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東力老師是知識分子中“述而不作”的典型，在1998年出版《精神之旅——新時期以來的美學與知識分子》之后，一直沒有出版新書。但在我們平常聊天時，他卻是高屋建瓴、新見迭出，我來到中國藝術研究院之后，時常聆聽他的談論，感到受益匪淺。一般是午飯后，我們在附近的小區內，邊散步，邊聊天，談論最近的新聞、讀到的文章、網上的事件，以及思想文藝界的動態，等等。散步走了幾圈，我們會找個地方坐下來，繼續聊，直到下午上班時為止。我們聊天的地方，有兩個，一個是在小區里的藤蘿架下，那里有L形的兩排座椅，上方是密布的藤蘿;另一個是在一棵高大的槐樹下，這里有一個石桌和四個石凳，正午的陽光透過枝葉灑落下來，明亮，澄澈，而又斑駁，我們坐在這里談天說地，既是互相切磋、增進學識，也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在研究院的這七年，對我來說，這是最為值得珍惜的場景之一。這樣的聊天，仿佛就是一種“游學”，在祝老師的言談中，我學到了不少東西。在我看來，祝老師是很少的能和學生輩的人平等相處的學者，和他聊天，從不讓人感到有什么壓力，而能夠暢所欲言，他包容、敏銳而細膩，同時又視野開闊，知識淵博。跟他談任何問題，他都可以從一個更高的視點去看，或者他會以敏銳的眼光發現你細節中的矛盾，讓你論述中的罅隙顯露出來，你只能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讓自己的表達更加精確細致，——而這樣的過程，也正是討論逐漸深入的過程，它會讓你澄清個人意識中曖昧不明的部分，從迂回曲折中尋找到真正能夠表述自己的那條小路。

　　我想大多數讀者不會像我一樣，有幸聆聽祝老師的言談，因而這本《文明走到十字路口》是彌足珍貴的。此書收錄了他近20年來的大部分文章，涉及到政治、社會、思潮、文化、文藝等各個層面，對當代中國社會有著敏銳的觀察與思考。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光譜中，祝東力常被劃為“新左派”一翼。1997年以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成了劃分知識分子的標簽，即使在當時，這一分類方式也沒有尊重每一位知識分子個體的復雜性，而只是陷入了不同立場的攻訐。而在15年之后的今天，這一分類方法就更加值得反思。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我們可以看到祝東力的思想軌跡，他從個人的經歷切入對一代人思想的分析，“在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在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下求學和思索，形成了比較右傾的立場觀點。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激于國際國內的重大事變，許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轉。”對于一個學者來說，重要的是對時代的敏感與自我反思的能力，這可以讓他對社會與人生有更深刻的體察，祝東力可以說是最早從“新啟蒙”中走出的知識分子之一。但他的思想也不能以“新左派”簡單地加以概括。在新左派內部，如果以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做更細致的區分，那么可以說祝東力更偏向于民族主義一翼;如果以廟堂與民間做一個橫軸，祝東力則更偏向于民間一側。我想這大致可以概括祝東力在當今思想界的位置。但是這一位置是動態的，我們只能在他的立場、觀點、方法中加以把握，思想的獨立讓他更具超越性，比如此書中關于“中國模式”的分析，關于“全球困境的出路”的分析，就與我們通常所見新左派或民族主義不同，而他對憲政與民主等問題的思考，更是觸及到了一般“左派”不會觸及的問題。但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最能見出祝東力的思想特色。他總是在別人止步的地方開始自己的思考，在對時代問題的回應中發展自己的思想。在這里，其實隱含著對“學術”更為深刻的理解。在祝東力看來，學術并非在故紙堆中尋章摘句，也不是在搬來的某些理論中進行邏輯推演，而是對當代社會中的重大問題提出系統性的思考，因而學術的最高境界是“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對學術的這一理解，讓他撇開那些花哨的招式與裝飾，而直抵我們這個時代最根本的問題。

　　如果我們細讀此書中的文章，便會發現祝東力有一個宏大的歷史視野，比如《文明走到十字路口》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提出問題的，而《中國的歷史使命》、《大目標PK民族主義》、《迎接全球動蕩期的來臨》等文章，則著眼于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28年后回頭重看：潘曉的路和中國的路》、《“紅衛兵—知青一代”的前世今生》等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具體社會文化問題的探討中，祝東力也擅長于在歷史梳理中發現新的問題。在我看來，從這樣的歷史視野提出問題之所以必要與有效，既在于祝東力的思想方法，也在于我們所置身其中的這個時代。對當代中國人來說，我們置身于一個飛速發展而充滿激蕩的時代，如同跳進了一條湍急的河流，時常會辨不清方向。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經歷了“十七年”、“文革”、新時期、90年代以及新世紀的第一個10年，大約每過10年左右，我們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氛圍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讓整個社會與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都充滿了“斷裂”。不僅當代中國如此，1840年以來的中國史同樣充滿了“斷裂”，而自“現代性”問題發生以來，500多年來的人類史同樣如此。在這樣的狀況下，如何建立起內在的統一性，如何面對這些巨大的斷裂，便構成了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問題。而對于一個學者來說，對歷史事件進行梳理，并從更高的視點加以概括，讓我們辨清來時的路，認識當前的處境，并探尋未來的路，便是最值得重視的工作。祝東力從唯物史觀的理論高度，結合政治經濟分析與社會結構分析，孜孜以求地探索中國的路與世界的路，這正是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承擔。他所提出的一些論斷，如對“蘇東模式、東亞模式與中國”的分析，對美國霸權來自于“軍事—高科技霸權、美元—金融霸權和意識心態話語霸權”的分析，都簡潔而深刻，令人難忘。在這些文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對中國現狀與未來的憂患與思考，構成了祝東力問題的核心。在這里，祝東力不僅繼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傳統，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也可以由此理解他的“思想曲折”，盡管與1980年代相比，他的思想、立場與方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這一核心問題并沒有發生變化，或者說，正是對這一核心問題的執著求索，讓他改變了個人的思想立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祝東力是1980年代“新啟蒙”的真正繼承者，他以自我批評的方式完成了思想轉折，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繼續著對這一核心問題的思考與追索。

　　祝東力不僅有開闊宏大的一面，而且有敏銳、細膩的一面，在此書所收入的對具體文藝作品的分析中，我們能領略到他敏銳的藝術感覺，以及細膩的感受力。對我個人來說，讀到他早期的文章《文化符號學短論(九則)》和《錢鐘書現象》是意外的驚喜，這些文章呈現出了他的另外一面，《文化符號學短論(九則)》的風格介于詩歌與散文之間，而又精辟透徹，《錢鐘書現象》指出，“在古今中西浩瀚典籍的運用上，錢鐘書的特點是擷取表面，扔棄深部。對于那些博大精深的經典之作，這種取舍之間的反差尤其顯著。”——這是很多論者所不及的，而層層深入的剖析更讓此文趣味橫生。

　　在約我寫此篇“跋”時，祝老師特意囑我要寫寫問題與缺點，雖然學生批評老師似乎有些不敬，但彼此之間真誠的交流似乎更加重要，在此我也不揣冒昧簡略地談一談。在我看來，祝老師文章的不足之處是：他的文章似乎只有觀點，而較少展開具體的論證過程，這讓他的文章似乎一棵樹只有主干，而缺乏枝葉的紛披，這或許也是他文章都較為短小的原因，這樣的文章雖然精煉，但有時也感覺不夠舒展;在某些文章中，他宏大的一面與細膩的一面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或者說沒有取得一種“動態的平衡”。我想這可能與他寫作時緊張的狀態密切相關，如果能以更從容的心態去寫，或許他能為我們奉獻出更好的文章。就像我們坐在那棵大槐樹下閑談一樣，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觀古今于須臾 撫四海于一瞬”，那是一種多么美好的境界。

　　2012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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