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西歐在啟蒙運動推動下出現了以共和政體新型民族國家代替傳統世襲王朝國家的社會運動，這一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旗幟就是民族主義。安東尼·史密斯指出，此時的民族主義運動就是努力在社會民眾中創建“民族”意識，其主要特征是擁有一塊傳統居住地域，成員們組成“具有單一政治意愿的法律與制度的共同體”，共同體所有成員以“公民權”享有完全平等的各項權利與義務，共同擁護共和政治體制。民族主義運動的目的就是發動共同體成員推翻原有封建王權，建立民族國家。這樣的民族主義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無疑具有進步性。

　　西歐國家完成政體轉型后，隨著社會、經濟和軍事實力的迅速發展，很快投入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侵略戰爭和殖民地征服。在這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張的歷史階段，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在帝國主義國家，當政的資產階級集團利用民族主義來煽動本國民眾參與對外擴張和侵略戰爭，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民族主義是各國資產階級用來分化國際工人運動的武器”，提出“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些觀點和口號具有十分明確的歷史針對性。而在那些遭受帝國主義侵略、殖民的亞非拉國家，當地民眾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被動的、防御性和值得同情的。

　　從以上觀點來看，那種認為“一個民族國家必然要和周邊的其他民族國家產生利益和文化的沖突”，因此民族主義是“一件不再合身的西服”的觀點是存在片面性的。把帝國主義動員本國民眾參加殖民侵略戰爭的“民族主義”宣傳，和被侵略國家動員本國民眾反侵略的“民族主義”混為一談，無疑是不合適的。

　　資產階級掌權后，它最大的政治特點之一就是評價體系中的“雙重標準”。它們把本國的殖民侵略戰爭看作是“傳播文明”，而把被侵略國家軍民的反侵略抗爭說成是“野蠻”與“狹隘”。馬克思在評論鴉片戰爭時曾指出“半野蠻人(指中國人)維護道德原則，而文明人(指英國人)卻以發財的原則來對抗”。把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表述得最直白的是亨廷頓，“對待‘像我們’的人的指導原則與對待不同于我們的‘野蠻人’的指導原則是截然不同的。”

　　在今天的國際政治中，這種“雙重標準”的具體運用仍然每天都可以看到。第三世界國家捍衛民族利益的民族主義被西方國家妖魔化，而那些在帝國主義鼓動下分裂祖國的人卻成了“捍衛民主自由的斗士”。在如此嚴峻的國際形勢下，要中國人放棄關注本國安全和基本利益的“民族主義”，接受“并非為自己一國一族著想”的所謂“世界主義”，持這種觀點的人至少是頭腦糊涂。

　　今年是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國因帝國主義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國家分裂的傷口仍未愈合，“臺獨”、“港獨”、“藏獨”、“疆獨”等分裂運動的背后無一沒有帝國主義的黑影。如中國人力爭釣魚島和南海被占島嶼的主權，這些抗爭是清理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造成的遺留問題，中國人在這些議題上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因此沒有必要把“民族主義”打上一個負面標簽，再把它與愛國主義區分開來。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不需要警惕在與周邊國家交往中可能出現的為了本國利益損害他國利益的民族主義，因為如果出現了那種情況，我們就和當前的那些霸權主義國家沒有什么區別了。▲(作者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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