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這是要挾之論、違憲之舉　　

　　著名的經濟學家任澤平先生新年伊始就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民營經濟信心處在歷史低谷，如何提振？民營經濟信心處在歷史低谷，這個判斷是對的，但國有經濟信心就處在歷史的高峰了嗎？同樣也是處在“歷史低谷”。中國經濟如此，外國的呢，也是如此處在“歷史低谷”。

　　何以如此，世紀特大疫情使然，非獨中國這樣，非獨民營經濟這般。三年特大疫情，得益于中國政府強有力的抗疫政策，中國經濟獨領風騷，穩中求進，發展依然世界領先。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洲企業疊加戰爭風險，飽受通脹、能源等多重危機之苦，雪上加霜，遠比中國民營經濟苦難。

　　因為普遍的問題、共同的情況，就將中國民營經濟信心處在歷史低谷、信心不振的主要原因歸咎于“這些壞人”，即任先生所說的“網上個別‘喊打喊殺’‘讓民營企業離場退場’的壞人”，是不是看錯了病、開錯了方、抓錯了藥呢?而且非要把“當前經濟形勢和就業困難的重要原因”歸罪于“這些壞人”，給人家上綱上線，上升到破壞國家經濟形勢、社會就業的層面，是不是太牽強附會呢？任先生這樣學識淵博、聲名顯赫的經濟學家犯這樣的生拉硬拽的低級錯誤，是不是有損經濟學家的名聲呢？以著名經濟學家的尊貴，開口“壞人”，閉口“壞人”，潑婦式的罵大街，完全脫離學術研討的規范，這是不是有失身份呢？玷污學術高尚呢？

　　實際上，近年來、近期來社會上并沒有反對民營經濟的聲音，也沒有破壞民營經濟的行為，有的是政府對民營經濟營商環境的改善、為疫情中的民營企業紓困解難，有的是民眾對于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的贊譽。如果非要說有的話，非要找出一點有關聯的事的話，那也不過是司馬南等對于聯想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的質疑而已。況且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完全符合中央“兩個毫不動搖”的精神，并不違反國家大政方針。這不就奇了怪了嗎？沒有“制造輿論恐慌，打壓民營經濟信心”的人和事，何以就憑空出現了“壞人”，“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生態”，“對抗中央‘兩個毫不動搖’精神”，“違反國家大政方針”等等，這樣嚴重的罪行呢？

　　其實，這不是空谷來風，也不是無稽之談。自改革開放以來，一遇經濟形勢不好、民營企業經營困難，總有一些人、勢力、集團跳出來，把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拉出來、吊打一番，把民營經濟的種種問題、種種困難的原因全部歸咎于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演苦情劇，打悲情牌，讓中央出政策、給資金，讓國有企業收縮機構、退出市場，好讓他們掙大錢、來快錢。甚至借機驅逐國有經濟、掏空國有經濟，企圖從根本上動搖中央“兩個毫不動搖”的大政方針，包藏嚴重的政治禍心。這是要挾之舉、違憲之舉，根本就不是市場競爭、市場環境的問題。

　　別人不學無術并無惡言劣跡，有學有術的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家竟然把民營經濟的恒大集團指導歪了、帶到泥窩了，這作何解釋呢？這是什么看相呢？難道提振恒大信心的“一個很快見效的辦法”，就是把“網上個別‘喊打喊殺’‘讓民營企業離場退場’的壞人管起來”嗎？然后讓國家給恒大托底買單嗎？誘惑民眾繼續買房嗎?這難道就是著名經濟專家的經濟發展之路、護佑民營經濟之術嗎？

　　“管起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動用國家的力量將“壞人”抓起來、關起來，不讓“壞人”們亂說亂動。這不是讓民營經濟專政嗎？打棍子、扣帽子不過癮，“管起來”才是任先生的真實目的真正目標。恐怖！

　　所以，任先生根本就不是什么經濟學家，他根本無意于做什么經濟學家。“如果蛋糕越做越小，只會陷入共同貧窮。只有把蛋糕做大，才有望實現共同富裕。”任先生的話是騙人的，給大家放彩色氣球玩呢。他不懂得“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緣由？也不知道先人們“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教誨。

　　蛋糕確實大了，確實越來越大了，但我們卻和許先生拉開了千萬億的差距，每年和任先生相差百萬元、千萬元的檔次。不知道任先生和許先生相比，相差多少距離呢？　　

　　二、市場精英和經濟奴隸　　

　　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市場經濟制度實行了三四百年，現在仍然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社會基本制度，可見市場經濟制度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無產階級的理論家、革命家馬恩列斯毛等均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社會是進步的、先進的。但因此就認為市場經濟制度是人類文明史上出現過的最好的制度，那么人類社會還要不要發展，難道人類文明到頂了，從此裹足不前了嗎？

　　早些年我家裝修，給我家貼壁紙的兩位師傅原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職工，后來下崗單干了。我專門問過他們：“是自己干好，還是在廠里面干好？”他們告訴我：“在國企干有保障有體面，給私人干、自己干掙錢多。”給我家打墻砌墻的老人七十多歲了，“我是要飯的。”他多次當著我的面自嘲。他年輕的時候當過兵，退伍后在縣里的一家國營企業上班，是車間的主任，并且多次擔任縣里各種工作組的組長。他說起當年計劃經濟時代，眉飛色舞，說起后來的改革開放卻怨聲載道。盡管有退休金，但千把塊錢卻顧不住家里的開銷，年老體衰了還要外出打工。每次他干完活都誠惶誠恐地請我檢查驗收，唯恐我撥彈毛病，這個打工老人的面前，我似乎成了一個老板，我渾身不自在。　　

　　我曾經遇到過一個年輕人，他連續從幾家企業里辭職，最近剛從一家知名的民營企業辭職。我感到奇怪，我問他是工資低嗎？他說不是，一個月能開四五千，這個工資在我們這個地方算是不錯的收入了。為什么不干了呢？這個年輕人坦率地告訴我:十二小時制，吃飯都規定有時間，流水線上，一天老是那幾個動作，一天干下來，都想惡心。他有辭職的自由，卻沒有勞動的自由。我曾問過一個年薪百萬的公司部門經理“今后有什么打算”，他說沒打算，“這輩子就這樣了。”我勸他說：還有升職的空間，怎么也得弄個副總干干啊。他笑了：董事長二十多歲的兒子已經是副總了。在這些地方是不存在競爭的，也不存在什么公平不公平的。他最后的結論是“混吧”。

　　所以，市場經濟是不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好的制度，經濟學家不要忙著下結論，把話說死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僅僅三四百年的時間，就打了兩場世界大戰，現在的歐洲還在進行俄烏戰爭，市場經濟制度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致使中國軍民傷亡三千五百萬，血流成河，尸骨遍野。

　　“守護市場經濟的基本常識，反對否定市場經濟、否定民營經濟、倡導計劃經濟的言論，是經濟學者的使命。無知的道德主義者善于蠱惑缺乏理性的群眾，通往奴役之路總是由鮮花鋪就，這是需要我們警惕的。”守護市場經濟是任先生這類經濟學者的使命，并不是所有的經濟學者的使命，也并不是所有人的追求，把自己當成高高在上的市場精英，斥責“道德主義者”無知，指斥群眾“缺乏理性”，把群眾當成經濟奴隸，這樣的言論暴露了他的抱負和追求，也暴露了他內心的仇恨和內心的恐懼。

　　但計劃經濟是對市場經濟的反動，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揚棄，我國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共產主義是黨和人民的理想信念、不懈追求。所以，市場經濟之后必須有新的經濟向前發展，資本主義社會之后必然有新的社會向前進步。所以，“市場經濟制度是人類文明史上出現過的最好的制度”根本就不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命題，它是一個偽命題。

　　但偽命題一再炒作成真命題，這是中國經濟的大滑稽和中國經濟的大問題。　　

　　三、這不是爭論，而是爭斗！　　

　　病毒剛走，疫情還沒完，新年才來，春節正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的爭論再次在中國巨大的輿論場上轟然響起。這是中國經濟特有的現象，還是中國社會獨特的風景？罵罵咧咧聲中、吵吵鬧鬧響里，開始疫后恢復中國經濟？　　

　　“計派”與“市派”的爭論不休，讓“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水火不容，“民營”與“國有”的爭吵，讓“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尖銳對立。至今喋喋不休、無休無止。表面上打的是嘴巴官司，私底下全是拳打腳踢。這從來都不是爭論，這從來都是爭斗。可惜，世人一直幻想著“計論”與“市論”的和平相處、“民營”與“國有”的和諧發展，夢想引進“公平公開、市場競爭”的機制，推動它們的共同繁榮，從而創造中國特色、世界奇跡。　　

　　這不是雙方第一次的理論，也許不是雙方最后一次的較量，理沒有越辯越明，仇卻越結越深，都想有一個說法，總要有一個結局，都沒有了耐心，罵過之后是什么，拳打腳踢？拳頭巴掌之后呢？匕首掏出來、手槍拿出來，決斗？“市場”和“計劃”誰勝誰敗？

　　但中國經濟架在這兩個互不服氣、甚至相互敵視的柱子上，飛速發展了幾十年，確實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跡，黨和政府的“兩個毫不動搖”功不可沒。

　　但中國經濟會因此而永遠平穩健康發展，我不相信！或許你相信。因為留給雙方的時間都不多了，有的人、勢力、集團已經等不及了，給政府下了通牒，露出了惡狠狠的兇相。

　　這樣的爭吵爭斗本身就是中國經濟的系統風險、體制隱患。

　　四、一碗水怎么端平？一碗水端得平嗎？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爭吵、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爭斗，左右兩邊都擁擠中央的“兩個毫不動搖”，都拿“兩個毫不動搖”當大旗，但都對“兩個毫不動搖”不滿意，都想讓“兩個毫不動搖”不動搖自己的這一邊，而動搖別人的那一邊，這讓“兩個毫不動搖”很為難，似乎陷入了左右不是的尷尬境地。

　　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政府的初心其實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是娘身上掉下的肉，作母親的一手托兩家，手心手背都是肉。無論黑貓白貓，抓住老鼠都是好貓，只要能推動經濟增長、促進經濟發展就行。

　　那么實行以來的情況是什么呢？效果如何呢？

　　是計劃經濟萎縮了，還是市場經濟膨脹了？是民營經濟越來越多了，還是國有經濟越來越少了呢？是國有企業越來越強大了，還是民營企業越來越弱小了呢?是國進民退了，還是民進國退了？還是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等量齊觀、并駕齊驅、不相上下、不分高低呢？是一碗水多了、一碗水少了，還是一碗水淡了、一碗水油了呢？

　　有人說：數據放在那里，事實擺在那里。民營經濟越來越多了、越來越大了、越來越強了，國有經濟越來越小了、越來越少了、越來越弱了，占不了主導地位了，于是悲哀民進國退了；還有人說:國有企業改革改制不規范，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都跑到民營企業那里去了。痛恨動搖了“兩個毫不動搖”的公有制經濟，讓縣以下沒有了公有制經濟基礎，縣鄉政府沒有地方服務國有企業，不得不依靠民營企業、支持民營企業發展。這些人都是民間草根，吃著百姓一樣的飯，操著官府的心。

　　但相當數量的經濟學者、經濟專家卻一再為民營經濟鼓與呼、叫與喚，一會嫌政府對民營經濟不重視、不支持、不傾斜，一會要優惠政策、要財政補貼、要資金扶持；一會兒嫌市場競爭不公開不公平，一會兒要市場份額、環境優化、法律保護；一會兒強烈反對國有企業壟斷，一會兒極力推動民營企業超強化，一會兒指責政府偏向國有企業，卻一直花錢搞近水樓臺；一會爭社會地位、政府權力、企業家榮譽，固化企業家階層、倡導企業家精神，一會兒痛恨國有經濟發展，一會兒打壓非議民營之聲，總想以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之法取代抵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這讓夾在中間的政府很作難、很為難，也很累、很苦。不得不跟著兩邊搖擺、左右晃蕩。還經常出力不討好、里外不是人。

　　實際上政府大可不必傷腦筋費口舌，擺脫左拉右拽的難堪局面其實很簡單，適時調整“兩個毫不動搖”的政策，把民營經濟、國有經濟統統放到市場，都長大了、都是市場主體，不需要老向小、偏心眼這一套，也不再搞優惠政策那一套，制定一套法律法規，按法來，誰違規就處罰誰，誰違法就懲處誰，在法律面前，民企、國企一律平等。

　　坦率地說，我從來不反對發展民營經濟，只是非常厭惡這樣的爭吵爭斗。我的親戚朋友中間許多是開商超、飯店、搞工程、辦企業的民營業者、業主，他們是守法經營、勤勞致富、發展民營經濟的實踐者、推動者，是民營經濟的基本盤。民營經濟中間確實有相當一部分要優惠關照、吃政策飯、享政府福的，其這中亦不乏投機鉆營，鉆政策法律空隙、甚至違規犯法、拉攏腐蝕政府官員，套取掏空國有資產，抄近路、走小路，搞彎道超車，賺快錢、搞暴富，這不是民營經濟的主流，但流毒甚廣、影響巨大。不可否認一些民營經濟做大做強了，就伸手向政府向社會要待遇要地位要權力，千方百計鞏固其市場地位、挖空心思欺壓國有經濟；一些民營經濟從一開始追求做大做強，就是為了拆國有企業的房子、占國有經濟的地盤、挖國有經濟的地基、專國有經濟政的。所以，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從我國憲法的角度看，也需要警惕什么、防止什么，支持什么、限制什么，這些都需要以立法的形式明確地告訴民營經濟。

　　以公有制為方向，人們敲鑼打鼓、歡天喜地地實現了公私合營；以非公有制為目標，混合所有制改革，并沒有改出兩相情愿、合力奮進。兩方面都是實踐都有經驗，但教訓同樣寶貴同樣需要吸取。　　

　　未來，計劃經濟也好、市場經濟也罷，民營經濟也好、國有經濟也罷，都不會消停，還會爭吵爭斗，因為它們是天然的矛盾體、天生的冤家仇人。未來，中國經濟怎么發展，決定不在計劃市場，也不在經濟專家，人民自會做出選擇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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