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的定性與讀法

　　——馮友蘭哲學研究批判

　　【提要】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啟航是主體論，在于建立主體的事的研究。其界定矛盾的特別方式是由共同體引出主客關系，觸發理論生產上的一種知識緊張關系。哲學之讀沒有超出知識論的工作范圍，由于對歷史主體矛盾的忽略，無法實現對“仇必仇到底”道路理性的求解。“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是個行動路線：作為結果范疇，“仇必和而解”是“仇必仇到底”過程的肯定，而非否定；一旦將之確定為知識路線，就在“仇必仇到底”和“仇必和而解”之間人為制造了二律背反性。階級斗爭的總結果以全部階級的歷史消亡為工作指向。然則為了獲得階級問題的解決，必須將主體斗爭作為一以貫之的歷史的總線索。從總體看，這是站立新時代歷史高度回眸“主體范疇”所得到的認知結果。

第一部分  引言：為什么歷史研究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堅持中國思想的“主體哲學”讀法非常難能可貴！正是這種讀法奠定中國思想哲學研究的兩個歷史分期：曰子學時代、經學時代。這其實是“中國哲學之寫”。然則，對歷史研究為何優先執行“哲學之讀”？在于讀的定性由哲學開始，尤其對思想史的閱讀而言，乃是確定哲學派系的需要。哲學是思想路線的立基。其并非如李澤厚所言的思想史可用哲學研究的方法、亦可用歷史研究的方法的隨大流的說法，好像是若干派系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并立：曰“哲學家的思想史研究”（所謂哲學史派）、“社會史學家的思想史研究”（所謂社會學派）、“‘一般態思想史’派對‘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的世界’的研究”（所謂一般形態思想史派），以及“多學科‘綜合派’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所謂多學科綜合研究派），等等。【注：蔣廣學.“中國思想史”研究對象討論之評議[J].江海學刊，2003(2), 141-147 + 207.】

　　蓋因哲學之讀領銜了主觀批判，由主觀批判啟動客觀批判、由主體批判而客體批判，——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研究綱領路線。

　　可見，在材料來源上哲學史取自思想史，是對思想歷史的以認識為對象的主觀生產（或曰“理論創作”）。

　　【注：以中國思想研究為例，主張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應有所區分的觀點，事實上是認為：“‘哲學史’應該把研究的內容更集中，重點放在研究人類理論思維發展的內在邏輯的歷史……就中國思想史來說，更可以把‘國學’‘經學’作為它的基本內容來加以研究。”湯一介.中國哲學史與中國思想史[J].哲學研究，1983(10), 61-63.】

　　它形成思想概念的辯證法，但是，一旦鎖定歷史為觀念史，由其支持的理論生產在產物上亦必是“主觀理論”；此是哲學被認定為“精神的反思”和“認識的反思”的根據，——所謂“批判哲學”。從思想運動形成的構造根據看，哲學之讀是讀的行動啟動，——作為哲學家的讀，“恰恰是要對一種特殊論述的特殊對象以及這種論述同它的對象的特殊關系提出疑問。這就是說要對論述－對象的統一提出認識論根據問題。”【注：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3.】

　　進一步，哲學閱讀必然推進為哲學之寫，后者定格“主觀史的對象”（思想領域的主觀批判），完成對“讀的定性”（歷史理論）的認知啟動，哲學的反思則質詢“讀的前提”（即寫的規定）的狀況。

　　【注：以《資本論》閱讀為例，阿爾都塞指出：“從哲學角度閱讀《資本論》和無辜的閱讀完全不同，這是一種有罪的閱讀，不過它并不想通過坦白來赦免自己的罪過，相反，它要求這種罪過，把它當作‘有道理的罪過’，并且還要證明它的必然性，以此捍衛它。因此，這是一種特殊的閱讀，它向一切有罪的閱讀就它的無罪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即‘什么是閱讀？’正是這個問題撕掉了它無罪的面紗，而特殊的閱讀卻通過提出這個問題證明自身是合理的閱讀。”參見：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4.】

　　在這當中，只有馬克思主義真正越出哲學自身的工作范圍，將“讀的前提”繼而推進到對“寫的前提”即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追問，使書寫的工作從主觀史的領域躍進到客觀史的領域。然則，社會形態是對“寫的定性”的歷史認知，而引出“馬克思主義的前提為歷史實踐本身”的結論。歷史的定性→寫的定性→讀的定性→對“歷史（思想）”的讀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真正的知識生產，從整體上實現歷史認識的“予欲無言”。這樣看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結構和《資本論》歷史部分的研究結構是性質相同的，均是大寫字母的理論史的工作對應。

　　關于讀和寫辯證法，阿爾都塞確認：“斯賓諾莎是第一個對‘讀’，因而對‘寫’提出問題的人……使我們理解了，馬克思之所以成為馬克思就是因為他建立了歷史理論以及意識形態和科學之間的歷史差別的哲學……（為此）必須轉向歷史，才能把這種讀的神話消滅在它的巢穴中……只有從被思維的歷史，從歷史的理論出發，才能夠說明閱讀的歷史宗教。”于是，“如果我們回到馬克思，我們就可以發現，我們不僅通過他說的話，而且通過他做的事，可以準確地把握他的最初的閱讀觀念和閱讀實踐向新的閱讀實踐以及向本身會向提出一種新的閱讀理論的歷史理論的過渡。”【注：阿爾都塞，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5-7.】

　　哲學由宗教轉化而來，為階級所驅遣，上升為階級認識和意識形態工具。

　　【注：馮友蘭稱之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就是階級社會中的階級斗爭的反映，同時也就是其斗爭的一部分。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階級根源說是如此。”然則，“就認識論的根源說，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是科學與宗教的斗爭在哲學方面的反映，也可以說是科學與宗教的斗爭的繼續和發展。宗教不會自動讓位于科學；必須經過激烈的斗爭，科學才能取得其應有的地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試稿.上冊[M].中華書局，2017, 13-14.】

　　人類之讀（共同體之讀）、封建之讀、資本之讀、國家之讀、勞動之讀、知識之讀，此政治經濟學批判通史的“六讀”（亦是六論）無不穿插有哲學之讀元素，乃至是哲學的結構之讀。人類處于階級社會工作區間內，是難以走出哲學的，不過通過“走出哲學的認識論努力”即客觀史的理論范疇，我們仍然可以建立對“走出神秘”行動的追求。應在這種工作語境中尋求主體哲學對知識哲學以及歷史哲學對科學哲學的內部結合關系的解讀，使其合并為統一的一門哲學——世界觀哲學，為此，“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8.】

　　由于這個系統的客觀存在，哲學路線斗爭不僅僅為“讀的原則”，更加是作為了“寫的原則”，乃至促成讀向寫的工作轉化；“故哲學史之專史，在通史中之地位，甚為重要；哲學史對于研究歷史者，亦甚為重要……故哲學史對于研究哲學者更為重要。”【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10.】

　　這樣也就有了歷史世界的思想路線——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針對以主體思想為運軸的世界觀哲學I）與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針對以邏輯為知識工具的世界觀哲學II）之間哲學認識論的路線區分與斗爭聯合，在工作現狀上，它們共同指導中國思想領域的研究；在現實邏輯上，它們因應著歷史的轉化運動，于實踐歷史觀與實踐認識觀上啟動“中國哲學史”，為此，在思想領域仍然需要客觀辯證法工具。這是“對象的秘密”，指明思想領域與真實世界領域的“生產方式”是同一個東西，它們共同觀照著歷史世界的整體狀況，是以應依照哲學史的不同書寫時代，對其聯合狀況進行有針對的考察。

　　【注】本文原名《中國思想史的定性與讀法——馮友蘭“哲學之讀”局限性及其超越路徑研究》，刊于《經濟思想史研究》2022年第五輯P66-98.

　　【原文提要】綜觀人類思想史，思想路線斗爭遵循一定的運動軌跡。其一般的規律為：思想的認識論類型起于思想構造，思想構造源于思想運動，思想運動則體現對象邏輯之于對象歷史的運動依存關系。中國思想史“定性”應從這一整史出發，依據中國對象的客觀辯證法——生產方式運動和構造，確定中華思想路線的斗爭類型，錨定轉化運動的歷史序列及其結合區域、作用范圍，形成“中國哲學史”道路特殊（即“思想共相”）特別的材料對象（即“思想殊相”），并且從中可確定主體論、階級論、知識論的統一。《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新編》的路徑在一定程度上響應了上述要求，于讀、寫層面把握思想領域特定研究對象的道路性質與認識規律，實現哲學視野的“中國思想之讀”。盡管如此，馮友蘭的哲學“讀法”終究未能解決哲學基本問題的中國運用問題，其以主體哲學思想求索和現代化的哲學命題求解，留下“晚年之惑”。這是馮友蘭未竟事業的晚年努力，其以中國思想為對象的哲學史研究中道止步，留下理論困惑與可供進一步研究的工作線索。作為系統耙梳中國哲學史的首位思想大家，馮友蘭先生歷史研究的主觀主義不足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但無論如何，其驕人的學術成就對后來者而言無疑是莫大激勵和極大啟迪。

　　（未完待續）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研究領域為《資本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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