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與西方民主相比，未必離真正的民主更遠。然而資本和知識界掌握的傳媒世界的巨大影響，現實世界被籠罩在一層厚厚的民主迷霧中，世界劃分為兩大陣營，民主和非民主的。但是真正的民主是什么，而現實世界的民主又是什么樣的民主，而被人們廣為詬病的民主又是什么民主。莫衷一是的結果是“知識分子和群眾”都高舉民主口號，要求改變現狀，卻不去追求同一個”民主”背后不同的事實所指—“靶子都沒有找準，如何就舉起批判的大旗呢?”王紹光正好為深入迷霧的我們，點燃了科學的燈光。

　　1對民主進行實證研究——不要形而上學

　　王紹光是政治學大家，寫作的《民主四講》用平白易懂的文字，講述著極大的道理。最為可貴的，他梳理了民主文本上的原始意義，和近代以來為資產階級作家串改的過程。他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梳理了“現實世界里的民主體制是什么，他們如何形成，如何運作，實效如何”。

　　意識是落后于物質的，理論是落后于實踐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社會由于一些列內在矛盾，不得不求助于新的解釋體系，這就是從穆勒到熊彼特將民主重新定義為“代議制民主”。為什么代議制民主能夠風行其道，除了嚴格的前提，例如委托代理制度的有效性、人的理性選擇能力等，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是資產階級學術的意識形態并不允許對“現實中的民主政體的民主程度”進行真正的批判性研究。這一點從馬克思到王紹光均進行了深刻的揭露。

　　由于近代社會，被看作是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社會，而民主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核心價值觀之一，因此引起了很多爭論。民主有何種規范性意涵，民主的實踐歷程是什么，民主有哪些基本技術?筆者就讀社會學專業，也廣泛涉獵了相關專業。社會學以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為經典三大家，與政治學與法學形而上學爭論，社會學總是將現實所發生的社會事實和歷史實踐作為研究對象。之所以三人為經典作家彰顯社會學的實證主義特征是由于三人都實踐著把客觀事物納入科學研究，而不是情緒化的道德化的對事物做出簡單化的評判。

　　“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么存在之物的“合理性”在哪里，這是科學研究需要回答的，我們需要回答實踐的邏輯，而不是僅僅所期待的后果。不能想象天真地以批判的邏輯來取消存在之物，那么就需要認真地對待存在之物。對待民主也是這樣，王紹光無疑為激情的道德召喚提了個醒—回到理性的科學的軌道上來吧、“我希望更多的 人放棄虛無縹緲的‘理論’，把更多精力放到實證研究上來，不要跟著時髦理論或直覺走，要跟著事實走”。

　　2民主的經驗類型——沒有普遍的民主形式

　　民主是歷史地發展的，又依據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有所不同，雖然民主被稱為“普世價值”，王紹光認為最好把“普世價值”看作是多樣化，“中國民主也是一種普適價值”，不是遵守某一種唯一的指標，例如競爭性的選舉、多黨輪流執政等。給“普適價值”規定特定含義，然后對不符合這個特定含義的整體施加鞭撻，可能僅僅是價值的“霸權主義”。“民主”在各國各個社會形態中實踐過程和邏輯并不一樣，在早已除魅化的“諸神混戰”的現時代，還企圖以某一種特定的“普世價值”來進行“殖民”，已經沒有正當性。

　　民主這一個抽象的詞語背后包容地極多的民主經驗類型，析清各種各樣的民主類型，依靠民主的某一種理想類型來對經驗類型進行評判，是正好吻合，還是有所偏離，是偏離較少還是偏離較多，這是王紹光秉持的實證研究的態度。既然民主是從古希臘的城邦社會中來的，那么好，就回到古希臘哪里去尋找民主的真正的經驗類型。

　　王紹光，說西文的民主其含義是統治歸于人民或人民主權，更準確地說是由全體人民(而不是他們選出的代表)平等地、無差別地參與國家決策和進行國家管理。這是民主最原始，最簡單的含義。但是今天講民主時，往往都背離了民主的原意。王紹光認為，現代民主有各種修飾詞，例如代議民主、程序民主、自由民主和憲政民主等等，實際上這些修飾詞不是隨便加上去的，而是一些人刻意加上去的。每一個修飾詞都是對民主的限制。

　　最為典型的是被作為普世價值的美式民主—恰恰是最大努力地宣揚自己民主的國家美國被實證研究揭示作為最不民主的國家，美國形式上的民主掩蓋了最不民主的形式。美國為什么最不民主，被當作民主異化的典型：因為并不平等，民主只剩下選主的形式，而缺乏人民平等的參與政治的實質，選票能夠表現出人民參與政治的平等性嗎?那如何解釋美國選舉投票率低于50%?王紹光列舉了價值于美國民主的諸多限制，他稱之為“民主的異化”

　　—自由和憲制限制了民主權威的適用范圍、代議限制了民主直接參與決策的機會、自由競爭性選舉限制了大多數人參政的機會、普選的實現也無法改變選舉的貴族和寡頭色彩。王紹光風趣地稱之為“鳥籠民主”—由于民主制度僅表現為幾年一次的選舉狂歡，表現出選出“主子”，因為做奴隸的大多數人依然是奴隸，，而沒有因為“民主”成為主人。

　　民主有諸多的條件。其中有一點是王紹光研究過的，就是國家有效性與民主之間的關系。不少人認為，國家及其是民主的天然敵人，為了促進民主(實際上的打著“民主”幌子的自由)，必須削弱國家機器。王紹光試圖論者只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才能實現高質量的民主。白哲特1867年出版的《英國憲制》一書指出每一個政治體制必須先獲得權力，然后再運用權力。亨廷頓100年后進一步發揮，“必須先獲得權力，然后才談得上對它進行限制。”林茲說：沒有一個有效的政府，任何民主都是毫無意義的。俄羅斯轉型就是一個例子：赫爾姆研究俄羅斯轉型的結論認為：沒有公共權威，就沒有人民權利。后來在《權利的代價》一書中認為“為了保衛我們的自由，我們必須捍衛正當的公共權威，沒有它，自由就沒有保障。”

　　3民主的實效—民主不等于善治

　　民主是個好東西，然而僅僅是看起來很好的東西，能夠勾起人們美好的想象。最初民主并不是一個好東西，因為民主政治很可能蛻變為“暴民統治”，因此古希臘柏拉圖哪里民主被看作最壞政體。那么民主究竟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壞東西?王紹光認為這不是一個好問題，最好要回答另2個問題：離真實的民主多遠?民主是否帶來善治?

　　宣稱是民主的國家中離真正的原始意義上的民主有多遠?民主(制度實踐)是否給具體時空中的國家和民族帶來經濟增長、社會公正、幸福感等等善治的增長。

　　對于第一個問題。王紹光以選舉制度為例，考量民主程度。他認為雖然選舉原本與民主無關，但是在現代社會，選舉被普遍認為是制度民主不民主的分水嶺，因此現在只能做的是如何利用選舉制度使之能較好地接近理想民主。作者認為，只有符合三個最基本的條件，一個選舉制度才可以被看做是一個民主的選舉制度：第一，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權參與選舉和被選舉;第二，選舉的結果要盡量少地扭曲民意;第三，選舉要用公正的方法來進行，不受到暴力、脅迫、操控或金錢等外在因素的影響。

　　以美國為例的實證資料顯示，一是選舉制度中長期的不平等的參與，二是實現了參與權平等之后未必實現參與的真正平等，因為選舉制度中有很重要的代議制，而代表的分配是極為不平等的，最后導致不平等的政治影響。王紹光認為美國選舉中高價的競選(當然不是直接給選民，而是投入到造勢宣傳攻擊對手)實際上剝奪了絕大多數人的被選舉權。如果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實際上都嚴重不平等，把這種體制叫做民主，實在有點滑稽。充其量，這不過是一種選主體制。

　　在美國，民主變為了選主，選主變成為了金主。何謂金主，誰的金錢多誰做主也。“在選主體制下，廣大人民群眾的作用就是每隔幾年參與一次近乎狂歡節的選舉儀式，選出新的主子，同時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主子是我們選出來的。”

　　資產階級的民主理論家還冠之以一個理論建構，即以利益集團競爭(表現為競選、我國民主理論家把基層競爭性選舉看作是一種民主的巨大進步，而絲毫不關心競選的巨大費用問題!)表現出相互制衡的因素。據多元主義者說，民主不是要發現公共的公眾利益，而是為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提供一個舞臺。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使沒有一個單獨的精英團體能夠壟斷政治決策，因此，便不存在所謂米歇爾斯所觀察到的“寡頭統治的鐵律”。但是誰能夠構成“利益集團呢?”即使形式上都構成利益集團，那么誰的影響力大呢?

　　那么民主的績效如何呢?首先要理解民主這一個自變量的內涵，被西方民主理論家看作，“是否存在競爭性的選舉?”關于經濟增長，實證研究表明，民主不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也不一定阻礙經濟增長，還得具體環境具體分析。關于社會公正，研究結論很令不少人失望，民主對不平等的影響要么是負面的，要么是非常微弱的。關于幸福感，在西方認為特殊利益集團操縱的人越來越多，認為政府對老百姓的事非常關心的人越來越少，相信政府的人越來越越少。這一切使不少人對民主政治產生了無力感、無助感、疏離感，這些都增加了人們的煩惱，沒有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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