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么還需要馬克思主義——答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十大疑問》

　　作 者：陳學明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

　　日 期：2013-01

　　ISBN：720107870

　　簡介：

　　本書羅列了對馬克思主義現實性的十大疑問，或者說放棄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十個理由，并逐一加以剖析和駁斥。

　　內容選編<三>

　　疑問三：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在晚年對自己的理論作出過許多修正,這是不是說明連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晚年也已放棄了自己的理論,我們還有什么必要堅持這一理論?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國內有人不斷強調,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到了晚年對自己原先的理論作出過重大修正,既然他們實際上已放棄了自己的理論,我們現在還有什么必要堅持這一理論呢?首先,用《共產黨宣言》的7篇序言來否定馬克思主義是站不住腳的。這7篇序言在對《共產黨宣言》的內容作出修改的同時,反復申明《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其次,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不能證明恩格斯已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恩格斯在這里是站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立場上否定早期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學說。再次,恩格斯的《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并不證明恩格斯已是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恩格斯在肯定利用普選權的同時,沒有否定利用暴力的手段奪取政權。最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并沒有推翻第一卷的結論。《資本論》第三卷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論述與《資本論》第一卷是一脈相承的。

　　一、用《共產黨宣言》的7篇序言來否定馬克思主義是站不住腳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1848年推出《共產黨宣言》的,后來《共產黨宣言》不斷再版,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對這一歷史文件的正文作過任何修改。但是在1872—1893年這20多年的時間里,他們為不同的版本寫了7篇序言。前兩篇序言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合寫,從第3篇序言開始,由于馬克思“已經長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經初次長出了青草”,只能由恩格斯一人撰寫。有一些人就以這7篇序言為依據,來論證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作為《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實際上在世時就已放棄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理論。我們在這里就考察一下這7篇序言,看一看這些人的觀點是不是站得住腳。

　　1.7篇序言對《共產黨宣言》所作出的修正和說明是怎樣的修正和說明

　　首先,我們來研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7篇序言中,究竟對《共產黨宣言》所作出的修正和說明是一些什么樣的修正和說明。第一,他們對《共產黨宣言》中的有些觀點進行了修改。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論述無產階級革命時曾經這樣說道:“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盡管沒有直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詞,但顯然已有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問題在于,因為他們當時并沒有這方面的具體實踐,從而不可能具體說明無產階級究竟如何對待舊的國家機器。1871年的巴黎公社則提供了新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經驗。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總結了這一經驗,明確提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這一經驗十分重要,所以他們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特地指出要用“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個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這一“實際經驗”,來修正《共產黨宣言》中這一“已經過時”的觀點。后來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這一修改非常重視,認為這是對《共產黨宣言》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修改”。

　　第二,他們要求在實際運用《共產黨宣言》的原理時,“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并明確指出其中的個別觀點已經“不適合”和“過時”。他們在《共產黨宣言》第2章的結尾處,提出過共產主義革命必須采取的10條措施,他們曾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他們曾在《共產黨宣言》中對一些社會主義文獻提出了批判,而在這同一序言中,他們坦率地承認對這些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是不完全的,因為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為止”。在《共產黨宣言》的第4章,他們曾經論述了共產黨人對待各種反對派的態度,也在這同一序言中,他們特別指出這一論述“雖然在原則上今天還是正確的,但是就其實際運用來說今天畢竟已經過時”。

　　第三,他們對在《共產黨宣言》中個別表述不夠確切的地方加以完善。《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話是: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一表述顯然是不確切的,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轉引這句話時在前面加上了一個括弧,在括弧中他寫道:“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在隨后的1888年英文版的正文中,恩格斯特地在“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經這樣一補充,原文中的這句話就變得更加準確、嚴密,更加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現實。

　　第四,他們把依據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實踐而獲得的新的理論成果,補充進《共產黨宣言》之中。《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非常關心俄國的革命運動。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們在闡述俄國應如何根據《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來解決所面臨的歷史任務時,提出了應當怎樣看待俄國農村公社的問題。他們這樣詢問道:“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他們所作出的回答是:“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所補充進《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一論斷,后來被“十月革命”所完全證實。恩格斯在1892年的波蘭文版序言中,論述了伴隨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波蘭無產階級與民族運動的關系,他指出:“波蘭貴族既沒有能夠保持住波蘭獨立,也沒有能夠重新爭得波蘭獨立……這種獨立只有年輕的波蘭無產階級才能爭得,而且在波蘭無產階級手里會很好地保持住。”恩格斯不僅把波蘭的民族獨立寄希望于波蘭的無產階級,而且還向國際無產階級發出號召:波蘭的這種獨立“是實現歐洲民族和諧的合作所必需的”,“歐洲所有其余各國工人都像波蘭工人本身一樣需要波蘭的獨立”。恩格斯在這里所闡述的波蘭無產階級對于民族獨立的歷史作用,以及波蘭獨立對于世界和諧的意義的觀點,被后來的歷史進程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從上面所分析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篇序言中對《共產黨宣言》的內容所作的修改、說明和補充中,我們可以充分地看出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那種嚴肅的科學態度和可貴的理論創新精神。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不把自己的理論詞句當做一成不變的絕對真理,相反,他們強調自己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共產黨宣言》的7篇序言反映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正是這樣要求自己,也是這樣對待自己的理論的。

　　問題在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7篇序言中,對《共產黨宣言》的內容作出這樣的修改、說明和補充,是不是意味著他們已從根本上放棄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我們高度贊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共產黨宣言》的內容作出這樣的修改、說明和補充,是不是表明我們已確認他們已放棄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完全不是如此。他們是在堅持《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結合時代的變遷和工人運動的實際發展情況,而作出這樣的修改、說明和補充的。在一定意義上,他們是為了更好地堅持《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才這樣做的。

　　2.7篇序言反復申明《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

　　我們還是按照序言的時間順序,看一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7篇序言中,在對《共產黨宣言》的內容作出這樣的修改、說明和補充的同時,又是怎樣反復申明《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以及又是怎樣肯定《共產黨宣言》的歷史作用的。

　　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共產黨宣言》的有些內容已過時需要修正的同時,強調說:“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

　　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也就是說,他們把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作為《共產黨宣言》的不可能過時的最重要的原理。他們還說,當《共產黨宣言》在19世紀60年代初俄文第一版問世時,西方認為這件事“不過是著作界的一件奇聞”,而“這種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說“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個人署名了”。他認為,“談不上對《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補充了”,但有必要再次明確《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于是,他概括了“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這就是:

　　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

　　這一段話是對《共產黨宣言》的思想最確切、最精練的概括,揭示了《共產黨宣言》基本原理之間的內在聯系。恩格斯不僅認為“這個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而且實際上還向人們表明,貢獻給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這個思想”是不朽的。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明確地把《共產黨宣言》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綱領”。他這樣說道:“《宣言》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現代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現在,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是從西伯利亞到加利福尼亞的千百萬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

　　恩格斯為了強調《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的正確性,在這里轉引了他在前一個序言中所概括的“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并特地指出:“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

　　恩格斯在這里又說明了為什么把這一《宣言》稱為《共產黨宣言》而不叫《社會主義宣言》的緣由,在他看來,主要原因就在于,當時“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運動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他還特地補充說:“后來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稱拋棄。”恩格斯說“從來也沒有想到”要拋棄共產主義這個名稱,是他與馬克思從來也沒有放棄《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的最好佐證。

　　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全部轉述了他與馬克思最后共同署名的那個序言,即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全部內容。恩格斯之所以這樣做,一個重要原因是要再次肯定“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這一俄文版序言中曾經強調過的《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

　　在1892年波蘭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非常高興地敘述說,“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來《宣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測量歐洲大陸大工業發展的一種尺度”,“根據《宣言》用某國文字發行的份數,不僅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該國工人運動的狀況,而且可以相當準確地判斷該國大工業發展的程度”。關鍵在于,他還論述了《共產黨宣言》之所以具有如此效用的原因:“某一國家的大工業越發展,該國工人想要弄清他們作為工人階級在有產階級面前所處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強烈,工人中間的社會主義運動也就越擴大,對《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長。”恩格斯講得十分清楚,《共產黨宣言》的功能就在于能滿足無產階級了解自己的真實處境和歷史使命的欲望,工業越是發展,無產階級的這種愿望就越是強烈,從而對《共產黨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大。

　　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根據1848年革命,以及1848年革命以來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實踐,高度肯定了《共產黨宣言》中所作出的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的判斷。他這樣說道:“最近45年以來,資產階級制度在各國引起了大工業的飛速發展,同時造成了人數眾多的、緊密團結的、強大的無產階級;這樣它就產生了——正如《宣言》所說——它自身的掘墓人。” 他還預言,《共產黨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出版能成為“良好的預兆”,意大利因此“會給我們一個新的但丁來宣告這個無產階級新紀元的誕生”。沒有對《共產黨宣言》所提出的基本原理的堅定信念,就不可能如此樂觀地展望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和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前景!

　　我們在這里確實看不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放棄《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的絲毫痕跡,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放棄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的說法是無稽之談。在每一篇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結合當時社會經濟、革命斗爭形勢和政治狀況等方面的新變化,對原來的思想作出新的補充和新的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實際上是通過寫序言的形式來堅持和發展《共產黨宣言》的思想。

　　二、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不能證明恩格斯已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

　　1842年11月—1844年8月,恩格斯在英國曼徹斯特期間,踏遍這個城市,訪問了工人居住區,獲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基于這些材料,恩格斯寫成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根據親身觀察和可靠材料)一書。1886年,當《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美國出版時,恩格斯為該書寫了“美國版附錄”。在“美國版附錄”中可以看到這么一段話:

　　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學派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

　　前段時期國內就有人以這91個中文字為證,說恩格斯在這里已把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名篇”,即《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都否定了,說恩格斯實際上到了1886年已公開宣布放棄了共產主義理論。因此,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中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的說法在國內不脛而走。下面我們就來研讀一下包括這91個中文字在內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看看恩格斯在這里究竟放棄了怎樣的理論,能否就此證明恩格斯本人已不再具有共產主義的信仰。

　　1.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中究竟講了些什么

　　為了解恩格斯的本意,我們把這91個中文字的前后與相關文字完整地引述一下。恩格斯寫道:

　　用講英語的讀者的本族語言呈獻給他們的這本書,是四十多年以前寫的。那時作者還年輕,只有二十四歲,所以這本書就帶有作者青年時代的烙印,反映著他青年時代的優點和缺點;但是無論優點或缺點都沒有什么使他臉紅的地方。這本書譯成英文,完全不是作者倡議的。

　　恩格斯還寫道:

　　幾乎用不著指出,本書在哲學、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總的理論觀點,和我現在的觀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還沒有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從那時起,首先是并且幾乎完全是馬克思的勞績,它才徹底發展成為科學。我這本書只是它的胚胎發展的一個階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還要再現出我們的祖先魚類的鰓弧一樣,在本書中到處都可以發現現代社會主義從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哲學起源的痕跡。例如,本書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曾宣稱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這一論斷——雖然當時它對封建主義來說是一個抽象的歷史真理——很快就變成了一句純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話而在革命斗爭的火焰中煙消云散了。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于工人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斗爭之上、企圖把兩個互相斗爭的階級的利益調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

　　現在我們就來具體分析一下恩格斯所寫下的這一大段文字:

　　首先,恩格斯在這里反復強調《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自己四十多年前寫下的,“帶有作者青年時代的烙印,反映著他青年時代的優點和缺點”,這本書的觀點“和我現在的觀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這本書“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還要再現出我們的祖先魚類的鰓弧一樣”。至于為什么這本書所論述的觀點還是一種不成熟的觀點,在恩格斯看來,原因很簡單,這就是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沒有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他和馬克思還沒有將社會主義發展成為科學社會主義,他還不是一個科學社會主義者。

　　其次,恩格斯在論述這本書的不成熟的觀點時,特別列舉了他自己當時對共產主義的理解。這就是他當時這樣來理解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他強調對共產主義的這種理解“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從這里可以看到,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中確實放棄了一種共產主義,但所放棄的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論述的那種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學說。用“移花接木”的方法把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論述的那種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學說的否定,說成是對《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所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否定是毫無根據的。

　　再次,恩格斯對自己所放棄的這種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作出了較為詳盡的論述。恩格斯不是一般地對所放棄的這種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作一個判斷——“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而且還就何以如此作出了解釋。在加以解釋時,恩格斯把對共產主義的這種理解與他寫“美國版附錄”時所流行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認為這種“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要害就是抹殺階級性,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共同利益凌駕于工人的階級利益之上,工人階級和資本家的合作共存凌駕于階級斗爭之上,企圖把兩個互相斗爭的階級的利益調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恩格斯特別指出,鼓吹這種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如果不是還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兇惡的敵人,披著羊皮的豺狼”。

　　恩格斯在這里把自己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這種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概括為:“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學派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讓我們回顧一下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相關論述,以便對恩格斯在這里所作出的這一概括有更真切的了解。恩格斯是這樣說的:“在原則上,共產主義是超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共產主義只承認這種敵對在目前的歷史意義,但是否認它在將來還有存在的必要;共產主義正是以消除這種敵對為目的的。所以,只要這種敵對還存在,共產主義就認為,無產階級對他們的奴役者的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開始的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杠桿;但是共產主義比這種憤怒更進了一步,因為它并不僅僅是工人的事業,而是全人類的事業。”“因為共產主義超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所以它和純粹無產階級的憲章運動比起來,更容易為資產階級的優秀的代表人物(但是這種人是極少的,而且只能從正在成長的一代中去尋找)所贊同。”從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這段話可以看出,盡管不能把恩格斯當時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與他在寫“美國版附錄”時所流行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同日而語,但是它確實具有超階級的特征,恩格斯說它“在抽象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是有理由的。

　　最后,恩格斯在否定不成熟的共產主義的學說的基礎上,又對他所要堅持的“成熟的共產主義”理論作了“畫龍點睛”式的論述。這就是那91個中文字后面的那句話:“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這句話可以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的精髓。別指望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一起完成實現共產主義的事業,共產主義事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共產主義事業的主體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來履行自己的歷史使命。隨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革命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他們的共產主義理論也從超階級的“人道主義”理論轉變為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科學的理論。自他們成為真正的科學共產主義者以后,就一直堅持這樣的理論。實際上,在恩格斯寫下《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后不到三年,即在1847年,他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就已超越了那種超階級的觀點,把共產主義表述為“關于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學說”。再往后一年,即1848年,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在《共產黨宣言》中更是這樣說道:“共產黨一分鐘也不忽略教育工人盡可能明確地意識到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敵對的對立。”

　　2.從恩格斯為三大名篇再版作的序看出恩格斯晚年沒有放棄三大名篇的共產主義學說

　　那些提出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名篇《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的共產主義理論的人,完全不顧起碼的歷史事實。恩格斯是在1886年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寫“美國版附錄”的,隨后幾年,《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這三大名篇在歐洲都一再重版,恩格斯為這三大名篇的若干再版版本作序。恩格斯所作的這些序言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恩格斯在晚年非但沒有放棄這三大名篇的共產主義學說,而且還一再聲明堅持這一學說。下面我們就具體地看一下恩格斯在1886年以后為這三大名篇所作的序言:

　　前邊我們已引述過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恩格斯在1888年所作的那個《共產黨宣言》的序言中,一方面明確地把《共產黨宣言》視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綱領”,另一方面又重申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下的結論:“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來說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這是恩格斯在1888年寫下的文字,強調的是《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甚至說連修改的權利都沒有,怎么可以閉眼不看這一事實,竟然說在兩年前即1886年,恩格斯已放棄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理論了?

　　1891年柏林的《前進報》要再版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恩格斯特地寫了“導言”,即《卡·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導言》。恩格斯在這里這樣寫道:“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范他們。”“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眾所周知,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科學共產主義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恩格斯在1891年重申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則,重申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說恩格斯于1886年就已放棄了《法蘭西內戰》的科學共產主義學說豈不是無稽之談?1891年,恩格斯主持出版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的單行本,并親自為該書作序,這就是《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序言》。恩格斯在這里把《哥達綱領批判》視為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獻。恩格斯這樣說道:“如果我還不發表這個與這次討論有關的重要的——也許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隱匿罪了。”恩格斯在這里提出,《哥達綱領批判》這個文件如此重要,以至于他還不及時把它公開發表,自己就要犯“隱匿罪”了。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日給左爾格的信中,也對《哥達綱領批判》“發揮了充分的作用”這一點表示“感到滿意”。如果恩格斯早在1886年就已放棄了《哥達綱領批判》的基本理論,為什么在1891年還要出版《哥達綱領批判》的單行本,并還為之作序?為什么對該書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如此大的作用,而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3.再引證兩個歷史事實

　　說來說去,這些人之所以如此不顧文本和歷史的真實性,大肆宣揚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中的這91個中文字,就是為了說明恩格斯到了晚年已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已不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了進一步駁斥這種觀點的荒謬性,我們引證一個歷史事實。1890年,恩格斯70歲了。為了表達對這位共產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敬意,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學派和組織紛紛以各種形式向恩格斯致以70歲生日的祝賀。其中法國工人黨全國委員會的賀信中有這樣一段話:“親愛的公民:我們祝您——同馬克思一起作為很快就要達到目的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家的人,保持著火熱的心和年輕人的熱情的人健康長壽,祝您像新的摩西一樣,能夠看到無產階級進入共產主義的樂土。”

　　恩格斯是這樣回答這些賀信的:“請你們相信,我的余生和我尚存的精力將獻給為無產階級事業而進行的斗爭”,“我只有莊嚴地許約,要以自己的余生積極地為無產階級服務”,“我將以我還余下的有限歲月,和我還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獻給我為之服務已近五十年的偉大事業——國際無產階級的事業”。這是70歲的恩格斯所發出的心聲,絲毫看不出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放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痕跡。恰恰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是這位共產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

　　為了說明恩格斯本人在晚年堅持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堅持認為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們還可以引證一個史實。1894年1月,恩格斯在柏林出版了《〈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1871-1875)》。恩格斯為這一論文集寫了序,在這篇序言中,恩格斯特地闡明了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區別,并且解釋了為什么他和馬克思“處處不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做共產主義者”的原因。他是這樣解釋的:“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里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法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指對工人階級懷著或多或少持久的但總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義者”。而“在德國,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是拉薩爾派”,“道地拉薩爾式的由國家資助的生產合作社仍然是他們綱領中唯一被正式承認的東西”。恩格斯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對馬克思和我來說,用如此有伸縮性的名稱來表示我們特有的觀點是絕對不行的”。恩格斯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接著指出,盡管“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但是“對于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于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恩格斯最后這樣告誡所有追隨他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恩格斯在這里說得如此清楚,即使形勢發生了某些變化,黨也在發展,但“共產黨”的名稱不能改變,共產主義的目標不能丟,不能把共產主義者混同為社會民主主義者。事情十分清楚,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中,他是站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立場上來否定早期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學說。那些抓住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美國版附錄”中的91個中文字大做文章的人,是完全顛倒了否定與被否定的關系。按照他們的理解,恩格斯是站在早期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學說的立場上否定了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明明是恩格斯用三大名篇所闡述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否定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以那91個中文字為主要內容的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學說,而他們偏要說成是恩格斯用那91個中文字為主要內容的不成熟的共產主義學說否定了三大名篇所闡述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

　　三、《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并不能證明恩格斯已是個社會民主主義者

　　1895年1月3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進報出版社經理理查·費舍寫信給恩格斯,請求他同意該出版社把馬克思在1850年《新萊茵報》上發表的論述法國1848年革命的一組文章印成小冊子出版,還請求恩格斯為這個單行本寫一篇導言。恩格斯同意了這個計劃,并在1895年2月14日—3月6日把“導言”撰寫完畢。這就是著名的《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這篇“導言”寫完以后不到五個月,即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就去世了。這篇“導言”確實是恩格斯一生所寫的最后一篇重要的政治論文,被視為恩格斯所留下的“政治遺囑”。在這篇“導言”中,我們不時可以看到這樣的詞句:“歷史表明我們曾經錯了”,“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想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等。伯恩斯坦當年就以這篇“導言”中的這些話為依據,說恩格斯在晚年已著手“修正”馬克思主義,甚至以這篇“導言”作為自己的修正主義的出發點,今天我們國內一些人也以這篇“導言”中的這些話為依據,論證恩格斯晚年已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即民主社會主義階段,論證恩格斯在晚年實際上已是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這里,我們就來認真研讀一下恩格斯的這篇“導言”,看看恩格斯到了晚年是不是已從共產主義者變成社會民主主義者。

　　1.恩格斯在生前反對有人利用和歪曲他的《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

　　必須首先說明的是,恩格斯還在世的時候,也就是說,在從完成《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的寫作的1895年3月6日至他8月5日逝世這不到五個月的時間里,他本人就曾數次強烈地對有人歪曲他的“導言”的基本思想,把他說成力主工人階級在任何情況下都只能通過和平途徑取得政權這一點表示不滿。當時,黨的機關報《前進報》以社論的形式發表了一篇題為“目前革命應當怎樣進行”的文章,文章未經恩格斯的同意,從他剛寫完的“導言”中斷章取義地引了幾段話,而這幾段話給人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恩格斯成了“無論如何要守法”的捍衛者。恩格斯閱后非常氣憤,當即向《前進報》編輯李卜克內西提出強烈抗議,對如此地歪曲他的觀點表示不滿。他在1895年4月1日“致卡爾·考茨基”的信中這樣說道:“今天我驚訝地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成了一個溫順平和、無論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別希望《導言》現在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印象。”過了兩天,即在1895年4月3日,他又致信保爾·拉法格說:“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寫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對使用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候,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要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

　　看了恩格斯的這些話,一方面我們知道,還在恩格斯在世的時候,就有人利用他所寫的這篇“導言”做文章,企圖把他說成是一個完全反對暴力革命的改良主義者;另一方面我們還知道,恩格斯在當時就已旗幟鮮明地對此表示了反對態度。從中我們完全可以進一步得出結論,今天有人繼續利用這篇“導言”來曲解恩格斯也并不奇怪,而倘若恩格斯地下有知,他也會加以堅決地反對。

　　2.恩格斯確實肯定利用普選權

　　這些人之所以利用這篇“導言”把恩格斯說成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說來說去是因為恩格斯在這里對工人階級爭取和利用普選權的肯定。恩格斯在這里確實贊賞并推崇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普選權。他稱贊德國社會民主黨“給了世界各國的同志們一件新的武器——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使用普選權”。

　　他也非常贊同《法國馬克思主義綱領》中所說的:“選舉權已經被他們,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的工具。”恩格斯還具體列舉了選舉權對工人階級的種種好處,例如“通過定期標志出的選票數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長,同樣地既加強工人的勝利信心,又加強敵人的恐懼”;“給我們提供了關于我們自身力量和各個敵對黨派力量的精確情報,從而給了我們一把衡量我們的行動是否適度的獨一無二的尺子”;“它給了我們獨一無二的手段到人民還疏遠我們的地方去接觸群眾,并迫使一切政黨在全體人民面前回答我們的抨擊,維護自己的觀點和行動”;“它在帝國國會中給我們的代表提供了一個講壇,我們的代表在這個講壇上可以比在報刊上和集會上更有權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議會中的對手和議會外的群眾講話”,等等。

　　基于工人階級利用普選權所帶來的種種好處,恩格斯得出結論說:“在資產階級用來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一些東西是工人階級能夠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斗爭的。”“結果弄得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必須指出的是,利用普選權實際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持有的一個觀點,而不是到了晚年才提出來的,特別是到了寫作《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的1895年才提出來的。如果說因為肯定了利用普選權就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那么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了。正如恩格斯在這篇“導言”中所指出的:“《共產主義宣言》早已宣布,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斗的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

　　這就是說,恩格斯自己也承認,早在他與馬克思在1848年共同推出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有了利用普選權的思想。那么能不能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馬克思主義時就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能不能認為作為“全世界無產者共同綱領”的《共產黨宣言》的名稱是一個名不符實的名稱,確切地應當稱之為《社會民主黨宣言》 ?顯然不能。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不僅在《共產黨宣言》中肯定對普選權的利用,而且在其他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觀點。如馬克思于1850年為法國工人黨起草的《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中就提出:“這種集體占有只有通過組成為獨立政黨的生產者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革命活動才能實現;要建立上述組織,就必須使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的普選權。”到了晚年,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對利用普選權有了更良好的期待,這也是事實。除了在《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恩格斯對利用普選權的贊賞外,恩格斯在其他場合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如恩格斯于1893年9月在維也納的社會民主黨人大會上的演說中提到:“現在你們正在進行爭取普選權的斗爭;它是無產階級手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普選權是檢驗黨的影響、計算黨的力量的唯一手段。最近二十年的德國歷史教導我們認識這一點。”

　　3.恩格斯在肯定利用普選權的同時,又對迷戀利用普選權進行了批評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對利用普選權的肯定,也可以看到他們對西方民主制度,對迷戀利用普選權的批評。而且他們在肯定利用普選權時,處處強調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制度局限”和“階級局限”,實際上對西方的民主制始終抱有很大的戒心。

　　應當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評貫穿于他們一生的著作之中,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揭露構成了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就提出西方的議會制只不過是“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么人在議會中當人民的假代表”。這是馬克思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一個最經典、最具代表性的表述。顯然這一表述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認知主要是負面的。恩格斯對于西方議會民主制度曾經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標尺”論。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這樣說道:“普選制是衡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里,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把“普選制”作為用以衡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說明恩格斯對西方議會民主制度對工人階級的真正意義并不持樂觀態度。

　　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的詞句,馬上就會發現,他們從來不會明確地說這一制度已經沒有“制度局限”和“階級局限”,從來沒有要工人階級完全認同這一制度。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即1894年,給保爾·拉法格寫過一封信,正是在這封信中,恩格斯表達了他對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戒心。他在信中這樣說道:

　　對無產階級來說,共和國和君主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于,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但是,共和國像其他任何政體一樣,是由它的內容決定的;只要它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國一樣敵視我們(撇開敵視的形式不談)。因此,無論把它看作本質上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還是當它還被資產階級掌握時,就把社會主義的使命委托給它,都是毫無根據的幻想。我們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讓步,但是決不能把我們自己的工作交給它去完成;即使我們能夠通過一個強大得一天之內就能使自己變為多數派的少數派去監督它,也不能那樣做……

　　恩格斯在這里明確地提出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是由其內容決定的,如按其內容來分析,它毫無疑問就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它必然要敵視無產階級。正因為如此,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對它抱毫無根據的幻想,不能把自己的工作交給它來完成。我們還可看一看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是如何在肯定利用普選權的同時,又對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的伎倆作出分析的。他揭露說,正當無產階級政黨在積極參與和利用議會民主制度之時,控制議會的資產階級政要卻在“破壞憲法,實行獨裁,恢復專制”。

　　恩格斯這樣說道:“他們盡可以去通過他們的反顛覆法草案,把這些草案弄得更殘忍些,把全部刑法變成一塊可以隨便捏的橡皮,而他們所能得到的,只是再次證明自己無能為力罷了。”“他們要想認真地對付社會民主黨就不得不采取完全不同的辦法。現在社會民主黨是靠遵守法律來從事顛覆的,要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顛覆,他們就只能運用秩序黨式的顛覆,即非破壞法律不可的顛覆。”

　　恩格斯的意思是說,當議會民主制度變得對無產階級有利之時,資產階級馬上會露出真面目,他們會改變法律,破壞現成的法律,甚至實行獨裁,恢復專制。當然在恩格斯看來,資產階級一旦破壞法律,恢復專制,也是不能得逞的。他這樣正告資產階級:“如果有一方破壞契約,整個契約就要作廢,另一方也就不再受約束”,“如果你們破壞帝國憲法,那么社會民主黨也就可以放開手腳,能隨意對付你們了。但是它屆時究竟會怎樣做——這點它今天未必會告訴你們。”

　　恩格斯這里是在正告資產階級,但實際上他也是在提醒無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政要隨時會翻臉破壞現成的法律,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也必須隨時準備“不再受自己承擔的義務的約束”,用其他的任何手段對付資產階級。

　　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講到進行合法斗爭時,往往用一個限制詞“現在”,也就是說,在恩格斯看來,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只有在“現在”這種形勢下才有一定的可行性。當時社會民主黨的某些領導人在發表這個“導言”時,要求恩格斯把“現在”這個限制詞去掉。恩格斯知道這個限制詞在這里的分量很重,刪去它就意味著把利用普選權、進行合法斗爭變成一個普適的戰略,于是他堅決不同意刪掉這個限制詞。他明確地對這些領導人說:“你們想去掉‘現在’一詞,也就是把暫時的策略變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對意義的策略變成具有絕對意義的策略。我不會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恥辱。”恩格斯似乎早已預見到,把“現在”這個限制詞去掉,有人就會因此把他說成是一個力主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從而會使自己“蒙受恥辱”。現在的問題是,即使他沒有把這個詞刪掉,也有人要讓他“蒙受恥辱”。恩格斯在這個時期反復申明無產階級政黨的“守法”,利用普選權只是一種暫時使用的斗爭手段。他在不同的場合不斷地指出:“守法——目前暫時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還是適用的,但決不是不惜任何代價的守法,即使是口頭上也罷!”

　　4.恩格斯在肯定利用普選權的同時,從來也沒有否定過利用暴力的手段奪取政權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利用普選權的同時,從來也沒有否定過利用暴力的手段奪取政權,他們始終堅持合法的改良斗爭和暴力革命“兩手論”,而不是“一手論”。

　　首先必須搞清楚的是,恩格斯在《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有沒有明確地反對暴力革命。一些學者通過歪曲地引用恩格斯相關的言語,認為恩格斯在這里對暴力革命持反對態度,實際上并非如此。他們所引的是恩格斯下述一段話:“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暴露出我們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走得更遠:它不僅打破了我們當時的錯誤看法,并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條件。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這一點值得在這里比較仔細地加以探討。”引者在“1848年的斗爭方法”后用括弧加了一個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這樣一來,恩格斯在這里就把暴力革命作為一種“已經陳舊”的方法加以否定掉了。問題在于,恩格斯把此作為一種“已經陳舊”的方法加以否定的“1848年的斗爭方法”,指的就是“《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嗎?只要仔細地閱讀一下原文就可知道,這是引者為了說明恩格斯是反對暴力革命的,通過“移花接木”的手段強加給恩格斯的。那么被恩格斯視為“已經陳舊”的方法的“1848年的斗爭方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事實上,恩格斯在這里講得非常清楚,指的是“那些表現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壘戰”,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維也納”、“1849年5月在德勒斯頓”的那種方法。

　　恩格斯認為,由于“斗爭的條件”“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這種“舊式的起義”,即“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筑壘巷戰,現在大大過時了”。可見恩格斯認為“已經陳舊”而必須要加以否定的只是“街壘戰”,而不是普遍的“暴力革命”,也就是說,恩格斯所否定的只是“暴力革命”中的某種形式,而不是全部的暴力革命。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無產階級的導師是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暴力革命”的,即使在他們肯定合法斗爭之時,也再三提醒人們不要放棄暴力手段。讓我們看一下馬克思于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上那個著名的演說中是怎么說的:“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以便建立一個新勞動組織。”“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使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桿”。請看,馬克思在這里對暴力革命與和平手段之間的關系講得如此辯證和切合實際,他把暴力視為“我們革命的杠桿”又是如此明確!

　　我們再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9年3月,在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對“蘇黎世三人團”,即卡·赫希伯格、愛·伯恩斯坦和卡·奧·施拉姆的批評。這三人主張社會民主黨人就不應當像“愛好街壘戰的無賴”那樣參加斗爭,而寧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動平息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這三人的這一主張后氣憤地說道:“既然連黨的領導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這些人的手里,那黨簡直就是受了閹割,而不再有無產階級的銳氣了”,“黨怎么能夠再容忍”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留在自己隊伍中,這是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蘇黎世三人團”與184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是一丘之貉,他們都“心懷恐懼地聲明,無產階級迫于自己的革命地位,可能‘走得太遠’”。“不要采取堅決的政治上的反對立場,而應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對政府和資產階級,而應嘗試爭取他們,說服他們。不要猛烈地反抗從上面來的迫害,而應逆來順受,并且承認懲罰是罪有應得。”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蘇黎世三人團”對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只是在“紙上”“承認”,“但是在實踐中去抹殺、沖淡和削弱它”,批評“蘇黎世三人團”一心搞合法斗爭,把“最終的大災難”變成一個“漸進的、逐步的和盡可能溫和的瓦解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對“蘇黎世三人團”的批評,具有極強的針對性,不僅擊中了“蘇黎世三人團”的要害,而且對當今中國那些熱衷于把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成是“反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的人來說,也是當頭一棒。最后我們再看一看恩格斯寫完《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以后,預見到有人會利用這篇“導言”來反對暴力革命,是如何“有言在先”的。

　　在前面我們已說過,恩格斯是應理查·費舍之約寫這篇“導言”的。在“導言”完稿后的第二天,即1885年3月8日,他就致信此人說:“我不能容忍你們立誓忠于絕對守法,任何情況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違犯的法律面前也要守法,簡言之,即忠于右臉挨了耳光再把左臉送過去的政策。”“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么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

　　還有什么比此更清楚的話能反映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態度的呢?恩格斯絕對不是一個主張“右臉挨了耳光再把左臉送過去”的人,絕對不會同意放棄暴力行為,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我們怎么可以撇開了恩格斯這些明確的語言、明確的態度,片面地解讀這篇被視為恩格斯的“政治遺囑”的“導言”呢?

　　四、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并沒有推翻第一卷的結論

　　馬克思大約在1865年基本上完成了《資本論》第三卷手稿。后經恩格斯近十年的編輯和修訂,于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即1894年,《資本論》第三卷正式出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作出了精辟的論述。國內學術界一些人,就通過“過度解讀”和“片面解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關于股份制的若干段話,“發現”《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結論,按照《資本論》第三卷的觀點“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他們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窮經”研究資本主義的最終結論,而這個最終結論表明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這里,我們就研讀一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論述股份制的幾段話,看看這幾段話是否包含這些學者所說的含義。

　　1.馬克思對股份制和信用制度的論述看不出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含義

　　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股份制究竟意味著什么?究竟如何看待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說道:“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如果說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那只是因為按性質來說具有彈性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質是: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他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造成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我們在這里一方面看到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中出現的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是“生產過剩和商業危機的主要杠桿”,把“用剝削別人的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另一方面又看到馬克思把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視為“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是“轉到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顯然,馬克思強調的是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是對原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揚棄,是對原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否定,我們在這里絲毫也看不出馬克思對股份制和信用制度的論述包含肯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意思。

　　我們還可看一下恩格斯在整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的過程中,就馬克思有關股份制和信用制度的論述用括號所插的一段話,這段話可以被視為對馬克思相關思想的解釋。恩格斯是這樣說的:“自從馬克思寫了上面這些話以來,大家知道,一些新的產業經營的形式發展起來了。這些形式代表著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業的一切領域內,生產現在能以日益增長的速度增加,與此相反,這些增產的產品的市場的擴大卻不斷地變慢。”“結果是全面的經常的生產過剩,價格下跌,利潤下降甚至完全消失;總之,歷來受人稱贊的競爭自由已經日暮途窮,必然要自行宣告明顯的可恥破產。”“競爭已經為壟斷所代替,并且已經最令人鼓舞地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

　　恩格斯在這里基于馬克思就股份制和信用制度發表自己的觀點以來的客觀存在的事實,對股份制和信用制度究竟給資本主義帶來了什么,作出了最清楚的論述。根據恩格斯的論述,我們再次可以看到股份制和信用制度的出現,并不是像國內那些人所說的實現了“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從而“使資產階級的統治虛幻化”,資本主義因此“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而是意味著“生產過剩的加劇”,“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

　　2.從《資本論》第三卷中直接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幾段話可以看出《資本論》第三卷與《資本論》第一卷是一脈相承的

　　一些人硬要說“保留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資本論》第三卷的最高成果,硬要說在對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態度上,《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為了說明這一觀點是無稽之談,我們在這里還需要引用幾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直接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話。

　　馬克思指出,即使以純粹經濟學的方式,就是說,“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在資本主義理解力的界限以內,從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立場出發”,表現出“資本主義生產的限制,它的相對性,以純粹經濟學的方式,就是說,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在資本主義理解力的界限以內,從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立場出發而表現出來,也就是說這里表明,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絕對的生產方式,而只是一種歷史的、和物質生產條件的某個有限的發展時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在這里清楚地指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相對性與歷史性。馬克思在談及“保險基金”時這樣說道:“這也是在剩余價值和剩余產品、從而剩余勞動中,除了用來積累,即用來擴大再生產過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后,也必須繼續存在的唯一部分。”馬克思認為,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既定目標,從而才會有“保險基金”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后”“必須繼續存在的唯一部分”這種說法。馬克思在論述“價值決定”的作用時提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后,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的生產類別之間的分配,最后,與此有關的簿記,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馬克思在這里所談的是為什么“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后”,“價值決定”還會長期起作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后”在這里是被他作為一個時間前提提出來的,可見在他看來,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言而喻、順理成章的。馬克思還有“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這樣明確的論斷。具體而言,他是這樣說的:

　　只要資本家的勞動不是由單純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那種生產過程引起,因而這種勞動并不隨著資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這種勞動不只限于剝削他人勞動這個職能;從而,只要這種勞動是由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的形式引起,由許多人為達到共同結果而形成的結合和協作引起,它就同資本完全無關,就像這個形式本身一旦把資本主義的外殼炸毀,就同資本完全無關一樣。

　　馬克思更有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這樣引人注目的提法。馬克思這樣說道:

　　勞動過程的每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都會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形式。這個一定的歷史形式達到一定的成熟階段就會被拋棄,并讓位給較高級的形式。分配關系,從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一定的歷史形式,同生產力,即生產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一旦有了廣度和深度,就表明這樣的危機時刻已經到來。這時,在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

　　看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的這些言辭,我們會馬上想起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類似的話,如“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等等。我們怎么可能不認為《資本論》第三卷與《資本論》第一卷是一脈相承的呢?怎么可能不認為那種“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結論”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出版以后所寫的7篇序言、恩格斯于1886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在美國出版時為該書寫的“美國版附錄”、恩格斯于逝世前五個月所寫下的《卡·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馬克思逝世十年后才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是被一些人用來論證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到了晚年放棄了原先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從共產主義者變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主要依據。上面我們逐一作了駁斥和澄清。認真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原著,我們確實絲毫看不出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到了晚年離開原先的立場、觀點的跡象。當然,在我們看來,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晚年并沒有放棄自己的理論,從而以此作為理由放棄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也是站不住腳的。(天津人民出版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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