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良知的吶喊
——序劉繼明《辯護與吶喊》
孔慶東
劉繼明的這本新書，據說原本取名《為中國革命辯護》，我對此不大贊同。
在我看來，第一，劉繼明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者」;第二，革命也不需要辯護;第叁，劉繼明的這些聲音，仔細辨聽，其實不過是基于良知的吶喊。
不論儒家意義上的「順天應人」的傳統革命，還是近世以來西方revolution意義上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其泥沙俱下的滾滾洪流之中，必然存在許多可以指摘和抨擊之處。正如魯迅教訓一大票革命作家時所說：「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者往往偏取了魯迅的另外半句話，說革命畢竟「有嬰孩」。然而魯迅的話是應該全面理解的，有嬰孩就好好愛護嬰孩，但污穢和血，也要正視。特別是當革命時代遠去，成為一塊「飄逝的花頭巾」，檢討革命過程中的錯誤，盤點革命所帶來的痛苦，不僅是反革命額手稱慶的快事，也應該是革命者痛心疾首的良藥。刻意美化革命，其實正是幫了革命的倒忙，即使是發自真心的辯護，有時候也容易與「護短」界限不清，結果反而成了「低級紅」與「高級黑」。
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造*反固然有理，可不等于任何造*反都有理，也不等于造*反的每個細節都有理。真正需要辯護的，不是那些造*反中的血污，而是那些血污中的嬰孩。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看到了劉繼明的姿態跟眾多「低級紅」樂隊的截然不同。
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受碩士導師錢理群等先生的影響，我很注意這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史。在我看來，中國始自鴉片戰爭的一系列「近代衰敗」，與知識界喪失了王陽明所宣導的「致良知」，具有密切的關係。魯迅在成為「魯迅」之前的「周樹人」階段，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孤獨的吶喊。王陽明認為天地之心「只是一個靈明」，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大聲疾唿「掊物質而張靈明」。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從這個角度考察，亦可謂「改造國民靈魂」的吶喊史。而國民良知的重建，則是伴隨著辛亥革命、文學革命、北伐革命、土地革命等一部近現代革命史，逐步顯現端倪但同時又不斷「云霞明滅」的。在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中，從魯迅、郭沫若，到丁玲、姚雪垠，再到魏巍、浩然、陳映真……都為中國人民的良知重建，肩住了一道道黑暗的閘門。這些名家不論是偉人還是俗人，自然都有其可資議論質疑乃至批評調侃之所在，這也是我們進行學術研究的理所固然。但是，由于良知不滅則中國不亡的政治邏輯，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個接一個地被潑滿血污，遭受到布魯諾、伽利略的厄運。而那些污蔑與構陷，其手法之卑劣、邏輯之荒謬，已足為時代良知再次趨向泯滅之明證。劉繼明由一個「文化關懷」的小說家，自我擴展為一個「喚醒良知」的吶喊者，不過是對此觀察清晰之后，力挽狂瀾而不能的杜鵑一鳴爾。
我跟劉繼明無甚交往，對他的了解，一是來自他自己的文字，二是來自東看西看的對他的讚揚和批評。梳理這些文字之后，劉繼明浮出水面的形象，是一個王蒙所說的「學者化的作家」，是一個孔慶東所說的「講道理的文人」。他有立場，但并不以立場標榜;他有學問，但并不炫耀知識或理論;他有才華，但更吝于筆下生輝，舌粲蓮花。他只是樸素地鋪排史實、洗凈污痕、凸顯邏輯、昭彰天理。劉繼明的言說方式，不大象一個獲得多項文學獎的小說家，而更像一個語文老師——雖然講課娓娓道來，自成一派，但能不能hold住自己班上的學生，還是個未知數也。
其實孔子也hold不住叁千弟子，王陽明的心學也很快門庭冷落，魯迅散落在大地上的投槍，則被搜集起來，去其鋒、鈍其刃，逢五逢十祭拜一下。因此，就不斷需要有人走進無物之陣，去面對那些威風凜凜的旗幟：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
有人說劉繼明是辯護，孔慶東說他是吶喊，而劉繼明自己可能全無這些概念，他不過是微笑著：
舉起了投槍。
2019年4月15日
《辯護與吶喊》由臺灣秀威出版社出版，購書請加圖書服務部陳經理微信聯繫：
參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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