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認為，無論在階級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因素對民族問題都存在著制約和影響。它們在階級社會的表現是：階級斗爭是民族自身發展的動力;階級壓迫是民族壓迫的實質。在社會主義社會的表現是：階級對立的消除決定了民族關系一般不再具有對抗性;社會階層的變化會對民族問題的內容和走向產生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的民族問題上反映出來。文章還提出，對“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理解即便在階級社會，也是應該有條件的、具體的;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民族壓迫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對于弱勢民族合乎“規則”的支配和剝削，其中蘊涵的階級壓迫關系具有隱匿化和“合法化”的特點。

　　【作者簡介】王希恩，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民族理論和民族問題。

　　黨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理論和政策的“十二條”中關于“民族問題”概念的解說是：“民族問題既包括民族自身的發展，也包括民族之間，民族與階級、國家之間等方面的關系。”其中，“民族與階級”的關系被明確為民族問題的內容之一。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但其中包括哪些含義，還需要有一個具體的分析。

　　一、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民族自身發展的動力

　　歷史唯物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發展最終取決于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這個基本矛盾就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以及與此相關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在階級社會中，由于剝削階級占有生產資料，并據此占有政治和思想上的統治地位，被剝削階級只有通過反抗和斗爭，才能改變自己被壓迫的境地。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斗爭的結果，或是實現社會形態的變革(如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變革，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變革等)，或是推動原有社會的進步性改造，從而直接推動社會的發展。所以，馬克思主義把階級斗爭看作是“歷史的直接動力”[1](P.189);或說，“自從原始社會解體以來，組成為每個社會的各階級之間的斗爭，總是歷史發展的偉大動力。”[2](P.560)

　　民族是人類聚居的自然形態和最具穩定性的社會構成，因此，人類發展史上的階級斗爭都是具體發生在各民族的社會歷史之中的。民族“自身的發展”在中央“十二條”中位于“民族問題”的首要內容，這是對民族問題本來面貌的恢復。因為生存和發展在任何社會都是第一要務;發展中的矛盾以及對于這些矛盾的解決也當然地是每個民族，包括階級社會中的民族必須面對的主要問題。“發展”不僅僅是生產力的推進、資源的開發和財富的增加，也包括生產關系的進步、社會結構的變革和以人的不斷解放為標志的社會文明的提高。因此，發展中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的解決不但是一種經濟過程，也是社會矛盾不斷發生和解決的過程，而在階級社會，又是需要經過階級斗爭方能解決的過程。

　　以往，我們將“自身的發展”作為“民族問題”主要集中于對當代社會主義民族問題的理解，這是正確的，但還不夠，因為它即便延伸到階級社會，也是能夠成立的。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是階級斗爭，所以每個民族內部的階級斗爭就成為該民族發展的直接動力，是每一民族內部自身矛盾運動的具體表現。這一點，涉及到怎樣從根本上認識人類社會的問題。民族問題是社會總問題的一部分，民族共同體是人類的社會構成，這就決定了歷史唯物論揭示的規律必然要在其中起作用。

　　當然，階級斗爭對各民族社會發展的推動在各個時代的表現是有差異的。農耕時代和工業時代早期的階級結構十分鮮明，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的身份及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都是既明確又難以彌和的。然而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傳統的產業結構得到大范圍調整，產業之間既分化又交融，相互之間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社會成員的地位身份和階級屬性也由此不再那么鞏固，不同階級和階層成員之間相互轉易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與此同時，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社會調節機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的絕對貧困程度逐步降低。這一切使得世界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形式趨于和緩，階級斗爭對各民族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被大大模糊。然而，放眼全球，階級斗爭并沒有終止，以階級劃線爭取勞動者權益的斗爭此起彼伏，只是規模和影響不及以往而已。其實，沒有18～20世紀世界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者反對剝削制度的階級斗爭，就沒有當今世界的進步。當今階級沖突的緩和正是以往階級之間激烈搏斗的歷史性結果。

　　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和分工是一切人類社會生存的條件……。‘幾千年來地球上的一切民族的情況都是這樣’!!!在埃及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等級;在希臘和羅馬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自由民和奴隸;在中世紀有過勞動和分工，因此有封建主和農奴，行會，等級等等。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勞動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階級。”[3](P.221)

　　階級分化是歷史的必然，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所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將階級分析作為自己觀察社會現象、包括民族現象的基本方法。他們認為，在階級社會中，階級的利益高于民族的利益，“在任何真正嚴肅而重大的政治問題發生時，集團都是按階級而不是按民族劃分的。”[4](P.238) 這里， 經典作家強調的是民族問題中的階級根源和解決這種沖突的階級途徑，并沒有在一般意義上提出民族和階級的劃分孰輕孰重的問題。因此，現在也沒必要與之相對，強調“民族劃分是比階級劃分更深層次的、更根本的劃分”[5]，畢竟， 民族與階級是人們認識社會的兩個不同范疇和視角，抽象地提出哪種劃分重要哪種次要，沒有實際意義。

　　二、階級社會中的民族壓迫實質是階級壓迫，但不等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民族之間的關系”是民族問題的基本內容。它們與階級的關系如何，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民族之間的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的發展程度。”[6](P.77)

　　這里“分工和內部的發展”可以理解為“生產關系”，它與“生產力”的結合就是“生產方式”。于是這句話的另一表述就是“民族之間的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中的生產關系包含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內容，而它在階級社會中表現出的又主要是階級關系。于是在這個命題中，階級關系就處在了對于民族關系支配的位置。這個支配關系不但是邏輯上的，而且有著實在的內容。它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

　　在無階級的前國家社會，各民族(氏族、部落等)之間也有斗爭，但那時沒有私有制，沒有剝削關系，各族之間斗爭的目的不是壓迫和奴役，而是爭奪生存資源或血親復仇。戰爭的結果只是將對方驅逐、殺死，將財物或婦女掠為己有。“這種戰爭可能以部落的消滅而告終，但決不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終。氏族制度的偉大，但同時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這里沒有統治和奴役的余地。”[7](P.798)

　　私有制出現以后，民族之間斗爭的目的不再限于生存資源的爭奪和血親復仇，而是開始向奴役的方向發展。于是，在戰爭中被擊敗的民族成員成為最早的奴隸階級，而勝利者則成為最早的奴隸主階級。國家的形成鞏固并發展了這種關系：征服民族掌握了國家機器，成為統治者和壓迫者，被征服民族則成為被統治者和被壓迫者。民族關系由此轉化為階級關系并被延續下來。

　　私有制的產生及階級社會的出現，改變了人類的社會關系，也由此建立起社會壓迫，包括民族壓迫的經濟基礎。壓迫者通過政治統治或其他手段掠取財富和其他利益是社會壓迫包括民族壓迫的最終動因。因此，私有制是一切社會壓迫，包括民族壓迫的根源，民族壓迫是基于私有制的階級壓迫。馬克思講：“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剝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9](P.116) 這里的“所有制關系”講的就是階級社會的基本所有制——私有制。

　　在階級社會中，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首先表現于，壓迫民族對被壓迫民族實施的壓迫政策是由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制定和實施的。在階級社會中，任何國家行為和政策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在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中也是如此。其次表現于壓迫民族的壓迫首先是對被壓迫民族中勞動群眾的掠奪、統治和剝削，因為勞動群眾總是人口中的絕對多數。再其次，被壓迫民族中的剝削階級雖然也會受到壓迫民族的壓迫，但他們一般會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將受到的損失轉嫁到本族勞動人民身上;或者，他們因受掠奪而完全赤貧化，與同族其他成員一道淪落為同一階級。這時，階級和民族對等了，民族壓迫階級化了。這在中外歷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此外，壓迫民族的掠奪和剝削首先和主要的獲利者是剝削階級。他們可以通過對外族的掠奪和剝削獲得大量的財富和地位的尊榮，而勞動人民則要通過兵員、勞役、稅賦等承擔對異民族壓迫帶來的負擔、損失和犧牲。

　　這里，民族壓迫反映出的階級關系，并非“狼吃羊，而羊又吃草，故而最終是狼吃草一樣，只有在‘說到底’的意義上才能夠成立”[5]。 因為這種壓迫大都是直接作用于被壓迫民族的勞動階級身上的，民族之間的壓迫和被壓迫關系或被分解到雙方民族中的剝削階級和勞動階級之中，或被完全階級化了。民族的“全民性”外衣并沒有遮掩住民族壓迫中的階級關系。

　　正因為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根源于剝削制度，所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再強調，“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滅，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9](P.43—44)

　　民族壓迫是階級社會的普遍存在。階級社會形成過程中民族之間的征服戰爭是世界歷史上的普遍現象，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形成不同民族之間的戰爭相聯系，因此，也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形成以后不存在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分化。由于國家形成以后很少能實現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整合，也無法改變民族之間統治和被統治、壓迫和被壓迫的關系，所以，統治民族和被統治民族、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分化在階級社會中會始終存在。

　　這種關系也存在于國家層次的民族之間。在國家社會中，當一個國家征服和占領另一個國家，并通過武力或其他手段鞏固了這種占領之后，民族之間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便建立了。在這種關系中，處于占領者地位的國家成為宗主國，其民族就成為統治民族和壓迫民族，而處于被征服者地位的國家就成為附屬國、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民族就成了被統治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國家之間的這種民族壓迫關系始終存在于階級社會。因為自國家出現以來，國家之間的戰爭和征服便始終沒有停止，一個國家統治、壓迫和支配另一個國家的現象也始終存在。在世界歷史上，奴隸制時代的羅馬帝國、亞歷山大帝國，封建制時代的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和蒙古帝國，都曾征服過世界廣大的地區。它們對被征服地區都建立過或長或短的統治，對被征服的民族都實行過殘酷的民族壓迫。近代以來，尤其是19世紀末 20世紀初以來，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的轉變，西方殖民主義對世界的征服和瓜分使得“全世界已經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人數眾多的被壓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數甚少的、擁有巨量財富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壓迫民族。”[10](P.821)

　　應該說，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當代世界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已有了很大改變。經過兩個多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制度已被逐出歷史舞臺，原來宗主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之間的關系已被具有平等權利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所取代;而隨著民主制度的確立和人權意識的深入，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法律地位也已在各國得到了普遍確認。然而不論是國家層次的民族之間，還是各國內部的民族之間，民族之間的壓迫關系并未消除。前者主要表現為不平等的國際秩序，發達國家利用先發優勢和不平等價格對發展中國家實施著不同程度的經濟剝削和政治控制;后者則主要表現于弱勢民族(少數民族、土著人和非主流文化群體等)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事實上的不平等。與歷史上赤裸裸的、殘暴的民族征服、殺掠和統治不同，現存的民族壓迫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合乎“規則” 的支配和剝削。其中蘊涵的階級壓迫關系更為隱匿化和“合法化”了。

　　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這是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一條規律。正是基于這條規律，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總是將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勞動人民與統治階級區別開來，將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支持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結合起來，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制定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尤其有著十分成功的理論和實踐。所以，承認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不但是對真理的尊重，而且有著極為重要的實踐意義。

　　承認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并不等于抹殺民族壓迫的存在乃至民族利益的存在。必須認識到，當統治階級把征服和壓迫施加到異民族身上的時候，也同時把本民族中的勞動階級推向了與被壓迫民族對立的境地，被壓迫民族中的統治階級也同時淪落為剝削階級中的次等階層或下等公民了。民族與階級重合中的利益與共、同族同源的文化認同、民族興衰帶給每個階級的俱榮俱損，都使得民族利益有著超越階級利益的獨立性，民族認同有著超越階級認同的持久性和強固性。從某種意義上講，民族與階級是一種“皮”與“毛”的關系。民族這張“皮”壞了、爛了，階級這些“毛”也自然無以安身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個很明白的道理。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每當民族危機發生時，階級矛盾會減弱，階級斗爭會服從民族斗爭。1870年恩格斯曾談到，如果德國在當前的法德戰爭中被打敗，“到那時，就再也談不上什么獨立的德國工人運動了，恢復民族生存的斗爭將占去一切。”[11](P.476)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也說：只有通過抗日戰爭使“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12](P.521) 因此，馬克思主義在闡明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的同時，也承認民族獨立的必要性，支持世界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認為無產階級實現國際合作要以各民族的充分獨立為基礎。

　　承認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但不等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我們已經知道，“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是為我國的民族工作造成重大損失的錯誤提法，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意，但通常又認為，如果把它限定在階級社會也是可以成立的。現在來看，即便在階級社會，它的適用范圍也是有限的。

　　首先，“民族壓迫”和“民族問題”是兩個概念。前者是一種民族關系，屬于“民族問題”的一個方面;而“民族問題”除了民族關系的內容之外，至少還包括“民族自身發展”的問題。這方面，“階級斗爭是民族自身發展的直接動力”，上述已做了論證，完全可以肯定，但卻不能把它歸到階級問題的“實質”上去。

　　其次，即便在階級社會中，民族之間的關系狀況也不都與階級因素有關。比如中國歷史上，因農業和畜牧業兩種經濟方式的互補性造就了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他們之間有“茶馬互市”這類產品交換的正常形式，也有正常交換中斷之后發生的“寇抄”、“侵掠”等游牧民族對農產品所需的非常性表達。這些交往的深入程度和不同形式并不取決于階級狀況。再比如當今世界，發達的美國和歐洲有經濟利益摩擦，不發達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有領土和文化之爭，他們都處于資產階級統治的階級社會，而他們之間的矛盾則完全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民族矛盾，與階級因素并沒有直接的關系。

　　回到前引經典作家“民族之間的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的發展程度”這句話。據此，我們說階級因素處在對于民族關系支配的位置，是就階級關系作為“生產方式”一部分而言的。但這句話的本意是民族關系取決于各民族內部的生產方式，而不僅僅是指其中的階級關系。所以，我們對階級因素對于民族關系支配的理解也是應該有條件的、具體的。

　　至此，對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理解也只能是：在民族關系問題上，由剝削階級推動的征服性戰爭、掠奪以及由此形成的統治和壓迫關系，本質上是一種階級壓迫，這種斗爭本質上也是一種階級斗爭。除此之外，不能有別的理解。而與其這樣，不如直接說：在階級社會中，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而不要說“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三、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對立的消除決定了民族關系不再具有對抗性

　　自從把“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劃入階級社會以后，我們對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問題的認識似乎就與階級問題絕緣了。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我國憲法明確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民族問題仍然與階級因素有關系。

　　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狀況怎樣表述?人們曾認為中國是“兩個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F在看來，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這種表述已很難反映社會發展的實際，于是有了新的階級劃分觀點，比如認為目前除了工人和農民兩大階級之外，還出現了“雇主階級”和“自雇階級”，成了“四大階級”等[13]。然而，不論是“兩大階級”、還是“四大階級”，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關系都已不再具有對抗性。這是決定社會主義時期民族關系性質的主導因素。

　　凡是論及階級，總離不開斗爭和對抗，這是一種誤解。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階級概念的論述來看，階級的產生首先是社會的分工。“勞動和分工是一切人類社會生存的條件”，“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勞動和分工，因此也就有階級。”這是我們前面已經引述的馬克思的論點。分工促進了社會分化、導致了人們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地位的不同，一方面因所有制關系形成了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一方面也因生產領域不同而形成了相互并列依存的階級。所以，把階級關系僅僅看成對立的關系是片面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消滅了階級剝削和對立，但沒有、也不會消除階級上的分工關系。正因為此，我國社會沒有了剝削階級，但還有工人、農民等勞動階級。階級之間失去了對抗和對立的一面，但還有因分工不同而相互依存和合作的一面。

　　階級存在的非對抗性使得階級社會具有的民族壓迫關系不復存在，因為支撐民族壓迫關系的階級統治和剝削關系已不存在。正因為這一點，我們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講，中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本質特征是平等、團結、互助、和諧;中國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已主要是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非對抗性的矛盾。新中國建立以來，各民族人民團結友愛、相互支援、共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為此做出了充分的證明。

　　社會主義不存在民族壓迫是從這個社會的本質和整體上說的，但不排除特定情況下的例外。如歷史上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對鄰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或因大國沙文主義而形成的對其他國家的控制和統治等。然而這種現象沒有階級基礎，因而總是局部的、偶然的，不代表社會主義的本質，也不能說是階級壓迫。至于類似斯大林時期前蘇聯對某些少數民族實施的流放、鎮壓，我國20世紀60、70年代在民族政策上發生的“左”的錯誤等，屬于錯誤思想指導下的錯誤的國家行為，而不是一種民族壓迫行為，更與階級壓迫無關。

　　四、社會主義社會階層的變化會對民族問題的內容和走向產生直接影響

　　作為民族自覺的必然過程，每個民族都會提出自己的利益需求。這種需求的提出和滿足過程涉及自身的發展，也會涉及與其他社會群體或國家的關系，從而構成民族問題的具體內容。但每個民族不同時期的利益需求，及各種人群能夠反映這些需求的自覺性和能力都是不同的。一般來看，能夠充分反映民族需求的總是各民族中有較高認知能力和動員能力的人。歷史上，這些人主要集中于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而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定階段，又主要集中于各民族的干部、傳統頭人和宗教人士，或者由政府代言并通過平等的民族政策予以滿足。新中國建立以來各民族正當利益的提出和滿足大都是經由這些途徑完成的。然而，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飛速發展，一方面各民族利益需求的層次會逐漸提高，另一方面能夠提出利益需求的人群也會逐步增多。社會階層的變化會直接決定相關民族利益需求的內容，從而決定民族問題的內容及其發展方向。

　　階層劃分是階級分析的深入和具體化。毛澤東對舊中國階級狀況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就是對各階級之內不同階層做的分析。比如，同是農民階級，雇農、貧下中農和上中農、富農，就有著不同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同是資產階級、民族資本家和官僚資產階級也有著巨大的地位和政治態度的差別。當代社會主義社會的階層呈現出更為多樣和復雜的狀態。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把現階段中國的人口劃分為十大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14](P.9)。這些階層是分布在不同的民族之中的，而各階層在不同民族中的分布也不均衡。目前還沒有相應的數據做出具體說明，但可以肯定的是，限于現階段的發展水平，處于前位序的階層在少數民族人口中占有的比例一般較小。這從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農(牧)業人口、城鎮貧困人口所占比例大于漢族和漢族地區的一般事實即可知道。它反映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目前最大的利益需求是加快自身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同時也反映出能夠自覺反映民族需求、并能產生相應影響的人群在少數民族人口中還不多。但這只是目前的狀態，而隨著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的落實以及西部大開發的深入，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發展步伐無疑會大大加快，與之相應，少數民族人口中的所謂 “精英”階層和有較高表達能力的人群比例也將不斷增加，而由他們提出的各種利益需求也將更為多元化，中國的民族問題也將由此表現出新的內容。這一點，研究民族問題與階級階層的關系，必須要有足夠的前瞻意識。

　　五、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的民族問題上表現出來

　　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關系一般不再具有對立的性質，但不等于完全沒有了階級斗爭。“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這是從憲法到理論界對我國現階段階級斗爭狀況的一致表述。而這個“一定范圍”就包括民族問題領域。

　　20世紀50年代以后，我國民族地區和其他地方一道，分別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步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此進程中，原來少數民族中的各類剝削分子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治統治權，剝削階級作為完整的階級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一部分仇視社會主義和新中國的敵對勢力內外勾結，利用自己的少數民族身份，披著宗教外衣長期與人民政權為敵。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蘇東劇變引發的世界性民族主義浪潮的涌動，達賴集團、“東突”勢力分別在西藏和新疆策動暴亂、蠱惑人心，不斷掀起分裂民族和國家的惡浪。“臺獨”勢力也隨著島內政治環境的改變加緊了“去中國化”的步伐，成為國家統一、民族分裂的嚴重威脅。與此相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和我國周邊一些極端勢力也一直利用民族宗教問題對我國實施“分化”、“西化”和滲透。這些現象都是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斗爭在民族問題上的集中反映。因為敵對勢力是以維護“少數民族利益”、“民族獨立”或構建“臺灣民族”的名義，分裂中華民族、破壞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

　　進入21世紀以后，盡管“臺獨”、達賴集團和“東突”勢力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不斷改變手法，但他們分裂民族、破壞國家統一的目的沒有絲毫改變;國外，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民族宗教問題上對我國實施的滲透和分化絲毫沒有放松。所以，在這一點上，中國民族問題面臨的挑戰也是嚴峻的、長期的。黨的民族理論和政策“十二條”講到的“在當今世界，民族問題具有普遍性、長期性、復雜性、國際性和重要性”，“我國的民族問題是我國的內部事務，反對一切外部勢力利用民族問題對我國進行滲透、破壞和顛覆活動”等都已表明了對這一問題的嚴重關注。

　　階級斗爭不是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和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社會主義社會目前和今后的階級斗爭，顯然不同于過去歷史上階級社會的階級斗爭，這也是客觀的事實，我們不能否認，否認了也要犯錯誤。”[15](P.168—169) 鄧小平的這段話在民族問題上也是非常具有警示意義的。

　　原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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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蘇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學說新論與和諧社會的階級合作論[J].探索，2006,(03).

　　[14]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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