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列寧1921年6月《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關于俄國共產黨策略的報告大綱》

　　恰恰相反，在一個經濟遭到極度破壞的、落后的小農國家里，受無產階級國家監督和調節的資本主義（即這個意義上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當然只是在某種限度內），因為這樣能立刻振興農業。租讓制更是如此，因為工人國家并不取消國有化，只有把一些礦山、林區、油田等租給外國資本家，以便從他們那里額外獲得一些設備和機器來加速恢復蘇維埃大工業。

　　我們把一部分貴重產品付給承租人，這無疑是工人國家向世界資產階級繳納的一種貢賦；我們絲毫不掩飾這一點，但應當明確認識到，只要能夠加速恢復我國的大工業，并切實改善工農生活狀況，繳納這種貢賦對我們是有利的。

　　摘錄自列寧1922年3月27日《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

　　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我們的報刊和我們的黨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染上了知識分子習氣，墮入了自由主義，自作聰明地來理解國家資本主義，并且去翻看舊本本。可是那些書里寫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寫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沒有一本書寫到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片言只語，他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找出路。如果象我在準備這個報告時所試圖做的那樣，在腦子里綜觀一下我國報刊上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述，就會確信，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沒有談到點子上。

　　照所有經濟著作解釋，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這些或那些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資本主義。但是我國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它依靠無產階級，給無產階級種種政治上的優先權，并通過無產階級把下層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你們記得，我們是從建立貧苦農民委員會開始這項工作的）。

　　因此，國家資本主義把很多很多人都弄糊涂了。要消除這種現象，必須記住基本的一點，我們現有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任何理論、任何著作都沒有探討過的，原因很簡單，所有同這一名詞有關的常用概念都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政權。而我們的社會雖已脫離資本主義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不過領導這個國家的已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

　　我們不愿了解，當我們說到“國家”的時候，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同國家聯系著的，而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進部分，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

　　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應當將之納入一定范圍的資本主義，但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本領把它納入這些范圍。全部問題就在這里。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將來會怎樣，這就取決于我們了。我們有足夠的、綽綽有余的政治權力，我們還擁有足夠的經濟手段，但是，被推舉出來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卻沒有足夠的本領去直接進行管理，確定范圍，劃定界限，使別人受自己控制，而不是讓自己受別人控制。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領，但我們缺乏這種本領。

　　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掌握著足夠的政治權力，同時又存在國家資本主義，這種情況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要懂得，這是一種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容許其存在、我們可以而且應當將之納入一定范圍的資本主義，因為這種資本主義是廣大農民和私人資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資本做買賣應能滿足農民的需要。

　　必須讓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流轉能夠象通常那樣運行，因為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其余的一切對于他們，對于這個陣營，并不是絕對必需的，其余的一切，他們是可以遷就的。

　　你們共產黨員，你們工人，你們負責管理國家的無產階級的覺悟分子，你們必須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國家按照你們的意志來行動。我們又經歷了一年，國家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是這一年在新經濟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了呢？沒有。我們不愿意承認，它沒有按照我們的意志行動。

　　它是怎樣行動的呢？就象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駕駛，可是汽車不是開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開往別人要它去的地方，這個別人不知是非法活動分子，不法之徒，投機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來的人，還是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兩者都是。

　　總之，汽車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盤的那個人所設想的那樣行駛。這就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我們要記住的基本點。應該在這個基本領域從頭學起，而只有當我們完全領會到和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才能擔保說，我們能夠學會這點。

　　摘錄自列寧1923年1月6日《論合作制》

　　每當我寫到新經濟政策問題時，我總要引我1918年那篇論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章。這曾不止一次地使某些青年同志產生疑問。但他們的疑問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

　　他們覺得，生產資料屬于工人階級，國家政權也屬于這工人階級，這樣的制度就不能叫作國家資本主義。但他們沒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

　　第一，是為了指明我們現在的立場同我在與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論戰時的立場之間有歷史聯系，而且那時我就已證明過，國家資本主義要高于我國當前的經濟；我很重視判明普通的國家資本主義同我在幫助讀者認識新經濟政策時所說的那種特別的，甚至非常特別的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繼承性的聯系。

　　第二，我一向很重視實際目的。而我國新經濟政策的實際目的就是實行租讓；在我國條件下，租讓無疑就是純粹的國家資本主義類型。我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看法就是這樣。

　　不過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在談這一方面時我們可能要涉及國家資本主義，或者說，至少要同國家資本主義作一對比。這就是合作社問題。

　　毫無疑問，合作社在資本主義國家條件下是集體的資本主義機構。同樣毫無疑問，在我國目前的經濟現實中，當我們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但必須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須是處在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監督下的）同徹底的社會主義類型的企業（無論生產資料或企業占用的土地以及整個企業都屬于國家）連接起來的時候，這里也就出現了第三種企業的問題，即合作企業的問題，從原則意義上說，這種企業以前是沒有起過獨立作用的。

　　在私人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前者是集體企業，后者是私人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首先是私人企業，其次是集體企業。在我國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產資料是屬于國家即屬于工人階級的。

　　我們有些人在談論合作社時，對于這一情況估計不足。他們常常忘記，由于我們國家制度的特點，合作社在我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把租讓（順便說一句，租讓在我國并未得到多大的發展）單獨劃開，那么在我國的條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

　　現在來說明我的看法。為什么說自羅伯特·歐文以來所有的舊日合作社工作者的計劃都是幻想呢？因為他們沒有估計到階級斗爭、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推翻剝削者階級的統治這樣的根本問題，而夢想用社會主義來和平改造現代社會。因此我們有理由把這種“合作”社會主義看作徹頭徹尾的幻想，把以為只要實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階級敵人變為階級朋友、使階級戰爭變為階級和平（所謂國內和平）的夢想，看作浪漫主義的，甚至庸俗的東西。

　　毫無疑問，從當代的基本任務看來，我們是正確的，因為不進行爭取國家政權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就不能實現。

　　但是你們看，現在國家政權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剝削者的政權既已推翻，全部生產資料（除工人國家暫時有條件地自愿租讓給剝削者的一部分生產資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現在我們有理由說，對我們來說，合作社的發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

　　這種根本的改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為國際關系，不是因為必須為我們在國際范圍內的陣地進行斗爭，我真想說，我們的重心轉移到文化主義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系撇開不談，只就國內經濟關系來說，那么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于文化主義。

　　我們面前擺著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

　　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收過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這種機關，我們在五年來的斗爭中還來不及也不可能來得及認真加以改造。

　　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這種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經濟目的來說，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實現了合作化，我們也就在社會主義基地上站穩了腳跟。但完全合作化這一條件本身就包含有農民（正是人數眾多的農民）的文化水平的問題，就是說，沒有一場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敵人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我們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里推行社會主義是冒失行為。但是他們錯了，我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理論）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成了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

　　現在，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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