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李銳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　　

　　　－評李銳“非毛反毛”（46）　　　岳青山　　

李銳到處嘲笑和攻擊毛澤東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到極端荒唐的地步，連農民的家庭副業都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他說：毛澤東強調兩條道路的斗爭，“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其區分和界限何在，這是沒有說清也說不清的。以至于后來連農民打柴、捕魚、賣雞蛋、種自留地等等，都視為‘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手記》第276頁)　　

李銳還說：“實際上，我們長期搞不清什么叫社會主義，也搞不清什么叫資本主義。過去養幾只雞、幾頭豬，就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現在想起來，豈不可笑!“(《反左文集》301頁)　　

世界上的事情，無獨有偶。曾經當過副總理的田紀云也不甘寂寞，同李銳一唱一和。他在《回憶中國農村改革歷程》中說：“我本人1965年在貴州也曾率團到農村搞‘四清’，親歷‘人民公社化’的所謂‘優越性’。……那時候，農民要想務工經商，會被當成不務正業，搞點家庭副業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只雞，都有規定，超過不行。”（《新華文摘》2004年第16期）　　

我國媒體的主持人，在常重彈此種指責，往往眉飛色舞。　　　

歷史的本來面目果真是這樣嗎？　　

毛澤東真是把農民的家庭副業都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嗎？　　

不，不是，完全不是！　　

一、   鼓吹社、資界限“說不清論”，意在“渾水摸魚”　　

李銳說什么毛澤東搞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以至于后來連農民打柴、捕魚、賣雞蛋、種自留地等等，都視為‘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此種攻擊，看似合乎“邏輯”：毛澤東既然對社、資之間的區別和界限“沒有說清也說不清”，那么把農民的家庭副業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也就是自然之理，“豈不可笑!”　　

只是，究竟哪個“可笑”？按照列寧的說法：這得看誰“笑”在最后。　　　

在這里，李銳提出的這個社、資界限“說不清的論”，不僅無損于毛澤東的“一根毫毛”，反倒把李銳自己的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三反”面貌暴露無遺。　　

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紀40年代創立馬克思主義，“在人類認識史上引起了空前的大革命。”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科學地揭明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及其發展的規律。列寧和毛澤東又深化了對資本主義本質的認識。從《資本論》問世以來，資本主義“萬變不離宗”。面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有識之士”都不得不承認，馬克思《資本論》是就科學。而李銳這個號稱老共產黨人卻說什么是資本主義“沒有說清也說不清的”？《資本論》“沒有說清也不能說清”資本主義理由何在？馬恩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也都“沒有說清也不能說清”什么是資本主義？列寧的《帝國主義主論》也“沒有說清也不能說清”什么是資本主義？其實，李銳鼓吹資、社會區別“說不清論”，有其不可告人的險惡的用心，那就是使便于“渾水摸魚”。毛澤東前三十年沒有搞清什么是資本主義，我們告訴你：現代資本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共產黨人要為民主社會主義“奮斗終身”！　　　

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是不是“沒有說清能說清”？　　

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理論的探索和研究中使社會主義人空想變成了科學，以《共產黨宣言》為標志，也就科學地闡明社會主義的本質，揭明了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的質的“區別和界限”。大而言之，有如下四個方面：　　

1、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馬恩全集》第1卷，265頁）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就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是我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可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最本質的規定。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其經濟基礎；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與此相反，資本主義則是立足于私有制基礎之上；否則，也無所謂資本主義。共產黨是“共”字當頭，拋棄“共”字，黨就變質。社會主義以“公”為基礎，去掉“公”字，國就變色。　　　

2、產品分配方式的按勞分配，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決定了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這種按勞分配是避免貧富兩極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徑。毛澤東說得好：我國是個大國，但不是富國，也不是強國。們的目標是建設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階級。”（同上書，第495頁）　　

3、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要為經濟基礎服務。因而，政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無疑是特定社會的另一個質的規定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成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馬恩選集》第1卷，第272頁）毛澤東認為，政權在哪個階級手里，這一點是決定一切的。因為事物的性質，本來就是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他旗幟鮮明，強調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　　　　

4　、意識形態領域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　　

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筑的重要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意識有其極大的反作用。《宣言》指出：“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因之，《宣言》提出“兩個徹底決裂”：“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所有制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恩選集》第1卷，第268、271—272頁)  毛澤東反復強調“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尖銳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是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轉引自1967年第9期《紅旗》）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創立馬克思主義，就深刻揭明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列寧和毛澤東在新的條件下作了重要的發揮和發展，從而劃清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和界限”。可見，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其區別和界限”的馬克思和毛澤東那里，原來清清楚楚，決不是“沒有說清也說不清”。當然，這并不是說認識已經窮盡，無須深化和發展了。　　

李銳卻宣揚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是“沒有說清也說不清的”。難道《資本論》沒有“說清”資本主義？馬恩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都“沒有說清也不能說清”社、資的“區別和界限”？能說列寧的《帝國主義主論》也“沒有說清也不能說清”什么是資本主義？難道只有你們一伙無恥地把資本主義美化成“民主社會主義”才算“說清”資本主義？　　

　李銳鼓吹社、資之間的“區別和界限”“說不清論”，也就徹底暴露他自己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的本來面目。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科學地揭明了資本主義的本質，闡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因之，他們在《共產黨宣言》，合乎邏輯地莊嚴宣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組織和領導“國際”無產階級為此奮斗了終生。李銳拋出“說不清”論，豈不是　對馬克思主義的莫大污蔑？　　

中國共產黨從其誕生就公告于世，其“最低”和“最高”綱領，就是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按照李銳的如此論斷，共產黨豈不是把一種“沒說清也說不清”子虛烏有東西作為奮斗綱領？這豈不是對共產黨的最大污蔑？　　

中國共產黨人入黨宣誓就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千百萬烈士為此而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按照李銳的此種論斷，他們豈不都是為一種莫名其妙的“理想”在奮斗、犧牲？這不是對他們的嚴重侮辱？　　

再說，李銳此人在黨里也混了大幾十年。既然已經“大徹大悟”，認清了共產黨原來是一個連自己所信奉的“主義”都“沒說清也說不清”的“糊涂黨”，那又為何死賴在黨內不肯退出？　　

其實，李銳一伙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了是心知肚明的。鼓吹此種哲學“不可知論”，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便于“渾水摸魚”。李銳此人，老奸巨滑，深知社會主義在中國，已是深入人心，要復辟資本主義的早已失去的“天堂”，先得把水擾“渾”，把人的思想搞亂，“渾水好摸魚”！中國的老百姓和共產黨人呀，你們長期堅持的以公有制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批判與此相反的資本主義，其大錯特錯是沒有搞清“什么　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我們現已經有了“新發現、新思想、新理論”：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主”，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莫斯科說過：中國有句古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蠢人，他們總想搬起石頭砸別人的腳，結果卻砸到了自己的腳。李銳就是這樣的蠢人，拋出社、資“說不清論”這塊石頭，滿以為會砸壞毛澤東的腳，結果卻砸率了自己。　　

　二、毛澤東關于發展農業基本指導思想　　

剖析和回擊李銳所謂毛澤東“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謬論，不能不先回歸到毛澤東農業的總的指導思想，再進一步考量各個時段他的有關具體論述。　　

在中央的領導核心中，毛澤東是唯一來自農村，并親自種過田的人。因而，他對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認知，也就高出別人。　　

他一生以極大的精力關心農民，關注農村，調研農業。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多次反復，形成了關于發農業的系統理論。要點如下：　　

第一、     把解決中國人民“吃”的問題，看成“第一件大事”，　　

這是毛澤東關于農業的指導思想的基本出發點。　　

毛澤東總是教導全黨干部，一定要牢記我國有6億人口，解決6億人的吃飯問題，是擺在共產黨面前的巨大任務。毛澤東的這種認知，除了他自己長期的實踐經驗積累以外，也　得益于美國帝國主義這個“反面教員”。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贏得全國勝利，美國帝國主義出錢出槍支持蔣介石挑起的反革命內戰行將徹底失敗之際，美國帝國主義發表中美關系的《白皮書》，斷言中國人口太多了，“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不堪負擔的問題”。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打了敗仗。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直至現在沒有一個中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毛澤東在評白皮書《唯心史觀的破產》中，曾痛斥這種謬論，并滿懷信心地表示：“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但他深知這個問題的厚重。　　

　1959年4月29日　，他在致省級到小隊干部的《黨內通信》中，尖銳批評當時全國盛行的浮夸風時說：在糧食問題上，“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49頁）　　

毛澤東當然懂得，除了吃飯，還有吃菜問題，副食品的問題。他說“這是一項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1959年7月3、4日，他在對李先念代中央起草的關于發展副業食品生產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一定要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豬吃，有魚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雞鴨鵝兔吃，有蛋吃。我們應當有志氣，有決心做到這一項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應當有信心做到這一項事業。”(《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70頁)　　

這就是毛澤東農業思想的基本出發點。　　　

由此出發，毛澤東科學地闡明了農業在整個已經中的“基礎”地位。　　

第二、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　　

毛澤東深刻揭示了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1953年我國展開了在計劃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現代化而斗爭。這在黨內也曾出現了忽視農業的傾向。毛澤東對此深感不安。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這就是他所指出的：“我國有五億多農業人口，農民的情況如何，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的農業思想立足于深刻的辯證法理論基礎。他從工業與農業之間的辯證關系，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　1959年1月27日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的講話》尖銳指出：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為此他一口氣列出6條理由：“農業關系到五億農村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也關系到城市和工礦區人口的吃飯問題”；“農業是輕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農村是輕工業的重要市場”；“農村以是重工業的重要市場”；“現在出口的重要物質主要是農產品”；“農業是積累和重要來源。”然后得出結論：“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99－200頁）因而，他明確指出我國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就是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這就是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作為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在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的下，逐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的現代化。”　　

　那么，在農業內部各部門的關系又是怎樣？毛澤東進而遵循唯物辯證法世界觀的指導，提出“以糧為綱，全面　發展”的發展農業的方針。照提出要把糧食生產放到特別重要的地位，同時又要努力做到全面發展。　　

第三、“以糧為綱，全面發展”。　　

毛澤東基于對農業內部各業之間的辯證關系的認知，提出“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他說：“必須以糧為綱，同時積極發展各種經濟作物；在發展農業的同時，必須發展林業、牧業、副業、漁業，做到五業并舉，全面發展”（轉引自《人民日報》　1960年8月2日　）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方針。　　

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眾多的“知識精英”，反對毛澤東的這種方針，但又講不出像樣的道理，于是就采取卑劣的手法，把“以糧為綱，全面發展”，肆意歪曲和詆毀為“以糧為綱，全面掃光”。信口開河，達于極致！　　

其實，毛澤東的這種方針，是唯物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他說：“任何過程如果有許多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2頁）缺一不可。”(《文稿》第8冊，第327頁)農業無疑是有“多種矛盾存在”的復雜過程。1959年1月 30日 ，毛澤東在上海考察，闡明“大農業”思想，即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還有畜牧業、林業、漁業，還有別的副業，都要發展。(《毛澤東傳》下卷，第1018頁)這種農業中的諸矛盾是不是彼此半斤八兩，處同等地位？毛澤東認為不是，只有糧食生產“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是主要矛盾，其他則處次要的、服從的地位。這是因為，6億人口，吃飯是中國的第一件大事；手中有糧，心里不慌，農業其他部門的發展也就好辦；否則，就只能是一句空話。所以，農業必須“以糧為綱”。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農業中其他行業的發展，又反過來極大影響和制約著“主要矛盾”的解決。原來，農林牧副漁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　他說：“所謂農者，指的是農林牧副漁五業綜合平衡。蔬菜是農，豬牛羊雞鴨鵝兔等是牧，水產是漁。畜類禽類要吃飽，才能長起來，于是需要大量精粗兩類飼料，這又是農業，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業、草業。由是觀之，為了副食品，農林牧副漁五大業都遷動了，互相聯系，缺一不可。”（《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327頁）因之，毛澤東發展農業的方針，就是“以糧為綱”的同時，要求“全面發展”。　　

李銳一類“反毛好漢”們，毛澤東的這種“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你們推得倒嗎？曲解不是理性論證，反對總得擺出道理。　　

那么，發展農副業生產是不是只靠“公”就行？毛澤東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四、“實行公私并舉，兩條腿走路的政策”。　　

　1959年5月7日　，毛澤東在《對中央關于給社員分配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鴨鵝問題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說：“最近幾個月以來，養豬數量大量減少，這對于積肥、豬肉的供應和私人零用錢的取得這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采取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養豬并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同上書，第253頁)　　

同年　7月4日　毛澤東修改和批發的中央發展副食品的指示，還專門有一條：“應當實行公私并舉、兩條腿走路的政策，既要發展國營和集體經營的副食品生產，又要允許社員個人飼養家畜家禽和進行其他副食品生產。”　　

總上可知，毛澤東關于農業的指導思想，出發點是把解決6億人口吃飯、吃菜看成“第一件大事”，視為“ 一項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的事業”，這就要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要堅持以農業這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總方針”，發展農業要“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并要實行“公私并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基于這種總的指導思想，怎能設想毛澤東會把“農民打柴、捕魚、賣雞蛋、種自留地等等，都視為‘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　　　

三、毛澤東在各個時段具體論述。　　

事實勝于雄辯。為了徹底批駁李銳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謬論，我們不能不簡略回顧一下毛澤東在各個時段具體論述。　　

(一)農業合作社的階段(1956—1958,8)　　

1956年，全國農村先后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后，毛澤東確也指明過，我國農村還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主兩條道路的斗爭，但是不是有李銳所謂階級斗爭擴大化到“割資本主義尾巴”問題？當然沒有。　　

1955年12月，毛澤東編輯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一書，在一篇題為《這里養了一大批毛豬》中介紹淅江省上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增養的經驗。其中第一條就是“鼓勵社員私人養”，第五條是“用公有私養的辦法，幫助有困難的社員增養毛豬。”毛澤東為此寫了一段重要按語：“養豬是關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換取外匯的大問題，一切合作社都要將養豬一放在自己的計劃內，……除了合作社公養以外，每個農家都要勸他們養一口至幾口豬，分作幾年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520頁）這里說的是“鼓勵”、“幫助”社員私人養，李銳搬出現代顯微鏡，能看出什么“割資本主義尾巴”嗎？　　　

　1956年3月17日　，毛澤東倡議主持制定、經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33次會議通過的第一個《農業合作社示范章程》明文規定：“社員的自留地占耕地面積的5%”。這里是把“自留地”列入農業合作社《憲章》呀！　　　

1956年冬，毛澤東提出和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在發展目標上提出：爭取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合作社的集體收入，加上“社員的家庭副業收入”，按人口平均，趕上或者超過當地富裕中農的收入，明確規定：“農業合作社應當鼓勵社員在自留地上種植蔬菜和飼料。”此外，還規定：農業合作社應充分利用田埂、地角、塘邊、溝沿、閑散場院等一切零星的土地。“這些土地可以根據情況，分配給生產隊或者社員個人經營。”“鼓勵社員在自己宅旁種樹，自種自有。”這是千方百計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增加社員收入。　　

以上可見，在農業合作社時段，毛澤東把“社員的自留地占耕地面積的5%”正式寫進《合作社示范章程》；千方百計支持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增加社員收入；“鼓勵社員私人養”。這都是白紙黑字，怎么到了李銳那里，就成了“資本主義尾巴”統統“割掉”？　　

　(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建立初期(1958,8—1959年)　　

無庸諱言，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過程中，刮起一股破壞性極大的“共產風”，再加上普遍推行的公共食堂，一度回收過農民的自留地，嚴重破壞了農民的家庭副業。諸如：1958年8月 29日 《中共中央關于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就曾提出：“人民公社在建立時，對于自留地、零星果樹、股分基金等等問題，不必急于處理，必來一次明文規定。一般說來，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變為集體經濟，零星果樹暫時仍歸私有。”這里提出“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變為集體”，于是全國聞風而動，刮起了回收自留地的歪風。這是完全錯誤的。論責任當然是毛澤東；但也應當看到，很快地發現并大發力糾正這個錯誤也是毛澤東。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北戴河會后，只過了一個月多，毛澤東就在華北的調查中發現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并于11月 2日至10日，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糾“左”。　1959年2月27日　 ，毛澤東又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繼續糾“左”。他在會上的講話尖銳指出：“公社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陳‘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過多。三是‘共’各種產。……有些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實際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71頁）在談到公社所有制的改變時說：即使將來變為基本上的公社所有制，部分的為生產隊所有制，“當然還會拖一個極小的個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極小部分的宅旁土地、小群果樹、家畜家禽等。”(《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63頁)在這里，毛澤東把農民的“宅旁土地、小群果樹、家畜家禽等”稱之為“個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尾巴”，黨的政策，即使將來“變為基本上的公社所有制”也“會”讓其存在，不是什么統統“割掉”。　　

　1959年5月7日　，毛澤東修改、批發兩個重要文件，即《關于給社員分配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和《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這兩個文件出臺了兩項生要政策：一項是堅決恢復社員的自留地，規定“仍按原高級合作社章程的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另一項是要大力發展豬雞鵝鴨，明確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毛澤東在審定《關于關于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稿時，加寫了一句話，強調恢復自留地的必要性：“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文稿》第8冊，第250頁)　　

這個指示下達后，毛澤東感到意猶不盡，又找李先念、鄧子恢和廖魯言三人商量后由廖、鄧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社員私養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充分利用零星土地和鼓勵私人種樹等四個問題的補充指示》毛澤東在審定時作了修改，在第一條指示后還加了一段話：“為了經營自留地喂養家畜家禽起見，除家有老幼輔助勞動力者外，要給全體勞動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辦伙食者，還要給婦女勞動力每天二三個小時的時間。”在這個指示最后，他還指出：“上述這種大集體當中的小私有，在一個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和生活的安排。允許小私有，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并不是‘發展資本主義’……經驗證明，禁止搞這些家庭副業、一切歸公的簡單作法，是有有害的，也是行不通過的。”(《文稿》第8 冊，第205、207頁)　　

這三個中共中央的指示，強調堅決恢復社員自留地，明確規定“自留地不超過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要求大力發展豬雞鵝鴨，明確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自留地不能大量發展私人喂養的豬雞鵝鴨，不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是如何看待這種社員的家庭副業、種自留地、飼養家畜家禽呢？他說：這是“大集體當中的小私有”，“并不是‘發展資本主義’”；肯定這種“小私有”在一個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和生活的安排，“允許小私有，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并且指出：“經驗證明，禁止搞這些家庭副業、一切歸公的簡單作法，是有有害的，也是行不通過的。”　　

從上可知，自從　1958年8月29日　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全國刮起了回收自留地的歪風，只隔63天毛澤東就召開第1次鄭州會議開始糾“左”，到　1959年5月7日　毛澤東修改的批發兩個重要文件堅決恢復自留地，“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大力發展豬雞鵝鴨等家畜家禽，徹底糾正了這種錯誤。其間只隔8個月另8天。　　　

須要指出的是，李銳此時正是充當毛澤東的“通訊秘書”，對于這個問題的全過程，理應是一清二楚的。可是，他卻到處攻擊毛澤東把農民的家庭副業、自留地當作“資本主義尾”，統統“割掉”。此人除了按老百姓的話說“沒有良心”外，還能說什么 !　　

(三)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60—1961年)　　

　1960年7月30日　，毛澤東在中常委會上的講話，強調抓好糧食生產 ，指出“一定要有個人所有制的部分”，大集體，小自由。他說：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一定要有個人所有制的部分，給社員一點自留地。過去批轉貴州省關于食堂辦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個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體，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會議決議里寫了的，不要忘記為一點。”(《毛澤東傳》下卷，第1089頁)　　

1960年8月，中央委托周總理主持起草《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經毛澤東修改后發出。他所作的重要修改之一，即原稿中說，“社員戶養豬也不可偏廢”，毛澤東改為“應當鼓勵”。(同上書，第1100頁)　　

　1960年12月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毛澤東在會前聽取匯報時強調：“一定要堅決退賠。”關于自留地，毛澤東提出要多留一點，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樣？要大家議一下。養豬問題，毛澤東重申要實行公私并舉、私養的方針。“(同上書，第1107頁)　　

　1961年2月8日　，毛澤東帶領中央調查組在浙江調研。當林乎加談到自留地幾放幾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澤東說：“兩個道理，歸根到底，只能一個道理，還是要給農民自留地，而且要把為什么反復交待清楚，農民不相信，你變得太多了嘛”！還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的界限上，闡明保留自留地這一“個人所有制尾巴”的必要性。他說：“ 抓緊教育干部，使他們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這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自留地是個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險。不懂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這些道理，就會死人的。”(同上書，第1124、1125頁)　　

1961年4月毛澤東主持制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列》，就有專門一章，即“第六章 社員家庭副業”。首先明確“家庭副業”的性質和作用：“人民公社社員的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它附屬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它們的助手。在積極辦好集體經濟，不妨礙集體經濟的發展，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人民公社應當允許和鼓勵社員利用剩余時間和假日，發展家庭副業，增加社會產品補助社員收入，活躍農村市場。”《條列》詳盡地列舉出“社員可以經營的家庭副業”的門類，繼而明確規定“社員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都歸社員所有，都歸社員支配，都可以拿到集市上交易。社員的農產品，不算在集體分配的產量和口糧以內，國家不征公糧，不計統購。”最后還規定：“人民公社各級管理委員會，對社員經營的家庭副業，應當給以必要的幫助，不要亂加干涉。”這個條列　1962年9月 27　日月八屆十中全會通過。　　　

這個《人民公社的工作條列》談得上是我國農村工作的“根本大法”！　　　

　1964年4月 28　日，毛澤東在浙江聽取省委負責人的匯報，說到《六十條》對社辦企業勞力投入的限制有問題，“過二年是否要修改一下？”毛澤東 回答說：“是否暫時不改？”他還說：“自留地不要動，自留地生產的糧食不要算口糧。自由市場不要動。”(《毛澤東傳》下卷，第1343頁)　　

以上可見，在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這一時段，毛澤東領導全黨干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按照《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在全國農村開展整風整社運動，堅決糾正人民公社以來的“左”的錯誤。　他主持制定了《人民公社的工作條列》對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集市貿易的性質、作用、黨的方針，在我國農村工作的“根本大法”上固定下來。　　

凡此種種，李銳、田紀云怎能全然置于不顧，一口咬定毛澤東是把它們當成“資本主義尾巴”統統“割掉”？　　　

（四）文化大革命時段。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一如既往堅持《人民公社的工作條列》有關農民的家庭副業的政策規定。　　

　1967年10月2日　，中央就曾明確規定：“農村人民公社現有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關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變動。”　　

1969年7月，毛澤東在南方考察。有一天，汪東興找來警衛隊長陳長江，開門見山地說：最近主席看了一些材料，有的地方公社的生產隊又在搞合并，又出現刮“共產風”的問題。“主席很擔心，怕農業又起風波，又苦了農民，讓你回老家走一趟，看一看，做些調查。”這是急事，陳長江接受任務，第二天就回到江蘇海安縣老家。陳用二天時間，走訪了四個公社，二十幾個生產隊，還與縣農委的工作人員作了交談。總的印象是農村群眾思想安定，生產不錯。農民和干部普遍反映，這幾年農業不錯，集體生產搞得好，尤其是家家都有自留地，家庭副業也搞起來了，社員生活水平呈上升趨勢。他們最擔心的是，怕黨的農業政策變化，怕瞎折騰。第五天陳回到毛澤東駐地。當天下午就向汪東興作了匯報。他“認真做了記錄”，并說：“很不錯。你們那里有一定的代表性，我把這個情況報告主席。”稍后一天上午，汪東興告訴我：：“你調查的情況匯報了主席，主席很滿意。”只過了一天的下午，毛主席出來散步見到了我，把我叫到他的跟前說：“長江，你這次回家了解的情況，東興給我講了。看來，你們那里搞得還是不錯的。”又說：“農業關系到大多數人的生活的問題。抓好農業解決大多數人的生活問題。1958年后的那幾年，農村政策不穩定，使農業受到很大的損失”又說：“搞農業，一定要穩定政策，叫農民放心。”(《毛澤東最后十年》第101、102、110頁)　　

　1971年12月3日　，國務院《關于北方地區農業會議報告》指出：“在保證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　　

以上可見，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堅持《人民公社條例》鞏固公社體制，穩定農村各項經濟政策，防止和反對可能出現的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　　

總上可知，毛澤東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基本原理，把解決6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當作第一件大事，強調滿足人民到有菜、肉、魚、雞、蛋吃，作為“一項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指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及公私并舉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合作化和公社化的二十多年歷史中，毛澤東堅持這些方針和政策。　　

無庸諱言，在公社建立后短暫時間里，確也有過一度收回收自留地的“左”的錯誤，但很快就堅決得到了糾正。至于中國如此廣大的農村，個別地方偶而出現過李銳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問題，而那正是毛澤東和黨中央所反對和批評的。怎能“以偏概全”，顛倒黑白，胡說什么毛澤東搞不清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以至于后來連農民打柴、捕魚、賣雞蛋、種自留地等等，都視為‘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呢?　　

四、   謊言掩蓋不了歷史的真實　　

在本文結尾之時，有必要對田紀云的攻擊和詆毀再作點補充。田紀云說：“我本人1965年在貴州也曾率團到農村搞‘四清’，親歷‘人民公社化’的所謂‘優越性’。……那時候，農民要想務工經商，會被當成不務正業，搞點家庭副業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只雞，都有規定，超過不行。”（《新華文摘》2004年第16期）這是說，他在社教中的“親歷”人民公社的所謂“優越性”，就是把農民“搞點家庭副業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　　　

這里提出的問題，是人民公社究竟有無優越性的問題？田　紀云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呢？他“親歷”那里的農民“搞點家庭副業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還有什么優越性的可言！這是很難成立的。　　　

從客觀歷史真實來看，人民公社建立初期，確是刮過一陣“共產風”，把農民的家庭副業刮掉，造成了嚴重的破環。但毛澤東很快發現并堅決糾正了這些錯誤。他率領全黨調查研究、總結教訓，調整政策，整頓公社，經過七千人大會，全黨上下統一了思想，最后于1962年形成《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稿》。這個人稱《六十條》的條例，乃人民公社的“根本大法”，其中就有一專章，對農民的家庭副業作了十分明確的規定。挫折和錯誤教訓更深刻。它使全黨干部懂得，人民公社的體制和政策，必須穩定，不能折騰。直至它被鄧小平廢除，都是這樣。　　

因之，田紀云“親歷”的貴州那個公社“割尾巴”就算真實，那也要問是“個案”、“特殊”，還是“普遍”、“一般”？依我的“親歷”而論，那個時段田紀云“親歷”的貴州那個公社也不可能各個生產隊都“割尾巴”。即使都“割”，貴州全省，乃至全國，又是否如此？當然不是！田紀云在這里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再說，農民的家庭副業畢竟只是“副業”，人民公社的“主業”則是生產隊、生產大隊的集體生產。所謂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主要是看其是否容納和促進生產力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從而社員的生活不斷提高。怎能不顧集體生產狀況，只憑“割尾巴”，就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叫“瞎子摸象”，“一葉障目”！此其一。　　

其二、田紀云稱自己是“率團”到貴州搞社教，想必也是個頭。你對當地“割尾巴”又怎么認知的？它是合乎黨的政策規定，還是背離黨的政策規定？社教工作團理應如何應對？須知，社教工作團的任務是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就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決定，按照《六十條》鞏固和發展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你作為社教工作團的頭應當看過1963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就關于農村社會主義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此規定就明確指出：“在反對投機倒把的斗爭中，還必須把投機倒把活動同正當的集市貿易活動、臨時性的肩挑運銷以及小量販運活動，加以區開來。集體經濟單位生產的農副產品，社員家庭副業和自留地的產品，除了國家特殊限制的以外，在完成國家征購、派購任務以后，應當允許在規定的集市上出售。”還指出：“必須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同正當的社員家庭副業，加以區別。對社員的家庭副業，包括自留地和小片開荒在內，必須嚴格按照《六十條》的規定辦事，不得違反。反對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決不能侵犯或者限制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隨意沒收在‘六十條’規定范圍以內的自留地和開荒地。”這里明確規定：“決不能侵犯或者限制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田紀云所“親歷”的“割尾巴”，如果屬實，也是嚴重違反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既定政策，社教中應予切實糾正。這正好證明了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令人驚訝的是，田卻以此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真是目的就是一切，手段可以不擇！　　

其三、田紀云算是“老財經”，他說在西南局工作，“就是負責對私營經濟進行改造”，時至“1970年，四川全省還有私營工商業者、個體私營經濟從業人員45萬人”。這就奇怪：人民公社的所謂“優越性”就是“割尾巴”，怎么“割　”來“割”去，“割”到70年，四川的“尾巴”越“割”越長？田在批判毛澤東時無意流露了原由，那時所謂“資本主義尾巴”也要區別合法與非法。他說：上級派他到四川什么縣去“蹲點”，專門調查“如何割資本主義尾巴”？“這個尾巴割到什么程度？”這不是又坦承，原來“資本主義尾巴”有合法者。如其不然，為什么只能“割到一定程度”，不能全“割”，不能“割”徹底？其實，我國廣大農民的自留地、家庭副業，乃至集市貿易，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重要補充，對于滿足城鄉人民的物質需要，起到了無可替代的歷史作用。這是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有目共睹的。　請問“老財經”田紀云：你說人民公社的所謂“優越性”就是割資本主義尾巴，那么，廣大農民　沒有自留地等家庭副業，又怎么能生活過來？他們吃菜、吃肉、吃蛋等等是工人老大哥送去的，還是天上掉下來的？國家每年收購的大量農副產品究竟來自哪里？1976年底我國牲豬存欄頭數29178萬頭，究竟是哪里喂養出來的？我國收購肥豬10320萬頭，收購鮮蛋9.325億斤，難道不是從農民手里收來的？再說，天天咒罵“割尾巴”走資精英，哪個沒有在日常生活中“親歷”過、吃“尾巴”？謊言掩蓋不了歷史的真實！　　

最后，田紀云、李銳所謂人民公社“割資本主義尾巴”，其實只是一個美麗的借口。他們壓根兒就不承認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必然性。人民公社要徹底否定，合作社也要徹底否定。田紀云不是公開污蔑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是對農民的“兩次剝奪”！他說什么土改后實現合作化，“這是對農民的第一次剝奪”；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這是對廣大農民的第二次剝奪。” （同上文）于是邏輯的結論，就是中國農民應當、也只能永遠停留在個體經濟那個美妙無比的“樂園”！難怪，田在分管中國農業時那么不斷高喊以小崗村為代表的中國農村的“包產到戶”是所謂“偉大的歷史創舉”？也難怪，他對堅持集體經濟“不動搖”南街村、華西村那么橫眉冷對？　　

毛澤東53年前講得好：“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92頁）李銳等人就是如此。能說毛澤東不比常人“高瞻遠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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