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列寧1921年4月21日《論糧食稅》

　　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面對著這樣的經濟現實，能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呢？是從社會主義大工廠的生產中拿出小農所需要的全部產品來向小農交換糧食和原料嗎？這是一個最理想的最“正確的”政策，這種政策我們已開始實行了。

　　但是，我們現在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產品，而且也不可能很快就拿出來，至少在全國電氣化第一批工程完成之前是拿不出來的。那該怎么辦呢？或者是試圖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國營的交換的發展，即商業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政黨要是試行這樣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殺。說它在干蠢事，是因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行不通；說它在自殺，是因為試行這類政策的政黨，必然會遭到失敗。老實說，有些共產黨員執行的正是這樣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論和行動”上犯了錯誤。我們要努力糾正這些錯誤。一定要糾正這些錯誤，否則后果將不堪設想。

　　或者是（這是最后一種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試圖禁止或堵塞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努力把這一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這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因為凡是有自由貿易成分以至任何資本主義成分的地方，都已經有了——這種或那種形式、這種或那種程度的——國家資本主義。

　　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能不能同國家資本主義結合、聯合和并存呢？

　　當然能夠。我在1918年5月就反復論證過這一點，并且我相信在1918年5月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此外，當時我還證明說，與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比較，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進步。現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錯誤，就是因為他們只把國家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相對照或相比較，而在當前的政治經濟情況下，也應該把國家資本主義同小資產階級生產作一番比較。

　　全部問題，無論是理論上的還是實踐上的問題，在于找出正確的方法，即應當怎樣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靠什么條件來做成這件事，怎樣保證在不久的將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當盡可能明確地想到，在我們蘇維埃體系內，在我們蘇維埃國家范圍內，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將是怎樣的，而且可能是怎樣的。

　　蘇維埃政權怎樣把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蘇維埃政權怎樣“培植”國家資本主義，可以說明這一點的最簡單的事例，就是租讓。

　　現在我們這里，大家都一致認為租讓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考慮過租讓有什么意義。就各種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相互關系來看，蘇維埃制度下的租讓是什么呢？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為反對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而和國家資本主義訂立的一種合同、同盟或聯盟。承租人就是資本家。

　　他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是為了獲得利潤，他同意和無產階級政權訂立合同，是為了獲得高于一般利潤的額外利潤，或者是為了獲得用別的辦法得不到或極難得到的原料。蘇維埃政權獲得的利益，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間增加產品數量。

　　譬如說，我們有100個油田、礦山和林區。我們不能全部開發，因為我們的機器、糧食和運輸工具都不夠。由于同樣原因，已經開發的產區我們工作得也不好。正由于大企業的開發工作做得不好、不充分，因此小私有者的自發勢力在各方面都猖獗起來：附近的（以至整個的）農民經濟遭到削弱，它的生產力受到破壞，農民對蘇維埃政權愈來愈不信任，盜竊公共財物的現象時常發生，小規模的（但是最危險的）投機倒把活動大量出現，等等。

　　蘇維埃政權“培植”租讓制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后生產，加強機器生產來反對手工生產，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業產品的數量（即提成），加強由國家調整的經濟關系來對抗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系。

　　租讓政策執行得恰當而謹慎，無疑能幫助我們迅速（在某種不大的程度上）改進生產狀況，改善工人和農民的生活，——當然要以某些犧牲作代價，要以把千百萬普特最寶貴的產品交給資本家作代價。

　　租讓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條件下對我們有利而無害，這要取決于力量的對比，取決于斗爭，因為租讓也是一種斗爭形式，是階級斗爭在另一種形式下的繼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斗爭。至于斗爭的方式如何，將由實踐來表明。

　　租讓制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和蘇維埃體系內其他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比較起來，大概是最簡單、明顯、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這里，我們和最文明先進的西歐資本主義直接訂立正式的書面合同。

　　我們確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我們確切知道租讓的期限，如果合同規定有提前贖回的權利，我們也確切知道提前贖回的條件。我們給世界資本主義一定的“貢賦”，在某些方面向他們“贖買”，從而立刻在某種程度上使蘇維埃政權的地位得到加強，使我們經營的條件得到改善。

　　在租讓方面，任務的全部困難就在于，當訂立租讓合同時，一切都要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權衡，而訂立之后還要善于監督該合同的執行。這方面困難無疑是有的，而錯誤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困難，與社會革命的其他任務比較，尤其是與發展、推行、培植國家資本主義的其他形式比較，還是極其微小的。

　　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中世紀制度、同小生產、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作為小生產和交換的自發產物的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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