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知名作家劉繼明的最新文集《辯護與吶喊》近期由臺灣秀威出版公司出版。

　　該書由張承志題寫書名，孔慶東作序，李敬澤、李云雷連袂推薦，收錄了進入21世紀以來，劉繼明對現實、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及一些重要思想文化命題和人物的深入思考，為備受攻擊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實踐進行了莊嚴的辯護，體現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和勇氣。

　　孔慶東在序中說，“劉繼明是一個王蒙所說的‘學者化的作家’，是一個孔慶東所說的‘講道理的文人’。他有立場，但并不以立場標榜;他有學問，但并不炫耀知識或理論;他有才華，但更吝于筆下生輝，舌燦蓮花。他只是樸素地鋪排史實、洗凈污痕、凸顯邏輯、昭彰天理。有人說劉繼明是辯護，孔慶東說他是吶喊，而劉繼明自己可能全無這些概念，他不過是微笑著：  舉起了投槍。”

孔慶東|基于良知的吶喊——序劉繼明《辯護與吶喊》

　　劉繼明的這本新書，據說塬本取名《為中國革命辯護》，我對此不大贊同。

　　在我看來，第一，劉繼明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者」;第二，革命也不需要辯護;第叁，劉繼明的這些聲音，仔細辨聽，其實不過是基于良知的吶喊。

　　不論儒家意義上的「順天應人」的傳統革命，還是近世以來西方revolution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其泥沙俱下的滾滾洪流之中，必然存在許多可以指摘和抨擊之處。正如魯迅教訓一大票革命作家時所說：「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者往往偏取了魯迅的另外半句話，說革命畢竟「有嬰孩」。然而魯迅的話是應該全面理解的，有嬰孩就好好愛護嬰孩，但污穢和血，也要正視。特別是當革命時代遠去，成為一塊「飄逝的花頭巾」，檢討革命過程中的錯誤，盤點革命所帶來的痛苦，不僅是反革命額手稱慶的快事，也應該是革命者痛心疾首的良藥。刻意美化革命，其實正是幫了革命的倒忙，即使是發自真心的辯護，有時候也容易與「護短」界限不清，結果反而成了「低級紅」與「高級黑」。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造*反固然有理，可不等于任何造*反都有理，也不等于造*反的每個細節都有理。真正需要辯護的，不是那些造*反中的血污，而是那些血污中的嬰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看到了劉繼明的姿態跟眾多「低級紅」樂隊的截然不同。

　　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受碩士導師錢理群等先生的影響，我很注意這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史。在我看來，中國始自鴉片戰爭的一系列「近代衰敗」，與知識界喪失了王陽明所宣導的「致良知」，具有密切的關係。魯迅在成為「魯迅」之前的「周樹人」階段，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孤獨的吶喊。王陽明認為天地之心「只是一個靈明」，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大聲疾唿「掊物質而張靈明」。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從這個角度考察，亦可謂「改造國民靈魂」的吶喊史。而國民良知的重建，則是伴隨著辛亥革命、文學革命、北伐革命、土地革命等一部近現代革命史，逐步顯現端倪但同時又不斷「云霞明滅」的。在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中，從魯迅、郭沫若，到丁玲、姚雪垠，再到魏巍、浩然、陳映真……都為中國人民的良知重建，肩住了一道道黑暗的閘門。這些名家不論是偉人還是俗人，自然都有其可資議論質疑乃至批評調侃之所在，這也是我們進行學術研究的理所固然。但是，由于良知不滅則中國不亡的政治邏輯，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個接一個地被潑滿血污，遭受到布魯諾、伽利略的厄運。而那些污蔑與構陷，其手法之卑劣、邏輯之荒謬，已足為時代良知再次趨向泯滅之明證。劉繼明由一個「文化關懷」的小說家，自我擴展為一個「喚醒良知」的吶喊者，不過是對此觀察清晰之后，力挽狂瀾而不能的杜鵑一鳴爾。

　　我跟劉繼明無甚交往，對他的瞭解，一是來自他自己的文字，二是來自東看西看的對他的讚揚和批評。梳理這些文字之后，劉繼明浮出水面的形象，是一個王蒙所說的「學者化的作家」，是一個孔慶東所說的「講道理的文人」。他有立場，但并不以立場標榜;他有學問，但并不炫耀知識或理論;他有才華，但更吝于筆下生輝，舌粲蓮花。他只是樸素地鋪排史實、洗凈污痕、凸顯邏輯、昭彰天理。劉繼明的言說方式，不大象一個獲得多項文學獎的小說家，而更像一個語文老師——雖然講課娓娓道來，自成一派，但能不能hold住自己班上的學生，還是個未知數也。

　　其實孔子也hold不住叁千弟子，王陽明的心學也很快門庭冷落，魯迅散落在大地上的投槍，則被搜集起來，去其鋒、鈍其刃，逢五逢十祭拜一下。因此，就不斷需要有人走進無物之陣，去面對那些威風凜凜的旗幟：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

　　有人說劉繼明是辯護，孔慶東說他是吶喊，而劉繼明自己可能全無這些概念，他不過是微笑著：

　　舉起了投槍。

　　2019年4月15日

　　《辯護與吶喊》后記

　　劉繼明

　　收入這本集子的文章，皆為新世紀以來我發表的評論、隨筆、演講、訪談和對談，其中，《為中國革命辯護——讀曹征路〈重訪革命史〉》、《毀譽褒貶郭沫若》、《被「極左」的姚雪垠》、《我們怎樣理解浩然》、《革命者魏巍》、《七十歲知青，或「人民的修辭」——張承志讀札》諸篇，是近兩年我寫作的「革命后的革命——1949年后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和人物再反思」系列的主要篇章，因涉及到對長期被污名化的20世紀中國革命的思考和辨析，塬來打算以其中一篇文章題目為書名的，出版時才改為現在這個書名。

　　回顧我叁十多年的寫作歷程，前半段基本上屬于「純文學」，后半段(2000年后)則漸漸逸出純文學寫作，向思想文化及社會問題延伸，評論和隨筆的寫作漸漸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無論在物理還是心理上，我同主流文壇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這顯然與我的價值立場和寫作趨向密切相關，是一個「互相拒絕」的必然過程。我不僅沒有絲毫失落，反而有一種解脫之感。我這種心情，對于某些在體制內樂此不疲地爭名逐利，離開權位和厚賞就不知所從的人，肯定會覺得無法理喻。

　　1990年代中后期，當我的生活處于最低谷時，曾經在一篇隨筆中強調過生活的意義和寫作的意義的重要性。對我來說，生活如果降低為茍且偷生，寫作如果降低為牟取名利，失卻了超越其上的意義，我寧愿放棄寫作和生活。

　　現在，我再次感到了意義和信仰的重要性。

　　人如果沒有意義地活著，與畜類無異。比意義更高層次的是信仰。為了信仰而活著或死去，或承受孤獨、磨難與痛苦，對一個找到并堅守自己信仰的人來說，是一種光榮，而非恥辱。正是基于這種認知，我以一種「看似偶然」的方式，同那個正在加速腐敗和墮落的文壇「圈子」進行了徹底的決裂。

　　想到從此以后我將擺脫體制羈絆，開始一種真正自由的寫作和生活，我就像一條在污水溝裡待的太久的魚兒終于游到了大江大河那樣，感到無比的輕鬆。

　　感謝章張承志先生為本書題寫書名，感謝孔慶東先生慨然作序。感謝臺灣作家藍博洲先生，沒有他的熱情推薦，這本書不可能如此短時間在臺灣出版。

　　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沒有你們的陪伴，我也許會承受更多的艱雖。

　　也感謝那些以各種方式關心和支持我的人們。

　　2019年5月4日

　　喜歡的朋友可以加微信lkwjd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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