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在上海黃浦江畔，外白渡橋旁邊，有個蛋品加廠，叫“茂昌蛋廠”。
“茂昌蛋廠”大資本家鄭元興是浙江寧波人，初到上海時，隨身帶了一條破棉花胎，拖了一雙破布鞋。后來，在一家蛋行做了幾年。由于他學會了一套剝削的“本領”，又刮了一筆民財，1923年開辦了這個廠。當初，只是一個弄堂小廠，有幾百平方米的房子，雇用100多個工人。可是到后來，鄭元興卻變成了有11個大工廠、企業的資本家。在上海、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都有分廠，在英國倫敦還有公司。
只不過20年光景，這個資本家為什么發展得這樣快呢？這里還得從牌子說起。
蛋品加工行業，是有季節性的:有時忙，有時閑。資本家就根據這一特點，想出了一套“獨特”的剝削手法:大量地、長期地雇用臨時工人。例如照蛋部有100多個女工，除了三個工頭之外，全部是臨時工人。
每個臨時工人，都有一只紙折子，早上上工前，向工頭換一只牌子，干活的時候，把牌子吊在脖頸上。牌子有兩種:紙牌和銅牌。紙牌又分成白牌、藍牌、黃牌、紅牌四種；銅牌又分別用白線、藍線、黃線、 紅線拴著，加以區分。這四種紙牌和用四種不同顏色的繩作標記的銅牌，就表示著八個等級。資本家把臨時工人分成為臨臨時工、短臨時工、臨時工、基本臨時工、特別臨時工等多種，要他們分別按不同的等級掛不同的牌子。掛四種牌的臨時工人，有的每年只能做3個月左右；掛銅牌的臨時工人，最多的每年也只能做10個月左右。其余的那些時間都是失業在家里。
資本家雇用臨時工人，可以付出最少的工資，獲得最廉價的勞動力，進行最殘酷的剝削和壓榨！那時候，一個長工的工資每天一元多，而一個臨時工人的工資，有的每天只有三角八分，只抵長工的三分之一。有個姓張的老工人回憶，她在這個廠里斷斷續續干了20多年，每天的工資只加到四角八分；全部收入，也養活不了自己。因此臨時工人常常吃了這頓沒那頓，生活非常困苦。
資本家逼迫工人把牌子吊在脖頸上，是對工人絕大的侮辱。牌子不但分成好多等，而且上面還有號碼，資本家和工頭一看這個工人掛的牌子，就知道他的等級和姓名，就可以監視工人勞動，對工人進行統治、分化和迫害。那時，資本家豢養的狗腿子名目繁多:大工頭有監工、拿摩溫、副頭；小工頭有十二頭、二十四頭。他們--尤其那些大工頭們， 就像毒蛇一樣，整天在車間里走來走去，無故責罰工人，動不動就是給工人“摘帽子”(工人停活管叫“摘帽子”),把工人的牌子收去，迫使工人失業。
有一天，資本家逼迫工人加班加點，從早上六點鐘一直干到晚上九點多鐘。工人們沒有準備夜飯，個個餓得發慌，等到他們聽到工頭吹了放工哨子，往外走出時，放在磅秤上的一只流青蛋盤不知怎么撞翻了。工頭不分青紅皂白，猛地從人群里抓住臨時工人厲月娣，硬說蛋盤是她撞翻的，還要她賠償。
厲月娣說:“不是我撞翻的。我人在后頭，怎么能撞翻它呢？”
工頭虎著臉說:“怎么，你還敢嘴硬！”
周圍的工人，看著都很氣憤，可是工頭是資本家的狗腿子，誰敢碰他一碰呢？有個工人擔心地低聲對月娣說:“月娣，他要找你麻煩，你就討饒，賠幾塊錢，保住飯碗要緊！”可是，臨時工人做工賺的錢去買米肚子也填不飽，哪里還有錢賠償呢？再說，這是冤枉事啊，怎么可以往自己身上攬呢？！厲月娣堅決不能承認。那工頭擺出一副殺氣騰騰的樣子說:“今朝不發你工資，停工三天！”厲月娣被收去了牌子，只好回家去，有冤也沒處申訴！
資本家和工頭逼迫著工人賣命，是從來不顧工人死活的。有一天，有些工頭在車間里打牌賭博，竟殘酷地把冷藏工人鎖在冷庫里，不讓他們出來，說是他們出來了就會“偷懶”。工人們在零下十幾度的寒冷下，只是了件破棉襖，個個凍得渾身發抖。為了不致凍死，他們只好咬著牙拼命干活，借以暖暖身子。這樣，時間短還可以應付，時間一長，就支撐不住了。有的人凍得流出淚來。門是反鎖著的，有什么辦法呢？這時，正巧碰上機動間工人開門進去測量溫度，大家才僥幸得以出來。可是過了一會，被工頭看見了，工頭罵道:“出來偷懶，當心收你工牌！”工人們又被威脅著退回去。
臨時工人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吃飯沒有食堂，工人就捧著冷飯在水門汀樓梯階上吃。到夏天，車間里熱得像蒸籠，散發著今人作嘔的臭蛋味。這個廠里有500多個女工，連個浴室也沒有，工人身上沾滿了臭氣也沒處洗。下了班，她們只好帶著這股臭味回家。走在路上，一些闊佬碰到她們，捂起鼻子說:“‘臭蛋殼’來了”
工人們遭受著各種凌辱，還要受到資本家各種花招的欺騙。那時，銅牌要比紙牌“高” 一檔，有的臨時工斷斷續續為資本家賣命幾年、十幾年，才好容易一檔檔“升”上去，拿到塊銅牌，照理說，他們的境況應當好一些了吧？可是不然。這里請看一個老年女工的遭遇:
老年女工陳金娥，在這個廠里斷斷續續做了28年，結果還是個臨時工。在這28年里，除了受資本家的剝削外，工頭們還常支使她為他們洗衣、燒飯、做雜活。因此她得到了一塊銅牌。有一天，她唯一的一個兒子突然得重病死了，陳金娥不得不停工一天，料理后事。第二天，陳金娥勿勿趕去上工。
陳金娥來到廠門口，顫抖著雙手把紙折子拿出來，去向工頭調換工牌。工頭問她:“你是什么牌子，幾號？ ”
陳金娥回答:“銅牌。十六號。”
“十六號銅牌被收掉啦！”工頭兇狠狠地說。 “什么，被收掉啦？”陳金娥吃驚地張著嘴巴，她怎么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可是當她清醒過來以后就弄明白了:她的牌子確是被收掉了！就是說，以后不能再做工了。可是不做工，吃什么呢？陳金娥禁不住放聲哭了起來。
資本家聞聲趕來，以為出了什么事。他看到陳金娥后，假慈假悲地說:“老太婆，你年紀大了，做不動啦，該休息休息啦！”
“不！我做得動，做得動！我拿的是銅牌，十六號銅牌......”
資本家看看用軟辦法不行，就轉了一下眼珠，向工頭作個手勢:“讓她滾，老東西！這里沒有她的銅牌！”
陳金娥被無情地趕出門去了。她呼號著，她要活命啊。可是她喊天天不響，喊地地不應，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有哪個資本家理會她呢？......這個可憐的老工人啊，想到自己死去了的兒子，想到今后生活沒有著落，在望之中，上吊自殺了。......
這是陳金娥的悲慘結局，也是這個廠里多少臨時工人的悲慘結局啊！看！當資本家需要你的時候，看你年輕力壯，他就給你塊牌子，拴在你的脖子上，要你為他賣命。當資本家從你身上榨干了油水，吸干了血液，他就一手收回牌子，一腳把你踢開...... 牌子啊！上面浸透著我們多少工人的血淚！
黑夜總有盡頭。1949年，上海解放，這個廠的工人終于見到了太陽。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下，工人們很快成立了工會，1952年進行民主改革，欺壓工人的工頭被糾斗！野蠻的等級制度、廠規、罰規被一掃干凈。1954年實行公私合營，所有臨時工人通通轉為正式工人，那時，工人們的地位不再是雇傭奴隸了，這些老年工人想想過去，常常禁不住含著眼淚說:“過去我們是站在蛋殼上過日子的呀！飽嘗黃連知蜜甜。要是沒有黨和毛主席，我們這些人，像陳金娥一樣，不知要遭到怎樣的結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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