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與《古田會議》

　　——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和古田會議召開94周年

　　郝貴生

　　【作者按語】今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誕辰130周年，12月28日是著名的古田會議召開94周年，同時還是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的新古田會議9周年。4年前，筆者寫了一篇長文《用<共產黨宣言>解讀<古田會議>精神及其現實意義》，今重發該文，標題簡化為《<共產黨宣言>與<古田會議>》。

　　目前絕大多數黨史教材解讀《古田會議》精神實質都是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這無疑是正確的。但筆者一直認為，以往的解讀沒有把《古田會議》與《共產黨宣言》結合起來，沒有解讀清楚毛澤東如何運用《共產黨宣言》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寫出《古田會議》決議的，沒有解讀清楚馬克思主義“政治”的科學含義，更沒有突出《古田會議》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闡發政治統帥軍事、統帥一切思想的精神實質及與“政治統帥經濟”思想的內在聯系，沒有真正解讀清楚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古田會議》的思想建黨和政治建軍的實質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認識戰爭的實質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實質，“政治統帥軍事”是《古田會議》的核心和精髓。“政治統帥軍事”思想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最主要的指導意義就是要確立“政治統帥經濟”、“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政治掛帥”的指導思想。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階級斗爭，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就是《共產黨宣言》中闡發的共產黨人的“消滅私有制”的初心、使命。那種不講“階級斗爭”、不講“政治掛帥”、不講共產黨人“消滅私有制”的初心、使命的所謂對“政治”和“社會主義”的解讀都是錯誤的，同時也是對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革命事業的偏離和背叛。

　　2023年12月27日

　　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26周年，又是毛主席主持召開的黨史軍史上最重要的古田會議90周年（12月28日），還是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的新古田會議5周年。八一電影制片廠陳力導演執導了主旋律電影《古田軍號》，今年公演以來，受到了人民群眾普遍好評。人們在觀看這部電影的同時，必然對古田會議精神及其現實意義發生了濃厚興趣。筆者今年兩次觀看這部影片，再次學習和研究作為毛主席起草的《古田會議》（全文見《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78—117頁。其第一部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5——96頁）及其它有關文件，包括朱德同志文章《怎樣創造鐵的紅軍》（1931年7月，朱德選集，第1—6頁），對《古田會議》精神又有一些新的認識。現將學習研究體會整理如下，以此紀念毛主席誕辰126周年和古田會議召開90周年。

　　目前一般黨史教科書、一般辭典解讀《古田會議》精神大多都把它歸結為三點：一是思想建黨即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基本立場去教育無產階級，克服非無產階級的錯誤思想，保證黨的正確路線和方針的貫徹實施。二是政治建軍，創建新型人民軍隊，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批判單純軍事觀點。三是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無疑上述觀點是正確的。但筆者認為，僅僅停留在上述解釋時還較為膚淺。應該更深入研究古田會議的精神實質究竟是什么？為什么能夠闡發上述思想？其思想理論來源是什么？其理論和現實意義究竟是什么？筆者學習研究的結論:《共產黨宣言》才是《古田會議》精神的真正理論源泉。離開《共產黨宣言》，不可能正確解讀古田會議精神的實質、核心，也不可能正確揭示和挖掘古田會議精神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為什么要用《共產黨宣言》解讀《古田會議》精神？

　　第一，中國共產黨取名為“共產黨”就必須以《共產黨宣言》為自己的理論源泉和指南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1921年7月1日，它之所以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其正是取自于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合寫的《共產黨宣言》書名中的《共產黨》三字。任何黨派成立是都必須有自己的信仰和理論武器。中國共產黨把自己命名為“共產黨”組織，實際就是把實現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信仰和追求目標，同時也把《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正如《宣言》中所說：“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286頁）因此也就必須用《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場、觀點、方法解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包括黨史軍史上的如此重要會議的《古田會議》精神及其實質。

　　第二，毛澤東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從《共產黨宣言》開始的

　　毛澤東1919年北大期間受李大釗同志影響，開始接觸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共產黨宣言》對他產生了及其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毛澤東自己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譯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他還說，第一次讀《宣言》就抓住了書中的主線索，“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頁）。但《宣言》講的都是歐洲的階級斗爭，沒有中國的階級斗爭，“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頁）他要研究中國現實的階級斗爭事實。實際就是說，他通過《宣言》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方法，他就是要自覺運用《宣言》的基本思想分析研究中國現實的階級斗爭和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古田會議主要是毛澤東建議和主持召開的，會議《決議》也是毛澤東起草的。因此這個《決議》必然體現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特別是《宣言》的基本思想分析認識中國革命實際問題這一顯著特點。

　　第三，《古田會議》精神是毛澤東自覺運用《宣言》思想研究和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活動的必然產物

　　毛澤東1942年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講：“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如果你能夠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你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多。”（《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頁》這個觀點一方面是毛澤東依據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原理，邏輯推論出理論必須回到實踐中去，為實踐服務，科學地說明、解釋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也是毛澤東參加和領導中國革命實踐活動20余年的深切感受和經驗總結。他五四運動之后親身投入到中國革命實踐活動中，就開始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共產黨宣言》中基本原理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如1925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典型地運用《宣言》中的矛盾分析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中國的階級斗爭現象，認識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依靠力量和革命對象。如他談到革命的實質時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頁）毛澤東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上提出和闡發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等不正是《宣言》中無產階級革命暴力革命思想的中國化語言的表述嗎？《宣言》中強調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必須要有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后，實踐使他認識到，不加強黨對軍隊的具體的絕對領導，革命就會走錯方向，甚至走向失敗。所以他在起義軍攻打長沙失敗，隊伍思想極其混亂，急速減員的情況下，果斷進行三灣改變，把黨支部建在連上，建立士兵委員會等措施。馬克思恩格斯1872年合寫的《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說，《宣言》基本原理的實際應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毛澤東正是依據這些基本原理，研究中國革命的特殊的歷史條件，強調中國革命不能簡單照抄照搬蘇聯革命的經驗。堅定不移地帶領僅剩1000余人的起義軍開赴井岡山，努力闖出一條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新的革命道路。1928年10月、11月分別寫出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兩篇文章正是他依據《宣言》的思想，總結上井岡山之后一年多來武裝斗爭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其中就包含了古田會議精神的某些具體內容。如加強對紅軍士兵的政治訓練，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明確為什么人打仗，強化黨代表和士兵委員會制度，加強組織紀律性，強調官兵平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運用《共產黨宣言》闡發《古田會議》精神是他以往用《宣言》指導實踐活動的延續和深化。

　　二、依據《共產黨宣言》解讀《古田會議》精神的實質和核心

　　盡管毛澤東三灣改編時和《井岡上的斗爭》等文中，闡發了新型人民軍隊的一些建軍原則，闡述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但這些思想并沒有完全為黨中央和紅軍的部分領導人所真正理解：一是他們程度不同地帶有舊軍隊的軍閥作風和帶兵方式。《古田軍號》所揭示的毛澤東與朱德的矛盾最初分歧恰就是用什么思想建設人民軍隊問題。二是他們程度不同地不了解中國革命特點，如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同志簡單機械照搬蘇聯革命經驗，主張打大城市，忽視群眾工作和建立根據地等。三是主持黨中央領導工作的負責人包括周恩來在中國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模糊或錯誤認識。中央“二月來信”就典型地說明這一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當時朱德和陳毅同志后來在實踐中已經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性，后多次要求毛澤東回到紅四軍領導崗位上，陳毅同志還親自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紅四軍真實情況，促進黨中央的“九月來信”。為古田會議召開做出了重要貢獻。

　　筆者學習研究古田會議《決議》，特別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等文，體會到這個《決議》主要以《宣言》的階級斗爭觀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系觀點、群眾史觀觀點、兩個決裂觀點、無產階級革命觀點、無產者聯合觀點等為理論依據，具體闡發了古田會議的精神實質和核心。

　　第一，認識紅四軍黨內軍內存在種種問題的深層次的根源

　　《共產黨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話就指出，人類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封建社會主要存在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斗爭。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同時還存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等非無產階級及其思想。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存在什么階級，就必然存在這個階級的階級意識，它必然反作用于社會存在。農民作為被剝削被壓迫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軍，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農民的革命性做了充分的肯定，但農民畢竟不是無產階級，其小私有者的特點決定了其自身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極其濃厚。即使工人出身，也有部分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決議》正是依據《宣言》的階級分析方法，認為紅四軍黨內軍內客觀存在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所以要召開古田會議予以解決。正如《決議》“前言”第一句話明確指出的，“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同上，第85頁）不徹底糾正這些思想，紅四軍的革命任務是擔負不起來的。為什么會出現這些思想？《決議》認為：一是種種不正確的思想來源，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二是黨的領導機關對種種不正確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做正確路線的教育。由此導致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起來。所以《決議》明確指出，大會依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指出黨內軍內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糾正方法，強調對這些錯誤思想必須進行堅決的斗爭，“徹底地加以肅清”，加強對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深入闡發黨和軍隊的無產階級屬性、指導思想及歷史使命

　　《宣言》闡述了階級、政治、政黨的本質及其相互關系原理。《宣言》把無產階級區分為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自在階級就是處在分散的、自發的、盲目的缺乏科學理論指導的沒有組織的停留在經濟領域斗爭的無產階級。自為階級就是有科學理論指導的組織起來的自覺的聯合起來從經濟領域發展到政治領域的斗爭的無產階級。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用科學理論把無產階級從自在階段發展到自為階段。《宣言》還指出，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就是說一切經濟領域的階級斗爭必然發展到以奪取和鞏固政權的政治斗爭。一切政治斗爭歸根結底都是圍繞經濟利益進行的。政治斗爭的實質就是階級斗爭。政黨就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圍繞奪取和鞏固國家權力的政治活動的黨派。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宣言》第二章的標題就是“無產者和共產黨人”），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政黨的領導首先是一種組織形式，但根本內容是有科學理論即共產主義理論的指導。共產黨人的最低綱領就是奪取政權，最高綱領就是消滅私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些思想在《宣言》和馬恩其它著作中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毛澤東在起草《決議》報告中自然要把這些思想寫進去。如一再闡述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無產階級立場分析和批判非無產階級思想，闡述中國工農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不是單純打仗的軍事集團和組織，而是以奪取和鞏固政權為中心任務。支部建在連上，是一種組織形式，但實質是通過這種組織形式保障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軍隊建設的指導地位。如果單純強調組織形式，而不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黨對軍隊的領導。這種所謂“黨的領導”就可能把“黨組織”變為個人野心家篡黨奪權的工具。長征途中出現的張國濤路線的實質就在于此。

　　第三，闡發政治統帥軍事的觀點，深入批判單純軍事觀點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戰爭、軍事斗爭本身就是政治，是政治的繼續。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從來沒有離開政治的純軍事斗爭和戰爭。因此參與軍事斗爭和戰爭的武裝集團不可能離開政治即離開階級的斗爭。而階級斗爭的實質是利益的根本對立。參與階級斗爭特別是參與戰爭活動的人要么是為少數人的利益，要么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宣言》中指出，以往的運動是少數人的為少數人的運動，我們的運動是大多數人的為大多數人的運動。那么共產黨領導的紅四軍就是為大多數人根本利益斗爭的軍事組織。但是由于紅軍組織成分的復雜性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對紅軍的影響，導致黨內軍內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念、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主義、盲動主義等錯誤思想極其嚴重，其重要思想根源就是偏離、背離無產階級根本和長遠利益的個人主義、自私觀念在作怪。如軍隊內部的雇傭思想就是不懂得紅軍和白軍的根本區別，不懂得為誰打仗這一大是大非問題。《古田軍號》電影里一個紅軍團長最終走上背叛革命道路，就是嫌棄紅軍內部薪水太少，國民黨軍隊可以升官發財。所以《決議》里一再強調要教育共產黨員和紅軍戰士懂得為誰打戰，為什么打仗問題。毛澤東批判用軍事代替政治的單純軍事的錯誤觀點，就是強調政治統帥軍事，樹立為大多人謀利益，為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而斗爭。這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與古今中外今一切軍隊的根本區別。

　　第四，闡述人民軍隊不是單純打仗的軍事集團，而是組織和發動群眾，建立和鞏固政權

　　《宣言》闡述“兩個絕大多數”思想一方面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另一方面就是強調依靠的物質力量問題。毛主席對《宣言》這一思想理解非常深刻。所以他在《決議》里指出軍隊除打仗的重要任務之外，“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并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毛澤東這樣說的，也是身體力行這樣做的。《古田軍號》電影里寫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后，在閩西舉辦農民夜校，不僅教農民識字，而且講解革命道理，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又一顯著特征

　　第五，闡發一切從實際出發，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調查研究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共產黨宣言》的一切科學結論都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和階級斗爭狀況、對資本主義發展客觀規律的研究中做出的科學結論。《宣言》自始至終貫穿著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所以毛澤東顯然受到《宣言》這一思想的影響。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照搬到中國來，而是調查研究中國的具體國情，依據客觀狀況和客觀規律指導和制定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當時紅四軍內部存在的嚴重的主觀主義傾向就是偏離背離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正如《決議》中所說：“主觀主義，在某些黨員中濃厚地存在，這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都非常不利。因為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于黨內的主觀主義的批評，不要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往往踉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組織。”（同上，第91頁）如何克服主觀主義的錯誤傾向呢？《決議》認為，“主要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同上，第92頁）要達到這一目的，《決議》又提出三條具體措施。“（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結果。（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同上，第92頁）

　　第六，自覺運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和揭示紅四軍黨內軍內客觀存在的錯誤思潮的表現、根源和正確的克服途徑

　　馬克思主義著作的顯著特點是運用科學的思維方法，特別是矛盾分析法。《共產黨宣言》也是馬克思恩格斯運用矛盾分析法分析認識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個矛盾雙方對立統一的過程，毛主席讀《宣言》在接受其階級分析方法的同時也接受了矛盾分析法。而《決議》自始至終就體現了矛盾分析法。特別是《決議》最主要部分《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前言”總體指出黨內軍內存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及其危害性、根源，強調要“徹底加以肅清”。后分為8個部分即關于單純軍事觀點、關于極端民主、關于非組織觀點、關于絕對平均主義、關于主觀主義、關于個人主義、關于流寇主義、關于盲動主義殘余。每部分首先都指出這種錯誤傾向的種種具體表現，危害性、根源及正確態度和糾正的方法。是非正誤非常明確，且簡明扼要，條理清晰。

　　筆者通過學習研究，結合毛澤東《古田會議》之前的有關著作以及觀看電影《古田軍號》，揭示和概括《古田會議》的六點主要精神。六點精神實質、核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即《共產黨宣言》的立場觀點方法尤其是階級分析的方法。強調黨的階級性，人民軍隊的階級性。正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和共產黨、紅軍的階級屬性，所以才決定了黨和紅軍必須發動和依靠工農群眾，武裝奪取政權，決定了政治統帥軍事，決定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決定了紅軍必須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決定了紅軍必須官兵一致。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方法， 根本無法解讀和闡釋清楚《古田會議》精神的真正實質。古田會議之后，朱德完全接受了毛澤東關于建黨建軍的正確思想。他于古田會議一年多之后寫的《怎樣創造鐵的紅軍》（原載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機關報《戰斗》1931年7月第2、3期，現收錄《朱德選集》第2—6頁）完全闡釋的是古田會議的基本和核心精神。我們簡要摘錄該文的幾段論述：

　　1、紅軍必須有鮮明的階級性，其歷史任務是奪取政權。“紅軍是工農的隊伍，也可以說是一切勞苦群眾的隊伍。紅軍的歷史任務是奪取政權，建立和鞏固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權，使無產階級及一切勞苦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完全得到解放。為要達到這一歷史任務，紅軍的組織成分必須有充分的階級性，就是工農勞苦群眾才有資格來當紅軍。”

　　2、紅軍必須有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工農紅軍只有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下才能夠完成它的歷史的偉大任務。”

　　3、紅軍與資產階級軍隊的政治訓練完全不同。“紅軍的政治訓練與資產階級的軍隊的政治訓練根本不同之點，就是紅軍完全反對資產階級把政治訓練變成蒙蔽階級意識的欺騙工具，變成超階級的、完全不兌現的花言巧語。紅軍的政治訓練是啟發和提高指揮員的無產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清本階級的利益，努力為本階級的政治任務，與敵人作決死的斗爭，去達到消滅敵人、解放本階級的目的。要造成鐵的紅軍，必須使紅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首先完全信仰共產黨的領導；了解共產黨有指導工農聯合的責任；了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了解革命戰爭的階級性質是為全中國的工農及勞苦群眾謀解放；了解自己在戰爭中積極完成其一部分任務就是為了爭取戰爭的全部勝利；了解群眾力量的偉大，紅軍必須與群眾密切地聯合起來；了解目前中國革命必須有紅軍的發展、工人暴動，農民暴動、士兵暴動四種革命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

　　4、紅軍紀律是依據紅軍的階級利益和斗爭實踐需要而制定的。“紅軍的紀律是根據整個的階級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爭的必需而制定的。紅軍的紀律指揮員與戰斗員都是一樣的遵守，與白軍的紀律專為壓迫士兵而設，絕不相同。”

　　5、紅軍的戰斗力主要取決于紅軍的階級政治覺悟和依靠工農群眾。“我必須重復說明，紅軍的戰斗力，不僅是靠軍事技術的條件來決定，最主要的是靠紅軍的階級政治覺悟、政治影響，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瓦解敵人的軍隊。”

　　從上面的幾段摘錄完全可以看出，朱德同志理解的《古田會議》精神的核心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方法。

　　三、用《共產黨宣言》解讀《古田會議》精神的現實意義

　　古田會議已經召開90 年了，但《古田會議》精神至今仍然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2014年，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曾經在古田會議舊址召開全軍新的古田會議。今年重溫古田會議精神，并運用《共產黨宣言》重新解讀之，意義更為重大。

　　第一，堅持黨的領導的實質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全黨和全社會的指導地位

　　三灣改編的重要內容是把支部建在連上，“古田會議”又反復重申了上述思想，實質是保障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對軍隊的領導實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軍隊的指導地位。《古田會議》之所以能夠召開和形成上述會議精神，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朱德、陳毅同志以及主持黨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同志能夠自覺堅持黨的“一大”會議確定的黨的指導思想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之所以在原有重大分歧基礎上又能夠統一起來，根本原因就是會議召開之前，他們能夠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認識紅四軍黨內軍內存在的嚴重問題、根源和克服途徑。所有才能夠誕生作為馬克思主義光輝文獻的“古田會議”。我們今天學習、繼承和堅持古田會議精神，根本的一條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黨的建設、軍隊建設的指導地位不動搖。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用儒家學說、普世價值理論及形形色色的所謂“社會主義”理論解讀和指導黨、國家、軍隊建設，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是對《古田會議》精神實質的偏離和背叛。

　　第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思想和階級分析的方法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革命實踐的指導思想地位，那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我們從《古田會議》全文和朱德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貫穿《古田會議》精神的一條紅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方法。離開這一思想，根本無法解讀《古田會議》基本思想和批判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無法指導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無法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國當今社會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妖魔化的錯誤解讀，不敢正視和解讀中國當今社會存在極其尖銳激烈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事實，不剛正視當今社會極其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客觀事實，不敢正視和解讀以自私自利為核心的各種剝削階級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對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及各項工作的極其嚴重的腐蝕和破壞作用，不敢正視國內外敵對勢力向社會主義道路，向毛澤東思想，向為新中國成立和建設社會主義做出突出貢獻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特別是向中國人民最杰出最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竭盡造謠污蔑，惡毒攻擊，無所不用其極的客觀事實，不敢講黨的階級性、國家的階級性、軍隊的階級性、法律的階級性、文化教育的階級性、意識形態的階級性，更不敢號召共產黨員同所有敵對勢力和錯誤現象、觀念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修正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傾向進行堅決的斗爭。搞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以來，商品交換原則不僅滲透到黨內軍內政治社會領域，而且浸入到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包括思想文化領域、教育領域、學者隊伍中。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揭示的知識分子隊伍中存的“精致利己主義”思潮的嚴重泛濫實質是私有化、市場化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不用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方法認識和解剖這些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對黨內軍內的嚴重影響，不對其進行深入的解剖和挖掘其經濟、政治、文化等根源，不進行堅決的斗爭，不“徹底地加以肅清”，就不可能真正繼承和發揚《古田會議》精神。

　　第三，不僅堅持政治統帥軍事，也要堅持政治統帥經濟、政治統帥一切。

　　《古田決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批判單純軍事觀點，強調政治統帥軍事。戰爭年代需要政治統帥軍事。那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還要不要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堅持政治統帥經濟？政治統帥一切？毛澤東對此做了明確的回答。1958年1月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有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1頁） 1960年3月11日，毛澤東把“堅持政治掛帥”思想作為“鞍鋼憲法”的重要內容之一。1964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學大慶經驗的通知所加的一段話中講到：“他們貫徹執行了黨的社會主義總路線，堅持政治掛帥，堅持群眾路線，系統地學習和運用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毛澤東類似論述相當多。在毛澤東開來，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方向和道路的斗爭問題，就是為什么人的根本問題。但是由于毛澤東晚年理論和文革的徹底被否定，毛澤東的“政治掛帥”思想也被徹底否定。我們黨和軍隊優秀的傳統思想政治工作也被取消了。目前黨的基本路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表述顛倒了四項基本原則與經濟建設的關系。不應該是“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為繁榮富強民主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而應該是“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堅持改革開放，把我們國家建設成為繁榮富強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當今黨中央和全黨都在強調樹立政治意識。但筆者認為，究竟什么是“政治”？政治與軍事、政治與經濟等工作的關系并沒有真正搞清楚，不敢也不愿從階級斗爭的角度解讀“政治”。實質上政治意識就是階級斗爭的意識，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斗爭的意識，就是社會主義大方向問題，就是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問題，就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毛主席發表《鞍鋼憲法》50周年之際，筆者曾寫過一篇長達17000字的《論毛主席的“政治掛帥”思想》，對毛主席“政治掛帥”思想來龍去脈、含義、作用、實踐中的偏差、歪曲理解、現實意義等做了較為全面系統的闡發。那種把“講政治”、“政治意識”與“政治掛帥”、“階級斗爭為綱”思想對立起來的思想是不正確的，那種用“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政治掛帥”，取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也是錯誤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與資本主義發展經濟同樣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當今所有社會問題越發嚴重的思想根源之一就是拋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掛帥”思想的必然結果。

　　第四，必須堅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注重調查研究和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

　　毛澤東受《共產黨宣言》唯物主義思想的極大影響，他一開始他的革命生涯就是特別重視調查研究。一方面他從理論上調查研究對于革命改造的極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多次親自調查研究，并多次總結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他在1941年《關于農村調查》一文中講到：“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改造，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中國革命也需要調查研究工作，首先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觀主義，自以為是，完全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所以這也是《古田會議》精神的重要內容。建國后，毛澤東也特別強調重視調查研究。他寫的一系列認識論文章一再重申，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項偉大的革命實踐中來。但是不能不看到近幾十年，我們黨的這一優秀傳統被徹底丟掉，官員不調查研究，學者不調查研究，領導講話中缺乏對客觀現狀特別是對官員腐敗、私有化市場化等資本主義復辟的客觀事實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主觀主義、唯書唯上、權力至上、個人崇拜的唯心主義思想方法和作風在整個官場和學界達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時期。如此偏離背離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唯物主義觀點和方法的工作作風怎么能夠完成我們黨極其艱巨的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目標呢？

　　第五，必須堅持矛盾分析法，學會運用矛盾分析法認真研究和分析社會現實問題，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

　　毛澤東1937年寫的《矛盾論》中強調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核心。這一思想一方面是他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他在參加和領導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自覺運用這一方法包括起草《古田會議》的經驗總結。毛澤東幾乎所有的文章特別是建國后包括的他的全部晚年理論無不滲透和貫穿矛盾分析的方法。矛盾分析什么？應該是分析現實的問題。但不敢正視中國黨內社會生活中存在的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不敢正視各種剝削階級思想意識對黨內、軍內的極其嚴重的滲透影響，如何進行分析？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沒有分析，就沒有實事求是，就不可能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已經為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史，中國革命建設史反反復復證明的客觀真理。但是近幾十年改革開放實踐以來，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也程度不同被丟掉。領導人講話、報告中缺乏對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的矛盾分析法，學者的論文包括相當多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學者、教授、博導、智慧專家”也丟掉了這一科學的方法。導致這些講話、會議決議和研究成果缺乏嚴密邏輯性和科學的思維。因此我們學習、研究、繼承古田會議精神，應該特別要學習和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分析方法。

　　第六，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念，努力提高和行使做社會主人的意識和權利

　　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對秋收起義部隊改編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在部隊中建立士兵委員會。井岡山一年多的斗爭的主要經驗和精神之一就是建立士兵委員會，毛主席1965年回井岡山時還特意把它歸結為井岡山精神的最主要內容。這一內容和精神主要針對舊軍隊把士兵只是看做打仗的工具，不是看做人，不關心和尊重士兵，甚至經常打罵體罰士兵，不注重發揮士兵作用的錯誤傾向提出的。但古田會議前，紅四軍內部也還存在著極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錯誤傾向。這與剝奪士兵民主權利是在民主問題上的兩種極端化傾向。《古田決議》第一部分對極端民主化的表現、根源及克服途徑進行了深入解剖，但并不否認黨內軍內仍然存在的封建家長制和取消士兵民主權利的錯誤傾向。《古田會議》后幾部分及毛澤東其它文章中也反復多次強調士兵的民主權利。在黨內軍內貫徹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思想，既要反對極端民主化，也要反對取消民主的封建家長制。毛澤東的這種建黨建軍思想不僅延續到新中國成立，而且建國之后更為突出黨內軍內政府內人民的民主權利和民主作風。毛澤東時代通過公有制的建立和各種政治體制改革，黨員的民主權利、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最廣泛的體現。但是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民主權利遭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黨章賦予黨員和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政府有關心、建議、批評和監督的權利，但實際生活上，都不同程度地以“妄議”等為名被壓制、打擊、報復，甚至用專政的方法對待之。所以繼承和落實《古田會議》精神，也必須批判封建主義的權力之上觀念，健全和完善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對一切障礙人民群眾行使做社會主人的思想和行為做堅決的斗爭。

　　《古田會議》精神內容極其豐富、深刻，其現實意義也極其巨大。學習研究這一問題，實質也是研究毛澤東同志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創立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如何用毛澤東思想如何指導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繼續革命的偉大實踐。筆者從毛主席應用《共產黨宣言》入手，談了自己幾點初步體會及其意義。歡迎網友同志們批評指正！

　　201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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