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兩種發展觀　　

江瀾　　

半官方的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中國改革論壇上，自改版以來的重點推薦欄目上，一直貼著據說參加過國家許多改革設計的，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主任，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的一篇文章《走向消費大國的第二次轉型》。該文是專為推薦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所著，據說是受國家發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規劃研究》課題研究的主要成果《第二次轉型——處在十字路口的發展方式轉變》（《第二次改革》）。該文與該書中的兩個主要觀點極為流行，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我認為這兩個觀點，卻正好是改革實踐中背離基本路線和科學發展觀，導致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的主要理論原因，也是對中央五中全會精神的錯誤解讀?！　?/p>

兩次轉型核心主題的劃分違背基本路線，其觀念是經濟發展方式陷入錯誤道路，導致嚴重社會問題的方法論與理論根源，更妨礙科學發展觀的貫徹　　

文章誤讀了中央關于改革發展新階段論斷的內涵，把貫徹科學發展觀，糾正改革實踐中偏差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說成是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轉型。說兩次改革的核心主題不同：第一次改革的核心主題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主題才是公平?！　?/p>

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實現社會公平的任務分割開，分別作為前后兩個階段的不同核心主題，這種觀點違背黨的基本路線，誤導對改革實踐中產生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在理念上的錯誤的認識，客觀上起到為改革實踐中發生的錯誤開脫、阻礙科學發展觀貫徹的作用，干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向。　　

生產力是不可能離開一定的生產關系孤立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經濟概念就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社會公平，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個并行不悖的任務和目標，都必須貫穿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它們彼此之間是相互聯系、互為條件的辯證關系，是不可分割的?？茖W社會主義為人類徹底解放的奮斗目標，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公平的辯證運動中才得以實現的。　　

我國改革的內涵，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糾正過去割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公平之間的關系，片面強調其中一個方面的偏頗。　　

中央關于改革的一系列理論和方向的規定，都包涵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社會公平的辯證統一關系。例如，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中，前半句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后半句“消滅剝削，清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本褪侵v實現社會公平。黨的基本路線的主要內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間也是辯證統一關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的直接目的主要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講社會公平，中央一再強調要把它們統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主要為實現社會公平，市場經濟體制主要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綱領就強調，其中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有機統一，不可分割；而且其中的經濟建設內涵也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和分配關系。　　

我國歷來的五年計（規）劃都是經濟社會發展計（規）劃，說明中央關于經濟建設的內涵是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其中就內涵著公平等社會建設的內容。所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社會公平是緊密相連、互為條件、不可分割的?！　?/p>

然而，前30年的改革實踐中，正是所謂核心主題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觀念作祟，才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公平等社會問題割裂開，導致片面解讀社會主義本質（只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基本路線（只講改革開放，不講、甚至要從憲法中刪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講市場化，不講、甚至要取消社會主義），離開生產關系、社會公平片面強調生產力，陷入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只要經濟完全市場化就會實現公平，認為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其它一切社會問題就會自然解決，才不顧公平甚至侵犯勞動權益追求效率；又片面解讀經濟發展、以經濟增長代替經濟發展，脫離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因而滑向 GDP主義。以個人利益驅動的自發市場經濟必然產生以資為本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獲取利潤，其手段是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必然是重資權輕勞權，侵犯職工權益。這是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的理論源頭?！　?/p>

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改革開放實踐中發生了一系列的錯誤傾向。例如全面否定作為社會公平保障的公有制經濟，曾一度刮起私有化歪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當程度地受到了削弱（一些人現在還在鼓動國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把建國后實行的就業保障、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和其它社會事業等維護社會公平的社會主義政策說成是包袱，實際取消了義務教育，摧毀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農田水利工程，取消或縮減了過去已經建立的社會保障政策；刮起了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之風，取消了國家在住房問題上的社會義務；出現了全民經商、亂收費之風；國家對社會事業的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跌到了世界末尾之列。正是這種影響導致了“新三座大山”、兩極分化。實際國外的政學媒界普遍稱我國的改革為資本主義改革，是搞中國特色（意為集中制）的資本主義?！　?/p>

新一屆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從理論上詮釋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公平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實踐層面就是為糾正把它們割裂開的錯誤。17大在描述新的階段性特征的時候特別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這就是說經濟建設仍然是中心。這就說明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不能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排除在核心主題之外。但是17大同時又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在這里，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列就說明，它們是一回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包涵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包括保障社會公平?！　?/p>

文章把兩個方面割裂開來的錯誤，就方法論和理論邏輯講，與改革開放前的主要錯誤，即離開生產力片面強調生產關系和社會公平是相同的。也與改革中相當長時期離開生產關系、社會公平孤立講生產力，認為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其它一切社會問題就會自然解決，因而忽視甚至損害社會公平，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p>

許多主流經濟學家，按照這種邏輯和核心主題的階段劃分，至今還堅持說包括教育、醫療、住房和農田水利等方面的公平要求和“公共產品” 的需要，是改革發展的新階段在物質財富增長以后才提出的。說什么第一次轉型時人們溫飽問題沒有解決時，只是像動物一樣求生存的生物性需求，到新階段才產生公平和“公共產品”等社會需求。照此邏輯，第一次轉型時，生產力、效率與生產關系、公平之間的辯證關系是不適用于的；作為社會保障的社會主義政策、“公共產品”也是不需要的。更荒唐的是，這等于說人們在溫飽問題還沒解決、基本生存都受到威脅的時候反而不要求公平、不要求社會保障。歷史說明，越是物質匱乏越容易產生分配不公與權力腐敗，人民的暴力革命正是在遭受剝削、壓迫的極端不公平、人們生存權都遭受侵犯，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爭公平、求生存。這些說法，正如一些社會學家所批評的，是用“粉飾理論”去解釋所有的新情況、新特點，不顧常識編造理由為過去違背基本路線、忽視公平，以致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錯誤開脫。這些說法，不但否定建國后的社會建設成就，甚至否定了近現代史上的一切革命的正當性。面對這樣淺顯的道理，這樣明白的事實，這樣荒唐的說詞卻出在至今還紅得發紫的高級智囊之口，實在難以解釋?！　?/p>

總之，這種割裂生產力與社會公平的核心主題劃分論，妨礙科學總結改革開放實踐中的經驗教訓，誤導對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根本原因的正確認識，客觀上會起阻礙科學發展觀貫徹的作用。　　

提出消費主導、建設消費大國，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中央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大相徑庭，以此指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將更深地陷入資本主義道路　　

文章也誤讀了中央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目標，說第二次轉型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由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要由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過渡。這種說法，是以“消費”置換“需要”概念，以“消費主導”改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中的“滿足人民需要”的命題。這就取消了中央“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違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綱領，與中央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目標大相徑庭?！　?/p>

消費主導是以資為本，目的是為資本增殖，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理念?，F在成為我國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時髦，還很有市場，如任其泛濫，將會更深陷入資本主義道路。　　

上面說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的內涵，就包括生產關系和社會公平。17大在闡述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時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的基本綱領”，強調糾正過去對社會和資源、環境問題的忽視，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中全會又強調“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文章提的消費主導、建成消費大國，與中央的決定是大相徑庭的?！　?/p>

不錯，消費在社會再生產中具有對生產的反作用。但是，消費在社會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卻迥然不同。雖說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重視發展經濟，但其目的卻完全兩樣。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滿足整個社會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終極目的。滿足這種需要就是為實現社會公平、共同富裕，最終為一切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就是以人為本。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全過程中，雖說也受制于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但也要盡可能動態地維護社會公平。社會主義生產中也重視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但這只是在作為手段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強實現社會公平物質基礎的層次上的作用，其目的則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以實現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平。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終極目的，不是為滿足人們的需要，更不是為社會公平，而是為資本家的資本增殖，為獲取最多的利潤。消費（consume）一詞，在西方的最早含義是“摧毀、用光、浪費、耗盡”。資本主義生產中消費的作用和地位，是為了銷售其產品，加速再生產過程、加速資本的循環，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歸根結底是為資本增殖，是以資為本。為此就鼓動無節制地物質享受和消遣，無限地占有和揮霍社會物質財富，以擴大（或說“拉動”、“撬動”，不是滿足）消費。所以，資本主義生產中重視和鼓（拉、撬）動消費，雖說也可稱為提高（拉動、撬動）社會購買力，但目的不是為滿足社會需要，其實質卻是賺錢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為了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還不顧對生態的被破壞和資源的無限消毫，擴大其生產規模。這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中資產階級鼓吹的消費主義。所謂消費主義，是維持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加深對職工剝削，和不顧環境、資源遭破壞的一種意識形態。所謂消費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在追逐剩余價值中無限擴大以后，為了進一步擴大其剝削，把消費作為維持、拉動和刺激資本主義生產的主導動力的社會。美國就是這種典型的消費大國?！　?/p>

為了詮釋消費主導，中國改革論壇最近轉載的辜勝阻在財識網上的講話《經濟轉型要改變六個過度依賴》中，舉了美國福特的案例：“美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的時候，福特把工人的工資從2.3美元漲到5美元，福特當時只有2000萬美元的利潤，（所以）拿出1000萬美元利潤為工人漲工資，福特的思想是想讓美國的生產福特車的工人能夠成為消費者，能夠購買福特車，所以工資漲了，福特工人從工人變為消費者，所以福特的利潤從當時的2000萬漲到6000萬。所以從此美國成為汽車消費的國家?！边@個例子清楚地幫助我們認識了西方消費主義和消費主導的本質，淋漓盡致地道出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即以資為本，是為更深剝削工人，與社會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以人為本是對立的?？梢姡M主義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產物，消費主導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觀?！　?/p>

以上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生產中的“消費拉動”與社會主義生產中的“滿足人民需要”，前者是以資為本，后者是以人為本，是兩條不同發展道路的概念與命題。我國改革開放中受自由化影響深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卻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條的照搬并大肆散布西方經濟學的這種消費主義、消費主導觀念。例如把繼承革命和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節假稱之謂“黃金周”，把房價上漲稱為“樓市利好”，還有似是而非地“撬動消費拉動經濟”的命題等，甚至把我國政府應對經濟危機影響而出臺的擴大內需政策也解讀為消費主義。不可低估這些話語對廣大群眾的思想影響。這種以資為本的觀念長期以來居于話語權的統治地位，甚至見諸于官方主流媒體，尤其是消費主導最近成了許多學術會議的時髦。以這種觀念為指導，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標設定為消費主導，建設消費大國，是對中央精神的誤讀。這同中央”十二五建議”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背道而馳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不同現代化道路。如果還以這種觀念指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但跳不出以資為本的套路，而且還會綁架改革更深地陷入資本主義道路?！　?/p>

端正發展觀，貫徹基本路線，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　　

上述兩個錯誤觀念，實際都是發展觀的問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技術層面，如該文提出的“三大終結”，和該書提出的“五個坎”，雖然也重要，但是，它們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在上述觀念下派生的。不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認識改革實踐中發生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的理論根源，徹底糾正錯誤觀念，就不可能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貫徹基本路線和科學發展觀，根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p>

我們黨的歷史上所遭受的重大挫折，從方法論講，大多緣于某種片面性。改革開放中同樣發生了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由于過去曾犯過無限上綱上線的錯誤，現在又諱談綱領、路線，甚至鼓吹“去意識形態化”。長期以來即便是官方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很少講基本路線、基本綱領。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不占領，必然會被資本主義占領。改革開放中在這方面的長期爭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當然，資本主義的觀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是合法的，允許存在，但不能成為主導，更不能成為官方指導思想。本文涉及的一些專家學者，在改革開放所處的一定階段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也是作過某種積極貢獻的，但不能說一貫正確。作為官方的研究、智囊機構鼓吹與中央相悖的觀念影響更大。鑒于這篇文章和這本書中的上述觀點，對改革方向的重大影響，辨清這個問題，是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頭等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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