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政治哲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復興，尤其是近年來政治哲學在中國的興起，是值得我們予以特別關注的、重大的哲學事件。在政治哲學興起的思想潮流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必須積極地予以應對，積極地回應現實生活與理論研究兩個方面所提出的挑戰，具體地說來，就是必須構建起一種適應于現實生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這是時代賦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使命。本文試圖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念，對政治哲學的興起進行一種闡釋，并在此基礎上考察建構一種適應于現實生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自上個世紀70年代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以來，政治哲學在西方世界已成為炙手可熱的顯學。在中國學界，近十多年來，政治哲學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成為一種中心話語。對政治哲學的興起這一問題，人們可以從不同方面進行解釋，例如從精神生活內部不同方面關系的變化去解釋，但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最為根本之點還是應從社會存在的變化去理解這一精神現象的變化。

　　任何哲學研究都是密切地相關于研究者所處的社會生活狀況的。哲學并不是一種與人們的實際生活無關的奇思異想，而是對于人們自身生活的反思，是與人們的生活相互映照的，政治哲學更是如此。可以說，作為一種理論體系的政治哲學，并非對于任何社會都是必需的，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在很多社會與歷史時代并不存在。從馬克思實踐哲學關于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上看，任何一種關于人類社會的理論，都是根源于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是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引發了人們的理論思考。人類由于其有限性，其現實存在總是不完滿的，總是“有問題”的。人們生活中的問題有兩類，一類是在好奇心驅使下所遇到的問題，這類問題一般說來是沒有止境的，另一類問題則是現實生活中必須解決的問題，這類問題則是具體的、有限的。前一類問題可能只是一種思想中的“疑問”，是一種“question”；后一類問題才是真正事關人們生活能否正常地進行的現實的“問題”，是一種必須解決的“problem”。政治哲學是對于社會生活的反思，因而它的“問題”便只可能是現實政治生活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就政治哲學而言，何種歷史條件下政治生活的問題能夠成為政治哲學中的問題，這涉及決定著人類社會形態的實踐方式的變遷問題。就文明時代而言，可以粗略地將社會形態劃分為自然經濟或非市場經濟社會與市場經濟社會兩大類，在這兩種社會形態中，人們的實踐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實踐方式亦即“做”什么的方式。“做”有兩個方面，一是“做事”，涉及人與物的關系；一是“做人”，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做事的產物為物品，而做人的產物則為社會關系或社會組織。自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在最基本的層面上，人類有兩種可能的“做”或實踐的方式，一是非構造性之做，另一則是構造性之做。非構造性的“做事”的典型是農業生產，“做人”的典型則是基于自然血緣關系或擬血緣關系的共同體交往，合起來就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實踐方式。在這種方式中，如在農耕和畜牧生產中，人的活動一般并不改變對象本身，而是順應對象的存在規律，從外部予以照料、改善。在這類生產中，人的活動雖然也有貢獻于最終的產品，但不是決定性的，而是輔助性的；且往往雖然“生產”出了某種產品，但卻對其中的機理一無所知。是所謂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這種做人方式中，人的受動性就更為顯著了。一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會關系，對于個人而言，通常都是既不可選擇，又不可能改變的。一切似乎都具有一種現成性、永恒性，甚至神圣性，從而也就具有一種不可移易性。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一切既成的社會關系、社會組織，如宗族、村社、教會，都被視為天意或上帝的作品，只能當作“綱”、“常”和神意去崇拜，若欲更改，便為大逆不道。在這種情況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對人而言便只能顯現為一種現成的存在，即一種超乎人力的、不可改變的“實體”。構造性的“做事”之典型是工業生產，“做人”之典型則是基于自覺的利益關系的聯合體交往，合起來也就是以工商或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實踐方式。在這種做事方式中，人的活動不僅觸及了對象自身，而且一般地按照人的目的重新構造了對象。在工業生產中，人的活動不再是輔助性的，而是根本性的、主導性的。在農業和畜牧業中，即便沒有人的參與，植物和動物照樣能夠生長、生產，盡管效果會有所不同；而在工業中，若沒有人的設計、控制和參與，便不可能有生產。自然界在沒有人參與的情況下，已經創造出了種種植物與動物，而人不過對其進行了改進而已；但自然卻沒有創造出飛機、汽車、火車、宇宙飛船和電腦。相應于工業生產的能動性、人為性，人們的社會關系也成為人為的或人造的。市場經濟破壞了傳統社會中視為神圣的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組織，而代之以出于利益關系和基于契約關系的市民社會。而建基于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民主政治，亦不過是市場經濟在政治領域的翻版而已。與自然經濟社會中基本社會組織基于血緣、地緣等自然性的資源不同，市場社會中的基本社會組織如公司、工會、政府等，都具有明顯的人造性和可改變性。在這種情況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對人而言便不可避免地顯現為一種人為的、構成性之存在，即作為活動主體之產物的存在。

　　照此觀點，政治國家作為一個存在物，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個人而言基本上是一個現成的東西，而不是一個人為的事物，因而關于政治國家如何構成、如何運行等等，也就不成其為一個問題。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對于政治事物而言，只是一種消極性的存在，而只有極少數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成員能夠對政治事物產生相當有限的積極的影響。但既然這些人只是極少數的，而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行為不能對政治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那么政治問題也就只是極少數人的問題，而對絕大多數人并不是問題。于是，在非市場經濟社會中，便至多只會限于統治階級內部極少數人的秘傳的“君人南面”術之類的東西，而不可能有作為公共知識的政治哲學。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個人權利的發展和政治生活明顯的人為構成性，政治國家對于個人而言不再是一個現成的東西，而是可以影響其存在狀態的東西，因而關于政治國家如何構成、如何運行等等，也就成為了問題。成了問題就需要人們去研究，包括政治哲學在內的政治理論也就自然地應運而興了。從歷史上看，政治哲學最先發端于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可以說開了政治哲學之先河。而造成政治哲學在古代一枝獨秀這一現象的，不是別的，正是希臘(特別是雅典)社會的工商業性質，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古典民主制度。既然希臘城邦是由希臘公民構造而成的，特別是殖民地城邦更是通過極為明顯的人為立法構造而成的，那么，城邦國家如何構成，以及各種構成方式的優劣等也就成了需要人們去研究的理論問題。但脆弱的古代工商業很快就消失了，政治哲學也隨之衰落了。直到近代，政治哲學才又一次在更大的規模上發展了起來。而造成這一發展的，不是別的，亦正是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蓬勃興起。至于中國的情況，似乎更能說明問題。政治哲學伴隨著市場經濟興起而隨后的興起，頗為直觀地顯示出了政治哲學與市場經濟的對應性。

　　盡管政治哲學為市場經濟社會之對應物，但市場經濟也有不同的存在形態，因而與之相對應的政治哲學也就必定有所不同。這其中的原因自然在于不同存在形態的市場經濟社會有著不同的問題，從而要求有不同的理論去解決。從歷史上來看，政治哲學在近代西方發生之初，主要是各種各樣的國家或政府的構成理論，其中最有影響的便是從霍布斯、洛克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其所以這樣，便是因為處在新的社會形態降臨前夕的人們的問題正是政治國家是如何構成的，如何才能建立一個合理的政府，等等。隨著西方社會轉型的完成，政治國家如何構成，其合理性何在等事關政治生活之根本的問題似乎已不成其為問題，而是轉變為了政治的正常運行之類常規性問題，這時候的政治理論自然也就轉向了對于常態政治的運行機制的經驗性分析。但這種經驗性分析已不再是政治哲學，而成了一種經驗性研究的政治科學。

　　從政治哲學轉變為政治科學，這意味著政治哲學的衰落。政治哲學現在被視為屠龍之術而受到嘲弄，如果還有所保留的話，那也只能是對政治理論概念作語言分析的哲學技術了。但是，社會生活總是會發生變化的。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和二戰以后發展起來的福利國家，便是對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生態的重大改變。而正是福利國家的發展所帶來的政治生活的整體性變化，已不再為經驗性的政治科學研究所能解釋，才激發了政治哲學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復興。而其后經濟全球化對于福利國家體制的沖擊，則更進一步對政治哲學研究提出了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忽略了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這些變化，只看到精神生活自身的某些變化，對于政治哲學的興起、衰落與復興的解釋便不可能抓住問題的實質。

　　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興起雖然與西方世界政治哲學的復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但又有相當不同的背景，因而不可混為一談。在中國，如前述，政治哲學的興起首先是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所決定的。正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國人的實踐方式或“做事”、“做人”的方式，同時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生活的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給哲學理論提出了必須予以解答的問題，才使得政治哲學應運而興。其次，中國的市場經濟同時又是在西方福利國家已充分發展和經濟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發展的，因而它所面臨的問題便不僅僅是市場經濟在近代剛剛興起時所面臨的問題，而是要復雜的多。而這也就給中國的政治哲學提出了更為復雜和困難的理論任務。這是人們在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時候必須充分注意到的。

　　上面我們所做的分析表明，政治哲學在西方世界和中國的發展，就其與社會生活變化的關聯性而言，具有一種必然性，亦為社會生活所必需。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不言而喻，發展一種適應于現實生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任務也便提上了議事日程。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確立之時，按前面的分析，它不可避免地會有一種政治哲學。這對于西方學界的大多數學者來說，也根本就不成其為一個問題。對他們來說，馬克思主義當然有一種政治哲學，甚至馬克思主義主要的就是一種政治哲學。但是，由于種種理論上和實際上的原因，在很長時間中，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卻淡出了哲學的視野。因而，在中國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政治哲學的一種復興。

　　但說馬克思主義有一種政治哲學，并不意味著既有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有著與人們通常得自于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概念的相同或相似的那種理論內容。任何一種政治哲學所追求的，都是在其理論內達成價值性與事實性的某種統一，或所謂可欲之事與可行之事的統一。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種唯物主義歷史觀，更是十分突出的強調了歷史事實性對于價值性的限制，強調了任何價值、任何規范的歷史合理性，而非超歷史的、永恒的抽象合理性。這也就是將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統一理解為一個在歷史中變化的過程。在不同歷史時代，事實性對于價值性的限制范圍和方式會有所不同，從而所可能達成的統一也便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歷史時代，由于變化了的事實性的作用，會提出不同的價值目標。那種超歷史的永恒的價值之類觀念，在馬克思看來只不過是一種宗教的或唯心主義的哲學幻想而已。至于如何把握住一個歷史時代所規定的價值目標，不同的政治哲學基于其理論立場的不同，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論進路。因此，在同一歷史時代，不同的政治哲學對于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統一方式，便會有著相當不同的理解。但就一個歷史時代而言，既然其事實性是客觀的，那么，一種政治哲學是否真正地體現了時代的精神，就在于它是否真正深刻地把握住這種為歷史的事實性所規定的具有客觀可能性意義的價值目標。

　　在19世紀資本主義在工業革命之后完全的確立自身存在之時，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到資本主義這一歷史事實性在促進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開放了一種人類解放的可能性，而這一可能性在以往歷史上是不存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正是對于這一客觀的可能性的把握。它首先是批判性的，是對于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無情批判，同時它也是建設性的，是對于新的能夠提供人的自由發展的社會制度的建設性構想。顯然，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政治哲學是與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流派的政治哲學完全不同的。這些派別的政治哲學理論所指向的雖然也是一種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統一，但那事實性在馬克思看來并非真正的事實性，而只是一種局限于資產階級狹隘眼界的現成的事實性。馬克思所理解的事實性則是一種代表歷史發展趨勢的事實性，是一種有著現實依據的理想的事實性。如果說其他各種政治哲學所達成的理論統一，是一種屈從于現成事實性的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統一，那么，馬克思主義所達成的理論統一，則是基于理想事實性的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統一。這樣一種政治哲學可稱之為理想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

　　但在20世紀末期，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所實現的理想事實性的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理論統一，卻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一方面，馬克思所設想的作為人的自由發展之基礎的生產力的無限發展，受到了資源有限性這一事實性的挑戰；另方面，作為自由時間增長之前提的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受到了消費社會來臨這一事實性的挑戰。我們適應歷史事實性的變化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構想，與馬克思所設想的能夠實現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理想的統一的共產主義社會相比，也顯然是一種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現實的統一，是一種現實的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堅持歷史主義的，是將價值性與事實性的統一受歷史發展制約視為其基本原則的。因此，面對事實性的這些變化，既不能輕率地宣稱理想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已經過時，也不能不顧歷史事實的變化，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正確的做法顯然應該是適應歷史事實的變化，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發展一種基于現實的價值性與事實性之統一的現實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無疑，這樣一種政治哲學目前尚不存在，要將其構建成功亦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但我們以為，在深入把握歷史事實性變化的基礎上，將其建立起來，也絕非不可能之事。而這一任務，當可視為時代賦予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的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使命。

　　發展一種現實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并不意味著理想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已經過時，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即便不考慮理想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設性意義，僅就其對于現實資本主義社會或一般而言的市場經濟社會之弊端的批判來說，它也有著一種無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現今時代，承續這一批判傳統，發展理想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批判之維，仍是一項意義重大的理論任務。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

　　作者單位：陳晏清，南開大學社會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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