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具有一種莫名其妙之滑稽戲劇性，就像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樣具有滑稽性。還有諸如莫言張藝謀的洋獎項，都是資本主義西方列強對中華思想文化的侵略工具。事實上西方列強對東方文化一直存在著根本弄不懂的神秘感，怎么能分清優劣？如何能辨別張藝謀莫言書上寫的是真實還是胡編亂造？直到如今諾貝爾家族的不少人依然強烈反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存在。與自然科學界的諸多重大發現聯系在一起，自帶有自然科學王冠的光環諾貝爾獎，為何要攪進自然科學家無法理解，并根本不熟悉的政治經濟學領域這潭渾水？假如諾貝爾獎官方只是單純地試圖把社會科學包括進其評價體系，那么為何跟經濟學在學科史上同樣重要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偏偏就一直缺席呢？為何在世界上影響巨大公認的偉大經濟學家卡爾.馬克思，建立了三個世界劃分偉大學說，推動了世界公平正義和平的偉大毛澤東等，偏偏就一直缺席呢？在知識界，一些分析者也指出諾貝爾經濟學獎其實不是真諾貝爾獎，只不過是瑞典中央銀行獎而已。這個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但為什么瑞典中央銀行會涉入，這個央行獎又如何與諾貝爾掛鉤呢？（許準：社科城頭大王旗——從經濟學何以擁有諾貝爾獎說起  來源：《讀書》2022年第11期。）

　　科斯制度經濟學——極致遙控術，專為和平演變萬里之外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量身打造的“理論”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科斯，其所創立的新制度經濟學，提出“如果無企業制度，每要素所有者都直接參加市場交易，那么，市場交易者的數量就特別巨大交易摩擦將更加激烈，解決摩擦的費用將極高，因而交易成本高昂。企業作為一種組織，以內部交易代替外部市場交易，從而減少市場交易者數目，減少交易摩擦，降低交易費用。”

　　科斯的一切理論的前提，就是這個所謂的“如果無企業制度” 的假設，十分荒謬滑稽，企業制度已經存在了幾百年了，怎么能“如果無”呢？在這個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無”荒謬滑稽假設下，得出了企業能降低交易費用的結論，以及連篇累牘的“巨著”，必然十分荒誕滑稽，因為科斯制度經濟學的華麗大夏竟然是建立在沙灘上，或者說建立在“如果無”上。事實上，計劃經濟公有制下的交易費用才是最低的，或者說幾乎沒有交易費用，可以忽略不計為“0交易費用“；而私有企業主之間的交易費用是浩大的，各種爾虞我詐的契約，以及由此產生的巨額企業糾紛和法律訴訟費用廣告費用，是眾所周知的。又一件皇帝的新衣炮制出來了。

　　記得以前有一種白酒，其成本構成：瓶子包裝10元，廣告費80元，酒釀造成本10元，稅收70元，銷售價格170元。有興趣和精力的年輕學者，可以收集企業糾紛耗費和損失費用，企業法律訴訟費用，聘請法律顧問資費，簽約費用（包括交通通信宴會費用）,鋪天蓋地龐大的廣告費用等數據進行研究，我相信這會是一個天文數字，社會為此付出的巨額浪費成本，至少在GDP占2位數強的百分比。

　　計劃經濟能夠有計劃、有組織地安排生產和消費，可以消除市場競爭的盲目性。計劃經濟是節約型經濟，它不用考慮銷售這個環節，而銷售環節耗費了人類大量精力。計劃經濟避免了商品的梯級批發和零售環節所增加的商業成本及龐大的廣告費用，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力、物力及財力等社會資源的浪費。計劃經濟制度下的廠長經理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降低消耗組織擴大生產方面，而不是為資本家的利潤，考核企業優劣的標準與資本主義是本質不同的。

　　由于社會主義不是像馬克思認為的那樣，是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之后，而是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環節，在一種官僚階級勢力深厚的封建專制落后國家首先建成，在推翻私有制之后，計劃經濟運行現實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另外一種更嚴重的異化現象：這就是走資派官僚階級，走資派官僚階級不是人，而是官帽的人格化。他的靈魂就是官帽的靈魂。走資派官僚階級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只惟上，做大官帽，官大一級壓死人，在官場官帽若不能不斷地做大，就將被官場無情地淘汰，一旦進入官場，人在官場身不由己，不放過任何一個官帽做大的機會，只有官帽不斷做大才有生命，官帽越大，它的生命就越旺盛，所以官帽的每一個布縫都滴著血腥和骯臟。官僚階級只關心自己的官帽，惟上是從，新生特色資本家階級和他們的代言人資產階級文人，與顛覆了君主官僚階級專制的西方傳統資本主義不同，由于身兼資本和官僚兩個階級本性使然，賊喊捉賊，把“權力經濟”“統制經濟”“權力配置資源”“官僚主義計劃經濟”這些走資派官僚階級自己造成的罪惡，嫁禍，甩鍋，給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本身，從而導致新生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失敗，歷史出現怪異的反復。

　　科斯所謂的“產權清晰理論”“契約理論”，以及相關的MBO，管理層持股和管理層收購，現代法人治理結構，不過是把西方資本主義存在了幾百年的陳舊企業制度重復了一遍而已，卻是造成中國國營集體企業被私有化搞亂的理論源頭，是杜勒斯之流從經濟領域實施和平演變策略，新自由主義肢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拙劣武器。從1991年獲獎的時間節點看，這似乎是專門為和平演變顛覆社會主義公有制量身打造的“理論”。因為當時中國已經被自由主義攻破了國門，D的“政企分家，黨政分家”已經推行，計劃經濟制度被摧毀，計劃經濟委員會被裁撤，”利改稅“，”撥改貸“，”引進推行西方先進財務制度“，”引進推行西方先進現代法人治理“，”引進推行西方現代企業管理“，“廠長經理負責制”等等，一系列削足適履騷操作，狂飆重擊之下，25年來一直經營管理良好，創造了短短20年就完成了資本主義幾百年才能完成的工業化進程的經濟史奇跡，立下了舉世矚目的豐功偉績，數量龐大，卻突然陷入空前混亂普遍虧損的80多萬

　　家國營集體企業，如何處置？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但肯定不能復制解散人民公社做法，把土地農具一分了之，一夜倒退回小農經濟時代。公有制企業已經跨入了社會化大生產階段，你不能把企業廠房，機器，設備全都拆了，各家都分一堆廢銅爛鐵碎水泥塊吧？正在焦頭爛額，手足無措，無計可施之時，科斯制度經濟學來了，科斯的理論很大部分“恰好“是特色政府正在迫切渴望尋求的，或可以接受的“及時雨宋公明”，猶大旱之望云霓，殷紂之思妲己，“聞忠耳似聾，見佞眸如水“，這決定了它必然成為官方理論工具箱的重要部分。至少我是這么認為的，雖然官方還在“反自由化“，但此自由化非彼自由化。因為西方資本主義企業本來就是這種制度，它已經有幾百年的存在歷史了，完全沒有任何必要，按老百姓粗俗的話就是”脫褲子放屁“，再搞一套所謂“制度經濟學”。事實上，科斯在西方企業界波瀾不興，而在中國，自由主義分子言必科斯，一時間成為顯學，成為學術刊物和媒體曝光率最高的術語，直至價值數百萬億的公有制企業被搞垮，賤賣，瓜分，白送，冰棍化，完畢。饕餮盛宴已結束，使命已經完成，現在已很少有人提起科斯了，他正在被逐漸遺忘……..人民公有制企業之死，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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