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美國和日本在夏威夷“爭議”， 珍珠港東距美國本土舊金山2100海里，西距日本3420海里。當時日本想挾甲午余威恫嚇美國，讓美國退出夏威夷，其目的是阻止美國勢力越過夏威夷并由此將日本的東部安全邊界推至東西半球交界的180º經線。當時夏威夷只住了一萬美國藉居民，但卻有十萬日本藉居民，日本想用移民的方法最終改變夏威夷的主權屬性。1897年6月16日，美國和夏威夷在華盛頓簽署合并條約。日本為此派艦前往，美日雙方海軍對峙，美國不惜武力堅守東太平洋的安全底線。由于日本在東北亞立足未穩，還受著俄國的戰略壓力。日本只有先西后東，將夏威夷問題留待將來總體解決，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對美國合并夏威夷的抗議，調頭東向，準備與沙俄爭奪東北亞的戰爭。1905年，俄國戰敗并退出東北亞。

　　1939年面臨北上還是南進的戰略選擇，5至8月，當時日本選取蘇聯中段突破，但斯大林在遠東部署了足夠的紅軍精銳，利用希特勒向蘇聯發出“求和”的空檔，在諾門坎向日本發起大規模的反攻：8月20日，蘇聯軍隊集中飛機、坦克和重炮的優勢兵力在諾門坎對日軍發起總攻擊，對日軍形成大包圍。日軍近16000兵力，結果死傷近13000名，傷亡率達76%。

　　日方和蘇方對日方的損失有不同的估算，“但不可否定的是，在諾門坎事件中日軍的損失非常慘重是歷史事實”[1]。諾門坎事件是日軍在沒有德國策應的條件下獨立執行“反共產國際”戰略的試探，日本為此付了慘重的代價且沒有得到其盟國德國的同情。這些均對日本國內北進派的信心也是沉重的打擊，近衛文麿任日本首相后曾對德國駐日本大使鄂圖說：“日本通過諾門坎沖突了解到蘇軍實力，日本要在技術、裝備、機械化方面達到蘇軍水平至少還需要兩年”。[2]1941年4月日本和蘇聯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3]。

　　諾門坎之戰大獲全勝的意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全面爆發的前夜，蘇聯以高超的外交藝術瞬間擺脫西東合擊的危境，并從西東兩面將戰火遠遠地推向英國、法國和美國，當然還有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說，蘇聯在諾門坎的勝利使蘇聯獲得全局性的主動。

　　事實上，諾門坎的失敗也使其盟國德國對日本看不起甚至厭惡。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高級軍事會議上告訴他的同事：

　　天皇相當于末代沙皇，懦弱，膽怯，無主見，但愿他為革命所淹沒。我同日本的合作決不會受到歡迎。往后我們將在遠東和阿拉伯策動騷亂。我們應想到我們是主人，而這些民族充其量是一些受騙的猴子，他們想要嘗嘗皮鞭的滋味。[4]

　　將希望寄托于德國而又不北不南的外交彷徨的惡果終于顯現了。就在希特勒發表上面講話的第二天，德國在事先沒有通知日本的情況下與蘇聯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給《反共產國際協定》簽字國的日本無疑是當頭一棒。當年作為軸心國的德國對失敗后的日本都是如此，那后來曾給日本扔下兩顆原子彈的美國那其盟國日本的政策就可想而知。

　　此后日本就再也不敢和斯大林交手了：直至1945年8月蘇軍在中國東北發起對日軍的遠東戰役前，日蘇雙方再未發生大規模軍事對抗行動。柿子總撿軟的捏的日本人，捏不過美國人、捏不過蘇聯人，就捏那位“蔣總統”。

　　欺軟怕硬和得寸進尺，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本性。1938年8月20日，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對海軍大臣將自己的“學習體會”說得明明白白：

　　英國的外交并不是根據信義和感情行事，而是根據徹頭徹尾的利害得失行事，因此，不管你對英國怎樣客氣，也不管你已加強同德意的關系，英國總得寸進尺，能撈多少就撈進多少。我退一步，它就進兩步，這一點早已看穿。它過去的外交史已經告訴人們，對強者采取懷柔和妥協態度，對弱者則以恫嚇獲取實利。[5]

　　就這樣日本被西方的大炮教壞了，教得只知動粗而不知人語了。[6]，1945年12月斯大林在回答蔣經國“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穩腳跟”的問題時，一針見血地表示：“當然，這是可能的，日本這個國家人口多，愛報復。日本希望東山再起。”[7]對此，斯大林也以日本“狼”道還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單方面提前終止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向日本宣戰，最終導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簽訂投降書的第二天，斯大林發表講演，用日本人聽得懂的語言直截了當地告訴日本人蘇聯出兵支持雅爾塔協定的理由。他說:

　　應當指出，日本侵略者不僅使我們的盟國——中國、美國和英國已受到了損失，而且也使我國遭受了極其嚴重的損失。因此，我們自己還單獨有一筆賬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戰爭時，就開始侵略我國。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當日俄雙方還在繼續談判的時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這一點，突然地、背信棄義地、不宣而戰地進犯我國，攻擊旅順口一帶的俄國艦隊，想擊毀幾艘俄國軍艦，從而為自己的艦隊造成有利的形勢。果然它擊毀了俄國的三艘頭等軍艦。值得注意的是，經過37年后，日本又對美國絲毫不差地重用了這種背信棄義的手段，它于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擊毀了這個國家的若干艘戰列艦。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對日戰爭中是戰敗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戰敗的機會，從俄國奪去了薩哈林南部，盤踞千島群島，并從而封鎖了我國在東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鎖了通向蘇聯堪察加和蘇聯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顯然，日本是想把俄國的整個遠東地區奪去。

　　可是，日本對我國的侵略行動，并沒有到此為止。1918年，當我國已建立蘇維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當時英、法、美對蘇維埃國家采取敵對態度的時機，并依靠它們又來侵略我國，占領了遠東，蹂躪我國人民，掠奪蘇聯遠東達四年之久。

　　不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參崴附近哈桑湖一帶侵略我國，目的是要包圍海參崴，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哈勒欣河附近進犯，企圖沖進蘇聯領土，截斷我國西伯利亞鐵道干線，并把遠東從俄國割裂出去。

　　的確，日本在哈桑湖與哈勒欣河一帶的進攻被蘇軍擊潰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恥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裝干涉也被順利地肅清，日本占領者從我國遠東地區被驅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戰爭時期俄軍的失敗，給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憶。那次失敗是我國的一個污點。我國人民相信并在等待著總有一天日本會被打敗，污點會被洗清。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而這一天終于來到了。今天，日本承認自己已被戰敗，并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了。

　　這就是說，薩哈林南部和千島群島將歸還蘇聯，從此以后，這些地方不再是使蘇聯同大洋隔絕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國遠東的基地，而是蘇聯同大洋直接聯系的工具，是我國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8]

　　讀斯大林這篇半個多世紀前的講話，再看今日歷史，盡管經歷了蘇聯解體的巨大變故，今天俄國人對日本北方四島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讓。聯想起同樣取得抗戰勝利、以仁愛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國，今天竟還在僅距中國大陸東海岸不到400里（距浙江溫州港東南約192海里、中國福建福州長樂國際機場東偏南約208海里，而與日本本島相距約486海里）的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仍在與日本人進行著說理與斗爭，令人扼腕。

　　(說明：本文主要內容以《日本歷來欺軟怕硬》為題發表在2013年12月3日《中國國防報》第11版。)

　　[1] 李凡著：《日蘇關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頁。

　　[2] 李凡著：《日蘇關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頁。

　　[3] 《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4月13日，日蘇兩國在莫斯科訂立。1940年7月,日本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通過《時局處理要綱》，欲乘納粹德國橫掃歐洲、英、法敗退之機，武力南進，為避免南北兩線作戰，決定大幅度調整對蘇關系。蘇聯為加強西線戰備，也希望改善日蘇關系。1940年12月日本駐蘇大使建川美次奉命向蘇聯表明訂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意圖，但蘇聯只同意訂立日蘇中立條約。1941年3月外務大臣松岡洋右訪問德國，4月歸國途經莫斯科，7日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展開締約談判。13日雙方訂立《日蘇中立條約》，規定：相互尊重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締約一方若受到第三國攻擊時，另一方保持中立;條約有效期為5年等。作為該條約附件，附加日蘇分別承認蒙古與偽“滿洲國”領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聲明。《蘇日中立條約》的訂立，解除了日本大舉南進的后顧之憂，加快其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步伐。條約內容參見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12-813頁。

　　[4] “希特勒在上薩爾斯堡高級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39年8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30頁。

　　[5] 引自“日本陸軍大臣同海軍大臣的會談”，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頁。

　　[6] 如果有人認為戰后日本右翼的狼式思維有了很大的進化，那就大錯特錯了。1993年8月10日，細川護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20世紀40年代發生的那場戰爭表態說：“我本人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是錯誤的戰爭。”日本遺族會馬上回應說：“細川的講話讓陣亡者的遺族難以忍受，我們要重建被東京審判歪曲了的歷史觀。”此后日本自民黨內成立了所謂的“歷史研究委員會”，并由19名日本政界、輿論界和學術界的“主講人”進行了20場講演，并匯集成冊題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在這本書中第一章“大東亞戰爭的起因”說：“日本的戰爭責任常常被人們提起，但是弱國也應該為自己的弱小而對歷史負責。國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時，弱國應該為自己弱小而對歷史有重要責任。當時的清國和朝鮮就是這樣。”“朝鮮和中國也有相當的責任。由于自身的衰弱，從而招來了俄羅斯的侵略，也招來此后的動蕩。這是朝鮮和中國應對歷史負有的責任。”([日]歷史研究委員會編，東英譯：《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這是典型的狼式邏輯和語言：狼吃小羊是羊的過錯，誰讓你這么弱。如此推論，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也是正確的，誰讓你打不過美國。日本右翼打了100年，戰敗后經過50多年，狼語一點不改。

　　[7] “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5年12月30日21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頁。

　　[8] “告人民書”，《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4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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