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底層的學術

 　　多年前，在韓小蕙的文章中讀到，加西亞·馬爾克斯多次來過中國，但每一次中國作家都與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失之交臂。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被中國作家視為文學神話，加西亞·馬爾克斯被中國作家奉為“文學教父”，但是，他來到中國卻像一陣微風掠過荒漠。不是加西亞·馬爾克斯錯過了中國作家，而是中國作家錯過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實際上，中國作家接受的不是加西亞·馬爾克斯，而是另一位他們想象中的文學大師。中國作家追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也是因為拉美文學作為第三世界文學在美國的大學獲得了聲譽。中國的文學翻譯通過美國的文學評價和大學課程介紹了加西亞·馬爾克斯和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在中國留下了一批病態的怪胎。那些自命為加西亞·馬爾克斯“私生子”的中國作家就好像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里布恩蒂亞家族長出了豬尾巴的后代。
　　一九七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智利詩人聶魯達，二十歲的時候出版了肉感哀艷的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在美國的支持下，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轟炸和攻占了總統府莫奈達宮，聶魯達的好友、民選總統阿連德倒在了血泊之中。在政變后十二天，聶魯達離開了這個世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加西亞·馬爾克斯發表了著名的《拉丁美洲的孤獨》的講演。作為出生在美國后院拉丁美洲和具有強烈政治性的記者和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長期“自愿流亡”。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不是離奇的幻想，而是對于現實的描繪。加西亞·馬爾克斯說：“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訴我們，現實中充滿了奇特的事物?！崩∶乐薜默F實是富饒的大陸，貧困的生活，單一的殖民地經濟，頻繁的軍事政變，而最強大的現實是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存在。
　　索颯在《豐饒的苦難》一書中提到，她在河南的一座小城鎮上曾經看到一條標語：“向外國學習！”這條標語頗有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中國的后主們曾經宣稱，時裝、購物中心、MTV、卡拉OK、衛星電視包圍著我們，將我們一把推進了后現代。而索颯的拉丁美洲研究，通過對玉米、土豆等拉丁美洲作物的考證，將我們帶入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索颯感嘆，外國問題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從來都有帝國主義幫兇和民族利己主義之嫌。學術的藩籬之內，對象國依貧富差別被分成三六九等。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們開始聽到“國際學者”這個名詞?！皣H學者”是隨著國際學術貿易而產生的，它顯示學術的身份和等級，帶有強烈的廣告意味。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里，所謂“國際學者”實際上是與歐美交往尤其是使用英語的學術活動家。索颯所從事的“拉丁美洲研究”似乎沒有進入“國際”的范圍和中國的視野，但是，卻帶來了不同的眼光。
　　索颯在《把我的心染棕》里寫道，“在這個崇尚英語，尤其是美式英語的時代，我與西班牙語相遇”，“走進了一塊反傳統意義上的‘新大陸’”。
　　語言是一個人的道路，也是一個人的命運。這個世界的游戲規則是英語制定的。西班牙語使索颯走上了一條不同的人文學術道路。西班牙文化創造了堂吉訶德這個有著高貴善感的心腸和天真浪漫的心靈的沒落騎士。在以英語為代表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現代世界上，堂吉訶德是帶有荒誕意味的追求正義的化身。在整個殖民主義歷史上，只有在堂吉訶德的故鄉西班牙出現了“征服戰爭是否有理”的爭論，從殖民者內部對殖民主義發出了詰問。格瓦拉可以說是當代的堂吉訶德。在他進入叢林之前留給孩子們的告別信中寫道：“你們應當永遠對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革命者最寶貴的品質?！倍柀柀柲辏S紀蘇編劇的《切·格瓦拉》在中國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一場地震。在某種意義上，格瓦拉成為失落的革命記憶和理想主義的一個符號和象征。索颯的《格瓦拉：永遠的懷念》一文最早喚醒了我們的這種文化記憶。我們曾為之深深感動，并且因此記住了索颯這個名字。我們都知道，西班牙曾經建立過嚴酷的宗教裁判所。但是，與此同時，按照張承志的說法，西班牙——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稱為安達盧斯——像“歐洲之家的壞孩子”，“它的每一項文化風俗都呈著異色的面相，每一個故事都糾纏著世界史的綱目”。它是“東方與西方的真正邊界”，包含了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張承志：《鮮花的廢墟——安達盧斯紀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版，6頁）。根據索颯的資料，創造了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他的祖先很可能是伊斯蘭文明在西班牙陷落后改宗的“新基督徒”。
　　一四九二年發生在西班牙的事變改變了世界，成為世界歷史重要的分界線。那年一月二日，穆斯林在伊比利亞半島的最后一個據點格拉納達陷落。在這座伊斯蘭名城陷落的同一年——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哥倫布踏上了加勒比海巴哈馬群島的華特林，以西班牙國王的名義宣布占領，命名為“圣薩爾瓦多”，即“救世主”，從此開始了對美洲印第安人漫長的征服，拉開了現代五百年殖民主義歷史的序幕。在格拉納達陷落后的第二年——一四九三年五月四日，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做出仲裁，以大西洋中部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以西一百里格的地方的經線為界瓜分了世界，該線以西的一切土地都屬于西班牙，以東的一切土地歸葡萄牙。這條分界線被稱為“教皇子午線”。在某種意義上，西班牙格拉納達的陷落和美洲“新大陸”的“發現”是同時發生的，它使人想起著名的“蝴蝶效應”。但是，我們往往只注意到后果而忽視了前因。張承志在《地中海邊界》中評論說：“一四九二年西班牙穆斯林王國首都格拉納達的落城，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個標志和界碑?！保◤埑兄荆骸睹@子的耳朵》，河南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220頁）一四九二年之前，沿地中海邊界的穆斯林世界，構成了東方的屏障。格拉納達陷落后，地球失去了平衡。
　　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遙遠的拉丁美洲僅僅意味著異國情調。在《豐饒的苦難》一書中，索颯提醒我們，我們對拉丁美洲的認識往往是西方目光的折射。她告訴我們，拉丁美洲不是一個純粹的地理概念，它更主要的是一個文化概念。一八三六年，法國人米歇爾·舍瓦利耶提出“拉丁美洲”的概念。一八五六年，哥倫比亞詩人何塞·瑪麗亞·托雷斯·卡依塞多在《兩個美洲》的詩中有意識地把拉丁美洲作為美國的對立面提出。與自承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殖民者的血統和文化的美國不同，混血的拉丁美洲將印第安人作為自己的母親。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但是，讀什么樣的書，走什么樣的路，是大有區別的。索颯走進拉丁美洲，不是通常學者們那種被安排好的舒適的官方路徑，而是依靠他們自己微薄的收入，一條自己探究的道路。從這樣不同的道路出發，產生了不同的視野，走向了不同的學術。索颯將改寫歷史視為自己的使命。女性主義認為，以往的歷史不過是男人的故事，而現代世界歷史是由西方白種男人編制的。在拉丁美洲，索颯沿著“奴隸之路”，尋找另類的歷史。她關心的是被壓抑的歷史。在他們的故事——白人和奴隸主的歷史之外印第安人、黑人的歷史和奴隸們的歷史。
　　在現代世界史上，一六八八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戰爭、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被濃墨重彩地書寫；然而，在這些“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里，印第安人、黑人卻被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美國開國的國父們許多都是奴隸主，黑人不過是國父們的“黑色財產”。用何塞·馬蒂的話說，他們“無情地在奴隸的脊背上簽署自己的自由文書”。一七九一年爆發的海地黑人奴隸起義宣布包括奴隸在內的每一個人都生而平等。海地獨立是繼美國獨立戰爭之后美洲第二場獨立戰爭。海地也是拉丁美洲第一個宣布獨立的國家。黑奴出身的杜桑·盧維杜爾深受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影響，決心將人權思想在奴隸的國家里變成現實，海地獨立后立即取締了奴隸制。但是，海地獨立革命卻遭到美國、法國、英國和西班牙等國家的聯合鎮壓和封鎖。一八〇四年海地宣布獨立后，美國拒絕承認，一八〇六年，美國國會禁止同海地貿易。獲得獨立的海地一開始就被西方文明世界孤立和囚禁。同時，這場真正徹底的獨立戰爭也被從世界歷史上無情地抹去。今天，針對革命后的古巴，這種禁運和囚禁在同樣延續著。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聯合國第三屆反種族主義大會在南非德班召開，會上要求為在殖民時期販賣奴隸的歷史道歉的提議遭到西方國家的普遍拒絕。

 　　索颯帶著“全球化進程中的拉丁美洲傳統作物”的研究計劃“潛入美洲”，遠離城市，接近底層。她沿著一條與殖民者征服的足跡恰好相反的道路，走進了拉丁美洲大陸的深處,寫下了另類學術的拉丁美洲筆記。對玉米、土豆等拉丁美洲作物歷史的考證是她接觸底層的重要途徑和方式。她認為，在人類發展史上，兩河流域的小麥、中國的水稻、瑪雅人的玉米和秘魯的土豆是四大文明支柱。然而，不同于小麥和稻米，玉米、土豆、紅薯等拉丁美洲作物，它們在食物中的身份就像印第安人在人類中的地位一樣低賤。這些身份卑賤、適應性極強的作物，在高山旱地隨處都可以生長。美洲作物的引進，引起了歐洲和亞洲大陸的巨大變化。土豆和英國的工業革命，玉米、紅薯與中國明清兩代的人口爆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根據何炳棣的研究，在水稻種植逐漸接近極限并受到報酬遞減規律影響時，玉米、紅薯、花生、土豆等美洲作物的引進引起了一場農業革命，對糧食產量的增加和人口的持續增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到一八〇〇年前后，無論在北方還是南方，紅薯都已成了窮人的主食。一八五〇年中國人口已經達到四億三千萬（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葛劍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〇年版，75、215、219頁）。賈雷德·戴蒙德認為，槍炮、病菌與鋼鐵，也就是征服、流行病和滅絕種族的大屠殺形成了現代世界。同時，他認為，糧食生產是槍炮、病菌與鋼鐵發展的先決條件(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二〇〇六年版，5、64頁)。因此，美洲作物在世界范圍內的遷移和扎根是一部重要的歷史。
　　在我們以往的印象中，當美洲被“發現”以后，在歐洲強大的“文明”之光照耀下，“野蠻落后”的印第安人就像露水一樣消失了。然而，實際上，美洲殖民是一個充滿著血和淚的漫長過程，延續著無盡的抵抗和反叛。一五三三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領了庫斯科，印加王國陷落，但是，印第安人大規模的抵抗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印加戰士戰死十萬人，西班牙人也付出了一兩萬人的代價。在西班牙人到達美洲以前，羊駝是美洲主要的負重工具。羊駝很溫和，但同時也很剛烈，充滿尊嚴。何塞·馬蒂把羊駝看做印第安人的象征。他說，秘魯的羊駝在被強加馱不起的重負時，就倒地死去，人至少應該像羊駝一樣懂得自尊。
　　在今天，抵抗和擺脫西方的學術規范是否可能？西方自由主義有一個根本上的問題，它建基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圣化，假定了現代民族國家不言自明的合理性，用完全是虛構的契約論構造了其正當性，抹去了現代民族國家暴力的痕跡?，F代民族國家是資本和國家權力的結合，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機器。它壟斷了所有合法的知識和暴力。它用絕對強大的暴力摧毀和收編了其他一切知識與權力。研究印第安人運動的費爾南多·加西亞在與他人合寫的《生存的權利：多樣化、民族特性與變革（印第安人與非洲裔厄瓜多爾人的法律人種學）》中對自由主義提出了有力的質疑：“西方的自由主義原則是可憎的，它規定不懂法律的人不能免于罪責。不懂什么法律？當然是國家的法律！但是，從原住民的角度，我們同樣可以說：先生們，你們不懂得我們的法律，因而同樣不能免于罪責?！保ā栋盐业男娜咀亍?，16頁）只在拉丁美洲，只有在被現代文明摧毀殲滅的印第安人中間，才能出現這種深刻有力的質詢。在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抗議運動成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重要一環。索颯在對這樣的質疑表示高度贊賞的同時，也對那些被資本和國家閹割、馴化的“學術”表達了強烈的懷疑和不滿。
　?。ā栋盐业男娜咀亍獫撊朊乐蕖罚黠S著，青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34.00元；《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索颯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2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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