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定(1902—1983年),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曾任馬列學院一分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教授,還擔任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中國倫理學會名譽會長。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馮定就以“貝葉”為筆名在上海的《自修大學》等進步刊物上發表哲學和有關青年修養的文章,其著作《平凡的真理》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流傳最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讀物之一。馮定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傳播和大眾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神武器交給人民,將是新的歷史時期賦予哲學工作者的歷史使命。”
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
馮定說:“從事哲學的普及工作,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它需要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需要有豐富的生活實踐,還需要有對共產主義事業的極大熱忱,才能使普及工作做得更好。”
1927年,馮定被黨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精通英語和俄語,能夠閱讀多種版本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也不需要通過翻譯就可以直接和蘇聯專家學者交流,由此系統學習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研究理論的同時,馮定還十分關注最新的科學成果。20世紀30年代,他在上海的學術刊物上就發表過介紹當時世界先進技術的文章;他給文章《青年應當怎樣修養》第一節取名“流線型的時代和萬花筒的世界”,生動地描述科學技術帶給人類的種種變化;在寫《平凡的真理》時,他借蘇聯科學家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解釋了人的認識產生的生理機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系統研讀、對自然科學最新成果的關注和重視,奠定了馮定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也鑄就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刻理解。
馮定以“新哲學”來指稱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認為:“現代的新哲學,同從前的舊哲學有很大的不同。”從前的舊哲學,好像鷲,只在人跡罕至的絕頂上回旋著,不知道人間究竟是什么東西。所以舊哲學也就變成了好像是高深的、秘奧的、不可捉摸的,只配少數聰明的人去玩弄的一種學問,一般人甚至不敢問津,“壓根兒也就談不到應用不應用了”。與舊哲學不同,新哲學廣泛應用于經濟、政治、社會以及自然等各個領域,因為新哲學是人類歷史發展以來知識的總匯。馮定以“丹”“明鏡”和“貨幣”來說明新哲學的實用性,認為新哲學是近代各種科學經過“千錘百煉”而制造出來的“丹”,同時又是領導科學繼續前進的“明鏡”。新哲學不是保險箱里的珠寶,而是“貨幣”,不但可以應用,而且應用得極其廣泛。
強調哲學的應用性,是馮定一貫的理論主張。在他看來,我們研究哲學,不僅在于了解一些宇宙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規律,而且還應該將這些規律用于分析現實。他認為,“在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上活生生地去應用,這才可以說是對這些規律已有了真正的了解”。活生生地應用哲學,絕不是一條一條規律地去套用,因為“宇宙和社會間的事事物物,錯綜復雜,各種法則也是交織著在進行,我們必須整個的去觀察”。然而,整個的觀察,并不是籠而統之,來者不拒,不加鑒別地胡子眉毛一把抓。“整個的觀察,為的就是要在整個中來找出最主要的一點來。”認清了主要的矛盾,并解決這種主要矛盾,“同我們的日常生活聯系起來,這樣才不是空洞的,也只有這樣,才可以說是真正的能夠應用哲學了”。
善于理論聯系實際
“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送到人民手中”是馮定開展研究的目標,他的哲學研究工作,都是和黨在各個階段的政策和任務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提出要“善于聯系我們黨的當前政策和任務,聯系群眾的思想動態,把基本原理賦予和時代相關的生命力,使得群眾樂于接受,有所共鳴,得到啟迪”。
延安整風時期,他寫下了《論反省》,提出了“把握中心環節”的反省方法,即挑選“自己覺得印象最深,對自己的發展影響最大,內心里思想斗爭最為激烈的關節”進行反省。他列舉了“國際國內政治情勢急劇轉變或停滯沉悶時”“階級斗爭尖銳時”“工作的成功或失敗時”“升陟調遷時”“遷地易境時”“生死存亡時”“私人要求未能滿足時”“掌握經濟時”“受委屈時”九種情況,提出反省的目的是認識自己,以便更輕快地了解政策,運用政策,掌握政策。1952年,針對新中國成立后如何正確認識民族資產階級特點這一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他運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既從本質追求、形成過程和發展趨向三個方面分析了資產階級的特征,又詳細闡述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殊性格”,提出在中國社會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完全可能用解決內部矛盾的方法甚至采用非對抗方法來解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得到了毛澤東的贊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他寫下了《共產主義人生觀》,回應了青年應該以怎樣的人生態度投入到新社會的洪流中積極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課題。
保持精練樸實的文風
馬克思指出,舊哲學“像一個巫師,煞有介事地念著咒語,誰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而真正的哲學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在馮定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固然深奧,但并不神秘,是“跟平凡的事物和平凡的群眾分不開的”。他認為,必須把“哲學的科學原理,用準確、精練、好懂的語言文字闡釋清楚”。
從內容到結構,從用語到講述,馮定的論著均展現著平實、簡潔的文風。尤其是《平凡的真理》一書,通篇語言樸實無華、內容親切生動,馮定用自己的體會和認識與讀者交流,而不是完全依靠引經據典、借助“權威”。他以“勞動是人類和其智慧的本源”和“勞動生產是人類集體智慧的真正表現”來闡釋生產勞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重要地位;以“自然搖籃里的人類”和“社會大海里的個人”這樣通俗醒目的標題來表達他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系的理解;他聯系人生觀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用“人獨為靈”“物皆可知”“史有規律”“群眾是主”“成事在人”五個方面來提煉概括;針對青年對人生意義的疑惑,他告誡青年朋友,“擇路盡可主動”“做人本該積極”“明理就得自覺”,并用“思想是解剖刀”“意志是發動機”“技能是享受物質的梯子”這樣通俗的比喻來生動地解答“青年應當怎樣修養”的問題。
馮定一生的理論探索,熔鑄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滲透著鮮明的黨性原則,高揚著立足現實的創新精神,洋溢著精練樸實的清新文風,通過他的不懈努力,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送到了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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