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來，政治哲學在中國學術研究中日漸熱絡，這種熱鬧的背后，其實存在著深刻的隱憂。不可否認，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從無到有，取得了長足進展，開辟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培養了一支初具規模的研究隊伍和相當范圍的讀者群。但目前的狀況是令人擔心的，需要適時加以反思和改進了。

　　政治哲學研究缺乏現實性和主體性

　　中國政治哲學研究最根本的問題是現實性缺失，未能深度切入現實的政治問題。

　　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政治概念與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占比過大。對于政治概念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是政治哲學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但過多的研究滿足于這個方面的話，容易讓人忽略政治哲學的根本目的。哲學的目的之一是理解現實，政治哲學的目的就是理解政治生活中的現實。但是部分學者把政治哲學當成翻故紙堆或者西洋文字的事業，這無疑大大誤解了政治哲學的學術任務。

　　這里，有必要指出另一類貌似現實性很強，但實則無助于推進現實政治發展的研究。這部分研究者負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在人權與主權、自由主義、共和主義、協商民主等相關概念的研究中，他們抱著強烈的經世致用目的相互論戰。但是，現實關懷并不等于現實性，作者的強烈情懷并不必然意味著論述切近實際。這些研究對于當下政治的論述往往過于宏闊而不著邊際，與其說是對于現實的理解與對策，毋寧說是作者主觀性學理判斷的抒發。

　　這里，我們不妨以美國政治哲學刊物《哲學與公共事務》為例，雖然其中也有思想史的研究，但墮胎、犯罪、安樂死、戰爭等并非直接與“主義”掛鉤的現實政治問題占了相當一部分。以墮胎為例，歷年來《哲學與公共事務》題名包含abortion一詞的論文就達19篇之多，而其他涉及該問題的文章近200篇。對于這本以精見長的雜志來說，這些討論的現實性相當突出。

　　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現實性缺失導致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研究的主體性缺失。許多中文文獻缺乏應有的中國立場，這在西方政治哲學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許多中國學者往往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有關“民主”這一概念的討論與運用。許多文獻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西方政治哲學中某派最具有意識形態的“民主”定義，即以競爭性選舉為特征的多黨制，而言語中總帶有中國“不民主”、尚待“民主化”的口吻。

　　借鑒和吸收西方政治哲學，是我們必然要做的事。但如果政治哲學領域中大部分研究都滿足于此，那么，整體上中國政治哲學的主體性就岌岌可危了。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指出：“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留聲機在我們這個時代，仍然是相當普遍的。

　　最后一個與現實性貌似對立但實際深度相關的病癥是，當前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嚴重缺少技術規范，許多文獻往往流于觀點與立場的表達，而缺乏機制、模型、哲學工具和支撐理由的深入探討和運用。許多研究雖然充滿了現實關懷，但由于缺乏合適的理論分析工具，在討論現實問題時，不得不停留在過于宏大的觀點與立場表達上，而未能真正切入現實問題的本質。

　　反觀英美政治哲學，盡管也不可能擺脫各種主義與意識形態，但不能否認的是，它們在技術工具方面確實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特色。諸如無知之幕、重疊共識、公共證明、無合理反對、平衡與過濾機制、運氣與選擇、不確定性及其決策規則……這些技術工具為其意識形態的伸張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表面上看，這些文獻往往并非進行直接的立場表達，但事實上，其立場是非常鮮明的。

　　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與現實問題取向

　　鑒于上述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政治哲學研究應采取以下路徑取向。

　　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與中國立場。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與中國立場對于中國政治哲學的生存意義，是毋庸置疑的。這里，我更愿意強調這兩者對于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發展的技術功能。馬克思主義對于目前占主流地位的資產階級政治哲學有一種特殊的針砭作用，它有助于提出許多在西方主流傳統中被忽略的問題。比如，剝削問題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馬克思主義學者所復興;而G.A.柯亨基于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對自我所有權予以深入反思，其論文影響廣泛并直接導致了左翼自由至上主義這一流派的誕生。中國政治哲學更應該通過馬克思主義來抗衡當代英美政治哲學，并在此基礎上挖掘出新的研究主題。中國立場也不僅僅是一個立場表述，而是能夠讓研究者深入中國現實的自覺意識。政治哲學如果有了自覺的中國立場，將有助于我們拓展政治哲學的研究領域和應用方向，而不至于將眼光局限在西方的傳統之內。

　　二是以現實問題為取向，致力于理論對現實的介入。政治哲學離意識形態非常接近，也不可能徹底擺脫。任何政治哲學論述，總脫離不了一定的政治立場與傾向。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政治哲學因此就要完全成為純粹的政治宣傳。目前中國政治哲學界對于“主義”表現出鮮明的關切，更應當加強“問題”研究。“主義”本身并不是壞事，壞的是許多論述往往流于抽象的概念呼吁，甚至極有可能誤導學界與民眾。由于人口規模的龐大、經濟社會轉型的復雜，中國的政治問題可謂極其豐富。在中國語境中，中國政治哲學需要關注正義、民主、自由等宏大論述，更要切實介入各種具體問題，諸如地權、人肉搜索、微博、上訪、拆遷、群體性事件、義務教育權與戶口、高考公平、計劃生育，等等。這些社會政治問題不只是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更應成為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

　　三是打造政治哲學具有中國自主性的理論技術工具。這是因為現代社會科學的發展，沒有哪種理論能夠指望僅僅通過復述其立場與觀念就贏得更多民眾的認可。當代自由主義在英美的主導地位，以及對于中國知識界的吸引力，重要原因就是其理論技術工具的發達。對此，中國政治哲學更有必要發展自身的技術手段，形成中國學術話語的邏輯體系。

　　堅持工農階級立場和學理討論方式

　　在確立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路徑取向之后，筆者試圖描述這一路徑中幾種可能的策略選擇，以期拋磚引玉。

　　第一，采取工農階級利益取向的研究策略。馬克思主義有鮮明的階級性，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也必然如此。在階級取向問題上，近年來的輿論表達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最典型的是“民”這個概念的運用。通過對“國進民退”、“與百姓爭利”等話語，自由主義國家與社會對立的隱含框架不知不覺地綁架了許多媒體。羅爾斯尚以最少受惠者的得失作為分配正義的基準，如果中國的政治哲學不能堅持工農階級這一階級立場，將徹底喪失道義，只會淪為西方政治哲學的附庸。

　　第二，采取民眾生活導向的研究策略。“百姓日用即是道”。政治哲學研究應當關注現實社會政治生活的熱點，并從中提煉出具有哲學意義的概念，通過對這些哲學概念在原理層次上的反思與研究，得出具有現實意義的結論。只要我們的眼光不唯書本，而投向近年來網絡與媒體所關注的熱點問題，就自然會看到一個極其豐富、永不枯竭的學術礦藏。

　　第三，采取數理技術取向的研究策略。當代西方政治哲學中數理技術的運用形成一個突出的特征，諸如決策理論、博弈論等數學模型的運用日漸普遍。其中許多數學家和經濟學家借助數理工具來研究政治哲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如哈薩尼對羅爾斯選擇規則的批評，阿馬蒂亞·森在自由與帕累托原則沖突上的證明，布坎南等人對霍布斯理論的重構與闡釋。盡管數理技術的運用遠不能概括所有的政治哲學主題和探討方法，但相對于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所缺乏的技術研究能力，倡導數理技術運用輔助于中國價值判斷研究，必將發揮其積極作用。

　　第四，采取內部對話取向的研究策略。西方許多政治哲學理論都包含著突出的階級立場與意識形態傾向，比如諾齊克對于所得稅的敵視，格倫特·哈丁對援助窮國的反對。對于這些理論，中國研究者往往僅僅從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層面上進行批判。這是一種不認真的便宜手段，嚴肅的研究者雖然心知對手的偏頗，但必須在理論內部進行探討，指出其邏輯的合理與悖謬，通過重構而得出新的結論。正如馬克思雖然看不起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立場，但在理論研究時，卻絲毫不掉以輕心，而是細細辨析，得其精而駁其謬，最終成就《資本論》這一理論大廈。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必須有自己的立場與傾向，在思想戰場上，應當通過與對手進行內部對話的方式來贏得理論上的中國話語空間。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