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7-16

年初何新提出用新社會主義代替新國家主義，再次實現其政治思想的一次轉變。新國家主義正是何新自己在2000年前后提出并大力宣揚的，但是這一次他明確說，中國的前途不在新國家主義。他解釋當初提出新國家主義是一種權宜之計，但這顯然是今日的說法。在當時，新提出的國家主義是作為治國根本方略的。

在今日何新提出新社會主義帶著一種強烈的感情氣息，一方面是對資本主義的憎恨，另一方面是對社會主義的神往，這是其心底的人文主義理想情感的一次宣泄，理想主義精神已經超越了當日倡導新國家主義之時的冷靜現實主義。

如果說，當初何新提出新國家主義是迫于形勢所迫，那么今日提出新社會主義同樣也是形勢所激。因為形勢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

當初提出新國家主義主要是針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改革的誤導，要求國家擺脫新自由主義為改革設定的烏托邦目標，選擇符合實際的治國方略和政策，首要是維護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基礎。這是以現實主義抵制新自由主義的虛幻，以保守主義抵制改革的激進主義。

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引導下，更具實質意義的資本主義邏輯已經無可阻擋地改造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盡管期間造成的種種問題已經激起了廣泛的質疑和譴責，新自由主義夢幻已經被撕碎，但是資本主義運動所造成的社會格局卻已然成型，資本主義仍依托這個格局向自身邏輯的縱深發展。新自由主義迷霧可以消散，但資本主義仍無所顧忌、變本加厲。由此導致，中國社會日益分化為一小部分暴發資產階級和大部分底層平民階級。越來越巨大的“新三座大山”成為中國社會結構的形象寫照，一小部分人在上面巧取豪奪、風卷殘云，大部分平民在底下不堪重負、江河日下。階級對立已經成為當今最主要的社會問題，其他一切主要問題都以此為癥結。這種對立在社會中挖了兩條戰壕，兩大階級各就各位，展開了經典的階級斗爭。關于改革的共識已經粉碎，不是新自由主義誤導改革的問題，而是不同階級爭奪經濟政治利益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的欺騙性已經被揭破，但是暴發戶資產階級已經不屑于欺騙，任志強一類肆無忌憚刺激社會神經的冷血動物就是暴發資產階級的形象代表，平民階層也已經不易被騙，所以問題只在于斗爭的手段和策略。強勢資本利益集團已經坐大，弱肉強食成為當前中國社會不加掩飾的規則。這也是一種“現實主義”，這不能不激發起何新的憤慨。于是，他重新高揚起新社會主義，試圖為中國社會設置一個理想的目標藍圖。這就是以理想主義反抗“現實主義”。暴發資產階級雖然竊取“改革”的旗號，實際上卻盤踞著最大的既得利益，也成為最大的保守勢力，何新認為他們理應接受“再改革”、“再剝奪”，他說：“新社會主義應包含……對那批為富不仁者、趁改革中制度的敗壞而掠取國家資源暴富者和冷血剝削者的再剝奪。”這種言論在改革教看來無疑是“極左”。這是以激進主義反對保守主義。

何新倡導的新國家主義并沒有能夠遏制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也否定了其自身在改革初期解放生產力的建設性作用，新國家主義的推行所要依托的統治階層也在資本主義進程中迅速地資產階級化（沒能抵制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的擴張），愈演愈烈的腐敗即是問題的一種反映，官學商資產階級加緊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新興的權貴集團，不但要在經濟領域，更要在政治、文化領域攫取統治權，這是資本主義的必然邏輯。因此統治集團自身也日益陷入階級利益的壕溝，公共權力不斷被資本所收買，種種政策的制定已經為強勢資本利益所綁架和操控。因此，國家統治自身已經無力作為一種“中央”的力量，新國家主義提倡的一整套政治經濟政策也無法由之得到貫徹。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行者不是受到錯誤理論誤導的問題，而是受強勢集團利益所左右的問題。這種情況無疑是最令何新感到憤慨的。在此情況下，所要解決的問題超出了新國家主義所能解決的問題的范疇，在此意義上，新國家主義落空了。此時，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提供對階級對立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問題的正視和解決出路，這正是何新要以新社會主義代替新國家主義的原因。新國家主義講究自上而下，但上方并不令何新滿意。而新社會主義講究自下而上，解決問題的視野有了大的轉變，社會面臨的問題，需要依據社會自身來提供解決的動力。

公共資源和權力日益被權貴資產階級所攫取，這是危及中國前途的最根本的問題，這也正是國家主義之所以落空的問題，也是新社會主義所要針對解決的問題。正由于這個問題，新社會主義才必然要提出來。新國家主義更多是在政策層面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誤導，屬于對事不對人；而新社會主義則直接針對霸占公產和公權的權貴資產階級，對事更對人，這是階級斗爭的邏輯。中國的階級對立正是權貴資產階級殘酷掠奪民眾造成的，這又是造成一切主要社會問題的禍根，只有新社會主義才能將矛頭對準這個權貴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必然以處理階級問題為重要目標），對準問題根源，才能最終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重新調整是必要的，中國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經濟結構問題，而是階級結構問題，不是生產力的物的問題，而是政治的人的問題。

新國家主義要求由國家掌握社會管理權，而新社會主義要求人民掌握國家和社會管理權。何新由國家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其關節點正在于，國家政治有走向權貴資產階級專政的危險，而現實中已經呈現種種危險傾向，一旦這種危險傾向成為最終現實，那么國家主義就根本性地失去了依托，成為無本之木。國家仍是這種政治理念轉變的樞紐，國家掌握在誰中手，這是階級社會必須面對的問題。新社會主義明確要求把國家掌握在人民手中，實行人民民主。

從新國家主義到新社會主義，批判矛頭直接轉向了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何新說：“我詛咒1980年代以來種種邪惡的新資本主義浪潮！”關鍵在于，資本主義在中國各領域都已經從原來可資利用的推動力量轉為惡性力量，而新國家主義對之缺乏足夠的批判和遏制的力度。相對而言，只有資本主義運動的受害者——人民大眾，才有天然的無限的動力去批判遏制資本主義，因此這必定是一種廣泛的社會運動，這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因而新社會主義有著天然的廣泛的階級力量基礎。何新說：“要知道，這（新社會主義）也正是來自億萬人民心聲中的呼喚。”社會主義運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順應這種民心和歷史趨勢也是政治正義之所在，也是合法性之所在。

新國主義強調國家的穩固和強大，這是社會發展的保障；而新社會主義更強調在社會成員內部更公平的利益分配。新國主義提供國家的基本框架形式，而新社會主義提供國家發展的社會目標和價值內容。

在國家生存問題上，爭論的焦點是自由主義還是國家主義。新自由主義幻景已經被資本主義發展的殘酷過程與嚴重危機所擊碎。但是新國家主義也無法成功地馴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毒流已經四溢橫流。資本主義遠遠無法僅在政策層面制服，因為它本身深入人類文化和精神的深層領域，這就是毛澤東竟然要在社會主義體制內部發動文革的原因，新國家主義無法深入這個層面。因此，在社會發展目標的問題上，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針鋒相對。社會主義具有無比深遠的人類歷史、人文精神的淵源，何新說：“這也是從佛陀、耶穌和中國圣賢周公孔孟以來一切有良知的人類圣哲尋求導向歷史正義的終極呼喚！”何新也呼吁有信仰有良知的學者，研究和宣傳新社會主義，努力“要讓國家政治道路和未來政策設計回歸于‘科學的’新社會主義”，因而，這也是一場文化運動，以文化推動政治。何新相信社會主義有著強大的感召力，尤其是對深受資本主義侵害的人民和社會，新社會主義能夠吸收廣泛的力量來支持和推動自己的興起和發展。

從國家主義到社會主義，也是從以國為本進到以民為本，回到政治價值的源泉。這是何新對于國家大政方針路線的一種用意深刻的提示，所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一要有利于國家穩固和強大，二要以人民利益為本位。實際上，這兩條都已經被嚴重地危及了。實際上，這兩條又要大于那個“中心”，但竟然都被淡化、暗化了。這個“中心”，以及“改革開放”的提出，原不過是對文革后中國決意改變大政方針的強調，但這“中心”、“改革開放”本身都不是目的。當它們自身成為目的，或被特殊利益集團作為目的時，就會產生可怕的后果，即真正的目的反而被淡化、被違背了。國家和人民利益這些根本目的到了有必要重申的地步。但是只要不把那“中心”、那個改革開放”降低到應有的地位，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有力的伸張，種種巧取豪奪、涸澤而漁的行為就會頂著“中心”的名義肆無忌憚地進行。

無疑，新社會主義就是要真正樹立國家發展的新的指導思想，即以民為本。“以民為本”這個詞被申說了數千年，在新資本主義運動中，也仍然在申說；今天再老調重彈，是否有意義？有！至少的一個關鍵是，它要取得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高度和地位，取得最高地位，相對來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的地位要下降，要降為從屬手段的地位，這也就是正名，名不正言不順。很明顯，現在中國主要問題已經不是經濟欠發展問題，而是發展成果嚴重分配失衡和不公的問題，說到底就是階級對立和矛盾的問題，后一個問題不解決，再快的發展都沒有意義，并且發展一定不能持續。實際上，由于中國階級結構的惡化，已經導致種種經濟政策的扭曲變態，經濟結構優化、產業升級、內需啟動，都成為異常難事。

社會主義不但要求分配的公平，更要求權力的公平，后者又是前者的根本保證，權力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等，所以社會主義經濟上要求資產的人民公有，在政治上要求人民民主，在文化上要求文藝反映民聲。這就是階級結構和社會制度的根本改造。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權力為人民服務，又為人民所掌握。

重提社會主義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危機。由于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發展，國際壟斷資本獲得了空前的力量，這種力量也深深地嵌入中國。由于國內的階級對立和自身實力的弱勢，使得中國的民族資本甚至國家資本都日益接受國際資本的收買和控制，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各個領域的依附性和買辦化越來越嚴重，甚至國家的主權意志都在削弱，所謂“中美國”即屬意于此。同時由于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國又要被轉嫁沉重的損失。應對此種形勢，只有重建新社會主義，依托新的計劃經濟體制、新的公有制經濟體系、新的平等團結的階級關系和政治秩序，以及由此造成的強大國家凝聚力，才能全面抵制國際資本主義狂流的沖擊，實現中華民族的真正崛起。這一點，實際上是被20世紀的中國革命史所證明過的！

何新的新社會主義不是對新國家主義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深化和提升，新國家主義強調保持國家穩定可控的基本局面，新社會主義又必須正視和解決階級矛盾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教訓慘痛。但實際上激化階級矛盾的卻正在于權貴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無論人們愿不愿意，這一點終歸是無法避免的；那么社會主義者何必過分畏懼斗爭的激化，現實也沒有退路，和諧社會只是目標，而不是手段的無力和舉措的畏縮。如何在保持國家穩定的基礎上推行新社會主義的新改革，扭轉社會結構的嚴重不合理，這確實是非常艱難的事情。何新說：“也許還需要經歷許多年，也許還需要許多曲折以至還需要付出非常重大的歷史代價。但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廓清腐敗，只有社會主義能夠使未來的中國和諧清平。”也就說，無論千難萬險，社會主義的新改革要堅定不移地開展和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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