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具體化了實踐的對象性活動，用新的實踐檢驗前期形成的理性認識，而不是檢驗感知經驗或有用性，不僅僅是克服教條主義，而是也要克服并不能把實踐標準堅持到底的經驗主義及其衍生的實用主義。僅局限在個體的認識論環(huán)節(jié)，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毛澤東用唯物史觀統(tǒng)帥認識論，把群眾路線作為認識歷史客觀規(guī)律、實事求是的必要條件。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共性是唯我主義，他們不可能由衷地相信群眾路線。理論工作者對于經驗主義缺乏抵抗力，說明對理論掌握得不徹底，他們的理論解釋充當了經驗主義內心深處不懂不信馬列的裝潢師，成為實用主義“解放思想”的工具。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開宗明義提出實踐的對象性活動，突出了唯物主義的辯證性。

　　列寧在晚年堅持了十月革命前對黨內經驗一元論者、經驗批判主義等的批判。在1922年3月的《論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中提出，面對自然科學發(fā)展，面對包括中國等東方人口大國新興階級日益覺醒，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運用黑格爾辯證法是非常困難的，但如果完不成這個任務，就不是戰(zhàn)斗的唯物主義。在文章的結尾，列寧提出：只要愿意學習，就一定能夠學會。這是列寧在去世前不到兩年時，對克服經驗主義傾向提出的任務。隨后不久，不幸身染重病，失去完全工作能力。

　　與此同時，毛澤東把湖湘文化中傳承的“實事求是”精神，和辯證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結合起來，在建黨后，深入到農民運動中去，指導了遵義會議前后血與火的實踐。毛澤東同志用中國社會的實踐總結，開啟了完成列寧提出的這個偉大任務的征程，哲學總結是通過《實踐論》、《矛盾論》開始的。

　　——馬克思提出了問題，列寧提出了任務，毛澤東做了回答。

　　一、具體化了實踐的對象性活動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提出的實踐的對象化活動的抽象理論，實踐中主客體的相互依賴，在毛澤東的《實踐論》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得到上升，變得生動具體起來。

　　首先，“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一點摸準了經驗主義的脈搏，拿捏住了實用主義的命門。其次，“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這里為建黨早期危害中國革命最為猖獗的左傾教條主義劃出了紅線。

　　“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實踐論》中的“兩次飛躍”，從感覺、經驗到理論本質，是主體對象化的第一步，也是前提；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第二次飛躍，知行合一，完成了一個對象化過程。1937年，遵義會議后，經過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把理性認識到實踐的環(huán)節(jié)作為更重要的飛躍，是亟需對教條主義做出思想清算的要求。

　　二十三年后，中國發(fā)生翻天覆地的巨變，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中，毛澤東對《實踐論》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鏈有了深入論述。“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

　　堅持并發(fā)展了《實踐論》，不同于《實踐論》的第二次飛躍的焦點后移，是中國革命、建設的深入所決定的。在思想戰(zhàn)線上，用新的實踐檢驗前期形成的理性認識，而不是檢驗感知經驗或有用性，不僅僅是克服教條主義，而是也要克服把實踐標準庸俗化、實際上并不能把實踐標準堅持到底的經驗主義及其衍生的實用主義。

　　第二次飛躍的調整，本身就是實踐持續(xù)的對象化活動，是向絕對真理靠攏的唯物反映論的過程。這種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辯證活動，不僅克服了教條主義，更重要的是要克服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機械主義對客觀現實單向的、機械的，“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的傾向。毛澤東以中國革命的廣度和深度，豐富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指出的“‘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第二次飛躍的調整，是毛澤東認識論的發(fā)展，也是為下一步的實踐所做的重大理論準備。

　　對毛澤東新的第二次飛躍缺乏足夠重視的同志，必定對列寧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強調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而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理解不深，對《矛盾論》的辯證法與《實踐論》的關系弄不清。他們滿懷熱情地提出實踐標準，但不能沖出經驗主義及其衍生物實用主義的束縛，忽視和取消抽象思維和理性總結，只強調感性認識為主要內容的經驗，陷入經驗教條和有用性的機械論。他們強調實踐標準、生產力標準的決定作用，強調唯物主義，但忽視辯證唯物主義，看不到在一定條件下理論、生產關系也可以表現為決定作用。因此他們把一些不成熟的膚淺認識和有用性當成科學理論，奉若神明。少數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此作出了反思，“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實踐觀和真理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實踐觀和真理觀是完全對立的”（李長征：《為什么存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手軟現象？》，2012）“沒有矛盾論的實踐論，其實就是經驗主義。‘摸著石頭過河’是這方面的典型表述”。（丁耘：《矛盾論與政治哲學》，2013）這些觀點沒有引起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重視，更不可能被早已受到以資本為中心支配的社會經濟文化話語體系所接受，但對經驗主義的批評，受到了習近平同志的關注。

　　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傾向從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對矛盾中，只抽出每對矛盾中的一個方面。具體地說，只抽出生產力和上層建筑。在上層建筑中，或羅列政治、理論、方向；或強調文化因素，以“先進”冠之，看似全面，高舉了馬克思主義大旗，實則分割了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否認矛盾雙方地位互變，陷入機械唯物論和唯生產力論，演化為實用主義，這種傾向把關注兩對矛盾的辯證運動視作多余或極左，只能造成政經分離、政左經右的實際后果，即以片面性放縱了經濟基礎“五六七八九”的漸變，不自覺地與“全民黨”“全民國家”為伍。這種傾向從實踐標準出發(fā)，卻走向主客觀分離的彼岸。

　　進入新時代后，也要防止這種思維方式忽視上層建筑的反作用。我們堅信，只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按照二十大“三個務必”精神，完全可以以更高的程度從根本上重構、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二、用唯物史觀統(tǒng)帥認識論

　　僅僅局限在個體的認識論環(huán)節(jié)，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列寧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特別注意的是修蓋好唯物主義哲學的上層，也就是說，他們所特別注意的不是唯物主義認識論，而是唯物主義歷史觀。”這是由存在的第一性所決定的。

　　1922年底，列寧在身患重病之前，提到了“必須使一切都經過檢驗，讓廣大群眾，全體居民都來檢驗我們的道路”，但沒有來得及深入總結。這個任務就歷史性地落在了毛澤東的身上。

　　《實踐論》提出社會實踐，六十年代在與蘇修論戰(zhàn)中明確提出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認識、檢驗科學真理的唯一標準，晚年在廬山會議上反潮流，發(fā)起了奴隸創(chuàng)造歷史還是英雄創(chuàng)造歷史，是唯物論的反映論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的討論，進一步把唯物史觀和認識論結合起來——這是毛澤東認識路線的發(fā)展軌跡，這個軌跡延伸的方向，正是列寧說的，馬克思恩格斯“特別堅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

　　1943年，毛澤東提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tǒng)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tǒng)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huán)，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毛澤東同志的群眾路線總結，并不是一般性的把工作方法流程和認識途徑合二為一，而是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新，回答了唯物史觀和認識論是什么關系。“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為了和教條主義以及機械唯物論的經驗主義劃清界線，取得由辯證唯物主義指導的實踐，就需要用唯物史觀統(tǒng)帥認識論，把群眾路線作為認識歷史客觀規(guī)律、實事求是的必要條件。毛澤東揚棄、升華了青年時期“君輕民貴”，民眾是大本大源的民主主義思想，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在人類社會中物質生產起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的原理，提出人民是創(chuàng)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觀，由其指導認識論。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不依賴于人類的社會意識”，這決定了反映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必須通過社會實踐產生，因為“歷史上的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行動，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事業(yè)”，這個社會實踐，被毛澤東同志總結為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類，以人民群眾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為基礎，即使自然科學中科學家個人的基礎研究發(fā)明，也是以人類生產力為基本前提的。

　　毛澤東同志強調人民群眾的實踐認識主體地位，并非否定個人作用。人民重視的個人作用通過推動歷史進步，符合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而顯現。在實踐中，個人作用和群眾的作用是在矛盾運動中不斷變化的，離開矛盾轉化的規(guī)律，就會出現壓制個人合理作用或者精英主義兩種極端傾向。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共性是唯我主義，他們對杰出個人往往采取兩種極端態(tài)度，順者昌，逆者亡，他們不可能由衷相信群眾路線，相反，接過或放任資產階級對人民史觀、群眾路線的歪曲和敵對，將其誣指為民粹主義。

　　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提出把實踐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以來，自列寧批判經驗一元論以來，又有誰提出更為明確的、系統(tǒng)的實踐對象化的方法論呢？是毛澤東。

　　在后毛澤東時期，黨的一些理論工作者，對《人的正確思想從哪里來的？》中的升華缺乏足夠認識。毛澤東的“兩個飛躍”，特別是新的第二個飛躍，把實踐的能動作用完全收回到唯物主義手中，能夠對中國革命的進程提出科學預見，并指導新的實踐，解決了馬克思批評的舊唯物主義放棄能動作用的傾向。而經驗主義排斥這種能動作用，眼界狹隘，目光如豆，聚焦實踐中的問題和支流，把毛澤東從基層群眾總結的，后來實踐證明的正確的，無論是工農業(yè)的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典范，還是華西村農村商品經濟、產業(yè)升級新芽階段的典范，以及在學習蘇聯(lián)、西方科技中“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等系統(tǒng)主張斥為“空想”，主觀選定典型，“摸石頭過河”，看似來自基層，實際上并不承認在社會實踐中，群眾路線是實事求是的必要條件關系，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實質是唯我的，主觀的。

　　毛澤東同志晚年做出判斷，“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理論工作者對于經驗主義缺乏抵抗力，說明理論掌握得不徹底，他們的理論解釋或以其為支撐的大范圍討論，用對機械唯物論的強調充當了經驗主義內心深處不懂不信馬列的裝潢師，成為實用主義“解放思想”的工具，因此完全經不起蘇、中社會主義進程曲折的檢驗。

　　今天，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9周年之際，回顧“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回顧毛澤東同志在實踐中的理論總結，我們看到了真理不可遮蔽的光輝。經過八十年實踐，自延安整風開始糾正，被習近平重提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機械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觀點”依然不斷滋生，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今天依然是約束、批評、團結、教育這些錯誤思想方法的強大思想武器。

　　列寧對于黨內主張經驗一元論的同志說，只要愿意學習，就一定能夠學會馬克思主義，毛澤東1975年4月23日針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說，“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于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根據新時代的任務，凡馬克思主義信仰者，都面臨一個習近平同志指出的“真學真懂真信真用”的問題。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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