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入梁山泊農(nóng)民起義軍的地主階級分子宋江,在他篡奪了這支革命隊伍的領(lǐng)導(dǎo)權(quán)之后,在山寨頂上豎起了一面大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個大字。
這是一面反革命的白旗,它公開申明了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反動政治綱領(lǐng),向封建皇朝發(fā)出了乞求招安和投降的信號。
在《水滸》第四十二回“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我們找到了宋江“替天行道”這個背叛農(nóng)民起義的政治綱領(lǐng)的來源。
宋江上梁山不久,就急于下山去接他的地主老子。在半路上,他遇到了“官兵”的追捕,躲進了“還道村”中的“玄女廟”,龜縮在神廚帳幔里做了一個夢。
在夢中,“九天玄女娘娘”向宋江下了一道“法旨”,叫做“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這個“天命”,從此成了宋江推行投降主義路線的理論根據(jù)和思想基礎(chǔ)。
正是遵照“替天行道”這一“天命”,宋江上梁山后,不是消極地躲避官軍,而是千方百計排斥革命派,篡奪領(lǐng)導(dǎo)權(quán),以便在梁山泊利用其“為主”的地位,推行“全忠仗義”的投降路線,用封建地主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這支農(nóng)民起義軍,為今后向皇帝賣身投靠積累“政治資本”,創(chuàng)造“必要條件”。
正是遵照“替天行道”這一“天命”,宋江投降后,忠實地充當(dāng)了封建朝廷的奴才和鷹犬,死心塌地地執(zhí)行其“為臣輔國安民”的“職守”,竭力修補腐朽不堪的封建地主階級國家機器,極其殘酷地鎮(zhèn)壓方臘等農(nóng)民起義軍,“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
顯而易見,作者通過宋江在“還道村”的這場夢,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行動,力圖證明:宋江“造反”也好,投降也罷,都是“受命于天”的,是得到“神明”批準的,因而是無可非議的。誰要是夢中未見“玄女”,手中沒有“天書”,那就趁早別起來“為寇”,否則,就只能落得個方臘一般的下場。
這不是對農(nóng)民革命的惡毒污蔑和威嚇是什么?這不是對宋江之流的投降行徑的吹捧和美化又是什么?!
縱觀《水滸》,這種反動的“天命論”貫穿在宋江搞投降活動的全過程。接受招安前,宋江豎起的是“替天行道”的旗號,表示身在梁山,心向朝廷,要不負“天命”,“曲線盡忠”;一受招安,宋江馬上打出“順天”、“護國”兩面旗幟,儼然擺出了一副封建統(tǒng)治階級忠實走卒的臭架勢;招安之后,宋江又奉“天子”之命,以“天兵”自居,動輒就對那些無視“天命”的農(nóng)民起義軍咬牙切齒地叫囂道:“天兵到此,尚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殺盡,誓不回軍!”活現(xiàn)出一副劊子手的兇神惡煞相。
從“替天”,到“順天”,到“天兵”,宋江真是一步一個腳印,步步走在“天命論”的軌道上,賣力地奏完了他那個投降主義的“三部曲”。
但是,盡管如此,那個九天玄女娘娘對宋江還是有點不大放心,宋江征遼時,這位“娘娘”又趕來托了個夢,在夢中既對宋江大加“鼓勵”:“汝能忠義堅守,未嘗少怠”;又加以“督促”,要宋江“保國安民,勿生退悔”,認真當(dāng)好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反革命鷹犬。
不僅如此,作者從其反動立場出發(fā),還蓄意將這種反動的“天命論”作為《水滸》全書的基石。從開宗明義的第一回“洪太尉誤走妖魔”,第七十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到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游蓼兒洼”,作者處處安下“伏筆”,事事埋下線索,用“天命論”來解釋一切,宣稱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梁山泊一〇八人起來“作亂”,正是“遇洪而開”的“魔君”臨凡,歷盡劫數(shù),退盡“魔心”,以成“正果”。這就一筆勾銷了地主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之間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guān)系,抹殺了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充分暴露了“天命論”的階級實質(zhì)和政治上的反動性。
其實,細加剖析,作者在四十二回蓄意編造“宋公明遇九天玄女”這段充滿封建迷信色彩,荒誕不經(jīng)的故事,在手法上是很拙劣的。
按照全書的情節(jié)發(fā)展,剛被梁山好漢們鬧江州劫法場救上山來的宋江,此時驚魂未定,余喘未息,卻偏偏反對晁蓋派兵馬下山的主張堅持要由他自己只身下山接父,這是既不合邏輯,也不合情理的。
但是,作者偏要讓宋江走上這么一遭。當(dāng)宋江躲在廟里神廚中遭到追捕時,忽而“火煙沖將起來”,忽而“卷起一陣惡風(fēng)”,忽而“飛沙走石”,“罩下一陣黑云”,幾次三番嚇跑了官兵。
宋江遇玄女夢醒之后,果然袖內(nèi)有三卷“天書”,口中有酒香,掌心有棗核。作者通過這番神乎其神、玄而又玄的渲染,無非是要宣稱:唯有宋江這樣的投降派,才有資格接受“天命”;這個肩負“天命”重任的“天魁星”宋江,是凡夫俗子所凜然不能侵犯的。
作者這番故弄玄虛的卑劣手法,適足暴露出其欺世惑眾,竭力販賣“天命論”的罪惡用心。
無數(shù)事實證明,歷史的發(fā)展是從來不以“天命”和人的主觀意志為轉(zhuǎn)移的,總是和一切反動派的愿望相違背的。
有人把“天命”奉為不可抗拒的意志,就必然有人視“天命”為糞土草芥。方臘等敢于無視“天命”、“天子”和“圣人”,偏要“改元建號,南面為王”;梁山上的晁蓋敢于“托膽稱王”,李逵、三阮等人敢于藐視大宋皇帝,逆“天”而行,就都是有力的例證。
盡管他們的革命精神和行為遭到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扼殺和《水滸》作者的歪曲,但畢竟亮出了革命光芒,預(yù)示著反動封建統(tǒng)治最終必然崩潰和“天命論”必然破產(chǎn)。
反動階級和混進革命隊伍中的投降派企圖用“天命論”來禁錮人民的思想,束縛人民的手腳,這只能表明他們極度虛弱的本質(zhì),而決不可能挽救他們在人民革命的歷史潮流面前徹底滅亡的可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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