系，但又可以和任何特殊性發生實質性的聯系。因此，貨幣就是與構成財富的所有特殊實體相對立的財富，并且是這種財富的物體化形式，“貨幣是商品中的上帝”。（同上）

　　作為個體化的物和對象，貨幣可以被人偶然地尋求和找到、發現甚至偷盜，也就是說，它能夠在可以捉摸的形式上被單個人所占有。當貨幣從作為單純流通和交換手段的奴仆搖身一變成為整個商品世界中的統治者和“上帝”時，一種普遍的貨幣欲或致富欲望本身就產生出來了。誠然，人的貪欲在沒有貨幣的情況下也會存在，比如對服裝、武器、首飾、美酒等特殊財富的追求和欲望具有天然性，但致富欲望本身不是自然的產物，是一定的社會發展的產物。“它只有在一般財富即作為財富的財富個體化為一種特殊物品的時候，也就是說，只有在貨幣設定在它的第三種規定上的時候，才可能發生。”（同上，第174頁）貨幣的這一規定本身包含著這樣一點，即“貨幣作為發達的生產要素，只能存在于雇傭勞動存在的地方”。（同上，第175頁）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此發生的三種歷史性變化，因為它直接奠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前提。

　　第一，貨幣對社會形式影響的歷史性變化。原來，貨幣欲或致富欲望本身是導致古代共同體

　　瓦解的要素，因為“貨幣本身就是共同體，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體凌駕于它之上”。（同上）這實際上是貨幣欲或致富欲望本身摧毀任何血緣、地緣的限制而生產自身的沖動。它在歷史上表現為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社會形式的瓦解，從而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現代工業社會發展的預備時期，是以個人的和國家的普遍貨幣欲開始的。”（同上，第177頁）而到了商品交換和相應的社會組織得到充分發展之后，“貨幣不但決不會使社會形式瓦解，反而是社會形式發展的條件和發展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主動輪”。（同上，第175－176頁）

　　第二，財富生產的目的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原來的生產只是使用價值的生產，其目的只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所以那時滿足直接需要剩余的財富大多被用作揮霍或享樂的對象。與此不同，貨幣一旦作為商品中的“上帝”出現，那它就不僅是致富欲望的一個對象，而且成了其唯一對象，為使用價值而生產于是變成了為交換價值或貨幣而生產，致富或占有更多貨幣成了生產的唯一和最高目的。在一定意義上，貨幣欲或致富欲望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因為“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為不斷重新產生的一般財富的源泉”。（同上，第176頁）

　　第三，與前兩種變化相適應，勞動發展為雇傭勞動，貨幣過渡為資本。人們原來勞動是為了滿足直接的和必要的需要，現在勞動的目的和產物都是貨幣或交換價值本身，勞動成為雇傭勞動。貨幣因為具有獨立于任何特殊商品的屬性，在交換價值實現的結果中過渡為資本。“貨幣作為完成的交換價值揚棄了它自己。”（同上，第188頁）這奠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前提:“勞動直接生產交換價值，從而生產貨幣；而貨幣也直接購買勞動，從而購買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換中讓渡自己的活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8頁）

　　資本和勞動的關系一般說來猶如貨幣和商品的關系一樣，即一方是財富的一般形式，另一方則是直接以消費為目的的實體。但是與一般的貨幣和商品的關系不一樣的是，資本作為孜孜不倦地追求財富一般形式的欲望，總是會驅使勞動超過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來為資本家賺取比交換所付出的等價物更多的貨幣或交換價值即剩余價值。與此相適應，與簡單流通中所有權表現為通過自己的勞動占有自己或他人的勞動產品不同，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所有權的形式發生了如下變化，即“對自己勞動產品的私人所有權也就是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而這樣一來，勞動=創造他人的所有權，所有權將支配他人的勞動。”（同上，第192頁）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是科學的發明、技術的革新，還是勞動分工的日益合理化，無論是交通工具的改善，還是世界市場的開辟，都不會使勞動階級致富，而只能使資本致富并使其支配勞動的權力不斷增大。“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9頁）這是馬克思在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方式進行了科學的研究之后得出的結論，也是對早期《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勞動異化理論的一個證明。

　　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財產關系，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家大多沒有注意到或有意忽略了其社會形式而只注重于物質內容，從而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了辯護:貨幣主義者將貨幣視為財富本身；重商主義者同樣將作為商業資本的貨幣視為財富本身，把產業資本視為財富的源泉；重農主義者把農業視為唯一的生產勞動，從而將土地產品如谷物、牲畜和原料等視為真正的一般財富形態。到了斯密那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勞動而是勞動一般成了價值的源泉，從而也是財富的源泉，但他只是把勞動本身理解為使用價值，而不是把勞動理解為雇傭勞動，從而錯失了對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科學分析。李嘉圖雖然避免了斯密理論體系中的自相矛盾之處，但同樣把雇傭勞動和資本理解為生產作為使用價值的財富的自然形式，并因為同樣不理解資產階級財產的特定性質，而將其看作一般財富的最適當形式。與之相反，傅里葉、巴貝夫等“粗陋的共產主義者”則因這種財產關系所導致的勞動階級的貧困而將其視為萬惡的根源，并以他們懷有的“妒忌心和平均主義欲望”希望將這種財產關系普遍化。馬克思批評指出，“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貧窮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的倒退”。（馬克思，第79－80頁）

　　與上述兩種態度不同，馬克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財產關系的理解是辯證的。

　　一方面，與以前的社會形態比較起來，現代資產階級世界的財富形式變化和財產關系確立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這種社會的進步屬于資本，并為資本所利用。……只有資本才掌握歷史的進步來為財富服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92－593頁）如果我們聯系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大社會形態的討論，這種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就會得到更為清晰的闡明:起初自然發生的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生產“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只有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第二大社會形態里，“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同上，第107頁）首先，人只有在上述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才能獲得獨立性，交換本身就是造成這種獨立的一種主要手段。它使人隸屬于群、共同體成為不必要，并使之解體。其次，資本努力增值自身的趨勢，從人之需要的歷史性生成和變化的角度來考察的話，無非就是把過去多余的需要轉化為必要的需要，從而無盡無休地推進生產，而通過這種推進，這種生產的擴大，這種為生產而生產，獨立個人的多方面的需要和能力才會得到充分地發揮和表現，從而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

　　另一方面，個人獲得的這種獨立性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這在馬克思所批判的商品、貨幣和資本拜物教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馬克思認為:“在資本—利潤（或者，更恰當地說是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中，這個表示價值和財富一般的各個組成部分同其各種源泉的聯系的經濟三位一體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神秘化，社會關系的物化，物質的生產關系和它們的歷史社會規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經完成：這是一個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頁）也正因如此，馬克思在比較古代和現代世界的財富觀念時說，前者“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但人總是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因而顯得崇高得多；后者“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9頁）因此，后者也是“狹隘的”，雖然是在不同的意義上。

　　三、作為人本身充分富裕發展的財富本身

　　與未來可能的財產形式

　　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手稿，不但在財富的社會形式與物質內容的統一關系中，而且在雇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中考察了資產階級財富的特定性質，即財富歷史發展特定階段中的特定形式的性質，同時還明確討論了財富與人本身之間的密切關系。這為走出“創造財富的方式的狹隘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同上，第540、479頁），探索未來可能的財產形式，給出了有益提示。

　　走出財富創造的資產階級形式，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生產力的發展中遇到一種同財富生產本身無關的限制”。（《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70頁）這種限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固有的，即社會化大生產與資產階級私有制之間的矛盾。資本的增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唯一目的，它只能通過延長剩余勞動時間而賺取絕對剩余價值或者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賺取相對剩余價值實現。工廠立法使任意延長勞動時間成為不可能，因此，資本家只能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不變資本以可變資本為犧牲而增加起來。這意味著把科學技術自覺應用于生產，土地的有計劃的使用，逐漸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和由之而來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使用，以及由于這種使用而發生的生產資料的經濟化，隨之而來的是資本巨頭的數目逐漸減少，產業后備軍不斷擴大而且貧困、退化和受壓迫、受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也就是說，階級矛盾不斷加深。最終的結果就是：“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頁）

　　不過，即使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客觀發展達到了可能爆發革命的地步，但要想使之真正發生還需要勞動階級“產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0頁）這種意識的產生條件可能非常復雜，但《資本論》及其手稿對財富與人本身之間密切關系的討論指出了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并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5頁）

　　首先，勞動與勞動能力相區分。勞動本身是外在于勞動能力的，是勞動能力的表現與應用，而勞動者是“作為力的表現的總體，作為勞動能力”（同上，第457頁）出現的；因此勞動能力的表現和應用本身就是勞動者自由的實現，“因而被看作自我實現，主體的對象化，也就是實在的自由”。（同上，第615頁）這一區分的重要性在于，突出了資本主義生產結構中的無產階級的主體性。這一對抗的主體性在被剝削的同時也會慢慢地得到鍛煉進而獲得充分的自我意識和革命意識。

　　其次，雇傭勞動只是特定歷史階段中的勞動形式而不是勞動本身，就其本身而言，勞動作為“人的、而且是社會規定的人的活動”，“是人的能力的實現”，“是我們唯一的原始的財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8頁）這也意味著，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后，“個性的勞動也不再表現為勞動，而表現為活動本身的充分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頁）也就是說，個性的勞動是人的創造天賦的充分發揮，與資本主義生產的組織形式不同，它通過從雇傭勞動中解放，重新從交換價值世界中取回使用價值以滿足自己的普遍需求。這使我們最終走向那個把作為活動自身的勞動當作一種需要的新世界。

　　最后，既然勞動是財富的一般條件，而勞動是人的勞動能力的表現和應用，那么真正的財富就是人本身，就是人本身的充分發展。本文之前提到根源于人性的勞動是人真正的、活動的財產，由于這一論斷是馬克思早期在對政治經濟學的初步研究中得出的，所以被很多人認為不能代表馬克思成熟時期的想法。但實際上這是馬克思一以貫之的觀點，下面諸多引文可以證明這一點。“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4頁）；“財富的再生產即社會個人的富裕發展”（同上，第149頁）；“個人的充分發展又作為最大的生產力”（同上，第108頁）；“為生產而生產無非就是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27頁）；“事實上，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那么，財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換中產生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財富不就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統治的充分發展嗎?財富不就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在這里，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9－480頁）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個引文中的三個“不就是”表明，人本身的充分、富裕的發展就是真正的財富本身，而不是說財富對于人的全面和自由發展具有“積極意義”“推動作用”等等。（參見劉榮軍）為了直觀地說明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之后，人的天賦的發揮如何是真正的財富本身，我們可以借鑒元永浩的一個例子：“就一位園丁而言，以他自己高超的手藝和獨創的方式給人們創造美好的景色，這是他的快樂和價值所在。也許他所創造的美并不起眼，但他的工作給人們帶來快樂。”（元永浩）

　　馬克思不僅討論了作為人充分富裕發展的財富本身，而且還把它與勞動時間（包括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的縮短以及自由時間的增長密切聯系在一起。馬克思認為:“即使交換價值消滅了，勞動時間也始終是財富的創造實體和生產財富所需要的費用的尺度。但是自由時間，可以支配的時間，就是財富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0頁）所謂自由時間就是人不受強制而自由活動的時間，不論這時間是用于消費產品，還是單純的休息，又或者是從事其他較高級的活動，比如繪畫、科學研究等等，這種活動本身都是出于人的發展的內在目的，而決不會像勞動那樣出于必須實現的外在目的的制約，無論這種外在目的是自然的必然性還是社會的義務，情形都將如此。當然，自由時間的增長是相對于勞動時間的縮短而實現的。“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9頁）而且，即使在社會最終的發展中勞動時間也不會縮減為零，因為人在發展的任何歷史階段都需要進行必要的生產以滿足人自身的生存和生活需要。這也引申出未來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可能財產形式:“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同上，第928頁）但這同時也意味著: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人類能力的發揮也是有限的。不過，人可以擴展這種能力自由發揮的范圍，而且這種擴展在社會生產力極大發展并且在有勞動能力的人都積極參加勞動的情況下，能夠惠及所有人。每個人所擁有的自由時間都會大幅增加，每個人的能力的自由發揮都將獲得越來越廣闊的空間。馬克思所說的自由王國的彼岸和必然王國的此岸之間，并沒有基督教世界中此岸與彼岸之間的不可跨越的鴻溝，它們之間甚至具有一種可以計算的比例關系。這是一種實際且讓人充滿希望的自由和財富觀念。正是生產人的這種自由全面、充分富裕的發展，即真正的財富本身，構成了馬克思財富觀念的核心要義和最后旨歸。

　　四、馬克思財富觀念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對財富問題的歷史與邏輯相一致的考察，以財富與人自身的關系為核心，抓住了事情的根本，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馬克思的財富觀念有助于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內在統一性，以及財富和財產問題在馬克思主義這一內在整體中的地位和作用。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與內在統一性是一個重大的基礎性問題，如果沒有清晰明確的理解，在具體研究某一問題時就很容易陷入片面性而難以自拔。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本來可以說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列寧很早就明確講過馬克思主義是“一整塊鋼鐵”，而且馬克思思想體系自身的嚴整性亦如其開放性一樣毋庸置疑，但自從阿爾都塞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兩個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在形成過程中存在明顯的“認識論斷裂”之后，在國內學界也產生了連鎖反應。對此，筆者曾在別的地方有過論述（參見王福生，第230－231頁），就這里討論的問題而言，馬克思對財富問題的歷史與邏輯考察從早期的“哲學經濟學手稿”到晚期的“經濟學手稿”及《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恰恰是貫通了從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到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組成部分，可以說是從一個特定的方面證明了這種統一性和整體性。財富與人自身的緊密關聯，特別是人本身的充分富裕發展作為財富本身的觀念，更是證明了這一觀念在這一內在整體中的根本性地位。

　　馬克思的財富觀念有助于我們理解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基礎性概念即生產力概念的完整內涵。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據重要的理論地位，是馬克思著名的“兩大發現”之一。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領域，生產力是作為一個基礎性概念出現的。但在以往人們的通常理解中，生產力在絕大多數時候被理解為一種客觀的物質性力量。它起先由人們的生產勞動創造出來，又為后來的人們所繼承，以此為基礎開始新的生產和生活，歷史就這樣得以延續下來?？梢哉f，這樣理解沒有錯，但并不全面，也難以理解和說明人們在這樣的限制條件之下，究竟如何創造自己的歷史?馬克思的“個人的充分發展是最大的生產力”等觀念，一方面使我們對生產力的認知更加深刻和全面，不僅有物質生產力，而且還有精神生產力，最重要的是人本身就是最大的生產力，這就把人放在生產力諸多因素的核心和基礎地位上了；另一方面，將人確定為最大的生產力，也就提供了說明人們創造歷史的現實可能性及其內在機制的途徑，因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馬克思，57頁）這樣完整理解的生產力概念，不僅具有完善認知的理論意義，而且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當中，特別是在后發國家的現代化發展過程當中，具有現實意義。我們突出強調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其中提高人的創新能力是重要內容。

　　馬克思對財富和財產問題的邏輯與歷史考察還有助于我們理解馬克思消滅私有制、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內在邏輯和真實意義。通過上述研究我們可以理解，通常為我們熟知的馬克思“消滅私有制”的提法實際上有其特定指向，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一方面，古代最初的私有財產關系已經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了，后者正是作為“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頁）而出現的。古代最初的私有財產關系已經不用我們加以否定和消滅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私有制既有成就獨立個人的積極意義，又有限制個人充分發展、限制財富持續生產的不可消除的內在矛盾，因而必然會在它充分發展并達到其界限的時候被重建的個人所有制取代。到那個時候，聯合起來的個人將對財富創造的生產勞動以及財富的分配進行合理調控，通過自己的創造性活動成就每個人的自由個性。澄清馬克思消滅私有制的真實意義不僅具有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這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和對待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各種所有制關系的現實性、合理性和必然性，充分調動和發揮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對財富的過度追求也容易使人迷失自我，從而陷入所謂的“貨幣幻象”“資本幻象”“信用幻象”“目的性幻象”等“財富幻象”。（參見范寶舟）正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財富觀念可以幫助人們認清真相，走出盲目追求財富的迷狂境地，進而回歸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的充分富裕發展，是真正的財富本身。面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諸多矛盾，需要切實轉變人們的發展觀念，從而形成新的發展方式和行為方式。馬克思的財富觀念立足于財富與人的密切關系，有助于這一轉變的真正實現。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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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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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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