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機會主義在1914年徹底變成社會沙文主義,徹底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這是工人運動內部布爾什維主義的主要敵人,在國際范圍內也仍然是主要敵人。布爾什維主義首先是在反對機會主義的斗爭中成長、壯大和得到鍛煉的。
2
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做長期斗爭中成長、形成和得到鍛煉的。這種斗爭有些象無政府主義,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都離開無產階級進行堅韌的階級斗爭的條件和要求,這種情況由小私有者、小業主的本性影響的。小私有者、即小業主,由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受到壓迫、生活往往急劇地、迅速地惡化,以至于破產,所以容易轉向極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現出堅韌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被資本主義摧殘得“發狂”的小資產者,也和無政府主義一樣,都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性動搖不定,華而不實,它的特性是很快會轉為俯首聽命、消沉頹喪、耽于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于這種或那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黨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還絲毫不能避免犯舊的錯誤,這種錯誤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的環境里,由于意外的原因,總是會以稍微新一點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見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見的裝扮,重新表現出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這兩種畸形東西是互相補充的。盡管俄國居民中小資產階級的成分大于西歐各國,但是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1905年與1917年)及其準備期的影響是比較小的,毫無疑義,這不能不部分地歸功于一貫對機會主義進行最無情最不調和的斗爭的布爾什維主義。我所以說“部分地”,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曾一度發展得非常茂盛,因而徹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確的,不適合作為革命階級的指導理論。
3
布爾什維主義在1903年誕生時,便繼承了同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或者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的革命性作無情斗爭的傳統;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向來有這種傳統,而在1900-1903年俄國革命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的政黨奠基期間,這種傳統就特別鞏固了。布爾什維主義承受并繼續了這一斗爭,同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性最厲害的政黨,即“社會民主黨”,在下列三個主要之點上作了斗爭。第一、這個黨否認馬克思主義,頑固地不愿(說她不能也許更確切一些)了解在任何政治行動之前,必須對各個階級的力量及其相互關系做出嚴格的客觀估計。第二、這個黨認為它的獨特的“革命性”和“左的精神”,在于它承認個人恐怖,暗殺手段,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卻堅決摒棄這種手段。自然,我們所以摒棄個人恐怖,只是因為這種手段不適當,(而不是不必要。在必要的時候,在革命戰爭中,如法國大革命那樣,在遭到帝國主義階級報復和圍攻中,我們也會采取恐怖手段,這是毫無疑義的。)第三、“社會革命黨人”以為,他們的“左的精神”就在于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比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而他們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卻又效法這個黨的極端機會主義者。
4
德國社會民主黨最近似革命無產階級為了取得勝利所必需的那種政黨。在經歷了戰爭期間和戰后最初幾年的一切可恥的破產和危機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歐一切政黨中正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才產生了最優秀的領袖,并且比別的政黨更早的恢復了元氣和健康,重新鞏固了起來。無論在斯巴達克派的黨那里,或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左翼,即無產階級一翼那里,都可以看到這種情形。這一翼正在對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機會主義和失節行為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我們也在努力的爭取,影響和推動中國的黨產生出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優秀的領袖,帶領黨,走出修正主義的陰影,恢復元氣和健康,重新鞏固和堅強起來。對修正主義和叛賣、失節行為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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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曾經正確地指出在多數社會黨內所盛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是同曲解甚至直接隱匿馬克思的國家觀分不開的。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于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才最迅速最廣泛的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承認了蘇維埃政權及其對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所具有的優越性。
——中國無產階級的國家觀和當前中國實際的國家觀顯然是不一樣的,中國顯然是跌入了機會主義的泥潭,資改派們曲解和隱匿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奉行了機會主義的國家觀。一切向錢看齊,不論黑貓白貓,不爭論,摸石頭,徹底喪失了無產階級革命理想,拋棄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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