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和緣起

　　虛無主義一詞系德文Nihilismus的意譯，源自拉丁文nihil(虛無)。德國哲學家F.H.雅各比1799年在《給費希特的信》中首次使用。后來尼采把否定歷史傳統和道德原則的現象稱為虛無主義。一般認為，虛無主義濫觴于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當時，對于物質宇宙的新觀念、對人性的不同見解，以及文學和藝術表達中的新形式，共同推動了具有現代意識的文化革命，但同時也帶來普遍的焦慮和對歐洲文明的信心危機。資本主義文明從高歌猛進的“資本的年代”邁入到危機初露的“帝國的年代”(霍布斯鮑姆語)，一些西方學者銳敏地感覺到這一點，開始質疑啟蒙運動以來篤信的理性樂觀主義、歷史進步主義、對自然的理性結構的信仰，頌揚非理性在人類生存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海德格爾、薩特等都曾不同程度地闡釋了作為一種個體存在狀態的虛無。

　　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文化思潮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質就是秉持虛無主義歷史觀來認識、分析和解釋歷史現象。這與西方哲學中的存在主義、現象學、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以及史學理論中的相對主義、絕對歷史主義思潮不無關系。就當下而論，歷史虛無主義主要與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的若干影響密切相關。本來，中國的學術土壤中并未曾孕育出歷史虛無主義，但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卻不斷遭遇到歷史虛無主義的挑戰。①

　　國內現有關于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集中于對其表現、特征及其危害的分析，而對其原因尤其是其理論進路措意甚少。筆者以為，就當下而論，三個方面的原因促成了中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興起：首先，從歷史哲學觀念的變化看，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在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并從學術領域擴大到社會領域，其理論主張集中表現在倡導解構宏大歷史、視歷史為文本和凸顯歷史的審美功能等，其淵源可以上溯至波普爾對帶有歷史決定論和目的論特征的歷史主義的批判、亨普爾關于歷史研究中能否應用普遍規律、阿瑟•丹圖關于歷史敘述句的分析，以及更早期的所謂新黑格爾主義者(克羅齊、科林伍德)的觀念論，甚至可以追溯至與尼采同時代的批判歷史哲學家狄爾泰、布拉•德雷等倡導的歷史“理解”觀念。其次，從歷史學的發展看，歷史虛無主義是受二戰后崛興的敘事史(因其內容主要圍繞大眾日常社會生活，故又稱新社會史)的負面影響所致，是以倡導講故事為主的微觀史學濫用的結果。再次，從現實環境看，歷史虛無主義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部分利益集團的政治社會訴求在歷史領域中的投射，以及在市場意識驅動下肆意“消費”歷史的外在顯現。本文僅從歷史哲學視角審視歷史事實問題以剖析其邏輯前提、基本特征及其理論進路。

　　二、現時代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邏輯預設

　　對歷史事實的甄別和判定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它同時構成了歷史解釋和歷史認識的起點。但無論是在史學理論中還是在歷史實踐中，對“歷史事實”標準的質疑一直存在。例如，美國學者貝克爾曾經對歷史事實加以辨析，提出了歷史事實“是什么、在哪里以及發生于何時”這樣三個問題，他以公元前49年凱撒渡過盧比孔河為例，說明所謂的一個簡單的事實只是由“許許多多較小的事實組成”。而且簡單的事實絕不像磚頭那樣是實在的存在物：輪廓清晰、重量可測、喚起堅硬和冷冰冰的感覺。“事實”往往并非如掛在口上那么簡單，在喬伊斯等意識流小說家的筆下，它可能需要794頁厚的書才能描述清楚。[1](p.284)貝克爾辨析的結果是：懷疑“歷史事實”的存在。而19世紀特納的當代繼承人比林頓也強調，歷史學家的偏見和信念等主體性因素在歷史研究中的不可排除性，決定了獲取歷史事實是一個不可得到的奢侈品，它只能存在于相對主義的真理觀中。①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歷史主義的興起》中強調，每個歷史時代都有其自身的獨特價值，因而每個時代都“獨自地面對上帝”。意大利著名哲學家克羅齊更是主張一種“絕對的歷史主義”，認為每一個時代都會對人們共同的歷史提出自己的解釋，有自己的理解。相對于編年史過去發生的“死歷史”，當代人對它們的激活更為重要。學界耳熟能詳的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就出自克羅齊之口。②歷史認識論領域的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看到了歷史認識主體的責任和主觀能動的一面，但又都不同程度地帶有虛無歷史內容和意義的特征，極大地損害了歷史學的科學性，它們是歷史虛無主義在西方史學理論中的早期表現。

　　在有關中國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待歷史事實的態度可概述為以下幾類：一是精心挑選某些歷史細節，比如，20世紀20年代、8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期關于中西文化(文明)對比研究、中西社會性質和社會轉型的比較研究出現的某些情形;③二是從傳播學的角度解構具有“崇高”價值的歷史，如用權謀解構延安整風運動等;三是假設、臆測、抽象推演歷史事件，如《告別革命》中關于康梁維新變法的假設、關于未發生辛亥革命的假設，基于三星堆數目極為有限的出土文物和《圣經•舊約》的傳說而對中華文明淵源的假設;①四是在“反思歷史”和“總結歷史經驗”的幌子下借某些歷史事件戲說或惡搞黨和國家創始者形象，如《走向共和》對孫中山為革命募捐時形象的描繪等。這些不同的態度其實有著共通的歷史研究邏輯預設，即對歷史事實的虛無，具體表現為：一是視“歷史事實”為語言描述意義上的存在;二是視虛構、想象在歷史研究中無處不在。而上述觀念率先出現在經歷語言學轉向后的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界。

　　海登•懷特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后現代主義史學理論的奠基性人物之一，他的許多觀點被稱為新歷史主義或敘事主義，曾對學界頗有影響。他關于事實與事件的區分與貝克爾的史學相對主義見解幾乎如出一轍。懷特認為，一般用語中的“歷史事實”同時包含有“歷史事件”和“關于歷史事件的判斷”的雙重含義。[2](pp.238-239)發生和存在意義上的歷史現象可以識別為事件，而對該現象的語言描述可識別為事實。“事件發生，而事實則由語言描述來形成。”[3](p.18)事件是可經驗的，而事實只是一種觀念，是不可經驗的。“事件”具有一次性和給定性，它一旦發生之后，不因研究者的認識和觀點而改變，其存在不受歷史學家認識的影響。而“事實”往往依靠對它感興趣的研究者根據資料的記載加以建構而成，因而是多樣的、不穩定的。而且，“事件”可以通過文獻記載和遺跡得到不同程度的證明;而“事實”只是“在思想的概念化構建和(或)在想象中的比喻化構建，并且只存在于思想、語言和話語中”。[4](p.397)實際生活中對“歷史事實”的誤用，是因為未能認識到歷史事件一經置于語言的描述之下，就不再是純粹的過去事件的模樣，而是變成帶有解釋色彩的“歷史事實”話語。鑒于不同的解釋者會選擇不同的排序方式來解釋相關的一組事件，這種連接方式代表了一定的主觀傾向性。由于歷史發生過卻無法證明，而且對歷史事件的解釋本身也因事件無法重演而難以得到證明，因而，說一種歷史解釋是事實，另一種歷史解釋不是事實，這種說法本身就不可靠。在索斯蓋特看來，歷史事實不過是主體建構的產物,無異于歷史學家的一種虛構或發明。歷史學家試圖徹底澄清事實、通過資料獲取真相的做法是在自欺欺人。

　　與把整體意義上的“歷史事實”無限細分并行的是，歷史虛無主義夸大歷史學家的“虛構”在歷史認識中的作用。它認為歷史一經發生，就駛入過去的黑洞當中，作為歷史“事實”所指的對象，就決然不復存在，而數千年來人們之所以仍然堅信它的存在，只不過是因為存在某種被想象出來的、充當研究過去實際曾經發生過的“事件”的假設模型而已。為了保證歷史編纂的可讀性，即要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達到為讀者所理解的程度，必須要進行虛構。正如在建構模型過程中為了確保模型的逼真與完整，少不了建構者本身的補充和連接一樣。一個簡單的連詞，甚至一個標點符號，都可能表達出作者的某種態度。例如，《圣伽爾年代記》中的一條記錄“1065年亨利皇帝去世了;然后他的兒子亨利繼位”，表面上作者未曾顯示出對于人類道德和法律制度的關心。但是，作者已經想當然地接受一種法則(即家族繼承法)和一種觀念(即把它當成是一種正當地支配著權威從一代過渡到下一代的原則)。因為“然后”一詞在把兩件事情連接起來的同時，也隱蔽性地傳達出這種法則和觀念，由此構成了一個包括開頭和結尾而且有意義的簡短敘事。這種基于緘默的知識(tacit knowledge)之上的“虛構”往往不易為讀者所覺察，也無處不在。如果說，懷特強調“虛構”是指一種其結果未必為“假”產物的“想象”活動，②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下述觀點，即關于歷史學家在書寫中的表現(書寫模式的選擇和理論的預構)，與文學家、藝術家運思中的“虛構”毫無二致，就明顯走過了頭。一個自然的結果便是，敘說的事可以變成真的事，而究竟它發生過還是沒有發生過，則完全取決于人們相信還是不相信，此即安克斯密特所謂的“敘事實體”。③詹金斯說得更直白：“歷史可說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一種敘事散文體的論述”，撰寫歷史無異于寫小說。[5](p.214)基于上述邏輯預設，主張歷史即敘事的西方學者才敢于解構作為總體意義上的歷史事實，比如，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進而在歷史認識論上否定歷史客觀性，在價值論上倡導多元價值標準，否定歷史進步性、歷史真理，虛無歷史的意義和價值。為了避免對歷史虛無主義評價中政治立場宣示的簡單化做法，我們試著從辨析現時代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關于歷史事實的邏輯預設著手去把握其實質。

　　三、歷史事實的祛蔽

　　我們先討論第一個問題。一個基本的常識是，“歷史”并非完全對應于作為可感“經驗現實”的“過去”。即使現代的信息技術手段能夠全息記錄當下所發生的一切，它們也不等于就是全部的“歷史”。畢竟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歷史事實”，無論是通過歷史學家構想的，還是通過文本表達的，只能是“過去事實”(即“過去現實”)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茫茫的“過去”黑洞之中只有些微部分有機會閃耀發光成為“歷史事實”。典型的事例是，清末內閣多達數袋的檔案，曾被醇親王下令銷毀，若無后來羅振玉、陳垣等的搶救性保護，其中記錄的部分事實怕是永無可能為人所知。“歷史”不等于全部的“過去”，“歷史事實”更不等于全部的“社會現實”。因而，“還原歷史”，既無可能，也不必要。而實踐中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往往抓住某些零散的、碎片化的“歷史事實”(假定其史料依據果真能夠經得起檢驗)，擺出一副論據在手、真理在握的樣子來“恢復歷史面目”或“還原歷史”，并聲言既定歷史(黨史或民族史)中刻意隱瞞和回避了某些不符合其意識形態的“歷史事實”。

　　這種把歷史理解為對現實中發生的現象的還原或者重建，其誤解在理論上并不罕見。19世紀末的蘭克史學就主張歷史學家“排除自我”的一切先入之見和一切理論干擾，一切結論以第一手史料為依據，即所謂“讓史料說話”或“讓事實說話”。事實上，蘭克史學帶有明顯為普魯士專制王朝辯護的意識形態色彩，其關注的只是隱沒了大多數民眾生產生活記錄的少數精英人物的歷史(主要的史料來源是檔案中的精英人物的信函、日記等)，但這個在當時尚可為人們所接受的歷史觀如今已不再可能得到認同。“歷史事實”一經被發現和被解釋(解讀)，就會打上發現者或解讀者的思想和語言烙印，因為“歷史事實”本身不可能具有獨立“說話”和顯現其意義的能力，歷史學家古朗治所稱的“不是我在向你們講話，而是歷史通過我的口在講話”，[6](p.368)如今更多是一種笑談。因為歷史要說什么，或按照什么樣的方式來說，或什么樣的素材能夠作為歷史事實展現出來，這些靠事實是無法解決的，都在于詢問者(歷史研究者或撰寫者)的提問，歸根到底在于提問者秉持什么樣的社會歷史觀。誠然，蘭克學派所倚重的“歷史事實”不是真實的歷史，這并非僅僅因為作為歷史學研究對象的世界一去不返，難以在現實中觸及，還在于每一位歷史研究者開展研究時總要遭遇到他本人的時代局限和認識能力局限，更在于作為“史實”判定重要依據的史料不可避免地帶有記錄者自身的價值取向、情感偏好和主體選擇(檔案館中的卷宗也不例外)。那種相信歷史實在靜靜地躺在檔案館內等待歷史學者去“發現”，或者認為可以排除“詢問者”的個人偏見讓“歷史事實”“開口說話”的見解，只是一種幼稚的、樸素的“歷史實在論”。

　　再看關于“事件”與“事實”的區分存在的問題。

　　第一，把“事件”作為歷史研究的根本元素就值得懷疑。歷史現象除了表現為事件之外，它還表現為某種物質、某種存在和變化狀態(比如工資物價的增長曲線、人口數量的變化規律)、某種精神觀念、某種關系(比如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不同現象間的相關關系和因應關系等)，或者習俗、禮儀、制度等等。埃文斯就曾質疑把“事件”當作一切歷史存在代稱的做法。而且，把歷史學僅僅視為關于“事件”的學問也不妥當。這不僅不適用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或者思想史，也不適用那些更具有‘事件’特征的政治史或軍事史。退一步而論，即便歷史事實僅僅只是對事件的語言描述，就此把歷史研究的重點放在對語言描述過程中連詞成段、連句成篇中所必經的事件取舍、前后順序安排，各自加權等技巧方法層面，而對其描述對象的歷史事件生成的邏輯起點及其內涵本身，例如“事件”發生的背景、“事件”的參與者各自的活動及其發揮的作用、“事件”演變的過程、“事件”的意義等等，卻以“懸置”的形式變相抹去，或者把其中的意識形態嵌入、情節結構設計體現的審美意識放到與歷史認知同等重要的地位，這就完全抽空了歷史本身的內容，也抽空了歷史研究的價值(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正在于此)。

　　第二，并非所有的歷史記載和歷史陳述都是同等武斷地充滿了意識形態和偏見，況且依靠歷史學家經年累月的辛勤勞動的積淀，在歷經反復的考辨和分析之后，關于同一事件的敘述總能在逐漸剝離其意識形態色彩之后顯露出真實面目。借口歷史敘述中包含著無法剔除的意識形態要素就否定歷史事實和歷史真理，這種理論實則走向了對蘭克史學歷史實在論和秉筆直書觀念否定性批判的另一極端，它與上述客觀主義史學在方法論上表現出的謬誤沒有什么兩樣。借助于抽象的細分和形而上的推演，作為總體意義上的歷史事實就被瓦解和虛無了。通常所說的“解構宏大歷史”，其方法上的進路即在于此。

　　歷史事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事實，首先是因為它已經駛入過去的時間，與我們當下的存在之間似乎隔了一條不可跨越的時間鴻溝。這是歷史事實不能以原來的場境重演，也不可能完全還原之所在。但是不能認為，過去的歷史就此永遠完全與當下絕緣。“現實”與那個作為歷史流逝的“過去”之間不是絕對的取而代之的關系，“過去”消融、沉淀或休眠在“現實”之中。何時、出于何種原因要激活那個休眠的“過去”，讓它成為“歷史”，這完全取決于每一代人當下的生存狀態及其需求，也就是說取決于社會現實。

　　四、歷史事實的“實”與“虛”

　　那么，應當怎樣理解“社會現實”及其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呢?在人類思想史上，黑格爾第一次明確把理解“社會現實”作為一項科學的任務標舉出來，并使這一任務的實現成為可能。[7](pp.174-176)但是，黑格爾只是以他思辨的唯心主義的方式完成了這一任務。他把市民社會現象的矛盾直接歸入“本質中的理念中的統一”，對作為理念的國家本質的揭示變成了對現存事物的哲學辯護，同時使實存僅僅表現為這些理念的化身。為此，馬克思把這樣一種哲學的狀況概括為“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和同樣非批判的唯心主義”，[8](p.318)表示對這種具有實證主義和唯心主義特征的哲學的不滿。盡管黑格爾試圖在社會現實的內容中為歷史運動找到一種深刻的表達，但他只是為歷史的運動找到抽象的、邏輯的、思辨的表達，而且由于這種表達本身的非批判性，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揭示的歷史還不是“作為一個當作前提的主體的人的現實歷史”。[8](p.316)相反，正是這種抽象的思想將作為本質內容的社會現實徹底遮蔽。馬克思超越黑格爾的地方在于他重新強調歷史哲學應當是“有前提”的哲學，歷史的主體應當是“有前提”的“現實的人”。

　　一方面，在人類社會的歷史起源問題上，馬克思把基于舊本體論所提出的最初的人和自然的創造者問題斥為一種“抽象的產物”。絕對唯心主義所設想的那種本質，說到底乃是與人和自然界的一切現實規定性毫不相關地生成的本質，因而真正說來乃是“非現實的本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特別詳盡地闡發了這個觀點。他說：“任何一個存在物只有當它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時候，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而且只有當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時候，它才是用自己的雙腳站立的。”[8](p.309)因此，人的實踐活動是人類歷史發展自身的原因。人類只有首先從理論上把自己作為自身的原因來看待，才能達到其本質和實存的現實的統一。

　　另一方面，馬克思牢固確立了“現實的個人”或“現實的人”這個唯物史觀的出發點，強調在“現實的人的勞動”中找到了“社會歷史發展的鎖鑰”。黑格爾正確地認識到，實存不等于現實，實存與本質的統一才是現實。與黑格爾把本質鎖定在抽象的“絕對理念”不同，馬克思強調，本質也是在人們的生產生活實踐及其社會關系上形成的。馬克思對“現實的人”的含義包括三個層面：首先，他是具有生命活動特性，“從事生產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人;其次，他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具有一定階級屬性的人;再者，他是依靠自身實踐活動不斷推動自己從低級向高級發展，進而不斷推動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現實的人”依靠自身勞動推動自我和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歷史構圖：人類謀求生存和發展的實踐活動和在實踐活動中增長的實踐能力，構成決定社會歷史進程的終極原因或根本動力;實踐活動的發展和實踐能力的增長既決定著、推動著人們的精神(包括思想、觀念、目的、意志等等)從低級向高級發展，也決定著、推動著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和與之相應的經濟、社會、政治、精神等各個社會生活領域的交往關系及其體現那些交往關系的結構、體制、制度從低級向高級發展，而這也就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的因果必然性規律。[9](p.62)

　　大抵正因為此，對馬克思頗多微詞的海德格爾也曾言，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的觀點比其他的歷史學優越。胡塞爾、薩特都未曾在存在中認識到歷史事物的本質性。[10](p.383)可見，歷史事實只是在社會現實中構成并通過社會現實而顯現的，歷史事實的客觀性歸根結底不過是社會現實的客觀性。如果我們持這樣的歷史觀，那么“歷史現實—歷史事實”的非對應和非均衡關系就能夠破解。

　　研究歷史沒有必要完全徹底地還原歷史，正如沒有必要繪出一張與實際大小完全一樣的地圖。那么，既然如此，歷史事實在歷史學家的研究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換言之，既然難以追求歷史的全真，為什么還要研究歷史呢?這就關涉到前面所提到的歷史事實的連接及其當中的虛構問題。

　　歷史事實的另一規定性在于作為其指涉內容的歷史現象之間的社會聯系。單個的生物性的現象不成其為歷史事實，只有社會性的事實才可能成為歷史事實。“黑人天生不是奴隸”，只有在進入特定的社會關系中才成為奴隸。歷史學的功能不是單純地描繪一種生物性的事實或者存在，而在于揭示這種存在發生變化的動力和機理，通過“現實的人”的多樣性聯系去尋找到一種本質的聯系。套用海德格爾的觀念，歷史存在不是存在者本身，而在于不同歷史存在者之間的關系。當然，這里的“現實的人”的聯系并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系，不只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的聯系，也是指處于自然界中人與自然發生的聯系。同時，歷史學揭示的聯系是“現實的”本質聯系，不是抽象的、神秘的天意的聯系。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現實地把握歷史中現實的聯系過程中，歷史認識主體如何直面所不得不進行的歷史虛構呢?對于真實歷史事件的描述和加工問題，經典作家曾作過論述，普魯東、雨果關于法國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描述同樣包含真實的歷史事件，但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絕不可能是同一個模樣，其認識價值也各不相同：雨果要攻擊“個人的暴力行為”反而把小人物變成了偉人;普魯東本意是對政變的歷史說明，結果變成了為政變辯護。①這一歷史描述的差異固然與書寫者的修養和技藝有關，但歸根到底在于他們歷史觀的差異。不同的歷史觀促使他們選擇不同的書寫方式，站在不同的階級立場，捍衛不同的價值觀念。普魯東看重社會制度環境在歷史進程中的決定作用，雨果則重視精英人物的思想意志動機的決定作用，而這兩種歷史觀主導下的解釋都不能真正揭開法國爆發革命的秘密，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大約在同一時期，馬克思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運用集體主義的研究方法，也對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政變進行分析，他從階級力量對比變化的角度表明了特定環境下個人力量的作用，揭示了法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這個事例啟發我們，歷史書寫中存在多種多樣的模式，而且這種多樣性的背后有一個更具決定性的因素，但它不是科林伍德、黑格爾等觀念論者所認為的那類“絕對觀念”，也不是懷特等人所謂的轉義修辭，而是作為“現實的人”的歷史書寫主體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世界觀，即社會歷史觀。

　　面對同樣的事實，歷史書寫和歷史解釋固然方法多樣，結論各異，但其史學價值高低不等，很大程度上源于歷史書寫者或解釋者所持社會歷史觀的差異。歷史事實確實不是靜靜地躺在歷史博物館里等待人們去發現的實物，它需要歷史研究者以相對科學的社會歷史觀指導，從合理的前提假設出發，遵循一套嚴格的程序，對史料進行不辭辛勞地篩選、辨析、考證和編排。舍棄了科學前提預設的歷史研究，就算其史料非常充足，論證非常嚴謹，也最終難以證明它是歷史事實。

　　五、余論

　　歷史虛無主義者并不像有些批判者武斷地認為的那樣，否定“一些人們已經普遍接受的事實”，強調歷史是一種可以隨意涂鴉的空或無。至少在學理上，即便歷史虛無主義者有著明確的意圖和偏見，他們絕不會愚蠢到對顯而易見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加以否定的程度。有學者指出：“歷史虛無主義并不是對歷史完全虛無，而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11]歷史虛無主義者要虛無、解構和惡搞的是若干按照他自己的歷史觀排斥的不中意的“歷史事實”。歷史虛無主義者借口歷史的選擇性、連接歷史事件方法的多樣性和多變性否認一些經過長期實踐檢驗為真的歷史結論，其謬誤在于未能認識到史學認識、史學方法是受制于社會歷史觀的。科學的社會歷史觀能夠指引人們逼近對歷史事實的客觀認識，而偏頗的社會歷史觀只能把人們誤導到種種非歷史、反歷史的迷途中。正因為如此，在對歷史發展動力、歷史進步、歷史發展規律、歷史主體的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的限定性關系等社會歷史觀重要問題上的見解，最能暴露出歷史虛無主義認識的缺陷，也最能彰顯唯物史觀的科學性。

　　總之，不管歷史虛無主義如何懷疑、懸置、虛空過去發生的歷史，人類當下生產生活中須臾不止的生命活動都是真實不妄、毋庸置疑的。

　　參考文獻：

　　[1]張文杰主編.歷史的話語[M].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

　　[2]Hayden White. “Response to Arthur Marwic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0, No. 2 (1995).

　　[3]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4]Hayden White. “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 (Response to Iggers) ”Rethinking History， 4:3 (2000).

　　[5] [英]基斯•詹金斯. 論歷史是什么 ：從卡爾和艾爾頓到羅蒂和懷特[M]. 江政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6] [英]喬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上冊)[M].耿淡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7]吳曉明.哲學之思與社會現實[M].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龐卓恒.唯物史觀與歷史科學[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10]孫周興選編.海德格爾選集(上卷)[M]. 上海 ： 上海三聯書店，1996.

　　[11]龔書鐸.歷史虛無主義二題[J].高校理論戰線，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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