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重道國藥總號”設在愛文義路上，是個六開間的鋪面。一天，有個鬢發灰白的老太太，拿了藥方，到這里來配藥。從她那憔悴不安的眼神里，可以知道，她家里一定有著一個重病的人，正急于用藥。

　　配藥師傅按照藥方，把一樣樣藥料配安，準備遞給老太太。這時候，資本家的一個親信走了過來，他看看老太太，又看看藥方，臉上忽然浮上一層奸詐的笑容。接著他從擺著五個木圖章的紙盤里選出了一只，重重地敲在藥方左上角上。這個字是個“謀”學。

　　按照這個“謀”字，他們要收老太太兩塊大洋！ “什么，要兩塊大洋？！”老太太大吃一驚。她伸出干癟多皺的手，往衣袋里摸錢。可是摸遍所有衣袋，也無法湊足兩塊大洋。老太太不由得渾身抖索起來了。

　　是的，這樣一帖藥料，根本不值兩塊大洋。 兩塊大洋相等于一般職工個月工資啊！那么，資本家為什么要收老太太兩塊大洋呢？這里，就說這五個木圖章的來歷:

　　資本家經營中藥，利潤極厚，一分本錢，三分五分利潤不足為奇。當時行業中有一句活:“吃的黃連飯，穿的桂樸衣。”意思是指營“黃連”、“玉桂”、“厚樸”等中藥都是好生意，利潤大。但是資本家貪得無厭，有了極厚的利潤，還要處心積慮地向病家敲詐錢財。他叫親信去刻了“謀”“民”“眾”“健” “康”五個木圖章，對職工:“你們做生意要活絡點，對衣著好的人，藥方上敲個‘謀’字，藥價開大點；對衣著一般的敲個‘民’字，也好敲一些錢......”敲“康”字，在資本家說是收錢最少的，但其中的賺頭還是很大。同樣一種藥料，如果敲“康”字算二元一兩，那么敲“健”學就算四元一兩，敲“眾”字算六元一兩，敲“民”字算八元一兩，敲“謀”字算十元一兩。“康”字是很少用的，大多數是敲的“謀”字和“民” 字。

　　老板和他的親信善于察顏觀色，從藥方上和買藥人的表情上，可以知道病家病情之輕重。病重的，因為急于用藥，跑不了生意，進不得價錢，就敲個“謀”學，狠狠詐一筆錢財。那時有個叫“張聾子”的醫生，是看傷寒等急癥的名醫。當時生這種急病的多是勞動人民。徐重道老板一看到“張聾子”醫生開來的藥方，就知道是急于用藥的，就非敲一筆竹杠不可。

　　眼下，資本家的親信覺察到這個老太太也是急于買藥的，怎肯放過她呢！

　　這個老太太，家境貧寒，沒兒沒女，如今老伴得了濕溫傷寒癥，病情危急。買藥錢不夠，只得跑回家去東借西湊，湊足了再來買。以后她又借了一些錢買藥，但是沒有幾次，錢就被黑心腸的徐重道老板敲光了。從此，她家債務累累，生活愈加困苦。老伴的病也愈來愈重，過了不久，含恨身死了。

　　她老伴的死！是病死的嗎？不，是被徐重道老板--這個黑心腸的“藥老虎”“敲”死的啊！

　　“藥老虎”刻圖章詐錢財，是他施騙術的一個方面。更毒辣的是他經營藥材以假充真，掛羊頭賣狗肉，不惜危害病人健康。

　　有一天，職工王占華到加工車間去，腳一跨進門，忽然看見資本家的親信拿著一只罐子，往盛著麝香的瓶子里倒什么。王占華感到詫異， 上前去問他:“你倒的是什么？”

　　“鹽鹵”

　　“啊！鹽鹵！？”王占華不由得大吃一驚。麝香是一種相當貴重的藥材，而鹽鹵則到處皆有，不值分毫，而且這樣摻假充真，豈不要嚴重威脅病人的健康嗎？“啊，不行！不能摻放鹽鹵！”王占華理直氣壯地說。

　　“誰說不能摻放鹽鹵？”這時經理走了進來，瞪著眼睛說道:“這是老板叫放進去的，誰敢說不放！”

　　王占華悶了一肚子氣，但是他是一個受壓迫受剝削的普通職工，他有什么辦法呢？

　　過了一會，老板也來了，嘻笑著說:“鹽鹵重量大，又便宜，放一些進去，誰能知道！”然后他又對配藥師傅說:“你盡管大膽做好了，藥料磨粉做丸藥，神仙也難識真假！”

　　看！資本家只要發財，只要賺錢，他什么都會干！他哪里還顧得別人的死活呢！

　　有一年夏天，老板看到勞動人民中暑的很多，就“發明”了一種“甜汁金銀花露”。當時他在各電影院大做廣告，不少人上了他的當，來買這種藥，于是他的生意一時大發。按規定，這種藥是用蒸汽水做的，可是老板見生意好了，就對職工說:“金銀花露來不及用蒸汽水，放點冷水和糖精就行了。”職工不同意，要他照方配制，他卻說:“你曉得什么？上海人吃噱頭，只要每個人上我一次當，我徐某就可發大財！”有些顧客上了他的當，紛紛揭露他的罪行。有一次，職工王占華整理退回來的瓶，發現顧客寫來了這樣一張瓶條:

　　“不靈不靈，內有糖精；

　　滑頭店家，賣不出好東西！”

　　其實，那時候徐重道老板賣出去的壞東西多著吶！如治咳嗽的:“枇杷膏”，配制時藥和糖都有一定比例，他卻以利潤為標準，藥價貴時，就多摻糖，少放藥；糖價貴時，就多放藥，少摻糖。“虎骨木瓜酒”是治筋骨酸痛的藥酒，有祛風活血功效。處方中有虎骨膠、木瓜、紅花等十幾種藥品。老板說什么:“這酒是吃白相的，只要飲了能醉就達到功效了。”于是他把藥料全部減掉，只把生黃枝子打碎泡在水里，摻入土燒中，加點糖精，看來顏色好，味道甜，可是治療效果一點也沒有。

　　老板如此偷工減料，掛羊頭賣狗肉，害了病人，肥了自己。每當他看著白花花的大洋流進他店里時，他得意忘形地說:“是種田靠天，生意靠騙啊！”

　　有一天，徐重道老板把臨時工龔元華叫到房里，對他說:“從現在起，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給你輛自行車，到外面去兜圈子。看到弄堂口、馬路上有醫生招牌，你把它抄下來，幾弄幾號，叫什么名字，拿來給我。”

　　從此，這個臨時工的自行車跑遍了上海大街小巷。一個個醫生的名字，出現在老板面前了。老板就把他們編了“一O一”、“一O二”等代號。過了沒有幾天，這些醫生面前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禮物:名醫是皮貨；一般醫生是扇面、雪花膏；業務清淡的醫生是水果糖，等等。件隨著禮物而來的，是一迭迭長方形的“優待券”，上面印著“徐重道國藥號”字樣，還印著“誠心為病家服務，七折優待”等文句。不用說，這“優待券”和禮物是徐重道老板送的。老板知道，病家看病都要由醫生開方；醫生受了禮物，情面難卻，開好藥方，順手遞給病家一張“優待券”。這樣徐重道老板就招徠到了大批生意，他就可以騙取更多錢財。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人口劇增，因為居住條件不好，患病的人漸漸增加。徐重道老板靈機一動，認為這是推銷積壓次藥的好機會。他在上海的大街小卷、電車上、報刊上、電影院里，大做廣告:“徐重道國藥號，首創代客煎藥，隨接隨送，日夜服務”。有人看了廣告，圖方便，就把藥方往徐重道店里送。

　　徐重道老板站在店堂里，看著顧客把藥方送進來，臉上總是堆著假笑:“你們放心好了，我們選料道地，配制認真。馬上就煎，煎好就送。”顧客出了門，他卻逼迫著職工把那些霉藥，壞藥放進藥罐里去......

　　后來，上海設立了許多難民所，老板又動出了鬼腦筋，和這些難民所的主持機關勾結起來，把為難民煎藥的生意全部包下來。他對煎藥師傅說:“現在店里代客煎藥忙啊，凡是難民的藥，一律到夜里十一點鐘以后煎，反正是施舍的，救濟的！”他又到店堂里對配藥師傅:“難民藥方一來就是一百張，你們來不及稱，不要稱了，用手抓兩把算了。”

　　生病的難民有的吃了藥不見效，有的還來不及吃藥，就慘遭死亡。可是老板眼看著煎藥生意愈來愈好，霉藥、蛀藥、壞藥暢銷一空，樂得心花怒放，又禁不住說:“真是種田靠天，生意靠騙啊。”

　　徐重道老板，初到上海時，他身邊衣袋里只有二十只銀角子。怎樣用它發家呢？他說:“若要發，眾人頭上刮！”后來他向熟人借了一些錢，租了兩間房子，掛上“徐重道國藥號”招牌。他沒有學過什么醫，竟在自己的小店里，一面賣假藥，一面做假醫生。他依靠“刮”“騙”“詐”等一系列剝削手段，“家”越來越大，后來在舊上海市區開設的分店有十一個，還開了藥酒加工廠、制藥廠、制膠廠、藥材行等等。

　　徐重道老板常常宣揚他自己為人“正直”，夸耀自己的店是“良心店”，徐重道是以“道德”為重，為民解除苦痛。難道果真是這樣嗎？不，從上面這些殘酷的事實中，不是徹底地揭開了這個剝削者的丑惡面貌嗎！在“藥老虎”的辭典里，只有一個大大的“騙”字；“藥老虎”的發家史，是一部殘酷的剝削史！

　　1949年，上海解放了。解放初期，徐重道老板劣性不改，繼續偷工減料，危害病人，店里職工在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下，向老板展開了斗爭，列舉大量事實，揭穿了老板的嚴重違法行為。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企業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當年的人民政府為了提高人民的身體健康，在當年的國藥企業中，提倡實事求是的經營作風，提高了服務質量。進藥、配藥、煎藥、送藥都有嚴格的檢查制度。在藥物質量上，更是精益求精，從原料到成品，也要過嚴格檢查復核，真正做到了為病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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