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都塞認為，在我們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中，缺失了對勞動的社會分工和技術關系的說明，而這兩個重要方面，恰恰是馬克思生產方式概念所包括的重要內容，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邏輯缺環。阿爾都塞在《論再生產》一書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構中，充分討論了這二者的哲學意蘊。在他看來，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剝削關系，那么，這種關系就會決定生產過程中出現的所有勞動的社會分工和技術關系的階級性質。于是，資產階級階級壓迫和統治，出現在馬克思沒有直接涉及的物質生產過程之中，這是一種復雜的純粹技術分工和勞動的意識形態。在本文中，我們來看阿爾都塞的相關討論，以期更加深入探討。

1 勞動的技術分工中的意識形態欺騙

　　阿爾都塞認為，關于勞動的社會分工和生產過程中發生的技術關系，馬克思和列寧都有過詳盡的說明。他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

　　1.生產關系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切勞動分工(division)和勞動組織的表面上的“技術”(tech-niques)關系。

　　2.據前所述，生產關系就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因而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從根本上——不是一般在不加區別地，而是在特定形式下(sousdesformesspécifiques)——決定了一切發生于物質生產本身中的表面上的“技術”關系。

　　先應該作一個特設說明，阿爾都塞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并沒有區分馬克思在不同理論構境中無意設定的雙重邏輯構式，即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依我的觀點，廣義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創立的一般哲學方法論，它確立了人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與再生產是一個社會定在和發展的基礎，怎樣生產的方式和生產力規制了一定社會的關系場境存在,整個社會定在決定意識等一系列基本原則。而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則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經濟學研究過程中，不自覺地構式出來的關于經濟的社會賦型中存在的復雜社會構序-構式，其中關鍵性的內容，包括工業生產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深刻改變了人們改變世界的方式，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產生的經濟力量成為社會定在主導方面，充分勞動分工基礎之上商品-市場經濟活動中，人與人的勞動交換關系事物化地顛倒為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系，進而產生經濟拜物教等一系列重要的歷史現象學批判的內容。長期以來，由于沒有認真區分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界限，導致了第二國際以來傳統馬克思主義解釋框架的誤認，即錯誤地將馬克思在狹義歷史唯物主義構境中一些關于經濟社會賦型中的特設說明，非歷史地擴展為整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這才會導致所謂“經濟決定論”的失誤，以及將只是在經濟的社會賦型中才會出現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畸變為貫穿全部社會歷史全程的“社會基本矛盾”等問題。我以為，阿爾都塞在這里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在從生產方式一般的討論中，直接過渡到勞動分工和技術關系，并沒有界劃二者的歷史性，即充分的勞動分工和現代性的技術關系都是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進程中的特定歷史產物。這已經是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對象，而不是貫穿整個社會歷史進程的哲學一般概念。這一觀點，是我在《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1995)一書中首先提出具體邏輯界劃的，而在《回到馬克思》(1999)一書中，則進一步說明了二者的詳細理論所指。

　　弄清楚這一點后，我們再來看阿爾都塞的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發生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出現的勞動的社會分工和技術關系。在狹義歷史唯物主義邏輯構式中，這并不錯。阿爾都塞說，在1964年發表的《大學生的難題》一文中，他率先提出了“勞動的社會分工”(divisionsocialedutravail)概念，它區分于“勞動的技術分工”(divisiontechniquedutravail)。這里的勞動的社會分工概念，不同于馬克思原來使用的工業與農業或者工業不同部門之間社會分工概念。依阿爾都塞的解釋，他這里提出的勞動的社會分工的本質，就是資產階級試圖遮蔽起來的剝削關系。他告訴我們，在物質生產的過程中“，一切生產方式都將勞動過程進行了組合(combinaison)，這種組合要求某些規定的操作要由合格的當事人通過嚴格的構序(ordrerigoureusement)，在嚴格規定了的形式(formesrigoureusementdéfinies)下去完成”。乍聽起來，這似乎是在討論發生在生產過程中對勞動的構序-構式，在這一點上，應該是生產關系的技術關系層面，甚至是生產力的構成方面。比如農耕勞動中耕犁與播種的協作，再比如斯密已經看到的，工場手工業內部發生的制作鐵釘不同工種之間的勞動分工。通常，我們不會在這些勞動的技術協作中發現階級關系或者奴役性支配，但阿爾都塞卻讓我們深一步反思：不要放過看起來沒有階級性的生產和技術！阿爾都塞承認“，對于每一個勞動過程來說，這要求一種在不同的規定崗位(postesdéfinis)上的技術分工，要求一種組織(organisation)，從而要求對規定勞動的分工組織進行管理”。這些現象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里，都只是一種“純技術現象”(phénomènespurementtechniques)，可是阿爾都塞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勞動的純技術分工、純技術組織和純技術管理的‘顯而易見性’,純粹是一種幻象，說得更壞一點，純粹是一種欺騙，完全是資本家的階級斗爭用來反對工人的階級斗爭的手段，目的在于讓工人繼續留在自己的被剝削狀態中”。阿爾都塞提高聲調說，這種觀點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欺騙(l'impostureidéologique)。

　　為什么這樣說？我們來看阿爾都塞的具體分析。在阿爾都塞看來，看起來純技術的勞動分工和工藝學管理的背后，實質上存在截然不同的階級歸屬，因為，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分工中，工人始終處于體力勞動和某些低級管理崗位上，稍微高級一些的管理崗位被工程師和技術管理人員占有，最高的控制權則會落在資本家及其代理人手中。阿爾都塞說“，可見，社會階級的劃分出現在生產過程的分工、組織和管理中，因為那些占據不同崗位的個人，根據其階級歸屬（以及他們相應所接受的或長或短的學校‘教育’）被分派了不同的崗位”。這也就是說，工人由于沒有受到“教育”，永遠只能在體力勞動和低端管理崗位，注定被高高在上的資本家盤剝，而工程師和經理們雖然表面上也是作為“雇傭關系”的身份出現在資產階級經濟關系中，但他們“卻是通過對剩余價值的投機獲得的再分配，參與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這充分說明，在生產過程中處于不同的“技術”崗位的人，已經是一種階級劃分。阿爾都塞很深地暗示，這種出現在技術分工中的劃分，來源于生產過程之外的教育裝置。這一點，將內在關聯于下面他將要提出的意識形態國家裝置的新命題。1969年，阿爾都塞從正在寫作的《論再生產》手稿中精心摘要組合了《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裝置》（IdéologieetAppareilsIdéologiquesd'Etat）一文。在此處，阿爾都塞只是通過兩個注釋先期說明了技術分工背后的深層次緣起。他告訴我們，在技術分工處于有利崗位上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他們在學校里受到一套意識形態訓練，而這種意識形態又碰巧在他們逐鹿的企業中占主導地位，我們怎么能指望他們不把自己的意識形態‘體驗’為‘事物的自然狀態’呢”？在阿爾都塞看來，正是資產階級的教育系統“，根據個人的出身，對他們進行或多或少的‘教育’，并強化著實踐的、經濟的和意識形態的禁令（文化）”。他承認，這個資產階級生產關系通過教育裝置的再生產問題，是布爾迪厄已經研究過的，并且，這正是“紅色五月風暴”深刻拒斥的對象。

2 知識壟斷的區隔與生產過程的規訓和管理

　　有意思的是，阿爾都塞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逐漸地轉向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出現的技術和管理人員，并深入到生產的技術過程本身對工人的控制和壓迫。這兩點，多少與他和學生福柯即將開始的規訓權力批判相接近。我有一個不成熟的觀點，阿爾都塞的這本《論再生產》，在理論邏輯構式上有著兩個沒有直接出場的對話者，即都是他曾經的學生的布爾迪厄和福柯。前者，是對資產階級教育體制的批判，得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的秘密，在于大學中統治階級后備軍的培養和再生產，這是阿爾都塞后來意識形態國家裝置中最重要的內容；后者，則是通過對知識與權力在資產階級文化認知型中同謀關系的反思，進而揭露資本主義生產進程的規訓和自我懲戒功能。這兩個方面，都是阿爾都塞此處的理論聚焦之處。

　　首先，知識的壟斷與否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技術分工的等級化結構。在阿爾都塞看來，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出現的勞動的技術分工，實際上讓看起來都是“被雇傭者”的人群中客觀地存在著一條分界線：

　　一些人（工程師、高級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經理及其全部助手）在事實上壟斷（monopole）了知識（savoir）以及“本領”（savoir-faire）的某些內容和形式，而另一些人（非技術工人、特種工和專業工人）卻被圈定在另一些形式和內容當中。

　　在這條“技術分工”的分界線兩邊，由于知識的獲得和掌握不同（以后將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國家教育裝置”），一面是筋疲力盡的“無知”工人，一面是在從事知識運作（savoir-faire的法文原意）的專業技術人員，阿爾都塞說“，這種內在于所有生產過程的分隔，給一切所謂的勞動技術分工深深打上了‘社會’性質的烙印”。顯然，這已經是一種無法跨越的社會“區隔”。布爾迪厄后來寫有二卷的《區隔》一書。阿爾都塞在這里是想說明，資產階級在生產過程中實現的所謂技術分工，客觀上已經生成一個階級分隔：

　　一方面是某些知識的官方壟斷（monopoleofficiel），另一方面是向工人們發出的對同一“知識”的實踐上的禁令，所以通過前者對后者的權威（l'autorité），生產關系的社會分工的所有威力，在被宣布為純技術的“勞動分工”的關系中得到了維系。事實上，如果沒有權威上的等級關系（rapportshiérarchiquesd'autorité），就不會有勞動的分工、組織和管理。

　　這樣，純粹的技術分工背后顯影出抽象勞動分工的假象，但這一切都是由于一部分人對知識的官方壟斷，而另一部分人則因無知而被打入終生勞作的底層。由此，馬克思沒有觸碰到的資產階級剝削更深一層的秘密就大白于天下了。這一點，又極其深刻地鏈接于阿爾都塞下面要討論的意識形態國家裝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正是在教育等非暴力裝置中再生產出來的。我覺得，阿爾都塞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有二：一是知識在資本主義大生產中的主導性作用，是一個歷史性的現象，馬克思在“機器論片斷”中已經直接討論過這樣的問題；二是在資本主義后工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中，無知識的體力勞動者會越來越少，在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生產的狀態下，剩余價值的來源和階級等級的問題都會有新的變化。這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其次，發生在工廠中的統治認同與無聲鎮壓。因為知識占有的區隔，純粹技術的分工作為生產過程的前提，已經造成了生產過程中的階級等級，但資產階級是如何讓被壓迫者安于被奴役狀態之中的？阿爾都塞的答案是“，如果沒有對這種階級統治的認可（sanction），沒有與警察完全無關的鎮壓（répression），就沒有對勞動過程的組織”。這里，有兩個關鍵詞：一是被統治階級對統治的認可，這是自葛蘭西開始的隱性霸權問題；二是與有臉的警察暴力無關的無形鎮壓。這兩點都是與后面他將重點討論意識形態國家裝置相內聯。阿爾都塞沒有展開對第一點的說明，對于第二點，他具體解釋說，之所以發生在生產過程中的鎮壓與警察無關，因為這種壓迫不是來自于外部，而恰恰是生產當事人中的一部分來執行的。阿爾都塞十分形象地分析道：

　　假設在企業里沒有一個接受過“人際心理”“社會心理學”這種偽科學（pseudoscientifiques）技術訓練的“尖端”人才，就什么都做不成；并且即使有了這樣的人員，假設沒有一些監視和鎮壓（surveillanceetderépression）的職務（這些職務可以由負責勞動組織的當事人——如管理人員和工程師等——來兼任），也什么都做不成。罰款、變換崗位、給予或取消獎金、解雇等等，都是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這個層面上，上演著一場無聲的階級斗爭。

　　發生在工廠車間中的鎮壓，不是通過舉著警棍的警察來執行的，而是通過生產過程中那些擁有知識的人。應該說，這是一個新的觀點。因為不僅馬克思沒有討論過這一點，即使是后來的福柯，在涉及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紀律規訓與懲罰時，也沒有直接指明鎮壓的具體承擔者是誰。一是代替外部警察的內部鎮壓者，恰恰是上述由于對知識占有而居階級區隔上端的工程師和管理人員，資本家通過工資雇傭他們，并不是為了直接生產剩余價值，而是因為他們受過很好的“人際關系”和“社會心理學”教育，通過工廠和企業中專門設立的監視和管理崗位，從事具體的技術和科學管理（統治）；二是資本家通過非常具體的制度化管理，在生產和勞動過程中通過罰款、獎金、換崗和開除，讓勞動者屈從于生產過程中的具體控制。應該說，這些東西都是馬克思那個時代并沒有出現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現象，如同青年盧卡奇和福柯共同關注到的生產流水線對工人的物化肉體規訓和齊一化控制。

　　其三，作為對雇傭勞動進行政治控制出場的科學管理。其實，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已經涉及的問題，即工具理性從奴役和控制自然反轉到對社會生活的全面管理時，科學管理恰恰是資產階級奴役社會的法寶。這一點，從資產階級方法論大師韋伯、法約爾創立科學管理學那一刻就是如此。阿爾都塞認為，發生在工廠和企業內部的鎮壓，通常就是資產階級特有的制度化的科學管理學，而這種打著客觀性幌子的科學管理的本質正是階級管理。他認為，

　　那些在不同管理（這種管理始終是一種階級管理，directiondeclasse）級別上從事鎮壓的被雇傭者，在企業中從事著剝削和過渡剝削（surexploitation）的政治活動。這種通過被雇傭者（pardessala-riés）執行的對被雇傭者的內部鎮壓，實際上證明了勞動的純“技術”分工，只不過是一種完全不同的他性分工（autredivision）即作為階級分工結果的社會分工（ladivisionsociale）——的偽裝。

　　應該說，此時的阿爾都塞還是有了較大的思想轉變。相對于1965年那個簡單主張社會歷史是一個無主體過程的科學主義者，活生生的“紅色五月風暴”，讓“不上街”的他不得不面對社會現實斗爭，現在，當阿爾都塞具體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現實統治中來時，他的思考是深刻和具有透視感的，而技術分工背后揭露出來的階級斗爭，肯定不再是無人的“社會職務”之間的較量，而是不同被雇傭者之間面對面的斗爭了。這是令人感嘆的改變。在阿爾都塞眼里，韋伯和法約爾創立的價值中立的科學管理，恰恰是資產階級在工廠和企業內部進行無形鎮壓的規制，雖然也是有臉的鎮壓，但與馬克思那個時代不同，這種鎮壓和壓迫不再是由資本家本人來執行，而是通過同樣是拿資本家工資的被雇傭者——工程師和管理者來間接承擔，他們的獲得工資的“勞動”就是科學地進行管理（“鎮壓”）。所以，阿爾都塞原先已經提出的觀點再一次得到深一層的證明：看起來純技術的勞動分工，實質上是階級分工的偽裝。

3 勞動意識形態：作為剝削關系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阿爾都塞明確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一種剝削關系，也是一種復雜的鎮壓關系，但是，通常情況下，這種剝削-鎮壓關系卻被隱匿在“勞動的純技術”偽分工（pseudo-division«purementtechniquedutravail»）背后。這是對上述觀點的進一步說明。

　　阿爾都塞分析說，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企業中，所有被雇傭的人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作為保障“生產功能”（fonctionsdeproduction）的勞動者，即作為無產階級的工人；二是保障“剝削功能”（fonctionsd'exploi?tation）的工程師、高級技術人員和生產經理；三是保障“鎮壓功能”（fonctionsderépression）的工頭和管理人員。這里新出現的內容，是阿爾都塞將前面指認的在生產過程中承擔階級管理的資本家代理人一分為二：一是從事剝削功能的工程師和生產經理，這部分人與生產過程中的技術規訓顯然更近一些；二是實施鎮壓功能的工頭和管理者，這些人應該是通過獎金、處罰和解雇來進行管理的具體人員。在他看來，這后兩類人雖然也是領取工資的被雇傭人員，但是他們卻“發揮著各式各樣的集剝削、生產和鎮壓為一體的功能”。我們可以留心注意一下，阿爾都塞這里所討論的內容，并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關心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商品交換中所歷史性發生的商品-貨幣-資本邏輯，而是在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剝削和壓迫，他將其指認為新型的生產－剝削（production-exploitation）邏輯。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阿爾都塞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的工廠里，生產-剝削得以發生，有如下一些基本保證。第一點，是馬克思已經看到的“無產階級和其他被雇傭者（autressalariés）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阿爾都塞說，正因為如此，生活所迫的雇傭者才會出現在“招工辦公室”。一旦被雇傭，就會自動站好崗位，去實踐“對自己進行剝削的生產”。我覺得，阿爾都塞沒有進一步分析這里他提出的工人之外“其他被雇傭者”的具體情況，這里，既有他們手中的知識是否是一種被無形占有的新型的特殊生產資料，這使他們雖然同是被雇傭者，但根本不屬于無產階級；也有在未來的資本主義后工業生產進程中，掌握了特定知識和技術的程序員淪落為新型技術無產階級，成為生產全新剩余價值的活勞動（“數字勞動”）來源。

　　第二點，在今天，資本主義生產-剝削得以發生，很重要的一個新情況，是由于出現了“生產資料的現實配置”（dispositifactueldesMoyensdeproduction）對勞動者的規訓，今天的資本家，恰恰因為“靠了逮住勞動者并以無可反抗的方式把自己的節奏強加給勞動者的‘流水線’（chaîne）”。這當然也是馬克思沒有看到的新東西。可以說，阿爾都塞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本身，因為機械流水線在生產活動中的運用，勞動者身心必然受制于流水線的時間節奏和規定動作，這本身就是一種奴役和壓迫。這也是青年盧卡奇在《奮勉與階級意識》一書中，顛倒韋伯的工具合理性時在生產內部發現的勞動者物化（肉體和心理上的標準化和齊一化），后來，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則更加詳細地討論工廠內部的機器法則所產生“自我規訓紀律”和彌散式的微觀物理權力控制問題。

　　第三點，也是阿爾都塞最想表達的一點，是“資產階級的‘勞動’意識形態”（l'idéologiebourgeoisedu«travail»）的作用。除去上述外部的生產資料的所有關系和來自機器流水線的規訓，保障生產-剝削邏輯運行最關鍵的條件，是工人主體自身內部對生產-剝削邏輯的自覺承認和認同。在阿爾都塞看來，這種使生產-剝削邏輯得以成功的勞動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包含以下要素：

　　1.   資產階級的法律幻象（L'illusionjuridique），根據這種幻象，“勞動已經通過工資得到了償付”；2.相應的法律-道德的意識形態（L'idéologiejuridico-morale），即必須“遵守自己的工作契約”，并通過契約來制定企業內部的構序（l'ordreintérieur）；3.技術-經濟的意識形態（L'idéologieécono-mistetechniciste），即“在勞動分工中必須存在不同的崗位”以及占據那些崗位的不同的個人。這種關于勞動的意識形態，比起鎮壓來說，更有助于使工人們“運轉”起來。

　　在阿爾都塞眼里，資產階級用于欺騙工人的幻象，是一種偽飾勞動合法透明、合理公正和客觀科學的勞動意識形態。一是它從資產階級的法權體系中，公開證明雇傭關系在交換合同上的自愿和平等，卻遮蔽了資本家只是支付了勞動力使用權的薪水這一陰毒的盤剝；二是通過職業道德精神的培養，讓工人遵守維護剩余價值生產的契約，安于被剝削的現狀；三是上面已經提及的技術-經濟分工幻象，以科學管理的樣式使工人處于生產-剝削邏輯構式的底層。一句話，勞動的意識形態就是讓工人在平等、公正和科學的幻象中認命。

　　最后，阿爾都塞再一次回到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關系的定義上，他告誡我們“，不要把生產關系當作是純技術的關系或法律關系”。原來，我們曾經將生產方式定義為“改造大自然的方式”，而現在我們發現“，這種‘改造’就是在生產關系的制約下運用生產力。在階級社會中，這種生產關系就是剝削關系。階級社會（存在階級分化的社會賦型）的生產方式與生產的純技術過程完全相反。生產的場所同時就是階級剝削的場所（lelieud'uneexploitationdeclasse），也是階級斗爭的場所”。這也是說，在傳統歷史唯物主義解釋框架中，我們從來不會在生產方式內部，特別是結合生產力本身討論階級斗爭和剝削，也不可能意識到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流水線）過程本身存在的剝削和壓迫問題。生產的場所就是階級剝削的場所，就是階級斗爭的場所，可以說，這是阿爾都塞一個新的斷言。

　　其實，我們不難看出，整本《論再生產》手稿的聚焦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除去馬克思已經談及的經濟關系的再生產、暴力機器和可見的鎮壓，今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的關鍵性隱性基礎，就是葛蘭西開始關注的被壓迫者對統治本身的他性認同，到了“紅色五月風暴”的沖擊，阿爾都塞的思考點必然從他前期的理論意識形態批判，轉向社會現實中不可見意識形態支配的思考，即從資產階級上層建筑出發的意識形態戰略筑模，從而，家庭、教育和宗教等意識形態國家裝置的生產機制就會突顯出來。

　　原載于《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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