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英文名為“Geography of the Manifesto”,原載David Harvey, 1998,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當代地理學中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spatial fix”在戴維·哈維的著作中通常與“地理轉型”（geographical transformations）和“非均衡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這樣的概念聯系在一起，通常是指資產階級通過地理擴張來緩解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策略，這里意譯為“空間轉移”。

[摘要] 本文從地理學的角度考察了《共產黨宣言》的當代意義，認為地理轉型和非均衡地理發展在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中的發揮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首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探討了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的空間維度，接著考察了資產階級用以緩解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空間轉移理論，最后從我們時代的立場出發批判性地考察了《宣言》的一些實際描述。

[關鍵詞] 《共產黨宣言》  地理學   全球化

我們今天所稱的“全球化”在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492年，如果不能追溯到更遠的話。長期以來，這一現象及其政治、經濟后果一直是評論的主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對1848年以前的情形進行了熱情洋溢的分析。他們的結論是，全世界無產者必須在斗爭中聯合起來，倘若他們想在世界舞臺上取代具有破壞性的資本力量，并建構一種能夠以更平等的方式實現其自身需要、欲望和愿望的政治經濟學。

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下這些話的革命年代以來，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幸運的是，《宣言》的作者直率地承認其自身形成的偶然性（contingency）。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德語版的前言中寫道，“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要隨時隨地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1952：8）。他們指出，如果說《宣言》已經成為歷史文獻，我們已經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那么，我們不僅有權利、而且也有義務以我們自身的歷史、地理條件來解釋它、補充它。他們追問道，“人的觀念、觀點和觀念，一句話，人的意識，隨著自身的生活條件、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能了解嗎？”（1952：72）

當然，在這個同樣是動蕩的、但絕非革命的年代里，《宣言》中的一些段落顯得有些離奇、過時，甚至會遭到某些社會主義者的反對。但是，如果思考一下它的當代意義，《宣言》的基本原理依然是正確的。

讓我們先思考一些熟悉的段落吧。這些段落依舊涉及了當代異化和意識的中心，尤其是它們已經在過去20年間的自由市場自由主義年代里獲得了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寫道：資產階級

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別的任何關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最神圣的情感，淹沒在利己主義算盤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替代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1952：44）

難道這不是極其準確地描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力量：它如此這般地腐蝕了當代教育、政治、社會事務和道德情感，以至于我們除了通過原教旨主義、神秘主義、個人虛無主義和自我異化來反對它之外，并沒有剩下什么選擇？難道我們不是隨處被“利己主義算盤”的“冰水”所包圍？接著，請我們思考下面的這段話：

資產階級如果不能使生產工具以及之相應的生產關系和全部社會關系不斷革新，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系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確定性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關系以及與之相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1952：45-46）

這段話的語言震撼力的確是令人欽佩的（隨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社會像一個巫師那樣，它“再也不能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了”）。

《宣言》也向我們指出了周期性地震撼社會基礎的危機的不可避免性，指出了這種危機所具有的“荒唐性”：在大量的急需滿足、但又未滿足的社會需要中存在著生產過剩；在富足中存在著饑餓；資產階級周期性地破壞著先前創造的生產力。事實表明，大規模的技術變遷完全改變了地球表面以及我們同自然的關系。但是，這些似乎同樣神奇的力量產生了失業、投資減少、甚至是資產階級所珍視的生活方式的破壞。那么，資產階級用什么辦法來克服這些危機呢？

一方面不得不破壞生產力，另一方面征服新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具有破壞性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愈來愈少的辦法（1952：50）。

資本主義的危機趨勢不僅隨處擴大了，而且還隨處加深了。

敏銳的地理學家將會立即詳盡地考察這種觀點的空間和地理維度。若仔細地考察《宣言》，你就會發現，關于地理轉型、空間轉移和非均衡地理發展在長期的資本主義積累歷史中的角色，《宣言》包含著一個獨特的觀點。《宣言》的這種維度值得進一步考察，因為它需要詳盡說明資產階級如何創造和破壞了自身活動的地理基礎（包括生態基礎、空間基礎和文化基礎），如何根據自己的設想創造了一個新世界。這是我在這里關注的主要矛盾。

一、空間維度

資本積累一直是一個意義深遠的地理問題。若沒有內在于地理擴張、空間重組和非均衡地理發展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在很久以前就不再發揮政治經濟體系的功能。把不同的領土和社會結構非均衡地嵌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不斷地尋求我在其他著作中（參見Harvey, 1982）所稱的解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空間轉移”——這兩個進程已經創建了資本積累的全球歷史地理學。這種分化在今天比其他的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并且，《宣言》在考察這些問題時的優點和缺點都值得注意。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這個問題的方式也值得審視，因為正是在這里，歐洲范圍的共產主義運動開始聯合，并試圖制定一個在引人注目的地理和文化分化中能夠發揮作用的共同革命議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非均衡地理發展和空間轉移問題的思路顯得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轉型和“全球化”等問題在他們的觀點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地理重組的潛在后果傾向于迷失在最終使時間和歷史凌駕在空間和地理之上的修辭模式之中。

《宣言》的第一句話就使他們的觀點局限在了歐洲，它的主題首先適用于這一跨國實體及其工人階級。這反映了如下事實：“各國的共產主義者”（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芬蘭語和丹麥語是這一文獻發表時所設想的語言）聚集在倫敦來制定一個工人階級的綱領。因此，這個文獻是歐洲的，而非國際性的。

但是，全球背景的重要性并沒有被忽視。讓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的革命變遷，同“美洲的發現和繞過好望角的航向”有關，同開辟了殖民地的貿易、打開了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有關。無疑，資產階級的興起是同它在世界舞臺上的地理活動和策略交織在一起的：

現代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同時，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愈是擴展，資產階級也就愈是發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資本，愈是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后面去（Marx and Engels, 1952：42-3）。

憑借這些地理手段，資產階級從外部繞過了地域性的封建力量，并從內部顛覆了這一力量。還是憑借這些手段，資產階級把（具有軍事、組織和財政力量的）國家變成了實現自身抱負的委員會。一旦資產階級上臺后，它就會部分地通過內部、外部的地理轉型繼續追求其革命使命。從內部來說，大城市的興起和快速的工業化使得城市統治了鄉村（同時，把后者從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種拯救出來，并把農民變成了下等階級）。城市化使生產力和勞動力在空間上集中，使分散的人口和財產迅速地轉變為最終在民族國家的法律和軍事機構中得到鞏固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伴隨著交通運輸體系、勞動的地域分工和城市基本設施作為資本積累的基礎而被建立起來，“自然力”慢慢地服從于人類控制。

但是，無產階級在工廠和城市里隨后的集中使他們意識到了他們的共同利益。以此為基礎，他們開始建立工會這樣的機構來表達他們的想法。此外，現代交通體系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聯系起來”，從而“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斗爭匯合稱全國性的階級斗爭”。這一進程使無產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為他們當中的每一個都服從于統一的資本統治。工人階級斗爭的組織以類似于資本行動的方式在集中、在擴散。

馬克思在下面的段落中詳細解釋了這種觀點。這一段落是如此著名，以至于我們很容易把它忽略掉，而不是仔細地閱讀它、思考它：

日益擴大的市場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通過世界市場的開拓，使每一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古老的民族工業已經遭受了破壞，而且每天都還在遭受破壞。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城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狹隘性越來越不可能，于是源于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Marx and Engels, 1952：46-7）。

如果這不是對我們今天所稱的“全球化”的精彩描述，它又是什么呢？我實在想象不出來。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又繼續寫道：

資產階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它低廉的商品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它迫使它們推行所謂的文明制度，也就是說，使他們變成資產階級。一句話，它根據自己的設想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世界。（Marx and Engels, 1952：47）

資產階級“教化使命”的主題在這里被提出來了。這段話也隱含了地理擴張力量的某種極限，它不可能無限期地永遠擴展下去。如果說資產階級的地理使命是階級和生產關系在日益擴張的地理空間上的再生產，那么，國內資本主義矛盾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活動領域同樣也將在地理空間上日益擴張。階級斗爭變成了全球性的，當然，這導致了著名的格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反資本主義革命和親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條件。

二、空間轉移理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憑空提出他們的觀點的。事實上，他們利用了長期的分析傳統。尤其是，他們似乎仔細閱讀了黑格爾的《權利哲學》，同時吸收了該書的優點和缺點。

黑格爾（1967：148-152, 278）在該書中提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可能是解決他所謂的“成熟的”市民社會之嚴重的、強大的內在矛盾的手段。一極是財富的日益積累，一極是陷入極度痛苦和絕望的“下等階級”的形成，這為無法通過任何的內在轉型（比如財富的重新分配）解決的社會不穩定和階級斗爭創造了條件。因此，市民社會因受其“內在辯證法”的驅使而“超越了自身的極限，并在物資不怎么充足或工業普遍落后的地區尋求市場和必要的生存資料。”它必須發現自己的殖民地，并讓它的部分人口“在新地區重返以家庭為基礎的生活”。通過這種手段，它“為新地區提供了自己的工業產品，以滿足它們的新需求”。所有這一切都受到了“贏利沖動”的刺激，而這種“贏利沖動”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風險，以至于工業“不再扎根于本國土地，不再局限于具有快樂和欲望的市民生活的小圈子……它包含了變動、危險和破壞的因子”。這顯然已經預示了《宣言》中的一些表述。

在簡要地概括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可能是市民社會日益激化的內部矛盾的解決手段以后，令人相當吃驚的是，黑格爾放下了這個問題。他使我們無法知道，資本主義能否通過某種“空間轉移”獲得短期或長期的穩定。相反，他轉而關注國家概念，并以此來實現倫理觀念（ethical idea）。這可能意味著，通過現代國家——內在轉型——來解決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既是可能的，又是盡如人意的。然而，黑格爾并沒有解釋，他所看到的貧困難題和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難題如何才能夠在現實中得以消除。那么，難道我們應該相信，這些特定的難題只有通過帝國主義才能夠得以解決？答案是模棱兩可的。如阿維納里（Avineri, 1972: 132）所指出的，“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只有在這里，他才提出了一個難題，一個懸而未決的難題”。資本主義難題的解決方案存在于福地或視野之外的其他空間，這似乎僅僅是一種可能性。

黑格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馬克思日后的思考，這可能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不過，恩格斯的確相信，“只有馬克思，才可能從黑格爾的邏輯中提煉出包含著黑格爾真正發現的內核”（Marx and Engels, 1980: 474）。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資本主義積累普遍法則時所使用的語言，同黑格爾在《權利哲學》中所使用的語言十分相似。在《權利哲學》一書中，黑格爾寫道：

如果大眾的生活標準降低于特定的生存水平——一種根據社會成員的必需品的多寡而自動調節的水平，大量的貧困人口就會產生。與此同時，這在社會等級的另一端會產生出一種極其有利于財富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條件（Hegel, 1967: 150）。

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寫道，

伴隨著資本積累，工人的處境會變得更壞，不管他的工資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與財富的積累相對應，它使痛苦的積累成為一種必要條件。因此，財富在一極積累的同時，就是痛苦、勞動折磨、奴役、忽視、野蠻化和道德墮落在相反的一極的積累（Marx, 1976: 799）。

這兩段文字有著驚人的相似。大量的歷史和現實證據表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甚至能夠證明：黑格爾偶然提出的、沒有邏輯支持和證據支持的命題，確實是正確的。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所描述的內在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倘若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它不可能從內部得以解決。倘若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不受到抑制和調節，它將耗盡、并最終破壞自身財富的兩種源泉——勞動者和土地。這就是馬克思的結論，他不僅僅想把這一結論強加給黑格爾哲學的信徒，還想把它強加給所有其他人。但是，為了使其論點能站得住腳，馬克思也不得不再次提出黑格爾曾經提出、但并未解決的空間轉移問題——某種在別處的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

依據這種觀點，《資本論》總體布局的另一個特征也很有意思。《資本論》第1卷最后一章涉及了殖民問題。乍一看，這似乎是一個多余的想法，因為馬克思在前面的章節中不僅宣布了要剝奪剝奪者，也宣布了資產階級的滅亡。但是，倘若根據黑格爾的觀點來看，這一章具有特別的意義。馬克思試圖表明，在資本的起源和性質這個問題上，資產階級如何憑借它在殖民地鼓吹的政策駁斥了自己荒誕的說法。在資產階級的解釋中，資本（猶如一種物）源于生產者自身勞動能力的充分運用，而作為商品的勞動力源于一種可以自由簽訂的社會契約：契約的一方是可以通過節約和勤儉生產剩余資本的人，另一方是不愿意這樣做的人。馬克思大聲疾呼，“這個美麗的幻想”在殖民地“破滅了。”“只要勞動者是自己生產資料的主人，他就能為自己積累；只要他能為自己積累，資本主義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不可能的。”資本并不是一種物，它是一種社會關系。它依賴于“自給自足的私有制的消滅，換言之，依賴于對勞動者的剝奪。”從歷史上看，這種剝奪“已經被記錄在野蠻的人類歷史中”。同樣的事實也表現在了殖民地的土地政策中，比如威克菲爾德在澳洲的土地政策：在此，私有制和國家的作用就是防止勞動者獲得自由，以便為資本主義剝削提供大量的雇傭勞動力。這樣，資產階級被迫在其殖民綱領中承認它試圖在國內隱瞞的東西：雇傭勞動和資本都是以勞動者無法控制自己的生產資料為基礎的。這就是“原始的”或“最初的”資本積累的秘密。

所有這一切與黑格爾懸而未決的問題之間的關系，需要我們作出解釋。如果勞動者能通過海外移民或邊緣地區返回真正沒有異化的生存狀態（建立他們的烏托邦），那么，資本主義對勞動供給的控制就會受到削弱。這種形式的擴張有利于勞動，但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馬克思在以后的著作中極其關注這個問題。他首先區分了兩種類型的殖民行為：

諸如美國和澳大利亞這樣的殖民地就是這樣的。在這里，大規模的農場殖民者并不是資本家，也沒有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盡管他們從宗主國帶來了一些資本。他們基本上是為自己勞作的農民，其主要目標首先是生產他們自身的生存資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僅僅存在于第二種類型的殖民地（種植園）中，商業投機一開始就存在于此，其生產是為了世界市場。（Marx, 1968：302-303）

在第一種殖民地中，

資本主義霸權隨處都與作為自身條件所有者的生產者的抵抗相沖突，因為這樣的生產者使用這一勞動的目的是為了使自己富裕，而不是資本家。這兩種截然對立的經濟體系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反映了二者之間的斗爭。如果資本家有其宗主國的支持，他就會設法通過武力清除建立在生產者獨立勞動基礎上的生產和剝奪方式。（Marx, 1976：716）

黑格爾極其重視的新的工業市場和工業領域，只能通過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及相應的占有他人勞動能力的復興而獲得。因此，產生勞動異化難題的基本條件又出現了。馬克思關于殖民的章節似乎排除了任何外在的“空間轉移”能解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可能性。顯然，馬克思被迫關閉了黑格爾略微打開的門，并通過否認殖民最終能解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而強化了他對徹底革命的召喚。

但是，這扇門并沒有被關閉。黑格爾的“內在辯證法”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空間解決方案隨處都能以正當的形式被重新提出。馬克思借助“現代殖民理論”這一章解決了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關注的生產問題。當馬克思要表明生產要求同產生了積累過度危機的流通要求相沖突時，他在第三卷中會如何做呢？兩極分化呈現出了這樣的形式，即一極是沒有被使用的資本，另一極是失業工人，并隨后導致了二者的貶值。這種危機的形成能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組而解決嗎？如我在其他著作中所表明的（Harvey, 1982），馬克思并沒有排除這種可能性：對外貿易和外部市場在其他地方的擴張、資本輸出、無產階級通過原始積累在其他地方的擴展，所有這些都能在短期內阻止正在下降的利潤率。但是，多長時間才算短期呢？如果它能持續許多世代，那么，這會對馬克思的理論及其在市民社會的心臟立即尋求革命轉型的政治實踐有什么影響呢？

如果工人也尋求自身的空間轉移，那么，結果又會怎樣呢？可見，馬克思被迫面對工人運動中日益增加的信念：通過移民逃到樂土，是解決他們痼疾的藥方。馬克思在1848年致伊加利亞的公開信中（轉引自Marin, 1984），他不僅指出，任何新的社會組織的基礎都必須存在于某地，即存在于歐洲，而且，試圖逃到一個烏托邦注定是要失敗的。他還指出，移民們“在伊加利亞內很容易受到自身教育之錯誤和當今社會之偏見的影響，而這些錯誤和偏見是不可能根除的”。國內糾紛很容易受到敵對的國外勢力的利用。此外，通過分工和環境條件中的激進變遷而強加在工人身上的壓力，急需一定程度的激情和投入，而這種激情和投入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注定要減弱。馬克思繼續敏銳地指出，“僅有幾百萬人并不能建立和維持一個公有的生存狀態，如果他們不具有一個絕對獨特的和宗派的性質的話”。當然，這些都恰恰是導致伊加利亞移民區在美洲失敗的原因（參見Johnson, 1974），從而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馬克思的結論：

對于實現了個人自由原則的共產主義者（當然也包括伊加利亞成員），一個公有財產的社區，如果沒有一個轉型時期，也就是說，如果在實踐上沒有一個個人財產逐漸轉變成社會財產的民主轉型時期，猶如要收割沒有種植的莊稼一樣是不可能的。 

對于工人而言，尋求烏托邦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空間轉移不可能僅僅有利于他們而不利于資本。

三、《共產黨宣言》地理學的若干問題

《宣言》中的地理要素在隨后的評論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當它成為關注的焦點時，它在政治行動方面通常被認為是沒有問題的。當我們回顧這種觀點時，這意味著一個雙重的反應。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不管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還是從當前的視角看，地理的調整和重組、空間策略和地緣政治要素、非均衡地理發展等等，是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動力學的關鍵特征（《宣言》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同樣必須認識到，階級斗爭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并且社會主義的動力必須考慮地理現實和地緣政治的可能性（《宣言》在這個問題上的傾向是輕描淡寫）。其次，我們必須認識到《宣言》實際描述中存在的問題，以便對如下問題提出一個更實際、更準確、政治上更有用的理解：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的地理維度如何在維護資產階級力量和抑制工人權益和抱負方面發揮并將繼續發揮根本性的作用？

如下所述，我將在很大程度上把第一個反應視為“既定的”反應。盡管列斐伏爾（Lefebvre, 1976）的評論或許有些夸張，我想，他關于資本主義僅僅“通過占有空間和生產空間”就能在20世紀生存下來的評論還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同樣的話語說在21世紀末，那將是一種諷刺！

在此，我將主要對《宣言》中的實際描述作一批判性的考察。我這樣做時主要是從我們時代的立場出發，而不是從1848年的觀點出發（盡管如我偶爾所表明的，即使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宣言》中的一些觀點也值得商榷）。在這一進程中，我試圖脫離黑格爾的觀點來單獨考慮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的時空發展。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提煉出《宣言》地理學的七個方面來加以評論。

1．把世界劃分為“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至少是犯了年代誤植的錯誤（anachronistic）。與之相伴的資本積累的中心－邊陲模型至多是一種粗糙的概括，有時會造成誤解。好像是聚集在某一中心位置（英國或歐洲）的資本正在向外部擴散，以至于包圍其余的世界。這種觀點似乎源于馬克思完全接受了黑格爾的目的論——在目的論的歷史進程中，空間好像是一個被動的容器，它從中心開始，向四周擴散，然后填滿整個器皿。資本主義究竟產生于何地？它究竟是產生于一個地方，還是同時出現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這類的學術爭端似乎沒有達成共識的跡象（參見Blaut, 1977; 1993）。撇開這些難題不說，資本主義隨后的發展，并沒有完全包含在這種擴散主義的思維方式中。盡管有些例子表明，資本從中心流向了邊陲（如剩余資本在19世紀后期從歐洲流向阿根廷或澳大利亞），但是，這種描述與明治維新后日本的實際情況不符，與當今先后發生在南韓和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符：這兩個國家都在進行某種形式的國內原始資本積累，并把其勞動力和產品投放到全球市場。

資本積累的地理學應該得到比《宣言》提供的擴散主義概括更準確的認識。問題不在于描述的概括性本身，而在于它沒有提出非均衡地理發展的理論：這種理論有助于我們描繪出工人階級形成和階級斗爭在歐洲和全球范圍內的動力。馬克思在日后的著作中部分地糾正了這一錯誤。《宣言》中至少有一種暗示：我們應該更加辯證地理解資本在占有和掠奪全球財富的商業活動中的起源。

更抽象地理解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空間/地點辯證法也是十分有用的。地點、地區、區域如何在不斷變化的空間關系中演進？例如，不同民族國家（或其他主權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已經與市場在不斷變化的空間關系結構中的位置交織在一起。同樣引人入勝的是，那些不容易使用空間力量來阻止封建主義的民族國家（如20世紀的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如何走上法西斯主義的？

2、《宣言》正確地強調了通過交通工具的革新和投資來減少空間障礙的重要性，因為交通工具對于資產階級力量的增加和維持是至關重要的。這種觀點表明，這是一個持續的、而非業已完成的進程。如《宣言》后來所指出的，“通過時間來削弱空間”深深扎根于資本積累的邏輯，它在具有資產階級時代歷史地理學特征的空間關系中（從收費公路到鐵路、高速公路和空中旅行再到虛擬空間）產生了一個持續的、然而通常是曲折的轉型。這些轉型削弱了（通常與封建主義相連的）空間的絕對性，強調了空間關系和地方優勢的相對性，從而使李嘉圖的貿易比較優勢學說成為一個高度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問題。此外，商品流的空間軌跡同資本流、勞動力、軍事優勢、技術轉讓同信息流的關系不得不加以描繪。在這方面，《宣言》并沒有錯誤，只是它準確的陳述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3、或許，《宣言》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忽視了世界性的地域組織，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區域性組織。比如，如果國家必然要成為“資產階級的執行委員會”，那么，國家不得不在地域上加以劃分、組織和管理。《宣言》對這個問題的描述是頗具煽動性，只是過于簡單了。財產的集中和資產階級進入政治舞臺使得“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具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的階級利益和統一關稅的國家”（Marx and Engels, 1952：48）。

如果說主權獨立國家的共存權利早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時就作為一個歐洲準則而被確立，那么，這一原則在全球的普及，猶如民族國家形成的國內進程一樣，卻經歷了幾個世紀。在1848年，“統一”（lumping together）僅僅出現在德國和意大利，世界的許多其他地區到現在還沒有實現這樣的統一。19世紀是地域劃分的偉大時期（絕大多數的世界邊界都是在1870－1925年間被確立下來的，它們大多是由英國和法國單方面劃分的）。國家的形成和統一卻要在地域劃分很久以后才會出現，它是一個長期的進程，通常是一個不穩定的問題（在非洲尤其是這樣）。只有在1945年以后，非殖民化進程才使國家形成在世紀范圍內極其接近《宣言》所設想的簡化的模型。此外，由于交通工具的革新、非均衡的階級斗爭動力和非均衡的資源儲藏而引起的相對主義意味著，地域輪廓不可能長期保持不變。商品流、資本流、勞動流和信息流都使世界的邊界模糊難辨。偶然性（包括地域重新組合和重新劃分的階段）在此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而顛覆了任何簡單的目的論的解釋（這種源于黑格爾的目的論，總是出現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關于未來的觀念之中）。

4、當然，國家是眾多的影響積累和階級斗爭動力的調節機構（mediating institutions）之一。貨幣和金融也應該受到重視。在這方面，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宣言》之所以對此避而不談，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宣言》的作者尚未從根本上洞察到貨幣、生產、商品交換、分配和生產之間的辯證關系。或許，原因始終就是，《宣言》的作者無力同時面對當時兩股激進的思潮——圣西門的空想社會主義和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前者把資本的聯合和信用的集中視為問題的解決方案，而后者則強調去中心化和強烈呼吁成立工匠和小商品生產者的信用合作社。我們可以把世界貨幣解釋為某種普遍價值的再現。這是一個功能主義的、非辯證的看法。在此，價值作為一種高高在上的觀念，猶如民族觀念一樣，似乎凌駕于個體活動之上。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世界貨幣有了不同的看法，他把貨幣視為價值的再現，這種價值源于物質活動（具體勞動）的特殊性和價值（抽象勞動）的普遍性之辯證關系。當然，具體勞動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而抽象勞動獲得的條件是，商品交換變得如此廣泛和普遍，以至于成了一種正常的社會行為。但是，有些機構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進行著調節。中央銀行、金融機構、交換制度、國家支持的地方貨幣等等，就這樣變成了強有力的調節機構，它們在世界市場上貨幣的普遍性和在我們周圍進行的具體勞動的特殊性之間進行著調節。當力量在日元、馬克和美元之間轉變時，或者當新的機構（如1945年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開始扮演新的調節角色時，這些調節機構也會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

這里的問題是，地方和特殊條件同在世界市場上獲得的價值的普遍性之間的關系總是難以確定的，這種國內關系會受到通過某種獨立力量獲得的組織結構本身的影響。這些調節機構總是具有地域性的基礎和偏見。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某些種類的具體勞動和階級關系的產生，甚至有時能夠通過對資本組合（capital assembly）和資本流的控制而決定非均衡地理發展的模式。考慮到歐洲銀行和金融在19世紀40年代的重要性（羅特希爾得家族就在1848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考慮到圣西門政治經濟理論（聯合資本能夠改變世界），即使“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特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Marx and Engels, 1952: 75）是《宣言》主要的政治提議之一，忽視對貨幣和金融機構的分析也是不可思議的。隨后系統的論述（參見Harvey, 1982）雖然有助于闡釋這個問題，但是，僅僅零星地、附帶地對待金融資本和貨幣資本在組織資本積累的地理動力方面的作用，可能是《宣言》無心的和不幸的遺產之一（從希爾夫丁的經典著作在1910年問世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幾乎沒有著作涉及這樣的主題）。

5、《宣言》指出，資產階級革命使農村屈服于城市，工業化和快速城市化進程為更加統一的工人階級政治奠定了基礎。這一觀點是極其重要的。歸根結底，它要說明的是，空間組織的產生并非與階級斗爭無關。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無論我們怎樣批判《宣言》對這些動力的概括。《宣言》提供的描述是這樣的：

無產階級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產者作斗爭……在這個階段，工人們還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群眾，他們因相互競爭而被分裂。廣大工人群眾的團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但是，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愈來愈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個別工人和個別資產者之間的沖突愈來愈具有兩個階級的沖突的性質，工人開始成立反對資產者的聯盟（工聯）……由現代工業所創建的日益發達的交通工具便利了工人的團結，這種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聯系起來。只要有了這種聯系，就能把許多性質相同的地方性的斗爭匯合成全國性的斗爭，匯合成階級斗爭（Marx and Engels, 1952：54-55）。

對19世界的大部分時間而言，這種描述指出了階級斗爭發展的共同道路。即使在20世紀，我們也能找到許多類似的例子（南韓的工業化就是一個典型）。但是，說這是一個有用的描述性概括是一回事，說在邁向社會主義的旅途中，階級斗爭必然要經歷這些階段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我所指出的，如果它可以令人信服地被解釋為空間組織在階級斗爭動力學中的非中立性，那么，它表明，資產階級可以采取分散的、分而治之的空間策略在地理上瓦解直接威脅其生存的階級力量的上升。《宣言》接著上面那段話繼續指出：“無產者組織為階級，從而組織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于工人的相互競爭而受到破壞”（Marx and Engels, 1952：55）。許多例子表明，資產階級的策略達到了那種效果。在19世紀晚期的美國城市中，制造業從中心向郊區分散，以避免無產階級集中的攻擊。這種生產進程在空間上的分散策略，已經成了資產階級增強自身力量的強有力的武器。國際工人之間的競爭不僅使資本主義優勢增強，還導致了工人階級運動內部的地方主義和民族主義難題（第二國際在一戰時的立場就是最著名的例子）。或許，我們可以公正地說，工人運動更加擅長控制地方性的和地域性的力量，而不是空間狀態，其結果是，資本主義已經使用自身先進的空間策略擊敗了地方性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最近，資產階級通過“全球化”從地理上和意識形態上對工人階級力量的威脅，就證明了這一論點。盡管所有這一切并不與《宣言》的基本觀點相背離，然而，它有別于《宣言》中對階級斗爭動力的實際概括。

6、貫穿《宣言》的一個基本假設是，革命行動的動力主要是快速城市化的工業無產者。即使在那時，忽視農村運動、農業運動和農民運動的革命潛力似乎是草率的（托爾普德爾蒙難者就是農業工人，他們想在多西特結合成一個團體，不料盡管費進了力氣還是被放逐到了澳大利亞；許多法國農村在1848年也擁有很高的革命熱情，這使他們在法國大革命中成為一個主要的行動者）。隨后的農民斗爭和游擊戰的歷史——更不必說又小商品生產者、種植園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在農業領域進行的斗爭了——使我們不得不討論宣言的中心命題：革命行動（再行動）的潛力的哪里？

7、這使我們進入了《宣言》遺產中最有問題的要素：“無產者”和“勞動力”在極其多樣化的地域范圍上的同質化。盡管“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樣的標語依舊可以視為對資本積累的全球化策略唯一恰當的反應，但是，理解和形成這一反應的方式卻值得批判性的審察。這一觀點的核心是，現代工業和雇傭勞動使無產者失去了“任何民族特性”。因此，

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領導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雖然這里所說的“民族的”一詞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個民族。

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于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對立日益消失了。

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他們更快地消失。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

人對人的剝削一旦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旦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Marx and Engles, 1952：71－72）。

這里的設想是很好的，但基本上是一廂情愿。《宣言》至多溫和地承認，社會主義上臺后所要采取的初步策略 “當然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它也指出，政治觀點在一種情景轉移到另一種情景時會產生怎樣的難題——德國人采取了法國人的觀點，把它們引入到自身并不太成熟的情景中，從而創建了馬克思所批判的那種德國社會主義（82－83）。因此，在實際的政治世界中，必須注意非均衡的物質條件和當地環境。《宣言》的最后一部分指出，法國、瑞士、波蘭和德國的政治條件各有不同。在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言，共產主義者的任務是，把這些事業統一起來，在差別中尋求共性，進行有助于世界工人團結起來的運動。但是，在這樣做時，我們應該大力借助根除和破壞地域忠誠和紐帶的資本的力量，只有這樣，才會一帆風順。

在我看來，我們有兩種方式理解“無產者和勞動力的同質化”同當代狀況的關系。一方面，《宣言》正確地指出，抵制資本主義、邁向社會主義的唯一方式是通過全球斗爭，在這種斗爭中，全球工人階級陣營在以逐步的方式從地方到民族再到全球得以實現后，獲得了實現自身歷史使命的重組的力量和表現。在此，共產主義運動的任務是，想方設法找到把各種極其分化的、通常是地方性的運動轉變成某種共同的目的（試比較Moody, 1997; Herod, 1997; 1998）。第二種理解是相當機械的。通過資產階級的進步，通過工人階級及其政治抱負和運動的去地方化和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民族差別和分化將自動消失。共產主義運動的任務就是，準備和促進資產階級革命，教育工人階級意識到他們的真正處境，并在此基礎上激發他們建設新社會的革命潛力。這種機械的理解在我看來是不正確的，即使《宣言》本身能能為之找到一些實際的基礎。

《宣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這樣的假設：資本主義工業和商品化將導致工人階級的同質化。當然，這在某種程度是正確的，但是，它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同時將會導致工人的分化：一是通過發展資產階級明確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二是借助把市場選擇原則轉化為團體分化的機制。其結果是，把所有的階級、性別和其他社會差別方式插入資本主義的地理圖景中。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和民族差別不能理解為某種古代秩序的殘留。它們不會自動消失。它們是通過資本積累和市場結構日益分化的力量而被主動地生產出來的。由于階級斗爭的機制，也由于服務于自身的勞動和資本的力量，地域忠誠激增，它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強化。階級斗爭很容易在地理上轉化成一系列零碎的共產主義利益，很容易被資產階級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滲透機制所利用。

在通過雇傭勞動和市場交換得以實現的普遍同質化的范圍內，《宣言》低估了資本分裂、分離和分化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資本吸收、轉化、甚至惡化古老的文化差異方面的力量，低估了資本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動員力量，它同樣低估了通過地域組織動員勞動的力量。這是極其危險的。共性和差別的辯證法并沒有在《宣言》中的描述所暗示的那種意義上實現，即使其“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潛在邏輯和號召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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