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資本論第二卷恩格斯的序言中的一段話：
“誰都承認，支付給資本家的利息，無論是采取地租、貨幣利息的形式，還是采取企業利潤的形式，都是用別人的勞動來支付的。”（第23頁）
可見，在這里所說的完全是洛貝爾圖斯的“租”，只是用“利息”代替“租”罷了。
馬克思對這段話作了如下的評注（《批判》手稿第852頁）：“這本幾乎沒有人知道的小冊子，是在‘不可思議的修鞋匠’麥克庫洛赫[19]開始被人注意的時候出現的，它包含一個超過李嘉圖的本質上的進步。它直接把剩余價值，或李嘉圖所說的‘利潤’（常常也把它叫做剩余產品），或這本小冊子作者所說的利息，看作surplus labour，剩余勞動，即工人無償地從事的勞動，也就是工人除了補償他的勞動力價值的勞動量，即生產他的工資的等價物的勞動量以外而從事的勞動。把體現在剩余產品中的剩余價值歸結為剩余勞動，同把價值歸結為勞動是一樣重要的。這一點其實亞·斯密已經說過，并且成為李嘉圖的闡述中的一個主要因素。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以絕對的形式把它說出來并確定下來。”[20]往下在手稿第859頁上還說：“可是，這位作者為既有的經濟范疇所束縛。就象李嘉圖由于把剩余價值同利潤混淆起來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一樣，他也由于把剩余價值命名為資本利息而陷入同樣的矛盾。誠然，他在以下方面超過了李嘉圖：首先，他把一切剩余價值都歸結為剩余勞動，其次，他雖然把剩余價值叫做資本利息，同時又強調指出，他把‘資本利息’理解為剩余勞動的一般形式，而與剩余勞動的特殊形式，地租、貨幣利息和企業利潤相區別。但是，他還是把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稱‘利息’，當作一般形式的名稱。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經濟學的費解的行話（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
——恩格斯《資本論》第二卷序言
這是很重要的不足。這里說到本質就是概念，這就是理論休養了。而理論修養背后也暗藏著理論的膽量。是否敢于突破之前的理論框架。因此這里實際上說的是理論革命。是否敢于對傳統的理論框架進行革命。這才是恩格斯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的本質的肯定——理論革命。但是我想理論革命，同社會革命一樣都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在李嘉圖理論還大行其道的時候，對其進行根本的革命是不容易的。理論革命是社會革命的高級階段，高級表現，必然是在舊的概念所代表的生產關系、社會利益已經不再適合社會需要，表現出衰落的征兆的時候才可以提出，才會 代替舊的理論和概念。我們要注意的是每一次巨大的概念大爆發的背后都是社會革命。
當然，反過來，我們也看到如果是科學的概念，那么我們就必須得捍衛了。比如馬克思這里所指定的價值，剩余價值等一系列的科學概念。如果 放棄了馬克思制定的概念，那么實際上就是放棄了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了。
概念，既然可以革命，當然也可以反革命。
恩格斯在接下來的抨擊反動德國地主階級經濟學代言人洛貝爾圖斯的時候就說：“最后這一段話，用在我們的洛貝爾圖斯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他也為既有的經濟范疇所束縛。他也用剩余價值轉化成的一個派生形式——租——來稱呼剩余價值，并使這一名稱成為一種極不確定的東西。這兩個錯誤的結果是：他再度陷入經濟學的費解的行話中，他比李嘉圖前進了一步，但是他沒有批判地把這種進步繼續下去，反而使他的未完成的理論，在孵化出殼以前，就成為一種烏托邦的基礎，可是，就烏托邦而論，他也象往常一樣，來得太遲了。上述小冊子于1821年問世，已經遠遠走在1842年洛貝爾圖斯的“租”的前頭了。”
在馬克思的時代還搞烏托邦，甚至是烏托邦都太遲了。這其實就是科學的反革命——政治經濟科學的反革命。
而現代西方庸俗經濟學本質都是政治經濟學的反革命。他們甚至連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都不敢要了，只得得瑟瑟的說自己是經濟學——為了資本家賺錢的經濟學。
說西方的庸俗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的反革命，這是因為他們第一也是不加批判地沿用了之前的經濟學概念。其次，他們完全背離了斯密、李嘉圖以來的西方經濟學的科學精神。而變成了富豪的走狗和辯護士。
他們在2018年特朗普發動對華科技戰和經濟戰，以及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下其實在中國已經破產了。
破產的標志是任澤平居然提出解決人口下降的辦法是將結婚的年齡下沉到18歲——在美日沒有效果的辦法。
馬克思曾經說過，反革命是革命的基礎，在政治經濟學上也是如此。庸俗經濟學的反革命及其在中國的門徒的流毒正是當今我國政治經濟學革命的基礎、起點。
進一步說，如果我們沒有政治經濟學的革命，我們也就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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