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經濟自由主義的終結？

金觀濤

五年以前，王小強寫的論文〈投機賭博新經濟的挑戰〉論文引起我的注意。除了其觀點新穎之外，對于長期從事思想史研究的我，印象深刻的是小強寫論文時的感受﹕他被自己的新發現所震撼。正如小強所說，他當時寫得直冒泠汗，有一種「察見淵魚者不祥」的感覺。

作為中國80年代啟蒙時代的過來人，是很容易體會小強的恐懼的。自文革結束以后，市場經濟被認為是可以不斷解放生產力的工具，市場機制不僅是正當的，而且該正當性還是被科學證明了的。現在，小強突然發現，市場經濟正在把人類社會鑄造成一超級賭場。賭博從來是不道德的，也和解放生產力無涉。20年來對市場機制無條件的肯定終于被自己帶來的后果異化﹕黃﹑賭﹑毒的幽靈和恐怖主義一起正在人類頭頂盤旋。

中國人對上述觀點的反應我是熟悉的，人們爭論的重心是該觀點是否言過其實，而不會對市場變成賭場將構成巨大挑戰本身有異議。但對于西方自由主義者，小強的問題則很難成立。因為市場經濟的正當性從來不是從它的效果或如何符合科學來證明的。自從休謨（David Hume）發現「實然」不能推出「應然」以后，某種社會行動是否正當的論證必須從道德的基礎而不是事實（效益）來判斷，這已成為正當性論證的金科玉律。市場經濟的正當性來自個人權利，即正因為個人權利是正當的，個人將他擁有的東西和其它人交換自然是正當的，故市場經濟是正當的，計劃經濟則不是。

面對小強的觀點，自由主義不但不會有任何困惑，反而振振有詞﹕賭博又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人人熱衷于賭場，甚至吸大麻逛紅燈區，這只不過是在行使他的個人權利而已﹗西方哲學家將個人權利這種不等同于道德的正當性的出現視為現代性之基石，認為正是該價值把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區別開來。近年來這種觀點在中國當代思潮中引起越來越強的回響，在個人自由的名義下，社會道德底線不斷下降。我們甚至聽到「不道德的經濟學」的說法，中國人將不等同于道德的正當性誤以為以不道德為正當。這確實是「白馬非馬」論的當代版。

撇開中國式經濟自由主義的淺薄，上述極端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政治哲學自有它的道理。如果說，本書只是發現賭博成為全球化經濟之主體而有違于中國人對市場經濟正當性的論證，這只是說明當代中國文化中關于正當性觀念不同于西方，它充其量只為多元現代性存在提供了新的例證。事實上，正如一些西方國家所做的，只要把賭博納入嚴格的法律管制之中，該行為是可以接受的（金融市場不正是比賭場受到更嚴的法律管制和社會監控嗎﹖）。然而，令人注意的是，最近小強根據以前的論文寫成的一關于《投機賭博新經濟》的專著。該書大大豐富了他在五年前論文中的觀點，得到驚心動魄的結論，這就是今日全球市場經濟是不穩定的，它即將崩潰。

小強從賭博行為的結構出發，證明維系經濟系統供求均衡的宏觀和微觀調節機制均不再有效。本來「貴賣賤買」是市場達到供求平衡的基本機制，而在賭博經濟中被索羅斯「反射性」原理取代，成為「追漲殺跌」。本來利率和準備率是調節貨幣供給的有效手段，而在賭博經濟中該手段不再是控制流通貨幣總量的杠桿。

小強用如下四個環環相扣的命題構成本書論證的邏輯﹕

一、根據統計數據，80年代以來股價統計平均已遠遠超過股息現值，這說明股票交易和真實的生產過程已無關系。而且全球化的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比重愈來愈大。

二、金融市場成為賭場，社會生產對資金需求的信號已完全被賭博過程掩蓋。

三、賭博心理將使市場機制中宏觀調節和微觀調節的看不見的手失效，市場經濟將不再存在著均衡。

四、一旦保持市場宏觀的供求平衡的機制不再存在，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社會有效需求不足（供給遠大于需求）的狀態將再次出現。全球市場經濟將再次被歷史上發生過的經濟危機摧毀（它表現為金融體系崩潰和不可控制的通貨收縮）。

小強的觀點是否正確﹖即上述四個邏輯環節是否是真的存在或者已在當下的經濟生活中初現﹖對此我表示懷疑。我寧可相信，小強只是從現實生活的切實感受得到上述猜想，而不是用邏輯和用統計分析得到這些結論。但是，無論該觀點是否正確，它的提出卻在我們時代具有重要意義。它使我想起20世紀中葉博蘭尼典范（Polanyian paradigm）。

博蘭尼（Karl Polanyi）認為，正是市場調節內在的缺陷（如把勞動力變成商品）注定了19世紀第一次全球化的失敗，它導致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博蘭尼稱之為「社會對市場的反抗」。博蘭尼曾將放棄金本位制度視為第一次全球化的解體的象征。他在其名著《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一開始就這樣寫道﹕

十九世紀的文明建立在四個制度之上。第一是霸權均勢制度，它在整整一個世紀內防止了霸權之間長久而毀滅性的戰爭。第二是國際金本位制，它象征著一個獨特的世界經濟組織。第三是自我調節的市場制度，它造就了前所未聞的物質繁榮。第四是自由主義國家。……在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最具關鍵性﹔它的崩潰是這個大變動的近因。

這里，博蘭尼所說的大變動即第一次全球化的終結和極權主義社會的興起。1 無獨有偶，根據小強的分析，金融市場向投機賭博之轉化，亦始于1972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因此，從博蘭尼典范的命運來檢查小強的觀點是具有啟發性的。

隨著對長19世紀﹑短20世紀整體研究的深入，學術界對博蘭尼典范的評價日趨客觀。在今天看來，博蘭尼的大多數整體論的分析是站不住腳的，或應該被更準確的觀點取代。我認為，博蘭尼真正貢獻或許在思想史方面，即他發現了經濟自由主義的起源，而不是找到了第一次全球化終結的原因。

正如博蘭尼所說，19世紀開始的第一次全球化的思想基礎 — 經濟自由主義并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產物，也不代表對市場機制的正確認識，它只是19世紀初被創造出來的觀念。事實上，經濟自由主義作為法國大革命所催生的19世紀意識形態之一，是和馬克思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同時壯大的思潮。在某種意義上，它只代表了對經濟發展導致兩極分化（貧困問題）反思的一種結果。事實上，當經濟自由主義不能回答愈來愈多的社會問題時，它就迅速被其它意識形態 — 如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民族主義或馬列主義壓倒。全球化的市場經濟在解體之前已先失去了自己的正當性。

眾所周知，對第一次全球化的巨大打擊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于馬列主義在俄國的勝利和納粹德國的興起。也就是說，

第一次全球化是被民族國家之間戰爭和新意識形態統治摧毀的。如果撇開經濟談政治思想，其背后正是新意識形態（馬列主義和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民族主義）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勝利。如果說20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第二次全球化難逃19世紀第一次全球化的宿命，必定也是從經濟自由主義衰落開始的。我想，小強的觀點值得我們深思之處，正在于他指出了當今經濟自由主義的盲目性，它再也不能解決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甚至對全球化的經濟進行解釋了。因此，小強著作的真正意義是證明了經濟自由主義的虛妄，而不是市場經濟的終結。

但是，即使經濟自由主義今天再次受到挑戰，但有一點是和上一次全球化危機完全不同的，這就是今天我們完全看不到可以和它匹敵的新意識形態。事實上，經濟自由主義的第二次興起不僅是計算機芯片﹑網絡信息時代的產物，還是馬列主義指導的社會主義實踐失敗的結果。正是基于烏托邦的破滅，當代人寧可生活在被證明是錯的經濟自由主義之中，而拒絕其它新意識形態。換言之，市場社會之不可抗拒，并不是它本身如何有力，而在于思想和理想的死亡，人類失去了整體改造社會的力量。

未來又會如何﹖我不知道。然而，「知道我們不知道」也許正是這一代人深刻之處，亦是當前全球化的中流砥柱。

我和青峰早在70年代末就認識小強。80年代的啟蒙運動中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六四以后，我和青峰流亡海外，小強亦到外國讀書，從此脫離大潮。在這利欲滾滾的市場社會中，我們和小強都是被排斥的局外人，今天都寄居在當代大都會 — 香港。在某種意義上，大家都是被逐出精神家園的流亡者。也許，作為流亡者，我比小強更為徹底也更為絕望。因為我知道80年代的精神家園已被摧毀，我們已永無重返之可能，小強因不能割斷和精神家園的聯系比我更為痛苦。我們觀點雖不盡相同，但卻能比很多人更容易溝通和了解。在互相評批中也達到對自己的嘲諷，并在無奈中憾慨這一代人的老去。小強的痛苦使我想起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一文結束時的名句，現抄在下面以自省﹕

有人從西珥不住的大聲問我﹕「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的啊﹗黑夜還有多久才過去呢﹖」守望的人回答說﹕「黎明來到了，可是黑夜卻還沒有過去﹗你們如果再想問些什么，回頭再來吧」。2

我們都意識到這一代人應該為歷史留下一點東西。小強的寫作圍繞著經濟，而我感興趣的是歷史和哲學，想不到今日居然有了交集，這就是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思考。但愿小強的質疑是多余的或錯誤的，人類可以長治久安地生話在這史無前例的太平盛世，用shopping和玩股票打發無聊的歲月。  

 金觀濤

2007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學

¹ 博蘭尼﹕《巨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第59~60頁。